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雄 王宾

摘要：规避农业风险，建立农业风险防范机制，是保证农业安全，确保我国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必然要求。文章以农业风险为主体，从农业风险的内涵、存在形态和风险诱因三个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抽象出我国农业风险的相关理论建构。着眼于未来十五年我国农业可能面临的重大风险，构建了农业风险识别与防控分析框架，并在对现有文献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

关键词：农业风险;存在形态;风险诱因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064-009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6%，远高于同期人口平均0.93%的增长率。[1]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定可持续增长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显著战略意义。但同时，农业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弱质产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是经营风险较大、风险防范能力较差的产业类型[2-3]，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多，风险形态也越来越复杂，并严重威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4]。

中国即将进入后小康社会并开启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未来十五年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将是各种战略和潜在风险以复杂的现实表现形式不断显现的时期。注重评估长期战略风险，防范与控制短期现实风险，将是实施中国农业风险防控的重要的基本原则。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风险问题研究的梳理，建构一个关于农业风险的特征类型、存在形态、主要诱因的认识和分析框架。

一、关于农业风险内涵的讨论

在厘清农业风险内涵之前，应将“风险”（Risk）的内涵界定清晰。在学术界，由于对风险的理解和认识程度不同，或对风险的研究视角不同，学者对于风险的内涵并没有统一的定义。[5-6]有学者认为风险是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7-8]，这种不确定性既有可能来源于主观的、个人的和心理上的观念，也有可能是以风险客观存在为前提，以风险事故观察为基础，能够用客观的尺度来度量。其实最早关于“风险”的阐述源于法语，A.H.Mowbray[9]认为风险是在给定的条件和某一特定的时期，未来结果的变动。国内学者郭晓亭等对风险的概念较早地给出了系统的介绍，并认为风险是在一定时期内，由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结果等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6]

与上述关于“风险”的一般性讨论相一致，国内外学者及国际有关组织都对“农业风险”（Agricultural Risk）进行了探讨。M.L.Parry[10]认为农业风险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多种不确定性，这种农业风险会对农户的收入带来损失。[11-12]国外有关组织中，OECD将农业风险主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受到农业生产、价格变动、天气变化影响而产生的一般性风险，第二类是发生频率低但影响巨大的巨灾风险，第三类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市场管理型风险 （如雹灾、价格波动风险）。而美国农业部下属风险管理局（Risk Management Agency，RMA）认为，农业风险对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将农业风险分为产出风险、价格或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人力风险和金融风险。[13]国内学者认为农业风险，是指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遭受到能够导致损失的不确定性[14-16]，这种不确定性一般是难以预测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便可以预测，在大多数情况之下人力也无法抗拒或者完全消弭这种风险[17]。并且农业风险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伴生性、风险事故与风险损失的非一致性、风险结果的滞后性等特征。[15，18]

二、关于农业风险存在形态的讨论

学术界认为，按照风险来源对农业风险进行分类，不仅可以全面反映农业风险的基本表现形式，而且还有利于农业部门对症下药，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与管理措施。[19]目前，关于农业风险的存在形态划分分歧较大。[20-27]国外学者一般采用二分法（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20]和多分类法[21，28-31];国内学者则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各自观点[2，32-34]。本文在综合了国内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农业风险主要分为制度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自然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和国际风险等六个类型。

（一）制度风险

制度是经过持续重复的利益博弈而生成的规则体系，利益决定并支配着制度安排，制度生成不可能脱离利益需求。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风险在于沿着错误路径下滑，导致制度变迁“锁定”在某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状态中而无力摆脱。[35]所谓制度风险，是指由于政府行为或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动等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使农业经营遭受損失的一种可能性。[33]制度变迁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貌，也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微观基础与宏观环境产生深刻影响。[36]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制度在不断改变，经营组织制度也在调整。因此，制度具有不稳定性、经营组织具有过渡性。制度风险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是否适合实际情况，我国20世纪50年代在农业方面所造成的失误以及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都说明了农业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32]

（二）市场风险

当前，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供需结构不匹配，加之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生产者面临的市场波动风险日益凸显。[37]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市场风险会逐渐超过产量风险，并成为农户与政策制定主体所关注的主要内容。[38]在国内，由于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主导性作用，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体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风险同样日趋凸显。[27]所谓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致使农产品市场价格发生波动，进而导致农业生产经营者必须以低于预期的价格出售农产品的一种可能性。[33]在中国，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农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等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不再听命于政府的计划和命令，而是依据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及价格信号做出决策[32]，信息不完全且严重滞后使市场风险的频度放大。农业市场风险主要发生在农产品流通领域，这主要是由于农产品的易腐性，流通过程中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才能保证其合乎质量要求地进入消费环节。

（三）技术风险

传统的小农式自给自足生产方式，靠“干中学”的经验来控制风险，这一问题尚不突出。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高新技术农业，需要大量使用新设备、新技术。然而，技术服务队伍和组织机构缺位，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未完全形成，农业经营者的技术风险日益加大。[33-34]所谓技术风险，是指在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与运用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导致农业生产经营者预期产量或收益无法实现的一种可能性。[33]技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理论和实践一再地证实、转型时期的农业发展更加依赖技术进步，毫无疑问，随着农业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动力[39-40]，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加，先进科技对降低农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技术的运用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和效率，其背后一样隐含着风险，也会存在农业技术采用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出背离的可能性。[2]

（四）自然风险

在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发育程度低下的情况下，农业最主要的风险是自然风险。[2]所谓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力的不规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灾害性因素出现，从而致使农业生产者预期产量或品质无法实现，以及农业专用性资产发生损失的一种可能性。[33]由于农业本身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生产经营过程不仅是人类经济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自然再生产过程。[41]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理气候条件复杂，农业资源禀赋“人多、地少、水缺”，不同区域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42]，自然灾害种类多且发生频繁，农业特大自然灾害和巨灾损失难以避免，如水灾、地震、旱灾、风雹、台风、病虫害、森林火灾等。[4，32，43-44]同时，我国整体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态风险也在不断加剧，主要表现在水资源短缺、大气污染严重、土壤污染、废弃物质污染及转移等。[17，45-48]由于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都是有限的，倘若化肥、农药、地膜等造成的土壤污染、水体污染不断加重，遭受其影响的生态系统总有一天将无法继续成为人类的栖息地。[49]

（五）粮食安全风险

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与其生存与健康相适应的足够食品，而对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进行动态、有效平衡的政治经济活动[50]，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51]。《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着重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伴随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持续提升，我国粮食产量稳居高位，数量型粮食安全基本得到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层次也已跨过“吃得饱”阶段，正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吃得安全”阶段迈进。[52-53]但是从长远和全局来看，解决粮食问题主要是持续地提高粮食获取能力，消除贫困引起的局部性的粮食不安全，并不断地提高粮食质量，实现于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可持续粮食安全，同时防止粮食供给过剩造成的损失。[54]具体而言，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国内粮食供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55]从粮食生产来看，耕地减少，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农业技术进步速度减缓。从需求方面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均肉類消费及其对饲料粮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从国际市场来看，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将会在不断波动中上升，国际市场价格将显著影响国内市场的稳定。[56-58]

粮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种子则是粮食安全的关键。[59]种子是农业生产的起点，对于农业而言也是根本性因素，其发展情况将直接影响我国粮食产量与农业发展。但是，由于种子的生产周期较长，一旦我国种子产业的大部分市场被其他国家的种子企业垄断，将会对粮食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60]我国部分主要农作物品种（如玉米），正在被国外品种侵占。绝大多数农民并不关心国内品种还是国外研发，他们只会选择能带来增产、提高农作物销售收入的品种。但是我国种子企业规模过小，缺乏具有高水平研发能力的企业。且科研单位缺乏改善育种能力的积极性，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愈演愈烈，育种研究能力和水平增长滞缓，难以与国外形成竞争优势。[57]因此，做大做强种子产业，提高国产良种使用率，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六）国际风险

实施农业“走出去”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农业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之中。[32]而劳动力、土地、环境保护、质量安全成本的显性化和不断提高，使得我国农业进入了成本快速上涨时期，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必然与瑞士、日本、韩国等国的水平日趋接近，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出口国的差距不断拉大，我国农业特别是大宗农产品在全球化竞争中面临着大宗农产品进口失控的风险、国内价格调控政策失灵的风险、大宗农产品生产难以持续的风险等。[61]同时，我国农业发展也会受到国外农产品市场扭曲的因素影响。[62]如近期的中美贸易争端，对中美两国农业造成明显冲击[63]，致使大豆等农产品进口成本上升对整体市场价格产生潜在压力。[64]

三、关于农业风险诱因的讨论

目前，针对农业风险的诱因分析并没有特别系统的阐述，多数学者根据农业风险的诱因将农业风险进行分类。在查阅了相关文献之后，本文列出了与农业风险诱因相关的四个主要方面，以期下一步对该问题进行有效探索。

（一）农业生产成本

关于生产成本与粮食价格之间的形成机制研究方面，最早的文献出自于美国学者Henry L.More在其著作《棉花收益和收益预测》中，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了美国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奠定了美国农业供给、需求和价格研究的基础。国内学者主要针对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粮食价格影响及解决路径进行探讨。[65-68]关于粮食生产总成本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都是基于会计成本角度考察各要素投入成本的构成，如将粮食生产成本划分为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其中，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物质与服务费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主要包括流转地租金和自营地折租。[69-71]

我国的粮食生产成本高和效益低的事实，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国家粮食安全带来较大威胁。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特别是2007年成本上涨迅猛），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周期波动特征突出，上升态势明显[72]，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下，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农产品加工企业倾向于购买进口农产品，造成了“进口入市、收购入库”的现象[73]。关于其成本上升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波动上升型（以能源相关的农资成本为代表）和稳步上升型（以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为代表）两类。[74]

（二）农产品价格

随着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产品由市场形成的机制日益完善，农产品的价格风险也随之显现，其对农业风险的影响也逐渐被认知。[75]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正经历阵痛期[76]，农产品价格的不规则波动也就是价格风险会对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对民生的改善也有害无利。农产品价格带来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走势不稳定不规则而引起的农业市场主体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這种风险具有长期性、差异性和连锁性等三个方面特征。[77]

国外学者主要侧重于研究农户经营活动中农产品价格风险对农业的影响，集中在“谷物营销”领域，主要涉及农场主的购买生产资料行为、购买农业保险的规律、套期保值的态度、利用信息的程度等多方面。[78-81]国内学者则主要侧重于农产品价格风险的防范及规避策略[77，82-84]，并认为农产品价格调节的滞后是造成农产品生产波动的根源，价格风险也因此成为农产品市场市场风险的“凝聚物”和“承载体”[2]。同时，也有学者针对农产品价格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构建不同的数量模型，阐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业生产带来风险的事实。[85-87]

除此之外，农产品价格风险问题不仅导致农业风险，由于其基础性价格的属性，易于引发价格连锁反应，更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规避农产品价格风险，对于确保农产品价格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发生农产品价格风险，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84]

（三）耕地变化

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它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都将影响到粮食生产的波动，影响到农业产业安全。作为不可复制的农业自然资源，耕地还是粮食生产最重要的物质基础。[88]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资源非常短缺的发展中国家。[89-90]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资源日益紧张，部分耕地非农化利用的趋势不可逆转，且每年净减少耕地数十万公顷。[91]加之水土流失、工业废弃物排放、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及自然灾害等导致的耕地质量下降，将严重制约粮食生产的发展[92]，严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93]。

在现有耕地数量或质量变化对农业风险的影响文献中，Brown[93]曾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警示中国耕地资源短缺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威胁隐患;并于1996年提出，作物、畜牧和渔业，只剩下改进土地生产率这一条路可走了。因此，采取合理措施保持耕地数量平衡，防止耕地质量退化，合理开发耕地后备资源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建立科学的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机制。国内学者也认为不能忽视耕地减少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否则会削弱粮食生产的资源基础。我国在耕地资源的使用过程中，高强度利用、水土资源匹配不均衡，农业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都不利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92，94-95]

（四）劳动力变化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托达罗[96]假定人口流动是一种经济现象，认为只要迁移者的预期收入大于农村收入，人口自然向城市流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加快，“民工潮”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非农劳动力比重持续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97]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导致了农业劳动力数量下降[98]，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要素配置，使得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大量农村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外流进一步造成了农村的“精英流失”[99]，从负面影响了农业生产规模和技术选择，对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冲击[100]。

在农业劳动力数量质量变化方面，我国农业就业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数量上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101]，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业经营主体的兼业化、低质化趋势愈发严重，大量的老弱病残和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102]，这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多重影响[103-106]。同时，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劳动力老龄化问题也在不断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快于其他产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这对于推进农业发展形成了较大的挑战和障碍[107-109]，由其带来的粮食增长表现为“结构性”增长，这是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不强的原因[110]。

在农业劳动力成本方面，2004年，我国沿海城市出现用工荒事件，标志着我国低成本劳动力阶段已经过去，高成本劳动力时代已到来。[111]目前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价格在劳动力市场的传导也使得农业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并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是国内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粮食进口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112]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加之劳动力的短缺，势必会对未来农业造成较大风险，将威胁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四、对研究现状的评论及未来展望

（一）分析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突发的自然灾害，中国应积极应对未来十五年可能出现的重大农业风险，将其提高到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高度，针对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类风险进行有效识别、科学评估、客观预警和积极处置，并从产业安全和区域平衡发展的角度做好各种农业风险的防控，对于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强。

按照本文逻辑，归纳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建立一个关于未来十五年农业面临的重大风险的识别和风险防控分析框架（见图1）。即农业领域的重大风险防范应该从识别是否会对农业造成风险和损失开始，如果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确实存在风险，则需要对风险来源进行分析，即前文所陈述的自然风险、制度风险、粮食安全风险、市场风险、国际风险、技术风险或其他风险，进而研判诱发风险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价格低造成的，还是由于耕地质量下降、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最终提出针对性强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述评

综上分析，现有文献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层级的农业风险，从其内涵、存在形态和风险的诱因等方面展开了论述，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从各自关注的焦点阐述了农业风险的相关内涵，但是梳理相关文献，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存在对风险认知不系统、风险识别不全面和风险防控不同步等问题。

1.现有研究未将风险识别和防控作为一个系统

风险管理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循环的过程，从对风险的识别，到风险诱因的分析，再到风险防控措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如何最大限度地将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危害降至最低，是实践者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现有文献对农业风险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与国外农业风险管理的研究相比较，无论是从方法的规范性，还是从成果的应用性上，都有较大差距。单独看待农业风险来源问题，未将风险识别和诱因分析、风险防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内，必然导致识别精度不够、诱因分析不清、管控措施不当等问题，加剧了农业风险的危害。

2.现有研究多为政策性解读，实证研究不多

实证研究可以通过程序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更为精细化和准确化的解读，并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对农业风险的内涵、特点、存在形态、诱因分析和监管策略等方面，虽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控手段和对策建议，但是缺乏必要的实证检验。虽然已有文献从农户对风险的偏好与感知角度，研究技术風险或生产行为，但是，宏观层面上对农业风险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三）未来研究展望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对农业风险形态和诱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面对日益不确定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农业未来发展趋势，其中几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农业系统的复杂性，导致了农业风险的识别越来越困难

农业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具有组成和环境的复杂性、风险的不确定性、非线性、自组织和突变等特性，由此决定了农业系统风险也具有复杂性特征。[113]农业系统内部层次结构显著，各子系统之间交互影响，使得引起农业风险的来源识别性不高。农业风险更多的是多重风险的交叉，且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化，致使农业风险的识别越来越困难。同时，我国地域广阔，各区域间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差异性极大，农业产业基础不同，农业市场化水平各异，这些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使得孤立识别农业风险，采取单方面的风险管控的方式难以发挥作用，也就增加了农业风险的识别难度。未来农业风险的研究应该侧重于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用于识别和预测农业风险的实证模型，提高农业风险的识别精度。相对于自然风险，农业生产在土壤、种子、化肥、病虫害等方面，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基于数据挖掘和优化算法，能够将农业数据转化为有效信息，进而更好地监测风险的级别，为农业决策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2.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影响了评估农业风险级别与危害的精度

精准识别风险类型及风险级别，对于采取有效的农业风险防控措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农业风险与其他风险一样，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有可能来源于长期体制机制造成的，也有可能来自于短期的突发自然因素，农业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影响了评估农业风险的精准性。而且，我国没有专业的农业风险管理机构，虽然以政府干预或救济的方式，对农业风险进行处置，但是，增加了地方财政负担和风险。目前存在的农业保险等市场化管理工具，无论是从品种类型，还是从服务质量，都不能够很好地满足未来我国农业生产的风险管理需求，这就迫切需要创新农业风险管理的政策和工具。未来农业风险的研究应该突破现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边界，通过搭建数据监测平台，将自然科学实验数据，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相结合，依据综合评判结果，选择更合适的农业风险管理工具，更好地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农业风险管理政策。

3.农业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加剧了农业风险的预警和监控难度

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外部形势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不仅为农业转型升级带来了较大机遇，更多的是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更大挑战。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然而，农业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短腿，农村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基本国情相比，我国人口数量巨大，人均水土资源极为短缺且时空分布不均，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仍未改变，如何能在经济平稳健康增长、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基础上，牢牢地将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必将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国能否实现百年目标的关键性问题。再加上当前国际竞争形势日益复杂，中美贸易竞争加剧，未来一段时期贸易摩擦大概率会是一种“新常态”的背景下，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风险预警机制和风险管控的难度，这也将成为未来十五年我国农业风险面临的较大挑战。

参考文献：

[1]黄季焜.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J].农业技术经济，2018，（3）：4-14.

[2]孙良媛，张岳恒.转型期农业风险的特点与风险管理[J].农业经济问题，2001，（8）：20-26.

[3]张伟，岑敏华，罗向明.中国农业风险的多维保障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14，（2）：61-65.

[4]謝家智，蒲林昌.政府诱导型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研究[J].保险研究，2003，（11）：42-45.

[5]C.A.Williams，Jr.R.M.Heins.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M]. New York： McGraw-Hill，1985.

[6]郭晓亭，蒲勇健，林略.风险概念及其数量刻画[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111-115.

[7]J.S.Rosenbloom. A Case Study in Risk Management[M]. Prentice Hill，1972.

[8]F.G.Crane. Insuranc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2nd ed[M]. New York： Wiley，1984.

[9]A.H.Mowbray，R.H.Blanchard，C.A. Williams.Jr.  Insurance 4th ed[M]. New York： McGraw-Hill，1995.

[10]M.L.Parry.T.R.Carter. The Effect of Climatic Variations on Agricultural Risk[J]. Climatic Change，1985，7（1）：95-110.

[11]P.K.Mishra. Agricutural Risk，Insurance and Income： A Study of the Impact and Design of Indias Comprehensive Insurance Scheme[M]. Ashgate Publishing，1996.

[12]D.Kevin. Agricultural Risk，Intermediate Inputs，and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J]. Electronic Journal，2013，（4）：37-48.

[13]张国鹏，华静，王丽明，王玉斌.美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及对中国的借鉴——从农业风险损失补偿的视角[J].世界农业，2015，（3）：85-95.

[14]孙蓉，杨立旺.农业保险新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15]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16]龙文军.谁来拯救农业保险[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17]安兵.美国农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管理研究[J].世界农业，2015，（5）：82-85.

[18]张跃华，顾海英.准公共品、外部性与农业保险的性质——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补贴理论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4，（9）：10-15.

[19]孙良媛.转型期我国农业风险与风险管理研究[D].广州：华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

[20]Moshinig David. Uncertainty Risk Aversion and Risk Managemen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ers[M].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2000.

[21]Hardaker J.B.Huirne R.B.Anderson J.R. Coping with Risk in Agricultural[M]. Wallingford CABI Publishing，2004.

[22]穆月英，陈家骥.两类风险两种对策——兼析农业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界限[J].农业经济问题，1994，（8）：33-36.

[23]温思美，杨顺江.论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J].农业经济问题，2000，21（6）：350-354.

[24]刘凤芹.不完全和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J].经济研究，2003，（4）：22-30.

[25]陆文聪，西爱琴.农户农业生产的风险反应：以浙江为例的MOTAD模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12）：68-75.

[26]项桂娥，吴义根.基于SEM模型的农业企业风险评价体系研究——以安徽省22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2，（8）：113-120.

[27]张燕媛，袁斌，陈超.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风险与农业保险[J].江西社会科学，2016，（12）：38-43.

[28]P.K.Ray. Agricultural Insurance[M]. N.Y.：Pergamon Press，1967.

[29]Ziari H.A， Leatham D. J， Ellinger P.N.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Discriminant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Model via Resampling Estimation Technique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7，79（4）：1352-1362.

[30]Boehlje M. Risk in U.S.Agriculture： New Challenges and New Approaches[Z].2002.

[31]Serra T.Goodwin B.K.Featherstone A.M. Modeling Changes in the US Demand for Crop Insurance during the 1990s[J]. Agricultural Finance Reviews，2002，62（2）：109-125.

[32]陈伟.我国农业面临的风险及防范[J].农业经济，2000，（3）：1-3.

[33]曾玉珍，穆月英.农业风险分类及风险管理工具适用性分析[J].经济经纬，2011，（2）：128-132.

[34]赵君彦.农业保险模式创新与选择——以河北省为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35]江晓华.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的制度风险及治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7.

[36]吴东立，李洪旭.制度变迁下我国农业风险管理体系重构：一个框架性设计[J].农业经济，2008（3）：70-72.

[37]赵卓.以加法思维创新农业市场风险管理[N].农民日报，2016-12-21（3）.

[38]安毅，方蕊.发达经济体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经验与启示[J].经济纵横，2017，（10）：114-121.

[39]杜志雄，李周，李福荣.重视科技进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战略方针[J].中国农村经济，1990（3）：25-29.

[40]柯柄生.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是科技[J].农村工作通讯，2014，（5）：36.

[41]罗小凡.农业风险与农作物收入保险[J].科教文汇，2016，（5）：184-186.

[42]张红宇.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N].经济日报，2019-2-27（12）.

[43]Hansson K.Danielson M.Ekenberg L.A. Framework for Evaluation of Flood Management Strategi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8，（86）：465-480.

[44]吴东立，谢凤杰.改革开放40年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轨迹及前路展望[J].农业经济问题，2018，（10）：24-32.

[45]闵庆文，成升魁.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水资源安全与对策[J].资源科学，2002，24（4）：49-55.

[46]刘佳骏，董锁成，李泽红.中国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1，26（2）：258-269.

[47]周建军，周桔，冯仁国.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治理战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4，29（3）： 315-320.

[48]丛晓男，单菁菁.化肥农药减量与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研究[J].江淮论坛，2019，（2）：17-23.

[49]李周.解决粮食安全更需关注“生态层面”[N].粮油市场报，2014-5-1（B02）.

[50]吴志华，胡学君.中国粮食安全研究述评[J].江海学刊，2003，（3）：48-61.

[51]朱兆良，金继运.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肥料问题[J].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13，19（2）：259-273.

[52]叶明华，朱俊生.农业保险微观效用与粮食安全的关联度[J].改革，2017，（9）：76-86.

[53]卞靖.未来15年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思路[J].经济纵横，2019，（5）：119-128.

[54]马九杰，张象枢，顾海兵.粮食安全衡量及预警指标体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1，（1）：154-162.

[55]魏后凯.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N].经济日报，2019-9-3（15）.

[56]Huang J.and S.Rozelle.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6，（17）：266-280.

[57]黄季焜.六十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三十年改革奇迹——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J].农业技术经济，2010，（1）：4-18.

[58]黄季焜，杨军，仇焕广.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2，（3）： 1-8.

[59]邵长勇，唐欣，梁凤臣，张晓明，孙伟光.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种子产业发展战略[J].中国种业，2010，（4）：11-14.

[60]孟晓鹏，贺同全.基于粮食安全视角下的中国种子产业发展战略[J].粮食科技与经济，2019，44（8）：32-33.

[61]倪洪兴.警惕我国农业面临的三大风险[J].农产品市场周刊，2017，（2）：62-63.

[62]李國祥.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及启示[J].中国合作经济，2018，（7）：6-11.

[63]周曙光，郑建，卢祥.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主要农业产业部门的影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1）：130-141.

[64]胡冰川.大豆进口减量问题辨识与中美农业贸易格局重构[J].中国发展观察，2018，（18）：49-53.

[65]夏芝翠.试析我国农产品成本构成和价格水平[J].价格理论与实践，1995，（5）：39-43.

[66]程国强.我国粮价政策改革的逻辑与思路[J].农业经济问题，2016，（2）：4-9.

[67]詹琳，蒋和平.粮食目标价格制度改革的困局与突破[J].农业经济问题，2015，（2）：14-20.

[68]苏敏智.国际视角下我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研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5，（9）：19-20.

[69]邓大才.我国粮食生产成本的结构演化及发展趋势[J].中州学刊，2008，（4）：25-28.

[70]蓝海涛，姜长云.经济周期背景下中国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动及趋势[J].中国农村经济，2009，（6）：4-12.

[71]魏君英，何蒲明.我国粮食价格与粮食生产成本关系的实证研究[J].价格月刊，2018，（6）：17-22.

[72]方松海，王为农.成本快速上升背景下的农业补贴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2009，（9）：91-108.

[73]张晓山.关于中国农业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16，（8）：73-79.

[74]何忠伟.中国农业补贴政策与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75]葛永波，曹婷婷.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新模式探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7，（10）：119-121.

[76]张晓山.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新形势新任务[N].人民日报，2019-5-13（9）.

[77]金雪军，王利刚.地区专产性小品种农产品价格风险规避机制的演变：基于浙贝交易模式的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12）：50-54.

[78]Beverly Fleisher. Agricultural Risk Management[M].Lynne Rienner Publisher，Inc.1990.

[79]Stasko G.F. Marketing Grain and Livestock[M].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

[80]Schroeder T.C.，Parecll J.L.，Karstens T.L. Dhyvetter K.C.Perceptions of Marketing Snomics[M]. Perceptions of Marketing Snomics 1998.

[81]Turvey C.G.Romain R. Using U.S.BFP/Class Futures Contracts in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for  Subclasses Sa and Sb Milk for Future Processors[J]. 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0（4）：403-426.

[82]李杰义，白庆华.农业产业链管理对农产品价格风险规避效应的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6）：33-34.

[83]廖杉杉，鲁钊阳.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13（3）：27-30.

[84]于光.农产品价格风险及其规避策略研究[J].价格月刊，2014，（10）：28-30.

[85]赵瑞莹，杨学成.农产品价格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与应用——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8，29（2）：172-175.

[86]赵玉，祁春节.大宗农产品价格风险评估——基于小波神经网络Bootstrap方法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4，33（3）：75-79.

[87]付宗平.农产品价格风险的评价模型及应用[J].统计与决策，2014，（3）：70-72.

[88]聂英.中国粮食安全的耕地贡献分析[J].经济学家，2015，（1）：83-93.

[89]劉凤朝，孙玉涛.耕地减少、农民失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资源科学，2008，30（1）：52-57.

[90]罗拥华.耕地抛荒必然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吗？[J].现代经济探讨，2012，（10）：64-69.

[91]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92]傅泽强，蔡运龙，杨友孝，戴尔阜.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1，16（4）：313-319.

[93]Brown I.R. Who Will Feed China？ Wake up Call for Small Planet[M]. The World Watch Institute，New York，1995.

[94]严士清，徐敏.粮食产量与耕地面积间的动力学方法分析[J].农机化研究，2005，（2）：60-62.

[95]金涛.中国粮食生产时空变化及其耕地利用效应[J].自然资源学报，2014，29（6）：911-919.

[96]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97]郝大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3—2015[J].中国农村经济，2016，（9）：44-57.

[9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99]杨鹏程，陆丽芳.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科技传播的弱化作用与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09（8）：64-65.

[100]李士梅，尹希文.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9）：4-13.

[101]赵卫军，焦斌龙，韩媛媛.1984—2050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估算和预测[J].人口研究，2018，42（2）：54-69.

[102]杜志雄，王新志.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变革的理论思考[J].理论探讨，2013，（4）：72-75.

[103]Stark O.Taylor J.E. 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1，（408）：1163-1178.

[104]Taylor J.E. Remittances and Inequality Reconsidered： Direct，Indirect，and Intertemporal Effect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1992，（2）：187-208.

[105]马忠东，张为民，梁在，崔红艳.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村收入增长的新因素[J].人口研究，2004，（3）：2-10.

[106]潘泽瀚，王桂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收入——对山区和非山区的对比研究[J].人口研究，2018，42（1）：44-59.

[107]李澜，李阳.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研究——基于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6）：61-66.

[108]陈锡文，陈昱阳，张建军.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产出影响的量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2）：39-46.

[109]刘妮娜，孙裴佩.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状、原因及地区差异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5，3（10）：21-28.

[110]纪志耿.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反思——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持续增产的悖论[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38-46.

[111]殷海善，石莎，秦作霞.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的影响[J].山西农业科学，2012，40（9）：1003-1005.

[112]钟甫宁.认识粮食安全和农业劳动力成本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16，（1）：4-9.

[113]刘金霞，顾培亮.农业系统风险的复杂性管理研究[J].西部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3）：40-44.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