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生 蔡 弘 丁仁船

摘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非农流动的性别与年龄选择性将大量弱质劳动力沉积农业，农业劳动力呈现“规模大、比重高、女性多、年龄大、素质低、提升慢”的发展格局。其后果是，在数量结构层面，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小农”被逐步“挤出”农业现代化体系;在年龄结构层面，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尚未形成，而家户经营模式因务农意愿代际传递受阻而面临消亡;在性别结构层面，规模庞大的女性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价值存在背离;在素质结构层面，生产要素现代化与劳动力低素质化矛盾仍然突出。农业劳动力新老更替过程中乡土情怀断裂及其疲态供给趋势，正威胁着农业发展与基层稳定，乡土社会作为缓冲经济风险的海绵效用正逐渐衰退。树立农业劳动力安全意识、节流意识、升级意识、开源意识与价值意识，提升农业劳动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结构;农业劳动力安全;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113-007

2019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0.6%，城市人口规模由1978年的1.72亿增至8.48亿。（1）与此相对，农村人口迅速萎缩。44.38%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暗示我国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主要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出农村流向城市，老人农业与妇女农业成为农业生产的一般图景，深刻影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往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主要侧重土地、资本、科技、政策要素的投入及其对农业增长的研究[1]，近些年开始转向关于农业发展方式转型的研究[2-4]，作为农业发展中最活跃的劳动力要素，农业劳动力结构变迁及其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当前，以化肥和农药为代表的农业科技进步，以机械化生产手段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提升，以粮食产量为导向的农业发展衡量策略，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农业生产活动中劳动主体内驱力不足的事实。农业劳动力之于农业发展不仅要从数量规模层面予以重视，更值得从结构变迁视角进行考察。研究基于劳动力可持续供给能力视角，利用年鉴数据和人口数据讨论了农业劳动力结构变迁特征，及其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对大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优化农业劳动力结构、提升农业劳动力发展能力从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2）

一、农业现代化中劳动力结构变迁特征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伴随农业劳动力整体规模萎缩，占三次产业劳动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其内部还呈现出劳动力女性化、老龄化、低素质化等特征。

（一）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但规模可观（3）

2009—2018年10年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从2.89亿缩减到2.03亿，减少了8600万，平均每年减少860万，而我国就业人口的规模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从2009年末7.58亿增加到2018年末的7.76亿，增加了1800万。农业人口的减少主要是非农流动的直接后果，农业较低的劳动报酬率将青壮年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挤出农村，农村就业人口占一产就业人口的比重快速降低，从2009年的68%降到了2018年的59.3%。（4）农转非的重要途径是进城务工，2009年我国拥有2.3亿农民工，2018年增加到2.88亿，增加了580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农业生产活动中释放出来的。（5）

与此同时，就业人口结构持续优化，我国从传统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彻底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结构。结合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变动趋势来看，2011年开始，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就超过农业，成为就业人口规模最大的产业部门;2014年开始，工业就业人口也超过农业就业人口。至此之后，农业就成为就业人口比重最低的产业部门，2018年末农业就业人口占比为26.11%，较2009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以大机械农业为代表的美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为1.4%，以欧洲农业为代表的法国仅为2.6%，同为东亚精细化农业，人口密度高于我国的日本也仅为3.4%，可见，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规模和比重均明显偏高。[5]面对规模可观、比重偏高的农业劳动力格局，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三产融合发展趋势下，农业劳动力比重仍将进一步下降，非农转移既是历史趋势，亦蕴藏巨大潜力。

（二）农业劳动力呈现出女性化特征

非农流动具有显著的性别选择性，长期以来农村男性劳动力的流动性都要远高于女性。部分研究显示，非农流动开始从个体流动转向家庭流动，女性流动规模、流动能力与流动质量均有所提升，人口流动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但是，2018年外出农民工中女性仅占30.8%，本地农民工中女性也仅占38.6%（6），意味着依然存在大量处于劳动年龄的妇女因多种因素被滞留农村，她们承担起抚养长辈，哺育后代与日常田间管理的大部分责任。在男性“缺席”下，这部分群体在成为留守妇女的同时其实也成为了农业妇女。至于该群体的规模如何，学界没有定论，民政部测算大约在4700万左右。

农业女性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农业劳动力中女性数量或者比重不断增加，二是农业生产管理与农业生产决策越来越多地由女性承担。仅从前者来看，我国20—54岁农村已婚人口性别结构表明，2018年末性别比为89.54，意味着每100名女性只对应着89名男性，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结合女性就业人口职业属性，农业是她们第二大职业选择，2018年末，仍有31.8%的女性就業人口集中在农林牧渔水利业，这一比例高于男性9.3个百分点。可见，虽然农业已经不是主要就业渠道，但女性非农转移的速度仍慢于男性。再联系女性受教育水平与就业选择来看，农业领域集中了规模庞大的低素质女性就业人口。2018年末，对于未上过学的女性有81.3%选择农业就业，具有小学受教育水平的女性有67.2%选择农业就业。通过分析看到，我国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女性农业劳动力队伍。

（三）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特征显著

事实上，因统计口径与统计方式不同，对于农业女性化现象存在与否尚未定论，但关于农业老龄化的研究结论却比较统一，辽宁、浙江、湖南、四川、甘肃等地区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均表明我国农业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6-10]农村人口老龄化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从乡城人口转移特征来看，一方面，非农部门更加青睐更具活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那些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劳动技能较差的劳动力被迫滞留农村，成为留守老人;另一方面，那部分因超过劳动年龄，失去年龄优势而被非农劳动力市场淘汰的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没有获得融入城市的资本，不得不面对回流农村的选择。

从农村常住人口数据来看，2018年末，60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20.46%，超过全国2.56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84%，超过全国1.94个百分点。（7）农村社区已经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深。农民身份的获得不仅仅单纯是指居住在农村，更多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常住人口老化往往意味着劳动力老化。通过2018年公布的2016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来看，比较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我国农业劳动力正在加速老化。1996年末全国超过55岁的农业劳动力占比12.27%，2016年末则增加到33.6%，而35岁以下农业劳动力规模却从1996年末的53.35%缩小到19.2%。（8）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农业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中不可回避的事实。

（四）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且上升缓慢

据农业农村部2018年发布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已突破1500万人，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总量的4.78%，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型职业农民占30.34%。然而，从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结构及其历史变动态势发现，其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且改善幅度有限，绝大部分农业劳动力尚未达到高中水平，与全部就业人口、工业就业人口以及服务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差距较大。

具体而言，农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变动呈现四个特征。（9）一是农业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比例大幅降低。未接受小学教育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从1982年的35.9%大幅缩减至2018年的6.8%。二是绝大部分农业劳动力接受了小学或者初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每个调查年份均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业劳动力接受了小学教育，2018年末拥有小学和初中受教育水平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了87%。三是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动幅度不明显，增长极为缓慢，2018年末接受高中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较1990年仅仅增长了1.01个百分点，达到了5.35%。四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差于同时期的男性。无论哪个人口普查年份，女性未上学的比重始终高于男性一倍以上，2018年仍然存在9.7%的女性农业劳动力没有上过学，接受高中教育的女性农业劳动力比重尚未达到男性1990年的水平。

综上，通过宏观历史人口数据的统计分析看到，“规模大、比重高、女性多、年龄大、素质低、提升慢”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农业劳动力结构基本格局。伴随农户家庭收入结构历史性调整，在城乡二元发展鸿沟和农村生活高度商品化双重挤压下，为了争取更多家庭发展资源，以农时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少工老耕”、以性别分工为基础的“男工女耕”，业已成为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策略。弱质劳动力被安排到弱质产业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正在被抛弃。

二、农业劳动力结构困境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

当前农业劳动力整体格局表明，农业劳动力与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从过去劳动力数量多寡转化为劳动力结构困境问题，“谁来种地”“谁愿种地”“谁会种地”三个基本问题正深刻影响着农业现代化。

（一）传统“小农”的生命力正在衰退

农业现代化中以家户小规模、碎片化、可持续生产经营模式主导的“小农”正逐步被“挤出”农业现代化发展体系。然而，“小农”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身份其实并未改变，目前全国70%以上的耕地仍然通过小规模的家户经营完成。[11]“厚”城市而“薄”农村的非农流动在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同时也意味着“掏空”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农业劳动力数量结构变迁的困境不在于规模减少，而在于“小农”经营模式的破碎化甚至“破产”。

丹麦经济学家博赛拉普在其著作《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學》中解释了高密度“小农”经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原理，人口增长成为农业发展的动力。其理论能够帮我们理解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及其高度发达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演变轨迹。“大而粗”的美国式“家庭农场”模式并不能“生搬硬套”，“小而精”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型“绿色农业”才符合中国国情。然而，近乎不可逆化的乡城人口流动态势配合土地流传、机械投入、规模生产的农业现代化路径，正在加速“小农”衰亡，传统家户经营模式尚未实现现代化转型就已经被工业化、城镇化湮没而逐步瓦解，最终步入与孟德拉斯笔下法国农民（Peasants）相似的被“终结”的命运。重视“小农”生命力有机延续并不意味着反对非农转移。从人地关系来看，只有实现人地分离、土地流转、适当集中，才可能推进“小而精”的现代化生产。从城镇化推进来看，“小农”生命力与有序非农转移是推进乡村振兴与乡城融合发展的一个问题两个方面，两者都在强调人的因素，在城市生育率持续低迷情况下未来城镇人口增长的动力依然来自农村。因此，需要处理好小农户与大农业之间的关系。[12]

（二）女性农业劳动力规模与价值存在背离

当“男工女耕”与“少工老耕”成为绝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时，意味着农业在农户心中的地位已经开始下降。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妇女在农业中所演绎的角色极为相似。她们既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技能培训，仅是男性劳动力外流之后扮演了劳动辅助者和日常田间管理者角色。也没有呈现主导家庭农业发展的迹象，土地承包经营权往往与她们无缘，她们长期被排除在农业现代化体系之外。也就是说，即便我国存在规模庞大的女性劳动力聚集在农业生产领域，但支配农业生产、掌握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的始终是男性。[13]

有学者指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具有特殊性，妇女参与既没有降低生产效率，也没有威胁粮食安全。[14]但衡量农业女性化的后果不能仅仅从生产结果来看，而是要关注生产态度与生产过程，既要肯定女性农民的劳动贡献与性别价值，也不能忽视其消极化生产的事实。[15]还原皖北地区（10）女性劳动力参与事实看到，在男性“缺席”和务农收入份额占比下降双重压力下，务农女性被动式参与的图景已经显现。第一，她们之所以还坚守农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依然发挥着兜底保障的功能，而非土地产出对家庭发展有支配作用，相较于收成多寡，她们更在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获得。第二，农业生产之所以尚能维持，是因为生产方式变革、农忙期间男性回归、季节性雇佣农供给、生产资料配送、政府政策庇护等多方资源的外力协助，而非女性农业劳动力本身务农能力的提升以配合和促进传统家户经营向现代化转型。[16]

（三）务农意愿代际传递断裂凸显“谁来种地”问题

“兼业化”已经成为我国农户生存的主要手段。据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典型调查和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多年来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户和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的比重大体稳定在44%左右。[17]“半工半农”赋予了大部分农民双重职业身份，但这种身份特质将原本松散的人地关系进一步解绑，加剧了农民职业的不稳定性。

一是农户务农意愿代际传导机制近乎断裂，外流人口返乡意愿低迷。课题组通过对安徽省多地调查发现，35周岁以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务农比例已不足5%甚至更低，父辈“半工半农”的身份特质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正在被“农二代”抛弃。二是农业生产技能代际传递机制全面断裂，比“谁来种地”更紧迫的是“谁会种地”。当城市常住人口超过半数之后，有学者开始反思“谁在种地”和“谁来种地”两个现实问题[18-21]，而农业劳动力年龄结构更替中务农技能传承问题却少有学者讨论。我国要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8.6%的人口，迫使农民必须会种地。（11）然而，农村青年劳动力流失的过程其实也是农业生产技能断代的过程。再过10年、20年，农业大国可能将面临无人会种地的处境。三是作为当前土地流转承包主体的“新中农”也需要面临换代问题。贺雪峰提出了“新中农”的概念。将代际传递视角纳入考虑视野就会发现，“新中农”的生命力其实也很脆弱。父辈的坚守并不意味着子辈也会选择同样的生活模式，没人“接班”是“新中农”面临的最大困境。除现有务农群体外，真正“会种地”、“愿种地”、“能种地”的是上世纪70、80年代进入城市而如今因年龄问题正在被劳动力市场淘汰的“初代农民工”，至于他们的子辈、孙辈，意愿成为新时代“农场主”的寥寥无几。[22]

（四）农业劳动力素质滞后农业技术发展

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然而，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依赖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某种程度上演化成了“旧农民+新工具”的范式，改造“旧”农民代替了培育“新”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新”不在“人新”而是“器新”，即农民还是那批农民，只是经营规模、生产工具、投入要素发生了改变，农业生产活动从劳动力要素依赖转向土地、机械、化肥、农药等现代要素依赖，生产要素现代化与劳动力要素低技能化矛盾越发突显。

以現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为标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之后为一个阶段。1950年至1980年间，人口每年增加约2%，而农业产出则每年只提高了2.3%，结果是农村变迁的形式主要是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不断密集化而不是借助现代化生产手段来节约劳动力或提高劳动效率，最终导致农业劳均产出和收入几乎停滞不前，农业发展呈现“内卷化”特征。[23]在第二个阶段，政府对于农业发展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开始重视，发展政策向农业倾斜，机耕、机播、机灌面积份额显著增加，化肥、农药、薄膜使用量更是有了跨越式增长。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转型过程中，国家划定的主粮产区、商品粮基地，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已经相当之高，2019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但生产方式变革并没有带动农业劳动力内部素质结构的同步变革。绝大部分农民不仅没能摆脱“落后”的标签，反而面临被工业化、城镇化“消灭”的命运。

三、优化农业劳动力结构推动农业现代化的

对策与建议

劳动力是农业发展中最活跃的要素。再先进的农业科技、再强大的农业机械、再优越的农业制度，缺少劳动力的支持不可想象。弱质劳动力被安排到弱质产业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正在被年轻人抛弃。[24]如何优化农业劳动力结构，提升其可持续供给能力，已成为多个国家研究农业发展的重要议题。[25]对于我国而言，如何“改造传统农民”，提升农业劳动力主体发展能力，提升农民的职业地位，多维度提升农业劳动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一）树立农业劳动力安全意识，推进农业制度创新

准确把握城乡人口变迁的内在规律，切勿盲目鼓励甚至鼓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警惕因农村人口过快流失引起自然村落过速消亡。从2006—2018年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来看，我国自然村落消亡与兼并的速度非常之快，农村“空心化”现象严重，最终导致农业无人为继，无人种地的局面。目前来看，最先消亡的可能就是那些无法利用机械化手段作业的山区农业，农业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农耕文化、农耕民俗将逐渐淡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视野。因此，在社会舆论层面要合理引导和正面宣传，增强全社会农业劳动的安全意识，营造良好的尊重农业、尊重农民、尊重农村的社会氛围，有选择性地保护好一部分落后地区的农耕传统。[26]具体来看，在个体层面要通过政策实惠、制度约束、行为管理来避免消极务农的态度，加强农业劳动力的自我学习能力，配合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提出新要求。农民是立国之本，农业是立国之基，要继续不遗余力地加大“三农”投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优化社会保障体系，美化人居生活环境，成立农业创业基金，吸引一部分有情怀的外流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回归农业，积极引进农业技术人才，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加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高生产科学性、生态性、可持续性。

（二）树立农业劳动力节流意识，推进农业补贴体系变革

“三农”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农民，而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增收”。当务农的经营性收入难以支撑农户发展时，政策性收入没有及时跟进就会加速我国“小农”破产。我国对于农业补贴制度的改革积极性远不如农业经营制度，以土地为中心的经营制度改革对于国际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几乎为零，而农业补贴制度则更加灵活，能够根据国内、国际市场风向及时调整，当发生国际贸易冲突时能够有效保护本国农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有必要由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向农业补贴制度调整转型。[27]

其一，优化农业补贴政策系统，扩大补贴覆盖、加大补贴力度、优化补贴结构、提升补贴效率。其二，推动农业补贴由“黄”转“绿”、转“蓝”。目前“黄箱”政策虽已“触顶”，但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特定产品价格支持、营销贷款补贴、商品贷款利息补贴等“黄箱”补贴，我国几乎均未使用或者推广。“绿箱”政策尚未完全启用，WTO所允许的12项“绿箱”政策我国只启用了其中6項，分别是一般农业服务、粮食安全储备、粮食援助补贴、自然灾害救济、农业环境保护和地区援助补贴。[28]“蓝箱”政策的启用程度则远不如“黄箱”和“绿箱”。其三，提升补贴精度、灵活补贴手段、简化补贴程序、加强补贴监管。其四，要从“普惠制”补贴模式向“特惠制”转变，遵循“谁种地补贴谁”的原则。

（三）树立农业劳动力升级意识，重视农业人才开发利用

农业内生性发展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劳动力主体能力的发展，二是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前者可以改善农业劳动力内部结构，化解农业劳动力结构危机，促进农业劳动力可持续发展;后者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吸纳更多优质劳动力进入实际农业生产领域，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在具体操作层面，其一，完善农民培育制度环境，建立农民培训扶持机制，重视培训对象的差异化需求。其二，教育培训中融入性别意识，培育更多女性农业生产经营精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也是劳动力身体参与向理念参与、技术参与的过程，有必要重新定位女性农民发展角色。其三，开辟劳动密集型与现代技术密集型结合的农业发展道路，因势利导改变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宏观策略，积极利用这些“困”在农村的弱质劳动力资源，在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投入现代科学技术，通过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方式来提升农业比较效益以带动农民收入。

与此同时，主动探索“人才聚村”“人才治村”“人才兴村”。创建乡贤熟人治理体系，积极培育新一代乡贤，主动发挥新乡贤的基层治理能力;创建新时代乡村讲师团，充分调动乡村有为、愿为、敢为、能为人才的治理热情，形成新政策、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体系;创建乡村人才储备库，农户代际更替中培育挖掘种植能手与经营实干家，从中选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新一代农场主，推进家户经营适当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智慧化、社会化;创建乡村人才发展环境，鼓励并培育“斜杠农民”，拓展农户收入来源，优化农户收入结构。[29]

（四）树立农业劳动力开源意识，扶持多元农业主体成长

未来农业发展的轨迹和理念将会有一个较大程度的调整和回归。农业不再是农民和农村的农业，而将是全社会和城镇共同拥有以及参与的农业，城市农业、智慧农业、互联网农业将逐步兴起，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更加突出，农业三产化特质将被放大;农业也不再过分追求机械化、化学化、高效化、高产化，而是环境、生态友好发展的绿色农业。在此期间，一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进入传统农业领域;由于现代农业、智慧农业对于劳动力的要求由体力转向智力，女性农业生产精英将可能“异军突起”;也有一大批传统农业生产主体改变经营方式，农业劳动力以迭代更新的方式获得可持续。其一，建立农业科研保障体系，以农业科研人才培养为本。其二，推动农业产业链细化分工，提升劳动力吸纳能力，推动农业生产公司化、专业化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工资回报率。其三，发挥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的带头引领作用。其四，打造城市农业、社区支持农业、智慧农业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其五，将性别意识融入农业发展政策，为性别友好型农业发展奠定良好的政策环境与社会环境。[30]

（五）树立农业劳动力价值意识，培育良好职业认知体系

农业作为古老的职业，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受到了较高的社会尊重，农民具有颇高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商品化逐步深入百姓生活，对人们原有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造成了冲击，金钱成为衡量一个职业优劣的标准。农民成为最穷的群体，农民身份“一落千丈”。因此，有必要重视农耕文化的历史传承，加强积极正面的舆论导向，提高农业和农民的社会认可度，形成尊重农业、尊重农民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往对于“三农”问题“重实践而轻舆论”，为农民增收、为农业增产、为农村增彩是政策的主要导向，忽略了民众对于农民、农业、农村的态度。要想鼓励年轻人选择农业，社会需要积极认识到农民这一职业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它不仅需要专业的技能，更需要个人品质、道德与情怀，农民必须被认可和尊重。营造良好的护农、尊农、尚农的社会风气能够为“三农”政策落实孕育肥沃的土壤，为农业生产结构升级保驾护航。

注释：

（1）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不包含港澳台。

（2）若没有特殊说明，数据来源于《2019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3）若没有特殊说明，本小节数据来源于《2019中国统计年鉴》。

（4）数据来源于《201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5）数据来源于《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6）数据来源于《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7）数据来源于《2019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