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文学观之变迁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初创

2020-06-01陈才训

江淮论坛 2020年2期

陈才训

摘要：20世纪初，林传甲、张德瀛、窦警凡、钱基厚等文学史家，因囿于“杂文学”观，其所著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国学史”或“国故史”。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经过一批有识之士的一再倡导和积极学术实践，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到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家普遍接受了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此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得以初步建立，研究面貌遂焕然一新。然而，“纯文学”观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消极影响亦值得反思。

关键词：20世纪初;“杂文学”观;“纯文学”观;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得失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179-007

中國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学术界对“文学”这一概念的认知密切相关，因为文学观念限定了研究视野和论述重点，更关乎某些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文学观属于“杂文学”观，失之宽泛、庞杂，导致文学与学术文化浑然一体，界限不明;且特别强调文学的政教及道德功用，轻视乃至否定其独立自足的审美价值。受传统文学观支配，早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国学研究并无二致。与之相对的“纯文学”观于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它强调情感与想象，排斥致用和载道，认为小说、戏曲、诗歌、散文才是文学的主体。正是随着“纯文学”观的逐步确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始取得独立的学术品格。然而，源于西方的“纯文学”观也给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杂文学”观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中的“文学：子游、子夏”，为“孔门四科”之一。彼时的“文学”指儒家学术文化、文献与典章制度，涵盖了孔子文治教化的所有内容，且具有浓郁政治伦理色彩。汉代，仍以“文学”指代礼乐教化思想和典章制度，故《太史公自序》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1]魏晋以还，文学观念虽有所发展，但由孔子肇始的文学观仍是正统文学观念的核心内涵，如《隋书》之《文学传序》载魏征之言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政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2]直至近代，这种宽泛的传统文学观仍占主导地位，如章太炎《国故论衡》之“文学总略”仍以“著于竹帛”之文字为文学[3]，以此为准，则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仍失之空泛，文学研究与“国故整理”无异。无疑，孔子“文学”观乃“杂文学”观源头之所在，它长期制约着人们对“文学”之内涵与外延的体认。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中国文学史”的不断完善息息相关，因为文学史撰写是在一定文学观念指导下完成的，它限定了文学史的论述范围与重点。作为核心关键词的“文学”，其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贯穿于20世纪初处于草创期的文学史著作中。因此，我们首先以20世纪初几部文学史为例，考察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以及在这种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古代文学研究。

“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设立可以追溯至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创办。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之《功课》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4]卷中，546此后，“文学”便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不过，此时“文学”所含内容非常广泛，并未摆脱以文章学术为文学的传统文学观。据《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其“文学科”包括经、史、诸子、理学、掌故、词章及外国语言文字[4]卷中，546，除“外国语言文字学”外，几乎所有与“中学”相关的内容，都包含在“文学科”内，“文学”成了聚合传统学术文化的大杂烩。与文学关系最为紧密的“词章学”，也在这个大范围内找到了安顿自己的位置，但显然它在“文学科”中并非处于核心位置。[5]1904年颁布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虽将经学、理学等从文学中剔除，但训诂、音韵、文字、史学等非文学内容仍被置于“文学科”。1904年，林传甲受聘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他为教学之需而撰写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出版。作为第一部国人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林著的十六个篇目与《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研究文学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吻合，而且内容过于宽泛庞杂，故胡怀琛批评它将文字学及一切经、史、子等学术文化悉数纳入文学史，虽名曰“文学史”，实际上却等同于“中国学术史”[7]。再者，《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总纲》之“功课书”规定：“其言中学者，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8]这里根本没有提及集部，可见一开始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将集部置于边缘地位，难怪林著遵循“详经世之文而略于词赋”[6]171的叙述原则。

种种迹象表明，京师大学堂虽仿照西方学制始设“文学”一科，林传甲虽在其《中国文学史》自序中称己书乃仿照日本学者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而成，但他并未将西方文学史观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且，林传甲仍固守传统文学观而视小说戏曲为“诲淫”、“诲盗”之作，他在十四篇第十六章《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竟然大肆贬责笹川氏，对其将小说戏曲尤其将汤显祖、金圣叹纳入研究视野的做法大为不满，斥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6]210。这表明新学科与旧观念之间正处于一种冲突磨合期，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远未建立起来。

与林传甲一样，张德瀛的《文学史》也遵照《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中国文学研究法”之规定编写而成。张德瀛在《文学史序录》中声称“兹篇所录，肇自上古，迄于皇朝，以集为主，而经、史、诸子亦备甄采”，可见他秉持的仍是“杂文学”观。由此出发，该文学史对“群经文体”、“诸史文体”、“诸子文体”等尤为重视，包含诸如“周家史官所掌之六艺”、“两汉文字之体制”、“管子晏子之学术及其文体”等名目（1），小说、戏曲自然不在其论述范围之内。

以“杂文学”观编撰文学史者还有窦警凡、钱基厚等。窦警凡《历朝文学史》于1906年铅印出版，是作者在东林书院任教时的讲义，它包括五部分，分叙文字、经、史、子、集。其中，“文字原始”分为“文字之所由”、“许慎《说文》”、“列朝政《说文》之学者”、“音韵之学”。“志经”对《易》《书》《诗》《礼》《春秋》《孝经》《尔雅》等十三经予以论述。“叙史”则主要简介《史记》《汉书》等历代正史。“叙子”简述墨家、法家、名家、道家、纵横家、农家、杂家、艺术门。就内容看，这部文学史更像国学概论，只有“叙集”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可它不足全书的六分之一。更有甚者，窦警凡认为词章吟咏“等于雕虫小技，非志士所宜为”[9];而且他仍视小说为“小道”，并未将其纳入论述范围。无疑，《历朝文学史》仍是“杂文学”观的产物。同样以“杂文学”观为指导的文学史著作，还有1917年钱基厚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纲》，该著是作者任教于无锡县立女子师范时所用国文教材，它分“正名”、“原始”、“阐经”、“谭史”、“攻子”、“考文”、“究体”，共七部分，内容繁杂，仍类似于中国古代学术史。

20世纪初，虽“西学东渐”之风因时而起，但传统文学观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例如，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借以鼓吹“小说界革命”。但是，以政治小说“改良群治”的意图，表明盘踞在梁氏心底的仍是传统的功利文学观，故周作人批评他“以古目观新制”[10]，认为他是以中国传统文学观来曲解西方文学观。此时，传统文学观仍一统天下，对此周作人有清醒认识：“若论现在，则旧泽已衰，新潮弗作，文字之事日就式微。近有译著说部为之继，而本源未清，浊流如故。”[11]第4-5期

总之，囿于“杂文学”观，20世纪初的几部文学史实无异于“国学史”或“国故史”。对此，胡云翼在初版于1931年的《新著中国文学史》中有极为精到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的文学史家对文学观念的把握都模糊不清，“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12]3，因此其文学史著作将经学、史学、诸子、理学乃至文字等，都统统纳入其中。谭正璧也指出，早期文学史著作之所以成为“包罗万象的中国学术史”[13]，乃由编撰者根深蒂固的“杂文学”观所致。胡、谭二氏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杂文学”观的庞杂宽泛，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不能获得独立品格的根本原因。

二、“纯文學”观的逐步确立

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积极呼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14]，于是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便成为一些文学史家改造、整合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唯一参照体系，并逐步取代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盘踞已久的“杂文学”观。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纯文学”观在与传统文学观的冲突磨合中日益彰显。1901年，黄人受聘为东吴大学国学教习，为此他编著了《中国文学史》。深受西方文学观影响的黄人，认为“文学之本质为思想感情之记录”，“以娱读者为目的”，“以发挥不朽之美为职分”[15]353-354，强调“美为构成文学的最要素，文学而不美，犹无灵魂之肉体”[15]323。黄人虽未明确提出“纯文学”概念，但在他的文学观念中，“纯文学”的因子已繁衍滋生。其中最显著者，黄人对以往文学史将戏曲、小说“往往摈不与列”的偏见予以纠正。虽然他尚未在自己的文学史中对戏曲、小说予以详论，但却高度评价其文学史地位，认为小说乃“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15]328。他还称赞传奇戏曲“使死的文学变为活的文学，无形的文学变为有形的文学”。更可贵者，他把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放在世界文学背景下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15]342-345。这对文学史家摆脱“杂文学”观、突破封闭僵化的国学研究模式，具有启示意义。但是，黄人《中国文学史》对文学内涵的把握仍失于宽泛。其文学史仍包含了大量属于“杂文学”范畴的文体，如命令、制、诏、敕、策、书、谕（附谕告、玺书、赦文），还把史学包含在文学之内，并将“垂教”视为文学要务。他专论“文字之起源”，仍将文字、音韵、金石碑帖等纳入研究范畴，认为“文学为主，而文字为役;文学为形，而文字为影;文学为灵魂，而文字为躯壳。离绝文字，固不能见文学;瞻徇文字，亦不足为文学”[15]332。可以说，黄人《中国文学史》“自佉仓造文，迄于当代，错综繁森，博关群言，诚学览之谭奥，摛翰之华苑”[15]358，这表明黄人并未完全脱离传统“杂文学”观，其文学观显示出“新旧杂糅”的时代特征。

在“杂文学”观向“纯文学”观转变过程中，王国维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他在发表于1906年的《文学小言》中，最早提出“纯文学”概念，并指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16]，表达了超乎时代的远见卓识。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科学、史学的本质区别，强调文学“兼有玩物适情之效”[17]。尽管他还未能给文学以确切定义，但他对文学本质的体悟，已较章太炎有了质的飞跃。王国维浸润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颇深，他崇尚超功利文学观，摒弃了以载道、致用为要务的“杂文学”观，推重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故其《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在“纯文学”观指导下产生的第一批标志性成果。王国维所倡导的“纯文学”观影响了包括鲁迅、周作人及黄人在内的许多学人，1907年，鲁迅《摩罗诗力说》一文对王国维的“纯文学”观予以积极呼应，认为“纯文学”可使读者“为之兴感怡悦”[18]，强调文学以情感人、娱人的审美功能。《中国小说史略》便是他将“纯文学”观付诸学术实践的结晶。1908年，周作人则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明确划分“纯文学”与“杂文学”的范围，以诗、赋、词、曲、传奇、韵文及“说部之类散文”为“纯文章”，将“记论状诸属”视为“杂文章”[11]第4-5期。黄人在1901年编撰《中国文学史》时表现为“新旧杂糅”的文学观，然而，及至1911年，其《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则云：“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19]文学的广、狭义之分，对“纯文学”观的认同，表明其文学观与撰写《中国文学史》时相比有了明显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传统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在学界得以初步确立。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答沈藻墀》中将文章分为“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特别强调只有诗词、小说、戏曲为“文学之文”[20]上册，220，他所谓“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大致对应于“杂文学”与“纯文学”这两个概念。此后，陈独秀《答曾毅》一文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文学须“美妙动人”，绝非以“载道有物”为宗旨，否则便丧失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20]上册，292，他在对传统文学观的批评中强调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同样是在1917年，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称只有“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才属于文学，甚至更极端地认为只有前两种才具备“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21]。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部分学人在文学本体论方面初步完成了由“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转变。1919年，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朱希祖在对传统文学观的检讨中也强调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22]然而，他在之前的1917年却还在“骈散之争那里打转”[6]5。这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促成了学界对“纯文学”观的接受。

至20年代，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1917年，朱希祖编成《中国文学史要略》以为北大讲义，及至1920年他欲将该讲义刊行时，则慨叹“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6]241，他清楚交代了自己抛弃“杂文学”观、接受“纯文学”观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与“杂文学”观彻底划清了界限，其《什么是文学》一文将“动人”、“明白清楚”、“美”[23]67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1921年，郑振铎《文学的定义》以“科学”及绘画、雕塑、音乐等其他艺术门类为参照对象，指出“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24]，将感情与想象作为“纯文学”的本质属性。谭正璧于1925年推出《中国文学史大纲》，以“文”、“笔”两个概念分别指称广义的“杂文学”与狭义的“纯文学”，强调诗词、戏曲、小说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学”[25]。毋庸置疑，若非秉持“纯文学”观，胡适、郑振铎、谭正璧不可能成为古代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巨擘。

特别是30年代前后，“纯文学”观更加深入人心。1929年，曾毅在其重修版《中国文学史》“总论”中，指出当时学术界存在的“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的事实，对“今古形势之迥异”[26]即对“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历史变迁，深有感触。1935年，甚至出现了像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这样以“纯文学史”相标榜的文学史著作。而且，3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已不再像早前的文学史著那样，在开篇以大量篇幅去探讨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毕竟此时“纯文学”观早已深入人心，而文学史“论述范围已是不辩自明”[27]。例如，1932年，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在指出“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的弊端后，强调只有那些能诉诸情感、激发美感的诗词歌赋以及戏曲、小说、散文，才是“纯粹的文学”[12]5-6，而这正是其文学史以“新著”相标榜的原因所在。

不难发现，“纯文学”观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它是随着“西学东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逐步开展，并历经诸多学人的反复提倡和学术实践，才最终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三、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初创后的新气象

“纯文学”观的确立，对学术界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其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建制”便肇基于此，此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首先，一些文学史家自觉地以“纯文学”标准来划定自己的研究重点和论述范围。1932年，刘麟生《中国文学史》开宗明义地宣称文学史当以“研究纯文学”为主要任务，其文学史仅聚焦于“有美感的重情绪的纯文学”[28]。上文提及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不约而同地以“纯文学史”相标榜，正是时代风气使然。刘经庵曾直截表明自己关注的只是诗词、戏曲、小说这样的“纯文学”，“其他概付阙如”[29]。其他像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刘大白《中国文学史》等，也都是“纯文学”观确立后出现的新成果。

其次，“纯文学”观的确立，还使一向被冷落的小说、戏曲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点。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曾指出，是西方文化改造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此后小说、戏曲才在文学史中有了自己的位置，并成为“纯文学”之大宗。[30]早在1917年，陈独秀《答钱玄同》就对国人轻贱小说、戏曲的传统文学观大加挞伐，大力提倡小说、戏曲研究。首先鼓吹“纯文学”观的王国维，较早将目光投向小说、戏曲，其《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成为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奠基性成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成为中国小说学的开山之作。胡适在小说、戏曲研究领域的创见亦引人瞩目，在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就宣称中国古代文学能比肩于世界一流文学的“独有白话小说”[23]22，其《白话文学史》即专门为包括白话小说、戏曲在内的白话文学树碑立传。正是在“纯文学”观的指导下，胡适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予以系统研究，其《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成为小说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其他像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范烟桥《中国小说史》、汪辟疆《唐人小说》、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中国小说概论》、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阿英《小说闲谈》《晚清小说史》、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等皆闻名于时。

同时，小说、戏曲之外的其他通俗文学样式也受到学术界重视。其中，郑振铎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中国俗文学史》专门以历代歌谣、民歌、变文、散曲、鼓子词、诸宫调、子弟书、宝卷、弹词等通俗文学为研究对象，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对以上诸种通俗文学予以特别关注。至此，通俗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结构体系，拓展了其研究空间。

最后，一些秉持“纯文学”观的文学史家，还积极借鉴域外新型研究方法，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新局面。其中最引人瞩目者，当属进化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黄人所谓“安有能生存而不能进化者”，“不进化又安能生存者”[15]336，都显示出进化论在其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进化论对胡适的影响更为显著，其《文学改良刍议》称文学“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非吾一个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23]20。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再次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历代文学各具面目，如一味主张复古模拟，则“绝不成为真文学”[23]32。显然，进化论成为胡适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理论武器。正是在进化论支配下，胡适《白话文学史》才将中国文学发展史看作白话文学进化史，才賦予一直以来被历代正统文人所轻视的白话文学以崇高文学史地位。其他像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以及刘贞晦、沈雁冰《中国文学之变迁》等，亦皆显示了进化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再者，一些文学史家还引入民俗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大大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视域。例如，学术界开始破除笼罩在《诗经》周围的经学迷雾，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胡适就主张以新视角来阐释《诗经》，摒弃两千多年以来古代经学家的牵强附会之臆说，以历史学、社会学尤其是文学的视角“重新”还原每首诗的真实面目。[31]由此出发，胡适以民俗学理论解读《诗经》中的婚恋诗，他在解释《关雎》时以“南欧民族中”的婚恋习俗为参照[32]，这与“杂文学”观视域下牵强附会的解经方式有本质区别。其他如闻一多《<诗经>通义》《<诗经>新义》《风诗类钞》、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钱玄同《论<诗经>真相书》，等等，皆从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等角度对《诗经》加以阐释。闻一多弟子孙作云也感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已从传统走向现代，他本人便有意识地将考古与民俗学知识运用于《诗经》与《楚辞》研究。[33]至于王国维以叔本华、尼采哲学来审视《红楼梦》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早已为学界熟知，于此不赘。

可以说，没有“纯文学”观的确立，就没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更谈不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真正独立。

四、“纯文学”观的消极影响

“纯文学”观虽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并由此促成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但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有着自己显著的民族特色，如果简单地以西方文学观念生搬硬套地对其加以阐释，难免会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其实，在“纯文学”观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30—40十年代，部分有识之士已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理性反思。

首先，他们认为按照西方文学观念而一味强调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1941年，朱光潜在《高等教育季刊》第一卷第3期发表《文学院课程之检讨》云：

历来草大学中国文学系课程者，或误于“文学”一词，以为文学在西方各国，均有独立地位，而西方所谓“文学”，悉包含诗文、小说、戏剧诸类，吾国文学如欲独立，必使其脱离经史子之研究而后可。此为误解，其说有二：吾国以后文学应否独立为一事，吾国以往文学是否独立又另为一事，二者不容相混。现所研究者为以往文学，而以往文学固未尝独立，以独立科目视本未独立之科目，是犹从全体割裂脏肺，徒得其形体而失其生命也。经史子为吾国文化学术之源，文学之士均于此源头吸取一瓢一勺发挥为诗文，今仅就诗文而言诗文，而忘其所本，此无根之学，鲜有不蹈于肤浅者，此其一。文学在西方固较为独立，然仍为人文全体之一部分，欲通文學者对人文之其他部门亦不容漠视。西方文学家与习文学者固亦不自囿于诗文、戏剧、小说，大学文学系于本国之古典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政治、教育、宗教、艺术以至于科学者，固皆一律讨探，亦不限于文学，此其二。吾国少数学者，援西方之例，倡文学独立，实亦仅知其一未知其二也。[34]

这里，朱光潜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忽视中国文学传统的民族性、机械照搬方“纯文学”观而片面强调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做法，进行了深刻检讨。钱基博也指出：“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张冠李戴，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比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矣，足削为病。”[35]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忽视本民族文化传统而盲目照搬西方文学观念的简单化做法，也大为不满。

其次，不少文学史家认为，“纯文学”观大大限制了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范围。1934年，刘麟生《中国文学概论·序》特别指出，“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西洋文学所取的途径，稍稍有些不同”，“西洋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三者，乃其最大主干”，中国学界“近数年来，以受西洋思潮，始认小说、戏剧为文学”，如果不顾我国“文学范围较广”的客观事实，而完全以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为标准，则小说戏曲之外的大量文体便无从安置[36]。唐君毅也对当时文学史著作编撰中存在的以偏概全现象深表忧虑，认为众多文学史家热衷于以西方“纯文学”观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则“不足以概中国文学之全”[37]。刘、唐二人皆立足于中西文学之差异，认为学术界一味照搬西方“纯文学”观，忽视了本民族文学多元并存的丰富性，限制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野。确实，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多达数十种，远比西方丰富，如果机械搬用西方文学观念，则中国古代固有的多种源远流长的文体，在文学史中都不会有自己的位置。例如，赋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创作的文体，历代赋体文学创作都非常繁荣，如果按照“纯文学”观，则很难给赋以恰切的文学史位置;即使一些文学史家不能无视赋体文学的存在，但其文学史著作除在论及汉代文学时将赋纳入论述范围外，在论述其他朝代文学时则对赋略而不谈。再如，因西方“纯文学”观尤其重视戏曲、小说，受此影响，许多文学史著作在论及元明清文学时往往忽视诗文等文体，即使建国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仍不能彻底纠正这一偏颇，以20世纪60年代初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其第六编“元代文学”部分共有八章，其中杂剧和散曲就占了七章，只有一章的篇幅留给了元代诗文。其实这种因受“纯文学”观影响而导致的研究失衡现象，在建国后的多部文学史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这正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不断出现“重写文学史”呼声的原因所在。

可以断言，源于西方的“纯文学”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是一把双刃剑。近30年来，面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困境，学术界进行了深刻反思，许多人倡议并践行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是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与文化特色来审视古代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2）

注释：

（1）张德瀛《文学史》并未正式出版，宣统元年（1909）正月由广东法政学堂铅印刊行，线装一册。

（2）如詹福瑞《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张剑《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等，主张将古代文学置于宏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王齐洲《呼唤民族性：中国文学特质的多维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都不同程度体现了这一研究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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