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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宋朱子门人后学对朱子学文献体系的贡献

2020-06-01徐公喜

江淮论坛 2020年2期
关键词:朱子学

徐公喜

摘要:朱子学文献体系的建构是朱熹及其门人后学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一,门人后学为朱子作年谱、行状,编辑语类、文集等,促成了朱熹著述文献文本的最终成形;其二,门人通过协助朱熹,或与朱子共同完善、完成著述,或在朱熹的指导下完成著述,或依朱子遗愿完成著述,是朱子学文献体系形成与完善的重要一环;其三,门人后学从朱子学文本学术概念、四书学文本、《近思录》续修等方面出发,丰富和发展了朱子学文献体系。门人后学对朱子学文献体系的完善与丰富,体现了朱子学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与可持续意义。

关键词:朱子之学;朱子学;门人后学;文献文本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獻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046-006

在朱子学庞大学术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朱熹固然有创建之功,而朱子学友、门人后学的努力与贡献也不容忽视。关于门人后学在朱子学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一直以来都是朱子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朱子文献著述如语类文集、四书五经等方面,朱子门人后学都有很多贡献,以下将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门人后学通过作年谱、行状,编辑语类、文集,追述总结朱熹生平学术,形成多种形式的总结文本

(一)作年谱、行状

在朱熹去世不久,门人纷纷为朱子作年谱、行状,梳理朱熹生平学术,主要有黄榦《朱先生行状》,陈淳《侍讲待制朱先生叙述》,陈文蔚《朱先生叙述》,李心传《晦庵先生非素隐》,李方子《朱熹年谱》。门人之所以作各种年谱、行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第一,门人后学通过年谱、行状,向世人再现不同层面意义的朱子形象。黄榦作《行状》主要致力于理学道统谱系,确定朱子圣人的道统地位,这是黄榦及其他朱子门人最根本的目标。同时,黄榦试图对朱熹“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1]第27册559的政治人格作一次全面展示。李心传则着意勾画朱熹的经世行道治政形象,认为“晦庵先生,非素隐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2]632。李方子撰《年谱》,要在“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蒞政、前后次第,悉详年月书之”,与《行状》“惟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旨、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有在也” [1]第27册714的旨趣有所差别。这方面,邓庆平有过评论,[3]也是《年谱》与《行状》两文并传的原因。

第二,门人后学的年谱、行状编撰之举乃是源于内心的忧患担当意识。黄榦申言,“《行状》之作,非得已也,惧先生之道不明,而后世传之者讹也” [1]第27册566,明确表达了对朱学能否得到传承的担忧。黄榦认为朱子之学“高明广大,非后学所可摹写”,而“学焉而知之者盖少,知而能尽其蕴者又加少。老成前辈凋零殆尽,既无所考订,而岁月浸久,传讹袭舛”。[1]第27册654因此,黄榦担忧“诸生莫有能达其旨趣者,又复数年,传习益讹,先师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才“不揣分量而已”。[4]

第三,朱熹季子朱在的恳请。叶士龙说:“嘉定九年……季子在以先生知夫子行履为最详,讲夫子道德为最密,请先生述其事,先生至是始为草定其状。”[5]829

(二)整理编辑文集与专辑

揭傒斯称:“朱子既没,天下学士,群起著书,一得一失,各立门户,争奇取异,附会缴绕,使朱子之学,翳然以昏。”[6]441-441朱子之学在朱熹去世后出现了昏然不明的状况,重要原因就是朱熹著作在当时没有全面整理出版,没有一个标准版本,文本版本的差异造成理解的偏差。因此,有必要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整理朱熹的著述、言论,为朱子学派、世人提供完整的学术库。

朱熹文集在其生前至少有淳熙闽中坊估刻本(或为麻沙印本),庆元四五年间由门人王岘、王晋辅刊行的庐陵本。淳熙闽中坊估刻本是现存最早的朱熹文集版本,价值无可估量。[7]在朱熹去世之后,其子朱在最先编辑朱熹全集,与此同时,门人黄士毅亦编有朱熹文集150卷。到理宗嘉熙三年(1239),王野在建安书院编刻《朱熹文集》100卷,这是至今所知的最早朱熹文集百卷本。淳祐五年(1245),王遂亦在建安书院编刻《朱文公续集》10卷[8];淳祐十年,徐几将朱熹与刘允迪之间往来手帖数十纸,增补为一卷,作《续集》11卷;景定四年(1263),余师鲁将辑得佚文编为《别集》10卷,咸淳元年(1265)由黄镛作序刊刻。[3]至此,朱熹文集《正集》《续集》《别集》基本完成。

门人后学辑刊文集对朱子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

第一,门人后学辑刊《正集》《续集》《别集》,三者是有机整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朱文公全集》,奠定了朱熹文集的基本文本结构。

第二,从现存淳熙本朱熹文集以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可知,朱熹生前刊刻的文集主要是诗文选集,还不能够称为真正的朱子全文。而朱在编辑的朱子文集就不一样,按照黄榦《朱子行状》的说法,“平生为文,则季子在汇次之矣”[1]第27册565,已经是朱在那个时期能够收集到的朱熹最全的文集了。后经过续集、别集的收集整理,形成了完整的朱文公全集,为朱子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拓展了朱子学的研究空间,对朱熹学术思想的整理与传播有积极意义。

第三,收集、整理与刊印后的朱子全集,收录了详尽、丰富的材料,时间跨度长,可以大体反映朱熹的学术交游、思想与生活。而且,文集作为朱熹本人书写材料较语类等更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和可解读性,为后世研究朱熹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以及影响等诸方面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三)搜集、整理、编辑语类或语录

朱熹自1163年赴同安任至逝世,一直坚持讲学,其间留下大量与门人的问答记录。这些记录后由门人后学类编为《朱子语类》《语录》或《类大全》等。在朱熹生前至少已有三部《语录》流传,分别是《别录》《翁季录》以及《辅广录》,但这三本《语录》在朱子去世后几乎没有遗存下来,门人又纷纷收集、编辑刊行语录。从现存资料看,最早朱子语录本是1213年袭梦锡所编《晦庵先生语录》,黄榦以为“袭梦锡所编朱先生语录,字字皆格言也,学者所当留意焉”[9]。1213—1270年,另编辑刊发了“四录二类”,即李道传《池州刊朱子语录》43卷本、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续录》46卷本、蔡抗《饶州刊朱子语后录》26卷本、吴坚《建安刊朱子语别录》20卷本,以及黄士毅《眉州刊朱子语类》140卷本、王佖《徽州刊朱子语续类》40卷本、黎靖德《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本。除此之外,还有如朱熹嫡孙朱鉴辑《朱文公易说》和《文公诗传遗说》,均收录有朱子语录。一时间《朱子语录》多本并出,详略不一,而黎靖德《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本最全面、最准确,成为现在的通行本。

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情形中,第一种中的某些著作不太好区分,第二种中很多被朱熹认可的著述可以直接纳入朱子学说(朱熹之学),而第三种著述则应当成为朱子学著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门人后学对朱子学术文本进行了一定的解析与阐发

由于朱熹学术体系庞大,著作种类、卷数众多,但是尚未能够大量出版发行,其门人后学对朱学的接触还是相当有限的;加之学识水平的不同、所接受的朱熹思想领域、程度、角度不同,以致门人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与阐释出现了重大分歧。因此,在朱熹去世后,朱子门人必然要解决如何固化朱子文献等问题,这对于朱子学术思想传承、解析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恰如有论者所言,“庆元六年(1200)朱熹的死是问题的转折点。在这之前的作为朱熹与直接接受者之间的共同产物而编织出来的朱熹语言,由于朱熹的死,使得编织这些语言的泉源消失了,这就使得直接接受者与弟子们必须在泉源消失的情况下,依据既存的语言重新展开语言的再生产”[13]188。为此,朱子门人后学都竭尽全力展开搜集、整理朱熹原著和解说朱熹原著大义的工作,为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为朱子学的官学化作学术准备。

首先,门人后学围绕朱子学文本学术概念进行了阐发。

程端蒙著《性理字训》(亦称《小学字训》),最早从训诂学视角对朱子学进行了解释。该书是程端蒙在协助朱熹修订《四书章句集注》《或问》等书过程中,特意从《四书》《四书集注》抽取了30个词条进行训释而成。[14]788朱子称“《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 [1]第22册2230,将《小学字训》的地位置于与《尔雅》一样的崇高,对此不可小视。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初学者设”,但并非如有论者所说的“《性理字训》是一部训蒙之书”[15]。相反,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是为朱熹建构《四书》和《四书章句集注》体系服务的,是为朱子学的传播与普及服务的,应该给予其应有的地位。(4)

此外,陈淳《北溪字义》采取“摭字义而讨论”的原则,选取宋明理学最为关键的26个概念进行了选择性解释,对程朱理学进行了语义学结构上的合理解释,形成了新儒家的语义系统。该书“为人们理解朱熹哲学理论思维起到教科书的作用,也为传播朱子学提供易简的、入门的著作”[16]。《北溪字义》不仅如陈淳本人所言“惟谨守师训而已”,而且“合周、程、张、朱之论”[17]88,对朱子学“多所发明”[18]44,对理学各范畴之间作逻辑层次的解析,体现了很高的义理水平,陈荣捷甚至认为此书“是对新儒家哲学概念迄今最好的解释”[18]158。

其次,门人后学的学术从朱子四书学文本出发。

朱子一生致力于四书学的构建,不仅作有《四书集注》,而且作四书之《精义》《或问》,《文集》《语类》又有颇多对四书的解释。《朱子语类》140卷,其中四书问答就占51卷。对此,朱子门人也将四书之学作为传承与发展朱子学最重要的方面,清人顾炎武与朱彝尊有过梳理与总结。(5)

朱熹的四书学作品,一方面存在“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问题;另一方面,“《中庸章句序》《书·大禹谟传》乃亲笔著述,而语录、文集特一时问答之辞”[19]。不同作品在可靠性、权威性上又存在差异,《四书集注》还不是朱熹晚年定论,至死未休。因此,门人后学的认识存在分歧是难免的,这些分歧的存在,学者如“不暇旁究”,是“未能遽晓”的。为准确全面地把握朱熹旨意之所在、消除分歧,黄榦认为有必要依据朱熹思想原则,又“附以己意”,对四书进行再阐释。[20]182故而,黄榦作《论语通释》,另有《大学章句疏义》一篇。黄榦《论语通释》对于发挥朱子之学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黄榦后学“金华四先生”亦特别关注四书学,他们都秉承朱学,发挥朱子“疑经”的传统,为之修补。此外,以黄榦为代表的朱子学门人在宗朱的同时,学术思想亦融合象山心学,这已经成为南宋末期朱子理学学术转向的一个大势。这一学风的转向,也反映在黄榦对朱子四书学的阐发之中。

这一时期,朱子门人后学的四书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集编集疏”体例加以诠释注疏的四书学著作特别多,重点有真德秀《四书集编》、蔡模《孟子集疏》、赵顺孫《四书纂疏》等。真德秀《四书集编》是在《集注》之下汇集各家解说,在其中加以选择以表明自己见解,这种注释方法被后世称为“集编体”或“集释体”。(6)同一时期,蔡模作《论语集疏》《孟子集疏》。《论语集疏》虽然亦是汇集注疏,但与《四书集编》体例不同。真德秀是“本之朱子《集注》,附以诸儒问辨,间又断之以己意,会萃详,采择精”[21],引用的是历代学者对同一观点的不同见解。而蔡沉以为“学二书(笔者:《论》《孟》)者,求诸《集注》固也。《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而不发,尤未易读。尝欲取《集义》《或问》及张、吕诸贤门人高弟往复问答,如朱子所谓搜辑条流、附益诸说者,类聚缕析,期于语脉分明,宗旨端的而已”[22]。因此,蔡模不仅将《或问》《集义》《文集》《语录》相杂注疏,参以自己的评论,而且在不同观点选择上特别注意宗朱学、溯本源。此宗朱之举,得到了赵顺孙《四书纂疏》参照。《四书纂疏》“备引朱子之说,以翼《章句》《集注》。所旁引者惟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植、潘柄、黄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为朱子之学者,不旁涉也”[23]298。因此,蔡模的《论孟集疏》在四书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小视。“为《论孟集疏》,无非补文公之未完,以成二书之大义……则夫《集疏》之作所以有益于文公也,有功于后学也。”(7)

朱熹在二程四书基础上作《四书章句集注》系列文献形成《四书》学,而在促使《四书》逐渐得以凌于五经之上的过程中,门人后学又作有大量羽翼注疏著作,这些注疏著作对朱子学的发展发挥着程度不一的重要作用。朱子弟子后学纷纷为《四书章句集注》作注解疏义,并解说、发明朱熹学说,俨然成为朱熹之后宋元时期《四书》学的一大特色。

最后,门人后学续修《近思录》。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近思录》。作为一部语录体编著,《近思录》通过纲目结构、卷次编排体现了朱、吕原创性的学术价值。由于《近思录》在朱子学的重要地位,朱子门人后学高度重视,纷纷续修、辅翼《近思录》。张伯行归纳《近思录》续修的情况,说:“自朱子与吕成公采摭周、程、张四子书十四卷,名《近思录》,嗣是而考亭门人蔡氏有《近思续录》,勿轩熊氏有《文公要语》,琼山邱氏有《朱子学的》,梁溪高氏有《朱子节要》,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录》,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录》。虽分辑合编,条语微各不同,要皆仿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汇订朱子之书者。”[24]张伯行的论述也仅仅是列举了其中代表之作,关于历代《近思录》后续著述的数量,据学者研究,约有注家30人,续补仿编者34人70余种,总数已多达百种以上。[25]

门人后学续修《近思录》,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们“念朱子会通群儒之大成,卷帙繁多”,于是效仿朱子,辑录朱子语录作为学习朱子学的门径导引之书;二是“恐朱子之书遽难卒读”,且习朱子者又多“各出己意”[24],有必要通过续修《近思录》辑录朱子语录,存朱子的学术之原本,避免出现对朱子理学的认知差异。

就门人后学续修《近思录》之风对朱子学发展的意义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便利了朱子学的传播,应和了社会之需。如蔡模《近思续录》, “夫觉轩固九峰之子,亲炙于朱子之门,学有所得而编集,非徒以类而推也。况所取皆多朱子手成之书中语,尤便于初学”[26]。

二是巩固了朱子在理学统绪中的重要地位。朱子、吕祖谦通过《近思录》弘扬北宋四子,而门人后学通过续修《近思录》将朱子之学承续四子,无形中视朱子接续了四子之道统。

三是历代《近思录》的注解诠释,都是前后相继。“《近思录》‘补录构筑起宋元明清理学史基本框架”[25],蔡模《近思续录》亦载:“是书之大体纯正周备,直续《近思》原录而无愧,洵为洛、闽之嫡派,于学术大有关系。学者正当与原录一例熟读玩索,不可释手者也。”[27]

四是《近思录》续编和注释对于延续和弘扬《近思录》具有相当的贡献,发展了朱子学。诸多《近思录》续编把握选材、取材准则,深研朱熹的语录精华;门人注释《近思录》,阐发朱子学术的新内涵,体现了门人后学学术思想的承续性与发展性。陈埴作《近思杂问》,就是对《近思录》若干话语加以详解,发挥己意。其他后学如叶采、熊刚大、饶鲁、何基等人也对《近思录》有注释,反映了朱子学诠释演进的历史脉络。

注释:

(1)朱子门人非常重视《尚书学》,据陈良中考,有16位门人著有尚书学方面的著作。见陈氏著《朱熹<尚书>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2)语出董鼎《书集传辑录纂注》,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四(清刻潜园总集本)有介绍和引用。

(3)参见李晓明:《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3期。

(4)参见陆建猷:《宗朱学派的四书学思想》,《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五五,中华书局,1998年版。

(6)详参周春健:《元代新安学派的四书学》,《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2期。

(7)朱彝尊《经义考》二一九引刘应李《合语孟集疏序》,中华书局,1998年,第1121页。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全书[M].朱杰人,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2]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黃榦.勉斋集·与李敬子司直书(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舒大刚,主编.儒藏·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6]揭傒斯.定宇先生墓志铭[M]//陈栎.定宇集(卷十七).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7]尹波,郭齐.朱熹文集版本渊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3).

[8]尹波,郭齐.《朱熹集》点校前后[M].宋代文化研究(第6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9]黃榦.勉斋集·书袭梦锡所编晦庵先生语录(卷二十)[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脱脱,等.宋史·儒林传(卷四百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陈淳.北溪大全集·奠侍讲待制朱先生(卷四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日]市来津由彦.朱熹门人从其师那里得到了什么——黄榦所“表象”的学习[C]//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8.

[14]程端蒙.程蒙斋性理字训[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台南: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15]周茶仙.论程端蒙对朱子学的体认与阐扬[J].江淮论坛,2015,(6).

[16]张立文.陈淳的《北溪字义》[J].齐鲁学刊,2012,(6).

[17]陈淳.北溪字义·附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真德秀.西山读书记[M].四库全书本.

[20]陈宓.论语通释题叙[M]//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第30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1]刘才之.四书集编序[M]//真德秀.《儒藏》精华编·四书集编.陈静,点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2]蔡杭.孟子集疏跋[M]//蔡模.孟子集疏//通志堂经解(第15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纂疏提要(卷三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4]张伯行.续近思录(卷首)[M].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1866)福州正谊书院刻本.

[25]严佐之.《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J].文史哲,2014,(1).

[26]连梅轩.近思续录(跋)[M].蔡模,辑.清光绪正谊书院刻本.

[27]张普.近思续录重刊序[M]//蔡模.近思续录[M].清光绪三十一年重刻本.

(責任编辑 吴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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