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兴 包彤 曹亚明

摘要：文章基于近年来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围绕三个重要争论进行了评述，即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陷阱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增速下滑、收敛乏力与增长分化是判定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标准，虽不无争议，总体而言，实证结果倾向于证实陷阱是存在的，教育、收入分配和制度是决定跨越还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根本因素。文章从这个三个角度对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判定标准;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092-011

现有发展理论更关注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和经济起飞，暗示落后国家一旦实现经济起飞，将顺利实现向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收入水平也将向发达国家收敛。但是，始料未及的是，这些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通常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基于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长期增长的经验，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意指中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面临低收入国家的竞争，丧失了低成本优势;又缺乏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难以在知识密集型产品和产业方面与之竞争，因此，原来的增长方式和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失去发展的动力，经济停滞不前。2010年之后，随着中国迈入中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速出现了持续下滑，这引发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担忧，中国是否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内外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新提出的概念，應当如何准确地界定“中等收入陷阱”？从各国长期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一陷阱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其形成的原因与机理是什么？针对这些关键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基于现有文献，试图厘清“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现状，归纳主要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展望了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的界定

界定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明确划分收入水平的依据，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两种方法。按照绝对收入水平划分收入组别，最典型的是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即采用Atlas汇率方法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NI，这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界定标准。该方法以1987年收入水平为基准，将低于480美元的国家划为低收入国家，处于481—1940美元的为中低收入国家，处于1941—6000美元的为中高收入国家，高于6000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以后收入门槛根据通货膨胀率和汇率逐年调整，如图1所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1987—2017年处于不同收入组别的国家数量进行了统计。如图2所示，高收入国家数量的上升趋势十分明显，1987年只有40个左右，到2017年约翻了一倍。低收入国家在2000年后呈现迅速的下降趋势，从1987年的49个减少为34个。中高收入国家不断增加，与中低收入国家数量的差距在不断减小。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17年统计的217个国家中有80个高收入国家，34个低收入国家，103个中等收入国家，其中47个下中等收入国家，56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为了将数据的时间范围扩展至1987年之前，Felipe将世行的分组标准与Maddison数据库相结合，将人均GDP处于2000至7250国际元（1）定义为中低收入阶段，7250至11750国际元定义为中高收入阶段，分类的结果与前者相似。[1]

相对收入法是以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作为标准参照组，根据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占参照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比例来划定不同的收入组别。Woo考虑到科技进步与创新使国家发展潜力不断增长，因此认为收入分类不应建立在绝对水平的基础上。[2]他以美国作为世界发展的前沿，将其他国家人均GDP占同期美国人均GDP的比例定义为“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CUI），将赶超指数处于20%～55%的国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Kremer等、Im和Rosenblatt将收入组别进一步细分，前者将美国人均收入的1/16、1/8、1/2分别作为低、中低、中高和高收入组的分界值[3]，后者则将低、中低、中中、中高和高收入组的门槛值定为15%、30%、45%和60%[4]。参照上述文献，我们将低收入门槛和高收入门槛分别定为美国人均GDP的10%和50%，利用宾大世界表提供的数据，将各国1960年和2014年的数据作成散点图，如图3所示。在111个经济体中，1960年低、中、高经济体的数量分别为42个、50个和19个，2014年分别为37个、45个和29个。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1960年的50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有30个仍停留在这一组别，有11个跃升至高收入组别，但是也有9个降至低收入组别（2）。

关于两种收入划分标准，有以下三点评论。一是绝对收入水平与生活标准和福利水平相关，只要长期人均收入保持正增长，不管时期有多长，总可以达到高收入水平，就此而言，陷阱可能并不存在。相对收入代表了由后发优势形成的赶超潜力，相对收入水平越低，距离世界前沿越远，后发优势越明显，增长潜力越大。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在距离前沿仍然较远的情况下，收入增速大幅下降，收敛速度明显减慢，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成功跨越。这些国家为何未能将后发优势转变为现实的增长，这正是中等收入陷阱要研究的问题。二是就高收入水平而言，相对收入的门槛要远远高于绝对收入。以2017年的数值为例，世行的高收入门槛值只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20.69%，远低于50%～60%的相对收入门槛值。三是从收入转移矩阵的分析结果来看，跨越由相对收入界定的高收入门槛，就可以以很高的概率停留在这一组别，这更能代表经济发展的成功。综上来看，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相对收入更宜作为分组的标准。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

目前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具体界定主要有三个标准，即增速下滑、收敛乏力和增长分化。[5]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最为直观的描述就是，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增长出现停滞甚至衰退，因而无法跨越高收入门槛，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6- 11]因此，较长的停留时间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指标。[12]一些实证研究正是从这一角度，比较不同收入阶段增速下滑发生的概率，进而说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13]，另一些學者则通过考察一些经济体成功跨越中高收入门槛和高收入门槛的经验，推断实现跨越所需达到的增长速度和停留时间。[1，14]

收敛乏力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长期以来未能显著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甚至出现了相对的衰落。比如，Robertson和Ye测量了中等收入经济体与代表性高收入经济体人均收入之比的动态趋势，认为如果某一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这一比值长期趋于平稳，且低于高收入门槛，则有可能落入陷阱。[15]林志帆从条件收敛的角度，将陷阱界定为连续5年以上该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实际经济增速小于理论预测值。[16]

增长分化针对的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高收入门槛的忽然性，表现为少数经济体能够成功跨越，而多数则停留在这一水平，甚至还会降至低收入组别。这暗示中等收入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困难，各国应对这些困难的能力不同，从而经济增长的绩效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以很高的概率停留在原来的组别，中等收入经济体则有更高的概率向其他收入组别跃迁。借助于Quah发展的收入转移矩阵的方法[17]，考察不同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在各收入组别的分布与变迁，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的三种界定标准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后发经济体在经济赶超过程中的表现。正是因为增长速度降至与发达经济体相近甚至更低的水平，所以才无法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有效收敛。当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都表现出类似的特征时，从总体分布上就会呈现大部分经济体滞留在本组，少数跃升至更高收入组别或跌落至更低收入组别的特征。当然，三种标准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增速下滑考察的是绝对收入的变化，而收敛乏力考察的是相对收入的变化。前两种方法考察对象的都是经济体个体，而增长分化则是从总体上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界定。经济赶超本质上是后发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追赶和超越，因此，相较而言，收敛乏力可能是一个更为关键的标准。

二、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吗？

在对中等收入陷阱做出具体的界定之后，通过归纳和比较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程式化事实，可以验证陷阱是否存在。由于数据来源、样本范围、分组界定、判断标准有所区别，不同文献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虽然总体上文献倾向于确认陷阱的存在，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

（一）增速下滑

Eichengreen等最早提出了增速下降的可操作的定义，证明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和1.5万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会以更高的概率出现显著的下降，从而证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13，18]这两个数值大约相当于美国2005年人均GDP的20%和30%，按相对收入标准衡量，正处于中等收入水平。Aiyar等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收入分组标准，中等收入国家出现增速放缓的概率均明显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19]在中等收入陷阱命题提出之前，有文献表明全球化时期各国经济增长率按收入排序呈U型分布，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低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可以作为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一个佐证。[20-21]但是也有学者发现，如果扩大样本的范围，与低收入或高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停滞的概率相当甚至更低[22-23];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也并不慢于其他收入水平的国家[24-25]，因此，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并质疑其研究的意义。

从增速下滑的角度验证中等收入陷阱，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下滑标准的界定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对分析的结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一标准的设定应考虑到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比较，因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只有在增速与高收入经济体持平或更低时，才有可能落入陷阱;二是增长速度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可能具有普遍性，这与产业结构的转变有关，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由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较其他产业更为缓慢，这会导致经济整体增速的下降[26];三是不同收入阶段可能都存在增速下滑的现象，甚至低收入阶段出现增速下滑的概率可能大于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换言之，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可能同时存在。

（二）收敛乏力

收敛乏力联系到大量有关经济收敛的实证文献。有经验表明，在控制储蓄率、人口增长、人力资本积累、政府作用等因素的条件下，收入水平较低国家的人均收入大约以每年2%的速度向高收入国家收敛。[27-28]但是以往文献并没有特别关注不同收入阶段收敛速度的特征与差异。多数的文献均证实，除少数经济体外，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显著缩小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比如，Im和Rosenblatt发现，按照以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各国的实际增速计算，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无法在50年内赶上美国或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平均水平，只有中国是唯一的例外。[4]姚枝仲也得出了与之类似的结论，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可能有40%以上的时期，不仅不会缩小与美国的收入差距，反而会扩大。[11]Aiyar等基于条件收敛模型，发现中等收入国家偏离理论预测值的概率是最大的。[19]林志帆以同样的方法证实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并发现中低收入国家落入“陷阱”的概率会更高。[16]但是，Barro得到的结论与之相反，他并没有发现从中等收入国家收敛到高收入国家，比从低收入国家收敛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难度更大。[29]Robertson和Ye考察了46个中等收入国家相对收入的变化趋势，发现只有5个国家稳定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他国家或者差距有所扩大，或者收敛的趋势不具有显著性。[15]

从收敛乏力的角度判断“中等收入陷阱”，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这一标准聚焦于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与经济赶超，将长期无法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收敛作为落入陷阱的判断标准，这有助于甄别落入陷阱的原因，符合直观的经验，即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长期无法突破高收入门槛，同时也得到了多数实证文献的支持。二是这一标准将达到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作为高收入门槛，可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后文增长分化的实证研究表明，当经济体跨越这一门槛后，将会以很高的概率长期处于高收入组别，而不像中等经济体那样容易下滑至低收入水平。这种稳定性正是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标志。三是采用收入水平的收敛作为判断依据，暗示收入水平是判定经济成功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这有可能造成对其他发展指标的忽视。[5]二战以后，很多中等收入国家虽然没有在收入水平方面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但是健康和教育等社会福利状况有明显的改善。[4]就此而言，“陷阱”一词可能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毕竟收入和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而并非发展的目的。

（三）增长分化

增长分化作为判断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源于Quah有关收入水平转移矩阵的开创性研究，即从总体上考察经济体在不同收入组别的跃迁和分布。[17]初步的观察表明，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都会以很高的概率停留在原来的组别，而中等收入经济体则会以更高的概率转移至其他收入组别，停留在原组别的概率远低于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4，30]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特征否定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因为按照这一特征，中等收入经济体最终都会跃升至高收入水平，或跌落至低收入水平，但不会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12]，这表明不同的学者对同一现象有着不同的理解。Han和Wei的结论与之类似，但是在划分收入组别时该文实际上采用绝对收入门槛，这降低了跨越高收入门槛的难度。[31]另外，根据该文的估计，所有国家最终均可达到中高和高收入组别，但是完全实现这一点，需要近500年的时间。考虑到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至今不过200年的时间，以如此长的时间来反驳陷阱的存在性，显得较为牵强。

从增长分化的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同样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按照相对收入还是绝对收入来划分收入组别，对实证结果会产生一定影响，如果用绝对收入来划分的话，中等收入经济体有更高的概率跃升至高收入组别。二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跃升至更高的收入组别，概率都较小，这意味着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同时存在，即使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跨越的概率略高于低收入经济体，也不能否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三是比较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经济体在不同收入组别的变迁特征，可以发现低收入陷阱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一点明显的区别，即低收入陷阱往往意味着经济停滞，而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分化，即少数跃迁至更高收入组别，大部分停留在原来的组别，也有相当数量的经济体会滑落至更低的收入组别。这表明在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可能有所不同。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成因是什么？

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相比，学术界对其成因的争论更大，所有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几乎均被提及，如人口结构、技术进步、发展战略、宏观经济管理、产业结构升级等。[32]按照一般的增长理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直接因素和根本原因，前者如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后者是影响直接因素的经济社会条件。限于篇幅，本文基于目前的文献，主要对教育、收入分配与制度这三个根本原因进行分析。

（一）教育水平与教育结构

新增长理论阐明了人力资本或教育对增长的关键作用[33]，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教育同样重要。教育促进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跨越的机制，可以从教育水平与教育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教育水平的提高对芬兰、韩国、捷克等赶超型经济体成功跨越高收入门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教育水平明显滞后的拉美与东南亚各国则增长缓慢或者停滞。这表明在实现收入收敛之前，需要先实现教育水平的收敛。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有利于增强民众的社会素质和民主素养，合理表达社会诉求，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转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34]

教育结构的改变与提升是跨越陷阱的必要条件。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水平的迈进，需要克服收入水平和工资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靠的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且创新模式需要由模仿或适应性创新转向自主创新或破坏性创新，这就对教育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5]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更重要，而高等教育对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更重要。[36-37]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供给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改善就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教育结构还指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更为合理的教育结构可以縮小地区和群体间的教育差距，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天赋，有助于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38]，提高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形成更为合理的需求结构[39]。

（二）收入分配

Kuznets的经典研究表明，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40]，然而，在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分配的改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只有那些有效实施了各种缓和收入差距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经济体才有可能实现，进而保障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更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有助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跨越，一些国别的和跨国的实证分析均证实了这一点。[41-42]图4和图5比较了已跨越和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组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已跨越组中，多数经济体基尼系数在40%以下，只有智利高于45%;而在未跨越组中，多数国家基尼系数在40%以上，仅有泰国显著低于这一水平。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通过以下作用机制。一是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消费倾向越低，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越低，经济增长越依赖于投资驱动，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在进入中高收入水平以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对本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越弱，影响本国企业的自主创新，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43]二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由于受到信贷约束，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会阻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44]三是收入差距过大会使政府出台更多的分配性政策而非生产性政策，扭曲对工作与投资的激励，也会使政府背负更严重的财政赤字，容易引发债务危机或恶性通货膨胀，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45-47]四是收入差距过大容易激发社会冲突，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增长。[48]实际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停滞和收入分配恶化可能形成循环累积效应，使多数国家难以摆脱这一陷阱。[49]

（三）制度质量

多数经济学家均认可制度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作用[50]，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制度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无论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提升教育水平、改善教育结构、缩小收入差距、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对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度质量主要体现为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即随着经济条件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回应和解决新的问题和冲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对制度的具体要求也有所不同。[51]对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而言，由于其后发优势比较明显，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强大的国家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各类要素资源，并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利于实现经济较快增长。[52]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经济体而言，由于处于或接近生产前沿，无法通过模仿来实现效率的提升，必须以破坏性创新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时就需要建立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制度，强调法治，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有效的约束，允许企业和个人进行自由探索和尝试。

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经济社会制度的改进与完善，但是，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恰恰是其短板。由于其制度质量或适应性效率较差，往往难以实现这种转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制度陷阱”。[53-55]难以实现有效的制度变迁，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由于诺斯提出的“国家悖论”，即长期的经济发展既需要强大的国家，以提供包括社会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又需要对国家进行必要的约束，以避免其侵害个人权利，阻碍经济增长，这两个基本要求存在冲突。[56]二是由于制度变迁中集体行动的困难，即制度变迁是涉及集体行动的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广泛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使制度变迁的动力不足。[57]三是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即垄断政治权力的集团为在以后的分配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会阻碍削弱其相对力量的制度变迁。[50]这意味着不仅卡尔多式的制度改进无法实现，帕累托式的制度改进也有可能无法实现。

四、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中国自1978年和1987年以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情况如图6所示。按照相对收入的标准，以美国同期人均GDP的50%为高收入门槛，1978年中国仅为该门槛的10.44%，新世纪初期超过20%，进入中等收入阶段，2014年达到高收入门槛的48.17%。假定美国人均GDP每年增长2%，中国未来增速按照近5年平均值来计算，中国将在2027年超越这一门槛值，跃升至高收入经济体。按照绝对收入计算，依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中国在1997—1999年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低收入国家，2010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2017年人均GNI相当于高收入门槛的72.09%。假定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门槛保持在1.2万美元的水平，中国未来人均GNI的增速以近5年的平均值来计算，中国将在2022年超越这一门槛值，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由于中国近些年来出现经济增速下滑、人口红利不断削弱、制度转型滞后等现象，这引发了学界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58-59]另外一些学者则从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一市场的规模经济、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等角度，对此持乐观态度。[60-62]按照上文的分析，本文主要从教育、收入分配和制度三个角度，考察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与挑战。

（一）教育水平与教育结构

良好的基础教育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合格的劳动力，是顺利实现经济起飞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这也为大量的实证文献所证实[63-64]，但是，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中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更为明显。[65-68]通过教育水平和教育结构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成功跨越高收入门槛的东亚经济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已经接近西方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指数和高等院校入学率更是远超过后者的水平。被认为落入陷阱的东南亚和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有明显的差距。因此，教育水平和教育结构的收敛甚至赶超，可能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中国教育水平与东南亚和拉美典型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与东亚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而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中国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利于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本不平等。[69]教育水平和教育结构的相对滞后，有可能阻碍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向发达经济体收敛。同时，这也说明在我国人口的数量红利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深入挖掘人口的质量红利，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二）收入分配

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引发了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9，44，49，70]通过与典型国家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近年来收入分配状况虽然好于拉美经济体，但是略微超过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水平，尤其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不平等的状况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均使得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振，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导致教育不平等更为严重，形成收入和教育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71]同时，为了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政府不得不增加分配性政策的支出，这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挤出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另外，严重的收入不平等还会影响社会秩序，也会增加政府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支出。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

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状况有逐渐改善的趋势，自2010年左右，基尼系数、收入最高的2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20%的收入之比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缩小的趋势。这似乎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一般劳动者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开始更快的提高，我国可能进入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右侧下降区间。但是，同时也应看到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程度还是相对有限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仍非常明显，因此，采取有效政策，实现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仍是当前应优先考虑的选项。

（三）制度质量

制度质量可以从国家能力与法治水平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直以来，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制度优势。这体现为在道路交通、市政建设、教育医疗、社会秩序、科技创新、宏观管理等软硬件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有效的供给能力，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促进了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实现了经济起飞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需要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必要的约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创新和各类经济活动创造更为开放和包容的经济社会条件。

通过与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制度质量在过去的30多年有着实质性的改善，总体营商环境优于东南亚和拉美的代表性经济体，在经济自由程度方面也基本与之相当，但是与发达国家和成功跨越陷阱的东亚经济体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与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法治指数和腐败感知指数评分较低，尤其与东亚经济体和七国集团相比，差距尤为显著。不断挖掘制度红利，提高制度质量，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五、结 论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对当前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进行了梳理，比较了按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两种收入划分标准，梳理了界定中等收入陷阱的三种方法，即增速下滑、收敛乏力与增长分化，归纳了按照三种方法得出的实证结果，总体上倾向于证实陷阱的存在性。虽然不同国家的长期增长均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但是，一般而言，滞后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结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和低质量的制度可能是造成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中国在达到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引发了中国经济是否落入陷阱的猜测和担忧。通过与其他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比较，本文认为在教育、收入分配和制度质量这三个重要的方面，中国较之以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也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使中国经济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提高教育水平，改善教育结构，挖掘人口质量红利，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提升制度质量，发掘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成功迈入高收入水平的重要条件。

注释：

（1）国际元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方法将不同国家货币转化而成的统一货币计量单位。

（2）11个跨越高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以色列、日本、赤道几内亚、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其中前五位在地理和文化均为欧洲或欧洲边缘国家，日本则在二战之前即已迈入世界强国行列，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人口数百万的城市经济体，赤道几内亚的人口仅略高于100万，因此，实际上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中等规模经济体对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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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