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琳

暂停营业的第106天，影院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5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指导意见，要求落实防控措施前提下，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游艺厅等密闭娱乐休闲场所。“太激动了！”江苏镇江一位影院工作人员说，虽然尚未收到正式复工通知，但至少看到了希望。

1月23日，7部贺岁院线电影全部撤档，次日，万达、金逸等影院宣布停业，本该热闹的贺岁档彻底失语。4月29日，国家电影局召开的电影系统应对疫情工作视频会议指出，目前估算全年票房损失将超过300亿元。

在这106天里，影视行业的人们心情起起落落——因为政策的扶持和短暂开放燃起过希望，也因为复工时间待定而焦虑，“一季度全国6600多家影视文化机构注销”冲上微博热搜，行业内部联名倡议……即使是现在，人们仍在等待，影视行业的春天何时才会回来？

行业停摆，就业困难

广东佛山一家影城工作人员小贾已经“停薪留职”100多天了。包括他在内的多位影城员工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因为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保障，这3个多月相当于一分钱都没赚到。

“不复工只能硬撑着。”小贾说，有的小影城工作人员直接就被遣散了。影院经理在朋友圈卖零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甚至有影院连带着设备一起等着被拍卖。留职看起来有希望，但是复工的消息一直反复，“想去兼职都没办法。”

转机曾短暂地出现过。3月16日，新疆中影金棕榈影城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宣布复工的影城;次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公布首批公益重映片单，发行方和片方此前的43%分賬全部让利给影院，振兴电影市场。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3月24日，全国共495家影院营业。

但对影人们来说，这段日子太短暂了，3月27日，国家电影局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影院暂不复业，已复业的立即暂停营业。

销售端不能开工，制作端也只能延期。尽管剧组已经陆续复工，但对于季节有要求的剧组，只得再延期一年。

两端夹击之下，片方也发愁。一位影视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本来中小影视公司现金流就不行，现在老板们各处贷款，减少经营成本，但项目一堆，投资难寻。

疫情对影视行业的影响也直接关系到了就业情况。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专业的一位硕士应届生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同班20多位同学中，除了继续读博的同学，在秋招中拿到offer的人数不足5人，“而且基本都是中小影视公司的offer，像博纳、华策、光线之类的头部公司校招，基本没有同学进入面试环节。”一位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硕士应届生也表示，因为不少影视公司、工作室倒闭，就业机会也跟着缩窄，曾经自己开公司的编导在公司倒闭后又重新回来找工作，“应届生就业更难了”。

疫情是“最后一根稻草”？

实际上，影视行业从2018年就感受到了“寒冷”。

2018年年初，一场“财政部专员办进点见面会”拉开了影视公司从曾经的“避税天堂”霍尔果斯逃亡的序幕。2018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进一步加强影视行业税收征管，多地影视个人工作室也根据政策要求，将核定征税方式改为查账征税，需要承担更大幅的税率。

头部影视公司在2019年营收就出现了下滑，融资也变得艰难。上海纳亚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报道》记者，2019年时，绝大多数资方就持观望态度，一是因为整体经济形势下滑、金融行业爆雷加上影视行业整顿尚未完成，投资风险增加;二是因为投资电影虽然收益可观，但仍有亏损风险，投资电视剧则要面临成本大、流程长、质量高、宣发贵、回款慢等情况，盈利空间小，不足以吸引资方。

曾经做过导演的小阮表示，这样的“寒冬”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的不规范。“有些人有资源，但什么都不懂，也不清楚行业价格和品质的差别，破坏了内部的平衡;头部公司容易形成垄断，中小微公司生存空间也受到挤压;票房造假的太多了，还有一些剧确实是粗制滥造，对行业本身就影响不好。”

古代题材的电视剧也变少了。2019年5月，广电总局电视剧电子商务平台显示通过备案审核的古代题材电视剧仅有一部;据《中国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有着“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横店影视城在2019年开机剧组数量为255个，明显少于2018年的363个和2017年的319个。

在横店打拼两年的群演奔奔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跟之前正儿八经的古装剧组相比，网剧剧组更多了。

行业生态早已改变

线下冷清，线上则十分热闹。截至3月底，爱奇艺平台分账超千万网络电影达到了13部;优酷平台分账超千万网络电影数量达到6部;腾讯视频分账过千万影片达到4部。去掉一部双平台联播的《奇门遁甲》重复统计后，三大平台分账破千万影片共计22部。

2014年，“网络大电影”（以下简称“网大”）的概念被提出，一时间，网剧和网大呈“井喷”态势。疫情的到来让“网络观影”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原定于大年初一影院上映的《囧妈》也顾不上争议，干脆跳过电影院，直接线上免费放映。

这片看得见的“红海”让不少影视公司有了做网剧或网大的打算。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CEO黄旭峰表示，相对传统院线电影，网大的成本回收周期更快，从开发制作到回收，最多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网大直接对接平台，平台直接分账，院线则涉及到投资方、出品方和制作方，速度极其慢。”

腾讯视频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网大成本较低，除了三大平台优质项目外，其他项目投资基本上在500万～700万，拍摄周期一般在25～30天，制作周期可能在3个月至半年，时间非常短。

在黄旭峰看来，除了以上外部因素外，长视频内容移动互联网化本身就是不可逆的趋势，疫情只不过让这一趋势更加凸显。“疫情有可能会导致人们观看习惯发生变化，电影这种必须在电影院设备环境里才可以完整体验的影像艺术形式，将可能被迫更改一些基因——社交的，场景的，视听的。”黄旭峰说，再加上5G等技术进一步发展，未来线上观影的体验感会带给观众更多新感受，“好坏都还谈不上，需要时间观察。”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张艾弓也认同“疫情加速”的说法。

“这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时期。在这场利益和市场的争夺战中，网络播放的收益逐渐接近实体院线发行放映，一旦突破某个临界点，大批内容供应商、电影制作者，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转向网络视频流媒体。”张艾弓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未来，部分影院能够通过技术更新和强化，凭借更具感官效果的放映条件存活下来，而更大部分影院将在流媒体的冲击下愈发艰难，甚至因此倒下。

网剧和网大并不是救火的“万金油”。黄旭峰认为，渠道的改变就意味着生产方式要更多元，工厂大门影业从2018年起就开始布局网大，他认为公司在发展思路上也要做出改变。

“目前，业内很多人都认为院线跟网络一定要有区别，比如网大的题材就集中在玄幻、喜剧、仙侠这些，基本逻辑还是‘片名、海报、六分钟。但电影就是电影，网络观众也是观众，一些网大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摆脱粗制滥造的原罪。”黄旭峰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现在比较大的改观就是制作成本大了，有特效也买得起IP了，但仍然不太注重人物和剧作本身。

审核也在收紧。2月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从剧本创作、集数和片酬三个方面提出新规;2月14日，总局进一步明确，电视剧网络剧创作备案申报需同时提交《重点原创网络影视剧规划信息备案表》和《完成剧本创作承诺书》，而此前只需提交前者。

自救不是唯一办法

无论发行渠道是什么，影视从业者所希望的都是活下去，并且活得好。注销、转行、限制薪酬、通过其他项目填补亏空，同行们抱团取暖，现在还没“死”的影视公司，都想撑到天亮。

黄旭峰认为，影视公司从自身使命来说就是做好作品——能准确反映时代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情绪、能给人心带来抚慰的作品。5月7日，三大平台、六大制作公司发出联合倡议书，倡导凝心聚力，迎难而上，反对内容“注水”，规范集数长度等，但自救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根据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的信息，“更多新招实招管用的招”会被采纳。譬如要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尽快出台财税政策的落地细则，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出台扶持政策，推动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要用好金融服务，与有关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加强合作，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鼓励担保和保险机构加强融资担保支持;对电影院要给予特殊扶持政策，积极协调出租方减免租金，推动电影专项资金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各地购买发放电影票券。

张艾弓认为，政府除拿出真金白银补贴之外，还应该尽快组建行业公会。他表示，目前电影行业从业人员大部分是自由职业者，职业风险非常高，人才队伍不稳定，组建公会并将他们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根据该行业从业人员履职的特性，量身定做一套社保标准，以实现对行业全体人员的覆盖，可以使从业者更安心地留在电影行业内，为中国电影产业留住人才。

“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从企业法人和自由从业者两方面双管齐下，应该能够取得為电影行业迅速‘止血消痛的效果，虽然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电影创作贫瘠无力的状况，至少可以稳住队伍和人心。”张艾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