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玥

摘要：明清时期，中国最早的一批晋商特有的金融机构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晋商诚实守信、同舟共济的优秀精神文化内涵是其辉煌的核心原因之一。如今，在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对于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晋商金融发展理念模式、晋商的精神文化内涵进行阐述，认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可以借鉴学习晋商金融发展严守承诺、“利以义制”的诚信作风，彼此联结、互相提携的合作共赢精神，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商机意识与风险意识。

关键词：晋商 金融 文化内涵“一带一路”

一、晋商金融业的发展条件

从汉唐到元朝，晋地商业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明朝时期，山西晋商开始形成一种商帮势力。到明末清初，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扩大并稳固晋帮自身的势力，一批批山西商队带着发家致富的梦想争相踏上驼道，一步步开拓了一片天地。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2010-2017年OFDI数据的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南非境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探讨了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时存在的问题。结论如下：

中国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寻找市场，南非被认为是具有显著增长机会的重要新兴市场。中国在南非的OFDI与南非市场的规模和自然资源禀赋正相关。南非的宏观经济状况也是中国O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东道国经济不稳定时，这与风险增加有关并限制投资。生产力不仅与劳动力市场条件有关，还与发达的基础设施和通信网络有关，这对中国国际直接投资项目的协调和控制至关重要。中国在南非的境外直接投资与南非的基础设施能力有关。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在南非有利于海外投资者的政策和机构将引起更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所以中国在南非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南非经济的开放性正相关。

中国企业在南非投资时面临了很多问题，比如高税收、汇率波动、严格的监管、BEE的措施和投资限制、南非国有企业的主权信用评级较低、经济政策、罢工行为的增加等问题。为了在南非创造更好、更有利的经营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逐步优化企业结构，不断强化贸易和投资关系，扩大投资规模和领域。通过政府之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有效资源优化中国企业在南非的投资环境，以建立稳固而长期的合作关系。对中国来说，应该充分借助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以及其他优势平台，使企业掌握并不断扩大对外投资的自主权。

2.积极强化中国与南非政府之间的顶层合作，努力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南非政府的“费吉萨”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作为政府强力的政策支持，为两国在经济合作领域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良好的海洋经济发展环境是南非的一大优势，中国可以利用自身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优势对南非港口进行投资。

山西位扼通衢，贯穿南北，承东启西，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晋商提供了活动场地。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背靠蒙古大草原，北上出大同，途经绥远、归化可到达恰克图，南接中州河南，經开封可通岭南广东，向西与陕西相连，途经西安，沿河西走廊可达新疆中亚。而且由于山西省位于南北民族冲突的战乱地带，庞大的军事物资需求也为山西商人提供了极大的商机，促进晋商边境贸易的发展。因此，在商贸往来和军需供应上，山西省都有着重要的区位优势。同时，晋商长久坚持着中和之道，始终如一地遵守诚、信、义、利的行为规范，以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为基地，以晋商精神文化为纽带，相互联络、相互帮助，创造出了晋商称霸于商界上百年与纵横欧亚上万里的光辉历史。

二、晋商金融发展理念模式

（一）层次分明、协同运作的多功能金融机构体系

晋商金融机构兴起与发展主要在明清时期，山西晋商既有做跨省、跨国大生意的大商户，又有区域内小型生产商与个体商户，因此山西商帮不同层次的商业结构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从典当行到印局、钱庄、账局与票号，山西金融机构层层递进地发展与创新，逐渐形成了层次分明、协同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其中，典当、印局、钱庄等金融组织在中国近代金融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清朝时期的账局与票号则是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雏形，在中国金融史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早在南北朝，中国出现了最早的金融机构典当行，该行主要开展以实物为抵押的借贷业务，满足了当时的市场需要。然而在明代中期，随着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发展与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镇做小本生意，他们需要贷款却无法提供抵押物品，典当业已无法满足这部分底层市民的需求，因此提供小额贷款的印局应时而生。印局即出借印子钱的金融机构，印子钱一般为短期小额借贷，借期以日计算，每还本息一次，加盖一次印章。到了清朝时期，印局已经几乎遍及所有的工商城镇，成为当时中国金融业的一个重要分支。

印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不能满足主流社会的金融需求。明代后期，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随着逐渐扩大的商品经济规模而不断增加，商业中的货币兑换业务与款项清算业务开始变得繁忙，在这种强烈的市场需要下，钱庄这一专门的金融组织应运而生，它先以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后开展银钱票（“庄票”）的发行业务，将写有具体银钱数额的一种票据代替银两用于支付，大大便利了当时的商业贸易。但是，钱庄的主要业务仍是货币的鉴定与兑换，尚未完全符合近代金融机构的基本业务要求。

清代初期，中国的金融业已经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还未出现专门从事吸收存款，向工商业发放贷款，以及进行埠际问汇兑的金融机构，而这三大业务是近代银行的标志性业务。账局与票号的出现，则开始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将中国金融业推向近代发展阶段。

账局是指以吸收存款并经营放款为主要业务的一种金融机构。大约在清代雍正乾隆之际，晋商在当时的张家口城中创建了名为“样发水”的第一所账局。相对于当铺、印局、钱庄而言，账局向工商业发放贷款的业务特点使其更具近代银行的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账局可以作为中国近代银行的起源。中国古代传统的信贷机构，常常都以高额的利息作为资金借贷的门槛，俗称“高利贷”，这往往会使得工商业者收支相抵后所剩无几，甚至一无所获。所以，中国古代信贷机构，只能满足普通百姓消费中所引发的紧急资金需求，而不能解决工商业者在商业经营方面的资金急需问题。而账局既有相对较低的借贷利息，又有对大额借贷的特殊优惠，使得工商业有了利用借贷资金进行运营的可能。

账局的存放款业务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清代中后期，出现了被称为“票号”的金融专营机构，它以埠际汇兑为主要业务。票号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金融机构已经全部具备了近代金融业的标志性三大业务，填补了近代金融汇兑业务的空白。“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晋商拥有雄厚的资本，大多长途贩运，商号广布，资金需要调拨周转、总店与分庄之间的互相结算，因此，埠际贸易的需求促进了票号的建立。并且，乾隆嘉庆年间，社会秩序极不安宁，发生白莲教起义的西北西南地区正属于晋商的活动地带，通过镖局护送的传统运输现金方式被劫镖的风险陡增，为了自身经营活动中资金的顺利流通，票号这一种调拨资金的新方式应运而生。在票号产生及发展的过程中，晋商功不可没，正是归功于晋商的创新与对商机的敏感性，中国的票号得以产生，并同时推动着中国近代金融机构走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晋商金融资本管理制度的创新

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晋商基于多年的经营组织与管理经验，对资本管理模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创新，并为中国近代金融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其中，企业股份制、两权分离制仍然是我国现代金融企业的重要管理模式。

首先，晋商带头实行企业股份制。晋商一直保持以家族集团为主的独资经营模式，而到了清朝时期，国家统一与国土扩张促使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快速地发展，为了集中资本和改善经营管理，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资金流通的需求迫使晋商在传统经营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并创造出了股份制的经营模式，股东拥有股份的同时，还能分摊得到红利或利息，该制度将票号中已有资本或未来可预期资本划分成若干等份的股份份额，后按照各自资本所有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配。股份具体有正本与副本两种，正本是财东对票号进行的资本投资，可按股份份额获得相应的红利，但不获取股息，副本则是财东存放在票号中的资本或者是东家、经理等从所分到的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己本以外的资本继续存入号内，只分得利息，但不获取分红。

其次，晋商开创了两权分离制。两权分离制度是晋商在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史上创造出的一种新型的经营之道，该制度的中的“两权”分别是指资本所有权与资本经营权，而“分离”并不是指直接对立分割这两种权利，而是打造出一种有机结构体系，鼓励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相互合作与配合，从而使得经营过程中的资本效益最大化。晋商票号大多数都是合资金融机构，既有该商家家族亲戚出资，也有同心同意的赞助商出资，因此票号拥有大额的资本。由于每个合作者都作为票号的股东之一，只拥有资本的一部分，而经营票号既可以获取丰厚利润，也可能会具有一定的金融风险，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每个商家股东的利益得失都与资本经营管理的好坏密切相关，因此，寻找一个既具备统筹全局的经营能力，又能帮助企业规避金融风险的贤能之士作为经营者，是每个股东的期望。两权分離制是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运作的必然趋势，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既使得晋商从商业资本转向金融资本，也使得晋商的金融资本的组成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自成立后的百年内，票号经久不衰，与这种经营机制有极大的关系，该制度也为后来的现代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创新打下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三）选贤任能、组织严谨的员工管理模式

晋商在金融业务、机构和经营管理模式上，引领着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兴起与发展。晋商之所以曾是我国商帮之首，也归功于脱颖而出的员工组织管理制度、严谨的号规和独特的员工培养制度。

在组织管理上，实现经理负责制。山西人坚信事情成败在于人为，得人才则会事事兴，失去人才则会事事衰。经理是由财东严格考察后选出，若考察到有德才兼备并能胜任经理重担的人选后，则会下重金聘书，将经营活动中的人事事务、资本管理全权托付此经理，此后财东坚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信条，只审核各经理上交的年终决算报告，平日不干预所有经营活动，无视生意盈亏，以便经理放手去经营管理。

在经营规则规范上，有严格的号规。各商号与票号上至经理、下至伙计、学徒，都必须遵守所设立的严格号规。“家有家法，铺有铺规”，这句山西谚语充分体现了各商号、票号都有其严格的业务经营规则，其中对古代的民俗陋习都有严格制约或禁止，如酗酒赌博、投机取巧、私放贷款、空买空卖等，违反者以号规处置，严重则开除。

在员工素质上，设立学徒培养制度。晋商将年龄、家世、智力等方面纳入人员录用标准。进号后要实行严格业务技术与职业道德的培训，同时设立了严格的学徒制，在实习中将学徒培养成优秀之材，使其成为骨干力量。

在员工收益上，创造了人身顶股制。商号中的掌柜、伙计，虽无资本股份分成，却可以将自己的劳动薪酬入股，顶身股份额按照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来确定，意味着不但可以与财东一起参与分红，而且还不用承担亏赔责任。该制度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财东、商号的利益紧紧拴在一起，员工为了升值，增加顶股份额，会努力为商号谋利益而不是损店利己，因此，此制度不仅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劳资关系也得到了协调。

三、晋商的精神文化内涵对“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启示

晋商金融业在我国近代金融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晋帮金融业的辉煌发展主要得因于其独特且优秀的精神文化精髓。晋商自古具有“勤劳节约、诚信明理、管理精明、敢于开拓”的经典形象，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史上，晋商的精神内涵集中体现出了对我国儒家思想精华和古代商贾思想的历史传承，是晋商不可替代的主心骨与软实力，并在促进金融合作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能扩大我国经济的发展空间，还为全球各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沿线各国及地区各领域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及地区多领域的金融合作，而学习与传承晋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我国需积极以晋商精神文化内涵指导“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与发展，用更有力的中国金融实力来实现更好的合作共赢目标。

（一）学习严守承诺、“利以义制”的诚信作风

晋商的精神文化内涵来源于儒家文化中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山西民风有着性格平和且隐忍、俭朴淳厚而刚直，向来为世人所称道。儒家有云：“人无信不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是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甚至舍利取义。晋商正是将这种儒家的内在价值理念融入了其商业活动中，并形成独有的经商处世之信条：“为人处世平易近人，诚信铭记在心，在各地打下扎实的商业根基，无论怎样都能把生意做好。”晋商外出做生意时，用信条约束自身，把抱诚守真作为经营的基本道德，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赚黑心钱，以诚待人，珍视信誉，争做“善贾”、“良贾”。许多晋商在经营中不幸破产，后辈们从商东山再起之后，仍然会主动偿还本无须承担的旧债。同时，晋商也特别讲究“义利相通”，孟子曾云：“义，人之正路也”，“义”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道德规范，晋商认为见利思义，仁中取利则为真君子，义内求财则为大丈夫。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义利相通观成为晋商精神文化内涵的核心。

信用是金融业务往来的生命，较差的金融信用会导致信任危机与信用风险，进而影响金融合作的进行。明清时期，在全国以及国外范围内，晋商金融机构在各城市或地区之间友好的金融合作，为晋商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晋帮之所以在近代金融史上发光发热，核心原因是其重视诚信，在众商帮中树立了良好的信用形象，成为彼此金融合作的“稳定剂”与“催化剂”。我国目前已拥有良好的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的目标下，还应从晋商严守承诺、“利以义制”的诚信作风中获得启示，在沿线金融合作建设中，重视“契约精神”，在各国间树立信用大国形象，重视构建“一带一路”信用体系，大力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用一体化，通过诚信这一精神文化内涵包容沿线各国的多元文化与风俗，设立“一带一路”信用评级机制与信用奖惩机制，并制定相适应的信用管理方案，让我国的国际金融业务在面向世界的同时更具有公信力。

（二）学习彼此联结、互相提携的合作共赢精神

“天下晋商是一家”是晋商经常放在嘴上的一句话，同舟共济是他们的信条。在清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晋商的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国内外商业竞争对手的力量也在增强，但晋商没有因为利益上的竞争相互倾轧，反而是逐渐形成“同舟共济”的群体。因为在激烈的竞争中，晋商深刻意识到所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们都是统一战线、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晋帮以会馆作为纽带，加强各个商户之间的理解与交流，讲义气的精神文化无形之中联结彼此，协调着各晋帮间的关系，消减着不和谐，从而形成了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晋商所具有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巩固了其行业的垄断地位。

1.应创建多边金融合作机构。如今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对外贸易合作、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各地能源开发与利用是艰巨而又复杂的工程，“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亚太地区、中东地区与欧洲地区等近六十多个国家及地区，各自拥有不尽相同又错综复杂的经济市场环境、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政策制度，因此对沿线金融建设与合作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目前，在我国的倡议下，已经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中东欧金融控股公司等，作为国际区域内的金融投资平台，为沿线的对外贸易合作、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各地能源开发与利用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促进了国际区域内多边金融合作，为沿线各国及地区带来更大的金融发展机遇。

我们需从晋商团结互助的集团精神中获得启示，在“一带一路”的金融建设过程中，光靠单边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学习晋商的团结合作、同舟共济的优良精神，创建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大力建设多边金融合作机构是促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的重要“联结点”与“助推器”，鼓励各个国家及地区的资本合作、同甘共苦，促进国际区域金融繁荣发展，提升我国的国际凝聚力，发挥协同作用，联结沿线各个国家及地区，加强与各国及地区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2.应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如今，在我国乃至全世界，明清时期晋帮“同舟共济，相互提携”的精神文化光辉仍然生生不息，数十家晋商商会遍布世界各地，为了重振晋帮当年的雄风，传承中华优良的晋商文化精神内涵，现代晋商们分别创立了中华晋商会、中国晋商俱乐部、俄罗斯晋商商会等，并在山西省太原市举办世界晋商大会，晋商之间的联系加强，并达成了团结合作、相互提携，共同促进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共同目标。当下我国在国际上已经拥有不少合作伙伴国，学习晋帮之间彼此联结、相互提携的优秀精神文化内涵对于我国“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方面，应该更加注重倡导“命运共同体”意识，加强沿线区域内大国之间“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大力支持“一带一路”数字化经济战略联盟、“一带一路”供应链金融联盟等相关金融战略联盟建设，鼓励为国内外银行、金融机构等搭建“一带一路”金融合作平台，使得各国共享金融收益，共担金融风险，互相协作，休戚与共。

（三）学习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商机意识与风险意识

信息是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晋商非常重视信息情報的采集，他们拥有从多种渠道挖掘各地经济市场供求行情的能力。明清初期，在与其他商帮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晋商们要求手下的经营者必须保持“耳聪目明”，具备卓识与远见，做到知于前，行于先，达到出奇制胜的境界，以便实时捕捉情报与商机，同时能提前预测风险并有效地规避，因此，晋商的高屋建瓴使其在国内与海外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山西票号的总号与各地分号之间保持着规律的信件联系，方便及时收集商情动态，分号负责关注当地的政治人事、军事、工农业生产、市场供求，然后对信息进行鉴别、汇总并交与总号研究分析，总号则运用情报资源对下一步的经营措施做出决策，再下达回各分号。除此之外，晋商同时制定了人事考核系统，将成员们对信息情报的实际绩效作为审核标准之一，并为优秀者授予奖金，因此每个成员都非常重视此工作。

我国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金融合作的过程中，要学习晋商对信息情报的重视，既要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金融商机有着敏锐的机遇意识，也要具备国际间金融合作风险的预警意识。

1.拥有金融发展的机遇意识。要实现与沿线各国互联互通的目标，沿线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最为迫切，而区域内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大规模资金流通与融资提出了金融要求。并且，加强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与合作，在跨境融资、货运保险、国际结算与清算等方面也需要完善沿线金融建设。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参差不齐，沿线金融体系欠发达，缺乏完善的金融机构、设施与合作平台。因此，我国应学习晋商的高瞻远瞩，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中金融发展的迫切需求，抢抓国际间金融合作的机遇，促进沿线各国间的金融合作，提供基础设施资金流通与融资渠道，支持国际贸易合作的资金需求，鼓励我国金融机构走出国门，大力建设亚投行等多边型国际金融机构，打造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为中心的金融合作体系。

2.拥有金融合作的风险预警意识。机遇与危机往往如影随形，我国在重视“一带一路”为国际金融合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学习晋商的未雨绸缪，加强在金融机构运营、投资与融资等方面的风险预警意识。首先，以亚投行为首的国际金融机构，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红利的“输氧机”，应进一步完善运营机制，主要体现在为沿线基础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服务的业务范围较窄，并呈现经济收益低、资金运转周期较长的特点，融资方面以贷款、抵押、担保等形式为主，因此存在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的风险，一旦资金流动出现问题，会加大沿线区域内的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其次，“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是系统的、复杂的，沿线各国拥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宗教、经济、政治等，因此沿线金融合作会受到各国不同的金融市场环境、经济政策、商业习惯、经济结构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政治动荡、外汇汇率波动、主权债务问题等都会为我国国际金融合作带来风险与挑战。因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强规避金融风险的意识，积极向发达的国际金融机构学习和借鉴成熟经验，设立防范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