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胜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源自学人的主动性，文人靠一个个大脑、一支支笔、几本刊物，引入西方现代民主思想，摧毁桎梏国人心灵的枷锁，进而改造国民性，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等人反对的对象基本一致，初步采取的方式也基本一致。但目标的相同并不能弥合观念本来的不同，新文化诸人的思想认知、价值体系、学术观念和理想抱负本来就不一样。出发点一致，并不能确保共同走向终点；敌人相同，并不代表真的志同道合。观点因人而异、因学术而异、因时空而异、因理念而异。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成就、价值、意义以及真正的领导者成为讨论的终点，直到现在也没有终止。各种阐释中，留美华人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采取的三种分类方法，基本被学界继承，只是此与彼略有差异。

马克思主义者说——

1949年以来，中国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阐释始终以毛泽东的论述为准，将五四运动划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命的起点。重视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由阶级分析的方法入手，进而探究其文化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点，也是高校思政课的核心理念。

陈独秀、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时，就注重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将其看作是新文化运动在政治层面的自然影响，但开始时并没有宣示这是由十月革命激发，仅将其笼统地看作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等到真正接受从苏维埃俄国传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后，陈李等人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新文化运动，尤其针对文学改良运动。

胡适一生以白话文运动自傲，强调个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对自己和其他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甚至夸张地称吴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反对视经济为第一位原因的看法，认为如果不是自己和陈独秀的主观努力，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这与陈独秀有根本不同。陈独秀认为，白话文运动由自己和胡适等人闹出来的观点，是对历史人物的不虞之誉。近代经济发展，产业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顺应这个需求而发生而存在。

1927年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或退或逝，党在一段时间内对五四运动的阐释并不在意。直到毛泽东到了延安，陆续写了多篇文章，才延续陈李重新建构了一整套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之前是旧民主主义，领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革命党，文化上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的斗争；之后是新民主主义，领导者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尤其是在俄国革命影响之下发生的。正所谓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找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新武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决定社会矛盾，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五四运动也被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的浮雕之一，成为革命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思政教科书上，五四运动从属于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论说模式，《新青年》被当成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是这套话语体系的学理性成果。

自由主义者说——

自由主义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新潮》编辑选用的英文刊名即“The Renaissance”，宣示中国所进行的这场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某种相似之处，同样是以理性反对传统，以自由反对权威，以人的基本价值反对压抑人性。

这一派主要人物包括胡适等自由主义分子。胡适明确讲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版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国走向新生的必要途径。这种观点更强调运动的启蒙性，重视人的精神解放，注重自由主义的引入、传播、培养和完善，排斥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希望借由个人价值的来实现整个国家的独立富强。

自由主义者经常引用西方经典来诠释个人见解，重在挖掘个性独立、人格平等和思想自由，这一点既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也表现在思想和文化領域。传统文言体系体现着中国古代正统的政教伦理观念，是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表面上看是一种文体的单纯改变，实质则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带动了思想革新和个性独立。

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思想固然大部分来自西方，但中国自身的独特性不容忽视。西方思想如何植根中国，不是几篇文章、几本刊物、几种思潮传播所能改变。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观念，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价值信仰，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后在器物、制度、思想上学习西方，却无法让自由主义在中国生根。新文化运动追赶世界潮流，顺应世界潮流，清理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本质上也是自由主义者，只是在后期出现了思想转变，以阶级解放代替个人解放，抛弃了以前信奉的自由主义，转而对自由主义展开批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艰难中残存发展，并不具备主导地位。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始终不渝地宣传自由主义，带动了一批后来者，被后来的很多人尊崇。这一点在殷海光、周策纵、余英时等人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呈现。

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者说——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过激的文化运动，负面远远大于正面，是一场文化灾难。自由主义者追求自由民主，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当然激起了部分中国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反感。

孙中山生前基于政治原因，对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保持一定同情，但是出于民族主义和民主宪政原则，并未完全赞成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思想。孙中山的这种矛盾态度，给国民党内部人士解读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模糊空间。

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领导人，早年也曾对《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有过好感。但是随着地位的上升和思想的定型，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感越来越深，仅仅承认五四运动是以民族主义反对军阀和列强，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远远大于建设。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传统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盲目地推崇外国思想，中国人因此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和内在气质。

蒋介石以军人自诩，以民族领袖自欺，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虽然其领导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大陆从来没有真正地贯彻领袖意志。他认为新思潮腐蚀了青年的思想，让他们在激进的革命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他把民主精神阐释为纪律，将科学的意义阐释为组织，认为只有纪律和组织才可以挽救青年、挽救社会、挽救时局，这完全违背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文化保守主义基于极强的民族主义，对传统文化保持足够的尊敬，认为只有反本才能开新。梁漱溟接受北大的应聘，直言要为孔子和释迦牟尼打抱不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同等地位、同等价值、同等重要，不能借由此否定彼。

熊十力则以唯识宗改造儒学，倡导体用不二，斩断内圣与外王之间的旧有联系，在自己的书斋中培养了一株绚丽而空幻的智慧之花。

至于学衡派诸人和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学术人物，对新文化运动并无多少好感，他们更多的是对五四诸位先贤所引进的具体思想有疑义，未曾否认引进本身。他们更强调中西互通，否定厚此薄彼的价值评判，甚至强调中西文化在中国的命运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学兴则西学有望，西学兴则中学再生。

彼此之间的分歧不但表现在学术层面，也表现政治层面，几乎在各个论题上都对立。问题与主义之争是突出表现，究竟是一劳永逸地运用一种理论解决所有问题，还是一个个、一点点、一步步地逐渐解决问题，根本无法调和。这是本体论上的分差异，也是方法论上的不同。思想分歧无法弥平，诸位先贤分道扬镳，追步他们的学生一辈，即所谓的五四青年也随之分流。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