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论纲

2020-06-01车辚胡昊苏

桂海论丛 2020年1期

车辚胡昊苏

摘要：运用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研究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可以把执政过程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包括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研究包括系统的动态特性研究、执政生态与执政规律关系的研究、执政生态与党的建设关系的研究三个主要方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1-0040-07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的党建理论工作者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对党的执政理论、执政规律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有总论方面的，也有分论方面的，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各个方面，涉及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资源、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安全等各个层面；既有哲学层面的归纳和理论创新，又有来自基层实践的制度创新；既牢牢把握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70年执政经验，又汲取世界政党建设的有益经验，不断探索和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理论、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探索和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1]执政生态研究属于执政规律研究的一个方面，它借鉴了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分析方法，从系统论的角度揭示了“政党执政”这一现象的内在本质，通过对执政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动态特性进行描述，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和掌握执政生态系统的运动规律。

一、执政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

运用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研究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绩效、执政能力、执政安全等执政规律，可以把执政过程看成一个生态系统，系统包括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执政本质、执政活动属于执政的生命系统，执政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及各种因素属于环境系统。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运用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观点、理论、方法和价值观研究执政规律产生的学术范畴。进一步地，借用生态学研究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理论和方法的专门学科，就是执政生态学，即通过生态系统的模拟来研究执政生态系统。要厘清执政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就必须搞清社会生态系统、政治生态系统、执政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

（一）执政生态系统是政治生态系统的子系统

这里有两对基本概念，即政治和执政、政治生态和执政生态。所谓政治，是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一旦某个政党、社会集团取得全国性、地区性的统治地位，组织起具有行政、立法、司法职能的组织结构体系，就可称为执政，分为全国执政和局部执政。换言之，执政是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政党、社会集团、政治家族等通过暴力手段（革命、起义、军事政变等）或者非暴力手段（议会斗争、民主选举、政治协商、历史传承、社会习惯、宗教仪轨等）获取全国或区域性的统治地位后执掌政权的活动。一般而言，执政党指的是全国范围内执政的政党或政党联盟，而且是至少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的政党或政党联盟，不管这种执政权力是通过暴力还是非暴力的方式取得的。由于各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执政权覆盖的内涵差别很大。譬如，欧美国家一般实行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取得全国性行政权的政党不一定能控制议会，甚至不一定在各州、省、市获得行政权。

运用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解读政治和执政活动，就要区分政治生态系统和执政生态系统。所谓政治生态，就是政治体系及其行为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纵向看，对一个特定政党、集团、家族而言，把为取得统治地位进行的一系列组织和活动，包括政治理念、组织机制、体系结构、运作方式等看作生命系统，则构成生命系统背景的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科技、国际等各种因素就构成环境系统，两者的结合就是政治生态系统。如果这个特定政党、集团、家族最终获得全国或区域性的统治地位，开始在一定时间段内的执政活动，此时的政治生态系统就演变为执政生态系统。上述的环境因素可以细分为国内自然、社会、历史、科技、文化意识因素和国际自然、社会、历史、科技、文化意识因素。由于执政生态系统是政治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政治生態系统又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对于执政党和执政体制、执政系统而言，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就组成执政生命系统的环境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态是被当作执政系统的环境因素来看待的。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治生态，是指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检索新华社报道显示，这个词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七一前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首次提及，此后又在多个场合阐述，已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词之一。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件来看，一些地方贿选案件发生、腐败窝案出现、买官卖官盛行，都与这些地方政治生态不好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仅自然生态要山青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青水秀”。良好政治生态重在涵养，“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这些论述折射出我们党对改善政治生态环境、改变不合时宜的党内政治生态、完善执政生态系统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党风问题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成为治理政治污染、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

（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执政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环境因素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普拉诺认为：“政治系统的环境或‘背景既包括可触知的人类和非人类因素，也包括不可触知的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地理因素、其他社会系统、意识形态、习俗和制度都是政治系统的环境。在系统分析中，环境是由影响系统功能而又不是系统组成部分的所有现象组成的。调研者为了其特定的研究目的，可以随意地给政治系统的要素下定义。因此，调研者可以确定：把哪些相互作用的因素看作是系统的一部分。这些区分将确定系统和环境的界线。”“特定的环境包括自然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科学的和技术的环境，也包括其他政治系统形成的政治环境。”[2]50-51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政治系统的环境因素区分为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大类，即社会生态系统构成执政生态系统中的社会环境因素，自然生态系统构成执政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因素。执政生态系统是政治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政治生态系统又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用圈层的概念描述，执政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执政本质、执政活动等）处于圈层的核心，第一级外圈是政治生态系统（包括其他政治系统形成的环境，如行政生态系统、参政生态系统、政党生态系统、社团生态系统、国际政治生态系统等），第二级外圈是社会生态系统（包括经济生态系统、文化生态系统、科技生态系统、宗教生态系统、法律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等），第三级外圈是自然生态系统（气候、土壤、水源、岩石、阳光、生物等自然生态条件）。“环境因素在每种情景下，都是向政治系统提出要求的源泉，反过来，政治系统也会以公共政策和公共计划的形式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会影响环境，但是环境也会对可能发生的有效反应给予一定的限制。”[2]51把人和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看成一个整体，就是社会生态系统，构成不断向执政生态系统中的生命系统输出“要求”和“支持”的社会环境，促使执政当局以公共政策和公共计划的形式作出回应。

（三）自然生态系统构成执政生态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因素

社会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产物，社会生态系统构筑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作为子系统的政治生态系统和二级子系统的执政生态系统也不例外，同样是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的产物，也必须构筑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而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土壤圈、生物圈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存在与发展，均以空间、时间为背景，实际上是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状态。空间是系统的横向表现的主要形式，时间则是系统纵向表现的主要形式。

在空间方面，主要有物理空间、生物空间和社会空间三种形式：（1）物理空间具体说就是人类现在生存的太阳系和地球，可以用三个数或坐标去描述空间中的一点的位置，对于地球上具体的自然或社会生态系统可以用一定的纬度、经度和海拔来指定空间位置。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地选用任何三个合适的坐标，虽然它们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3]31如果考虑到一个事件是发生于特定时刻和空间中特定的一点的某种东西，也可以用四个数或坐标来确定它，这就是空间——时间的四维坐标。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系统的演化总是沿着四维空间——时间的直线走。但是，在三维空间看起来系统却是沿着弯曲的途径演化（“这正如同看一架在非常多山的地面上空飞行的飞机。虽然它沿着三维空间的直线飞，在二维的地面上它的影子却是沿着一条弯曲的路径”[3]39），这符合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实际的演化状态。（2）生物空间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的生存空间特性，即生态位，衡量的生物特性包括能量来源、活动时间、行为方式、种间关系等。把政治系统看成一个生命系统，每一个政治系统都具有特定的生物空间和生态位，如果政治力量越过空间的边界就会引发政治冲突。例如，考察政治系统的基本单位——国家，在地理空间上可以定义为：一个具有保持内部稳定、不受外来控制和侵入（干涉）能力的独立主权政府领导下，占有一定领土的、有组织的政治地理单元。国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拥有确定的领土；具有一定数量的定居人口；拥有被其国民需要和承认，行使诸如防卫、外交等职能的政府；拥有主权。这个封闭的、有边界的地理空间也是一个生物空間，政治系统需要从中汲取政治资源。（3）社会生态系统同样适用生态位或生物空间理论，这时的空间就演变为社会空间，社会各阶层、集团、政党、政治家族所处的社会生态位就是社会空间，衡量的社会特性包括经济地位、意识形态、政治倾向、文化偏好、族群心理等。一般而言，没有两个社会团体、政党、利益集团的社会生态位是完全相同的，如果出现生态位重叠就会产生竞争，或以和平方式，或以暴力方式解决。譬如两个执政理念比较接近的政党，就会在竞选中产生比较激烈的竞争；而两个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政党，各自都有相对稳定的支持者，竞争主要发生在中间选民的争夺上；如果对立演变为对抗，就可能为争夺社会空间产生暴力冲突。

在时间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时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存在的基本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运动和时空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因为物质的运动是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经典物理学理论中，时间是绝对的、一去不返的。任何事物的运动都具有一定的发展顺序和持续过程，而时间就是反映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的顺序性和持续性的范畴。“也就是说，每一事件可由一个称为‘时间的数以唯一的方式来标记，所有好的钟在测量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上都是一致的。”[3]131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是在时间的坐标上延续的，时间和空间一样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执政生态系统的过程性和历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沿着时间箭头前行。任何系统的演化，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在一定时间、空间中的演化。史蒂芬·霍金指出：“时间箭头将过去和将来区别开来，使时间有了方向。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时间箭头：第一个，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即是在这个时间方向上无序度或熵增加；然后是心理学时间箭头，这就是我们感觉时间流逝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可以记忆过去而不是未来；最后，是宇宙学时间箭头，在这个方向上宇宙在膨胀，而不是收

缩。”[3]132—133执政生态系统存续于自然生态系统中，

不断和自然环境实现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在空间和时间组合的四维坐标中新陈代谢、演化更替。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人普里高津把时间分为三个层次，即：（1）与动力学相联系的时间，在这个水平上，时间是可逆的，仅仅是运动的几何参量；（2）与热力学相联系的时间，在这个水平上，时间与不可逆过程联系在一起，它有一个优惠的方向，即时间箭头；（3）与生物学和社会学相联系的时间，在这个水平上，时间和“历史”相联系，与事物的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的方向相联系[4]134。从进化的角度看，系统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系统中的因子和元素经历从生到死的变化，成为系统进化中的一环；因子和个体的世代交替就表现出整体性，遵循着一种时间的方向性、单向性和不可逆性。因此，系统的初始状态、外部環境的影响因子和变量、内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系统的最终状态都可以记作时间的函数，理论上可以构筑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研究的方法

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方法和价值观研究执政规律产生的学术范畴，即运用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论研究执政体系及其行为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发展起来的学科可以称作执政生态学。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研究属于执政规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和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执政资源、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相关执政理论、概念、范畴的研究不同的是，它依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生态论的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其中贯穿着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数学、生态数学等的基本原理、结论、公式，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执政生态系统。当然，借用生态学、系统论、控制论的基本理论、概念和范畴来研究执政规律、政治系统，存在一个适用性、匹配性的问题，如生态位、生态阈值、限制因子、因子补偿作用、群落优势、生态平衡、反馈、控制、传递函数、自组织、协同、突变、熵、序参量、稳态等概念都将引入到研究中，用于探索中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文化传承、社会结构的特点。

（一）生态分析

生态分析被用于政治学研究主要描述环境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王沪宁认为：“政治时代的另一个划时代的观念是生态学的功绩。”“任何政治系统均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只有在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充分平衡之中，政治体系才能得到自然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5]321这个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就是政治系统所处的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变化实际上是政治制度与环境之间不相适应的一个结果。在其所著《行政生态分析》一书“序言”中，作者指出：“本书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行政活动和行政现象，从行政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变换考察行政活动的优化。”“生态学研究中的这些基本分析概念可以借用到行政学研究中，这有利于分析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中的行政系统的适应性。可以将行政视为一个系统，将一定的社会视为‘圈，来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取得动态平衡的途径。”[6]8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拉西莫夫指出，应该把生态学解释为除了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以外的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对象的专门的一般性科学方法[7]230。很多学者指出，当代生态学已走到了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进的交叉点上，将对世界的现代科学图景产生深刻的影响。现代自然科学的主导趋势之一是它的“生态学化”，生态思想渗透到自然科学中，生态学正在日益成为一门方法论性质的科学。法国学者P·丘文奥和M·坦格说：“生态学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部门，不如说是一种观点，因为它涉及生命与环境，包括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有关的所有问题的规律性。”[7]230实际上，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历史也是一个前进的运动过程开始，进化论即生态分析的方法已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运用。他们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观——发达的社会形态不断取代不发达的社会形态，就是一种生态观。王沪宁认为：“生态观念是对比较观念的扬弃，因为比较观念有一个暗含的意图：就是在比较中寻找最佳模式，供各人类政治共同体效法。这种观念导致西方一些人热衷于在发展中国家推广西方政治体系，结果遭到惨败。目前，生态学的观念成为最引人入胜的观念。”[5]322

（二）系统分析

从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至今，系统论不仅衍生出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大系统理论和系统动力学，而且还出现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一般生命系统论、社会系统论、灰色系统理论等。这些理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将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纳入到政治学、党建领域是否可行呢？回答是肯定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灭亡都是一种物质的运动过程。狭义的工程控制论是研究电的、机械的和其它物理过程的运动和如何对运动过程进行控制的。同样，在其它领域里，如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进步以至心理学现象、人类的思维等等，无一不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或这种运动过程的反映。把包括物理、化学、生命、社会等各种现象都看成是某种运动过程，把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土壤圈、生物圈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人及其社会组织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纳入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范畴，当然是可行的。工程控制论的创立者钱学森指出：“控制论的对象是系统。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个部分组织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工程控制论在其成形的时候，就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8]毫无疑问，工程控制论主要运用于工程技术领域，是一门技术科学。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控制论科学形成，控制论原理已成功地应用于工程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管理系统、经济系统等大系统中，取得巨大成功，并且发展出一门新的工程技术，即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是各类系统的组织和管理技术，其理论基础是运筹学。控制论在其他领域的运用发展远远超出创始人维纳的预想。如控制论学者准确地给出了我国人口发展的数学模型，系统工程工作者预测我国粮食产量已达到十分精确的程度。维纳在1948年曾经说过，那种认为控制论的新思想会发生某种社会效用的想法是“虚伪的希望”，“把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推广到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去，希望能在社会领域里取得同样程度的胜利”，这是一种“过分的乐观。”[8]钱学森认为：“控制论的现代发展证明维纳一九四八年的观点是过于保守的。把一些工程技术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领域也不是‘过分的乐观，而是现实。运筹学已用于经济科学，并将应用于更大的社会领域。”[8]

考察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历史，不论党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执政生态系统（局部或全国范围）演化的目标都是构建一个“复杂适应”的耗散结构系统，使生命系统始终保持对环境的适应性，对系统的诸多动态特性如整体性、稳定性、适应性、有序性、多样性等提供支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导我们党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方法论。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袖和领导集体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善于从系统论、矛盾论、实践论的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他们的著作、讲话、批示中不难发现，系统观点、系统思维、系统方法一直贯穿他们工作和思考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毛泽东的“全国一盘棋”思想、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还是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如此。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9]“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10]执政生态研究不仅要有系统论的哲学层面的运用，还要有技术层面、工具层面的运用，如稳定性理论、可靠性理论、控制理论、信息理论等的运用。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尤其主要借鉴了耗散结构理论、控制论、大系统理论、系统动力学、协同学、信息论等相关概念、理论、方法、模型。

（三）计量分析

一切经济过程、社会过程、生物过程、心理过程以及思维过程都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描述的。观测、辨识、数据采集和集约等等都是认识客观过程的基本方法，这已是为数百年来的客观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然而，具体地、定量地描述各种现象的运动过程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特点，特别是成为工程控制论能够应用到狭义的工程技术以外的其它领域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能够定量描述的现象愈来愈多，而且对完全不同性质的过程的定量描述方法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体现为所有系统理论上都可以建立模型，即运用逻辑符号、语言符号、文字符号、图形符号、数学符号描述系统的性质，转化为清晰可见的框图、图表、公式、方程式或者某种样品、机械或装置的形式，其中运用数学方程式表达出来的模型就是计量模型或数学模型。为了分析、预报和控制任何过程的发展，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这个模型应该能定量地描述过程的局部或全部主要特征。列宁说过，自然界的统一性表现在用以描述各不同领域中各种现象的微分方程式的惊人的相似性。因此，同一类模型既可描述物理運动，又可以描述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这是从工程控制论能够发展到经济控制论、社会控制论、生物控制论的内在原因[11]847—848。如果把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看成一个控制系统，要设计好、运行好、管理好这个系统，就要充分了解受控对象、执行机构及系统内一切元素的运动规律。而对控制系统运动规律的数学描述，就是数学模型。

当然，由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人类本身具有的强大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性、选择性，这样的数学模拟有时在控制量和受控量的选择和确定上就面临很大困难，计量模型在实践中的推广价值就会大受影响。另外，定性与定量的概念本身是相对的，“定性概念无非就是定量性极差的概念”[12]。如果要求模型有效，那么这种模型一定要包含一种定量的成分，使我们有可能对它所描述的现象进行时空的定位。但是，实践中很多模型属于定性方面的结构化、功能化模型，例如系统论中的突变论提供的模型，折迭形突变、尖角形突变、燕尾形突变等很大程度上基于过往的历史经验数据，对于预测未来的经济危机、政变、社会危机、生态危机等可能效果不大，很难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导火索等关键线索。但是，可以利用模型作定性的预测，如果能在模型中找出这样或那样的一条路径，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那么也就得到了一种降低或预判系统突变概率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计量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研究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执政活动经历过局部执政和全国范围内执政两个阶段。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苏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各解放区的执政就属于局部执政，全国解放后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就属于全国范围内执政。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执政生态系统内部还有参政党，他们既不是执政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一种合作关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是系统中的有益生态因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涵盖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而且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党到人民团体、社会各阶层实现全覆盖。只有在香港、澳门这两个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和尚未实现统一的台湾地区，党没有完全执政。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动态特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研究强调从整体性、适应性、稳定性、可靠性、多样性、有序性、可控性等多重维度展开系统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平衡、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执政生态系统。王沪宁认为：“在一党制的体制下，政治系统中存在着两重活动系统：一为政党系统，负责确定基本方向，并监督保证能够实现这些方向；二为行政系统，负责执行决策机构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种体制下，行政系统受到政党系统的持久领导。”[6]68这里，政党系统和行政系统都是生命系统的一部分，其政治生命力、政治活力、政治迁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环境的适应性。这样的执政生态系统一定是耗散结构系统，因为系统满足耗散结构形成的四个条件：开放性、非平衡态、非线性作用、随机涨落。耗散结构理论是系统论的重要理论基础。自20世纪60年代末创立以来，不仅在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中获得巨大成功，它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的自然观和系统的方法论，充满着辩证思维和创新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之前学术界曾经把系统论中的耗散结构理论移植到其他社会科学中，取得不错的成果。普里高津本人就致力于将其运用到化学、生物学、生态学乃至社会、经济现象。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可能会有希望从中探索出自然科学同生物科学及人文科学之间的联系”[4]63。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内部存在多层次、多维度、多方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保证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持续不间断地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生命系统之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及与环境的相互适应使执政生态系统具有良好的动态特性，系统的新陈代谢、代际更替有序、明确、连续，具有可预测性和一致性。具体研究路径：通过执政生态系统的机理研究和模型建构来分析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子系统、各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方式，包括系统的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控制、调节、平衡、再平衡等，以此确定系统的动态特性。

（二）执政生态与执政规律的关系

执政生态与执政规律的其他范畴如执政资源、执政能力、执政安全、执政基础等存在系统性、整体性、生态性的关系。因为一个平衡（动态平衡）、协调、有序、可持续的执政生态系统一定是一个开放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使系统有机会、有条件引入负熵流，以抵消系统内部的自动增熵。当系统引入的负熵流始终大于系统内部的增熵时，系统就处于可持续的有序演化状态。而构成执政资源的因素或因子，如时间、空间、信息、物质、能量，以及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法律基础、文化习俗、宗教传统等非物质资源，都是维系执政生态系统运转和生存不可或缺的，否则系统的动态特性就没有办法保证，系统就会出现退化和衰竭，甚至成为“死结构”彻底走向无序最终崩溃。汲取执政资源、维护执政安全、鞏固执政基础的能力是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三）执政生态与党的建设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生存、演化和发展最终取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取决于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密切相关，贯穿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党建工作全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函数机理、动态特性，以及执政系统与执政环境、执政生态与执政规律的内在联系，都涉及到执政生态与党的建设的关系：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与执政生态系统的开放性、适应性、自组织性、调适能力有关；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生态系统的发展能力、整合能力、平衡能力、调适能力和净化能力有关；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与执政生态系统的诸多动态特性如整体性、可靠性、多样性、有序性有关；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与执政生态系统的发展能力、净化能力、稳定性、系统优化控制有关；等等。系统作为统一的整体并具有一定的功能，都要通过元素之间的联系来实现，联系的复杂程度与系统的规模和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一般而言，系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也是系统内部元素和因子之间的联系由线性联系向非线性联系发展的过程，相应地系统的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逐渐走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过程。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具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一个近14亿人口的国家全面执政，执政生态系统毫无疑问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耗散结构系统。全民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需要我们不断完善执政生态系统的体制机制设计，而借鉴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方法、模型可以更好地帮助大系统实现稳定有序演化，更好地帮助执政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180.

[2]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M].胡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0—51.

[3]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M].许明贤，吴忠超，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4]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5]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6]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8.

[7]丁鸿富，虞富洋，陈平.社会生态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8]钱学森，宋健.工程控制论（修订版）[M].上册.序：现代化、技术革命与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0.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68.

[10]编委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3：57.

[11]钱学森，宋健.工程控制论（修订版）：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