刘小兵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句话若用在学术研究上，可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和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的确立与完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热衷于书写文学史，诸如诗史、词史、赋史、小说史或戏剧史等。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关成果汗牛充栋。21世纪以来，各类“学术史研究”则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如《诗经》研究史、《楚辞》研究史、诸子研究史、《文选》研究史、《文心雕龙》研究史以及陶诗、杜诗、苏词研究史等，不一而足，纷纷被纳入“千年更始，世纪回望”的学术视野。这其实也正符合学术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新千年伊始，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走过了一个世纪，有必要加以回顾与展望。对学术史研究的热情关注与不断拓展，承载的是一代学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追求。

同济大学刘强教授的《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一书便是在上述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中诞生的成果。《史论》是一部学术史性质的论著，于2019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40万字，有史有论，史论结合，颇具创新与开拓意义。该著绪论从《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的成书及影响谈起，为读者勾勒了一幅“世说学”研究史的画卷。同时，该著也间接回答了“世说学”研究如何继往开来这一学术命题，为当下方兴未艾的“世说学”研究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该著值得关注的是纵横贯通的学术史意识以及史论结合的书写方式。通读全书，可见其纵向的贯通意识，如该著从成书及影响谈起，然后将1500多年的研究史纳入考察视野，可谓贯通古今。章节与章节之间以及章节内部，又体现出“比较的、联系的”意识，对于每个时代都找出代表性成果，一一加以述评、考辨。全书纵横交织，构建了一幅相对完整的“世说学”研究史图景。而在具体的个案研究过程中，亦不失时机地品评得失，发表个人见解。该著的撰写思路正如其“后记”所说：

本书的写作，颇有一些自加难度的意思，私心总想摆脱文学史或小说史的通常视域，而试图在文化史、思想史甚至心灵史的观照之下，尽可能地拓展“世说学”的认识疆域与阐释空间。……最初的对于“史”的描述已经不能让我满足，因而不得不诉诸于更为繁难的“论”。尤其是，每当发现前人研究中的疑点和疏失时，似乎也很难做到视若无睹和无动于衷，当初在“引论”中未曾充分发挥的探索欲时常冒进，难以遏止。于是，“史”和“论”之外，又不时辅之以“考”与“辨”；而基于“史实”的“事实判断”，也不得不让位于基于“史识”的“价值判断”。

例如，关于《世说新语》的成书问题，面对前人“义庆独撰”或“成于众手”等诸多说法，刘强指出：

在《世说》的编撰过程中，刘义庆绝非仅仅是袖手旁观的挂名“主编”或“总编辑”，而是“笔削自己”的“第一作者”，其对《世说》之编撰体例、思想趣味及整体风格，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他认为不可忽视刘义庆才是《世说》最重要的编撰者这一问题。同时，对书名、版本、卷次及门类这些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综合前人，再做考论。又如，在宋代“世说学”一章，强调汪藻为自刘孝标以来《世说》研究的最大功臣，对汪藻《世说叙录》及《考异》的予以详细介绍，并结合汪藻二书以及同时人相关文献，探明宋初《世说》版本流传之大要。然后梳理宋代《世说》文献中的家藏本、相关笔记小说、《世说》校注以及各种仿作，既勾勒出宋代“世说学”的概貌，又不乏扎实的考辨。同时，该著的学术价值还在于发掘、整理、评述了每一个时代相对重要的“世说学”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被当代学界遗漏或遗忘的。如历代关于《世说》的注家甚众，南朝一般人只关注刘孝标注，而史敬胤的选注亦功不可没；至近现代，刘盼遂、余嘉锡等人常为后人称道，而李审言、沈剑知等人则近乎被遗忘或忽略。刘强用心搜求原始资料，举证剖析，从而充实、完善了关于“世说学”校注系统的历史链条。

其次，该著给人启发的是多元观照的研究路径。全书从文学、历史、哲学、美学等多角度展开对“世说学”研究史的回顾与总结，其中又不乏人本主义、人文情怀的观照，可谓一次“汇通研究”的展示。例如，该著绪论在探究《世说》成书的文化渊源时，采取“深从六艺溯流别”的路径，原始要终，洞流索源，认为史传、子书、志人小说、玄学及清谈为其整个的文化土壤。此宏观视野远比局限于文体学样式或文献学的语词溯源更为开阔。如对《晋书》与《世说》关系、刘知幾讥评《世说》的探讨，属于史学角度的观照；对唐写本残卷、宋代家藏本的来龙去脉及其价值的发掘，则属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对郝懿行的《世说》文字训诂、刘淇的《世说》虚词考释等的介绍，则属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又如，该著明代“世说学”一章，依次论及何良俊《何氏语林》、王世贞《世说新语补》、王世懋对《世说》的贡献、李贽《世说》评点、焦竑的世说学研究及续仿、凌濛初对世说学的贡献，并专节叙述晚明“世说体”系列仿作。涉及对象众多，领域各异，可见其多角度切入的研究路径。其中，对李贽与《世说新语》的考察，具有梳理考辨思想史的意义；对“世说学”的首倡者和奠基人王世懋的发现，具有为“世说学”概念及学术史追根溯源的意义。同时，该著对于每个时代的“世说学”研究，总体上都能结合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士人风气与学术思潮来展开论述，将研究对象置于学术史的坐标，分析其价值与意义所在。如清代“世说学”一章，第一节以清初顾炎武、钱大昕、孙志祖、赵翼、郝懿行等为例，探讨易代之际及朴学背景下的“世说学”研究。第四节论及王先谦与《世说新语》，认为：“王先谦所撰仅三千余字的《世说新语考证》还是对《世说》版本及流传情况的第一次有系统、较全面的梳理和研究，标志着‘世说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开始。”另外，在总结当代台湾“世说学”成就之后，认为台湾学人为“世说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生长点，即取径思想史、学术史与人学史的理路，糅合文献学、文化学、文学及美学的研究方法，对《世说》及魏晋士风进行或宏觀或微观的探照，进而对“一种更为多元、综合、深入的‘世说学研究”提出期待。

再次，该著最富创意和学术贡献的一点，是关于“世说学”理论的倡导与实践。何谓“世说学”？其概念、内涵与外延何在？本书从“世说学”概念的提出，到研究内容和范畴的界定，都有了更为完善的学理性、系统性的思考。如刘强在此著之前就曾提出“世说学”涉及“六大板块”——文献学、文体学、美学、接受学、文化学及语言学，在该书中则进一步提出尚有“诠释学或曰诠解研究”值得关注：“所谓诠解，即诠释解读之意，其与注释疏解不同者，在于其已由具体文字名物的形下探究跃至对哲学思想、美学阐释、精神史或心灵史探究、人学研究乃至存在困境的形上追问。”另外，他在关注历代“世说体”续仿之作的同时，提出了“类世说”著作的概念，将沈约《俗说》和殷芸《小说》纳入研究视野。由此可见，该著的研究框架、章节设置与案例选择，都基本依据其构想的“世说学”研究板块来进行。在第七章《当代“世说学”》中，刘强结合自己曾提出“世说学”研究的六大系统（即文献、文体、美学、接受、文化、语言），对台湾地区近60年“世说学”研究做了专题介绍。另外，在该著的附录部分有两篇专题文章，分别为《归名教与任自然——〈世说〉研究史上的“名教”与“自然”之争》和《〈世说新语〉与〈红楼梦〉的文化共性》，可视为刘强对“世说学”研究中的“关键词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探索与示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该著并非为完成科研任务的“急就章”，而是厚积薄发的成果。其源头可追溯至刘强2003年于复旦大学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世说学引论》。该书“后记”亦曰：

本书的谋篇布局正是要編织一张“世说学”的大网，“世说学”研究，主要工作大概可以分作三块：一是文献整理，先后完成了《世说新语会评》《清世说新语校注》《世说新语资料汇编》三书。二是理论建构、文本新评和学术史梳理，先后完成了《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和《世说新语研究史论》三书。三是社会传播和大众普及，陆续出版了《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竹林七贤》《魏晋风流十讲：〈世说新语〉中的奇风异俗》。

可见，《史论》一书是刘强近20年学术积累的集中展示，也包涵着他对未来“世说学”研究的期待与展望。

当然，学术探究永无止境，《史论》一书自然也未穷尽“世说学”研究的所有论题。这应该是限于该著的体例以及作者的精力，如域外汉学中的“世说学”、历代文论家的“世说学”等，亦可进入《世说》研究史的论题。

（作者系黄淮学院《天中学刊》副主编，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