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瑕苓 郑菊 杨颖 王勇刚

摘 要 第一代农民工是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的特殊群体，现已大量进入退休养老阶段，近年来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对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养老相关文献进行查阅与整理发现，我国学者在观察和理解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行为和生存理性的基础上，对高龄农民工返乡后的养老需求和偏好、养老现状、养老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现总结如下。

关键词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养老;综述

20世纪80年代，随着沿海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兴起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普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经济发达沿海地区务工谋生，形成了我国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于80、90年代外出务工，当前年龄在50岁以上，通常在采掘建筑、加工制造、保安清洁等行业就业，用汗水推动了城市建设，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转型，这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增大、劳动能力下降等原因，除极少数技能型、管理型人才成为企业骨干后留在城市以外，大部分选择返乡养老。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好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的养老问题，是新农村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也是衡量城乡融合和均衡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应该得到重视和解决。

1 返乡农民工养老现状

1.1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意愿和迁移动态研究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呈逐年提高趋势。2014年以来，每年新增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超过了新增农民工数量。基于此，学术界对第一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和流动状况进行了研究。周小娟[1]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参与村庄竞争，家庭和家乡是他们的最终归宿，返乡是他们稳定的心理预期。董欢等[2]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最终选择从城市回到农村或到就近乡镇或城市居住的逆向回归转移过程本身就是他们不断被城市和乡村同时边缘化的过程。侯江华等[3]研究表明，缩小城乡差距、扶持乡村产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可有效提升农民工返乡意愿。谢娅婷等[4]发现，参保农村社保的农民工更愿意回乡养老，拥有城市社保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城养老;而且，城市社保对第一代农民工留城养老意愿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刘玉萍等[5]认为，土地是中国农民最重要的资源，拥有承包地或宅基地的第一代农民工更愿意返回农村，而且承包地未流转的农民返乡意愿更高。第一代农民工依靠体力供养家人，积累资本，当劳动条件不再满足的时候，返回农村成为他们的归宿，回乡养老是高龄农民工结束务工的标志[6]。

谢勇等[7]研究了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35.88%永久性返乡;年龄在40岁以上、家庭规模较大、抚养人口较多的男性农民工返乡概率上升。沈君彬[8]课题组从代际分化的角度调查发现，占样本总数67.9%的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中选择回流到农村，其余回流到乡镇。丁文文[9]认为，高龄农民工面临代际反哺与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双重压力，90%依靠务工为生。刘飞[10]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年老后不得不返乡生活，过去农民工福利不完善所积累的心理困惑、现实困难等造成了他们返乡后生活上的困难。

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受身体因素、社会条件和传统“落叶归根”思想的影响，返乡养老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心灵归属和现实选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经济条件和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进入附近城镇或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另外一部分则留守故土，重拾农具，抚养子孙。在促使他们作出迁移或居留决定的众多因素中，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生活是否有保障占了较高权重：有土地保障、能够获得较高社会养老保险收入或者子女愿意提供资金支持的老年农民工返乡意愿最为强烈。

1.2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养老需求和偏好研究

中国农村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农村老人通常居家养老，但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一些知识水平较高、健康状况不佳或对生活状态不满意的老人，为减轻子女的生活负担，维持代际和谐，最终选择养老机构养老或互助养老。老一代回流农民工因生存需要被动回流的情况比较常见，其中有劳动能力者还能养活自己，丧失劳动能力的就只能依靠补贴和救助[11]。左冬梅[12]認为，劳动力持续外流、生育率的减少、传统观念影响的减弱以及独居老人日渐增多等因素是农村老人选择养老院的重要原因。黄俊辉[13]2012年的调研结果显示，由于空巢老人比例高、家庭养老支持力度减弱和江苏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高等因素，当地农村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院意愿较强。刘小年[14]将老年农民工返乡后的基本需要归纳为养家与养老两个方面，如享受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参与城市社区利益分享或者返乡创业。袁慧慧[15]认为农村老年人养老需求日渐多元，但目前大多数农村养老只侧重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较为贫乏。张志胜等[16]调查显示，农村老人家庭地位下降、文化娱乐活动单调、缺乏精神慰籍等是由于老人自己的精神自养能力丧失、家庭的精神养老功能缺失造成的。

2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存在的问题

徐珉钰等[17]发现，62.7%的农村居民选择家庭养老，36.3%的农村居民准备靠存款养老，28.4%靠土地养老，25%选择社保和各类商业保险养老，还有29.3%的农村居民老无所依，侧面体现了我国农村养老现实情况严峻。学者们对老年农民工返乡养老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困境主要包括以下3点。

1）当前子女和土地对农村老人养老的支撑功能减弱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衰退。狄金华等[18]对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进行研究发现，由“伦理转向”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造成了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足，农村家庭资源向下集中。陈伟涛[19]2019年调查260户返乡农户得知，大部分农村家庭赡养老人的支出微薄（月均不足500元），说明老人无法从子女处获得足够的养老资金。谢鑫[20]认为，“农民上楼”集中居住改变了原来代际同居的方式，使农村老人生计受到冲击，引发了代际交往和社区交往的深刻变革。何倩倩[21]认为城镇化重塑了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老人依靠延长劳动、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家庭资源的最大化积累，低龄老人不能顺利进入养老阶段，高龄老人的无限付出也不能换取子代的对等回报。当前，老一代农民工逐步丧失劳动力，依靠土地获得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养老花费，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城市谋生，使家庭养老传统几近瓦解[22]。此外，农村家庭养老资源匮乏导致老年农民工返乡后不得不继续劳作，农村养老文化传统的衰落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退化，以家庭养老为主流的农村养老方式失去了物质和文化基础。

2）当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保政策等方面原因，社会保障制度作用发挥不够。如二元对立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裂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长期存在待遇差异;用工单位为降低开支，不顾农民工的利益，不为其购买城市养老保险，而农民务工周期短、流动性强、跨省市工作转移频繁，导致养老保险转移和接续困难。刘玉侠[23]在对农村流动人口再城镇化的社会支持进行研究时发现，部分农民工返乡时退出了城市社保，回乡后又没有土地，陷入了既无社会保险又无土地保障的局面。王鑫等[24]研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参加城市社会保险比例低，退保率高;参加新农保比例高，但缴费档次低，保险金不足以应付养老开支。黄新菊等[25]考察了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的影响因素，认为是否购买社会保险、返乡农民工身体状况的好坏与未来风险程度的高低是老一代农民工是否选择依靠自身养老的关键因素;返乡农民工的养老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撑和医疗保障两大方面，但自身却缺乏风险认知。王春建[26]认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落实用时较长，若不及时采取措施，现阶段的高龄农民工将会被制度遗漏。

3）农民工返乡后生活支出提高，就业状态不佳，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低。李放[27]发现，老年农民工返乡后亲子关系虽然增强，但经济状态感受差，对生活满意度不高。韩宁[28]研究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生存状态发现，就业困难是返乡农民工的首要问题，就业质量不高使他们难以维持家庭收支平衡，造成了突出的养老、医疗问题。郭晓鸣[29]在2013年对四川省309位返乡农民工调查后认为，由于返乡后短期收入水平下降，农民工抗风险能力差，生活水平不高。当前，传统养老习俗式微、社会保障制度缺位以及村风民情变迁等使老一代返乡农民工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1）由于土地保障功能已经弱化，返乡后依靠土地作为主要生计已不现实;2）由于常年外出务工，农民工与原先乡邻亲友的感情渐淡，对村庄生活适应性较差。

3 解决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问题的相关对策

农民工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解决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是保证祖国建设者公平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关键。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以下3点对策。

1）改变城乡二元对立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改变同工不同酬的状况。张倩[30]建议推进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建立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能与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李兴华等[31]认为，农民工被城乡双重边缘化，需要妥善解决户籍问题，同时深化分配方式改革。王昆仑等[32]建议，回流农村和落户城镇的农民工应当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国家有责任提供可持续的“普遍福利”。班晓晓[33]建议构建政府为主体、多方参与的社会保障扩面机制，增加农民工回流后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同时加强回流地公共福利设施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张琨[34]认为，当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已从参保难转向追求更高的社保待遇，应该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设计、推行过渡型的社保政策，满足农民工的不同需求。

2）切实改革农民工落户制度，逐步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在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基本思路不变的前提下，降低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准入条件，逐步拆除城乡制度壁垒，使户籍管理从审核体制过渡到登记体制，回归管理本位[35]。张光辉[36]认为，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有限干预或运用政策工具来保障进城农民工的需求。改革开放后，农民获得城市户口需要将土地交还集体，随着社会发展，如果不给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农民不会轻易弃地进城，这就需要改革农村户籍制度，剥离户籍和福利的关联，还原本来的人口登记功能，让农民能够带地进城[37]。徐美银[38]建议以新型城镇化为动力、以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为基础改革现行土地征收制度，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产权权能，合理分配农地转用的增值收益。

3）丰富社会养老内涵，完善土地流转形式，将养老模式逐渐向社会养老为主、自我养老及家庭养老为辅的模式转变。戎珂慧[39]认为高龄农民工由于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需要“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建议培育和激励社會组织，尤其是社会医疗资源，参与到农民工养老保障体系中。李志强[40]参鉴西方国家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的逻辑与经验，建议从老年人医疗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参与权立法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田云飞[41]认为应该在加强文化建设、关注子代教育、改进农村的家庭养老基础上，完善土地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

4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养老问题研究述评

4.1 涉及学科广，但研究视角狭窄，检验不足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问题从2008年起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范畴，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探讨，拓宽了研究层次和视野。但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相当复杂，各学科间缺乏共同研究，难免出现研究角度狭窄和结论重复现象。比如对第一代农民工养老的研究，通常被与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相提并论，忽略了返乡农民工群体的独特性;同时返乡农民还存在对城乡社会的情感归属困惑、身份转换后的认同困惑、返乡后的社会融入等问题，因此，将返乡农民工养老困境等同于农村老人养老问题，所获得的结论创新性不强。此外，对第一代农民工流动趋势的研究，主要关注流动原因、流动意愿和流动方向方面，流动原因侧重宏观，流动方向侧重流入地，较少涉及到交通模式、行为空间融入、社交网络、主体意识等方面及其与社会、经济相结合的协同作用。

4.2 多为宏观研究，措施建议可推广性差

多数研究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出发，即从国家政府层面或整个农民工群体层面出发，很少从返乡农民工个体行为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大多采用问卷调查、访谈、文献法、实地研究等方法进行，这些研究方法虽然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取得较为真实的调查资料，但由于学者通常选定一个或几个城镇或地区，分析指标又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缺乏可比性。相关的研究路径一般按照两条路径展开：1）不分代际的农民工研究;2）具体的第一代或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研究往往专注于解决现实问题，缺乏与新一代农民工生存困境的比较研究，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涉及不足，提出的措施缺乏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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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