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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新势能

2020-06-01 07:24:11 《中国报道》 2020年6期

任泽平 熊柴 孙婉莹 梁颖

2019 年 5 月 22 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 220 千伏宁莫线电缆隧道完成基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数据化升级改造,正式投运。

什么是新基建?新在哪里?

新基建有着新未来和新的发展理念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4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就“新基建”概念和内涵作出正式的解释。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表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要实现小康目标,中国经济就要在三四季度发力。目前外需受限,能够有所作为的是要扩大内需,避免出现经济危机和失业率上升的情况。过往经验告诉我们,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比对生产的冲击更大,旅游、住宿、酒店等消费大项的恢复往往比生产要慢一个季度,企业很快就能开工,但开工后消费跟不上,外需不给力,就容易造成库存积压和企业经营压力。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是铁路、公路、桥梁的话,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则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当然,在一般基础设施领域,须注重通过数字化改造和升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区别于老基建,新基建有着新未来和新的发展理念,共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未来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變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规范的PPP;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腾讯、阿里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更多依靠市场和企业,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

五是新的内涵。我们认为,除了硬的“新基建”,应该还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中央近期密集点名新基建,其内涵不应局限在信息领域。新基建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第一次提及,2019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2月中央深改委会议、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持续密集部署。从中央会议内容看,新基建侧重于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

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

基础设施指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共分为三层:狭义指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港口、机场)、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经济基础设施,更宽松的定义包括了社会性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油气和矿产,最广定义延伸至房地产。

基础设施具有强外部性、公共产品属性、受益范围广、规模经济等特点,其基础地位决定相关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前面,否则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为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从数量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按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第37位,明显低于日本(6.4万美元)、俄罗斯(5.7万美元)、美国(4.6万美元)等。

从质量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

比如,在交通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铁路路网密度分别为342、281、73、234公里/万平方公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分别为442、351、79、154公里/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确实很低;但从人均长度看西部地区较高,2018年四大地区铁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59、0.78、1.31、1.70公里,高速公路万人均长度分别为0.76、0.97、1.41、1.12公里。

4 月 22 日,位于天津的生态城零能耗小屋外景。

在医疗方面,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每千人床位数分别为5.47、6.12、6.49、6.75张,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2.85、2.38、2.39、2.65人,每千人护士数分别为3.10、2.70、2.97、2.80人,每百万人三甲医院数分别为1.08、0.85、1.01、1.52个,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床位数、护士数、三甲医院数均不低,医师数稍低。

在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在发电量方面,根据《2019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中国发电量为7111.8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4460.8太瓦时)、日本(1051.6太瓦时),但人均发电量(5106.4千瓦时)远低于美国(13634.6千瓦时)、日本(8311.1千瓦时)。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数据,2018年中国消费一次能源总量3273.5百万吨油当量,高于美国的2300.6百万吨油当量和日本的454.1百万吨油当量;但人均消费2.35吨油当量,仅为美国(7.03吨油当量)的33.4%和日本(3.59吨油当量)的65.5%。在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3.1%,而美国仅为5.7%。

在清洁能源消费比例方面,根据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可再生能源分别占比58.2%、19.6%、7.4%、8.3%、2.0%和4.4%,清洁能源合计占22.1%;而美国分别占比13.8%、40.0%、30.5%、2.8%、8.4%和4.5%,清洁能源占46.2%;日本分别占比25.9%、40.2%、21.9%、4.0%、2.4%和5.6%,清洁能源占34.0%。

在交通運输领域,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其中高铁里程世界占比超2/3;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公共机场仅235个,相当于美国的62%;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俄。

社会基建较薄弱,与美日等国差距更大

在科技领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人均科研人员数远低于美日,基础研究薄弱。在研发投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低于美国(2.8%)、日本(3.2%)、韩国(4.6%)、法国(2.2%),从绝对额看,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

在研发人员方面,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234人,美国(2016年)、英国、日本、韩国为4256、4377、5305、7514人,中国约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9%、28%、23%和16%。在研发投入结构方面,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分别为16.9%、19.6%、63.5%,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薄弱。

在教育领域,中国高校数量质量全面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在教育程度方面,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3.4、12.8、14.1年;2018年中国学龄儿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6.3、15.2、17.1年。在高校数量方面,当前中国大学有2956所,而美国有7236所,日本有1112所。

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教育部和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为48.1%,美国为88.2%(2017年),日本为63.2%(2015年),英国为60%,韩国为94.3%。在高校水平方面,根据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美日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大学分别有6、29、5所,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分别有7、46、10所,进入前500名的大学分别有24、89、41所。

在文化领域,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35%。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数据,2018年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分别为5354个、3176个,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众藏书楼数量分别为3.8、2.3个;美国现有30168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9057个(全美图书馆共116867个,公共图书馆占比7.7%),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为92.3、27.7个;日本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分别为1287个、3296个,每百万人拥有数量为10.2、26.1个。

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均护士数差距明显,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有待提高。在床位、医生数、护士数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中国每千人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为4.3张、2.0人、2.7人,而美国为2.8张、2.6人、11.7人,日本为13.1张、2.4人、11.3人。其中,在ICU床位方面,根据2015年第三次ICU普查数据,中国华东地区ICU床位数占总床位数比例为1.67%,而美国在2010年就已达到13.4%。在体育领域,中国人均体育场地用地不到2平方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共有体育场地195.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25.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平方米,远低于美国(16平方米)、日本(19平方米)等发达国家。

在养老领域,中国人均养老床位数为美国84%,且利用率不高。根据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末中国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27.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擁有养老床位29.1张。根据Statista估算,美国2015年养老床位合计166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4.8张。不过,中国现有养老床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比如2017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约为60.2%。

在环保领域,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美日两倍,空气质量居全球第120名。在能耗方面,根据BP数据,201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9.55千英热/美元,而美国为4.45千英热/美元,日本为3.63千英热/美元。

新基建将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

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

新基建有助于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设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不管是经济基建还是社会基建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当前基建存量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降至6.1%,创1991年以来新低;2月中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大降至35.7%、29.6%,创历史新低,短期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

2018 年 11 月 7 日,在北京海淀公园,市民体验无人驾驶的阿波龙小巴车。

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面临全球经济见顶回落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2019年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增长0.5%,较上年下滑9.4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12.5%,大幅下滑23.8个百分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再次阶段性缓和,2020年依然存在形势反复可能。对冲疫情和经济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基建,近年基建投资增速处低位,是政府唯一可快速有效发力的工具(公开数据的基建投资数据一般限于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行业)。

从内需看,201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5.1%、8.0%,分别下滑0.8、1个百分点。在投资中,房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9.9%、3.3%、3.1%,分别变化+0.4、+1.7、-6.4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对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但前期拿地增速大幅放缓预示2020年将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企业利润有关,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3.3%,较上年下滑13.6个百分点,短期难以拉动。

新基建将长期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从历史看,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对比,印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根据IMF数据,2017年印度公共资本存量9.8万亿美元,排名第三;人均公共资本存量7305美元,排名第102位。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

从投资看,2019年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分别增长17.3%和13.2%,增速较整体投资分别快12.2、8.1个百分点。从生产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8.4%,增速分别较规模以上工业快3.1、2.7个百分点;服务机器人、太阳能电池和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分别比上年增长38.9%、26.8%和14%。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2.7%,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3.3个百分点;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8.7%,持续一枝独秀。

新基建要担当大任、发挥乘数效应

新基建虽然现在占比小,但是它增长很快

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现在占比小,我们认为这种思维存在误区。

第一,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第二,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央视报道的七大领域是新基建的部分核心,而非全部。第三,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未来空间巨大;而“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

中国经济要转型发展,要创新发展,要高质量发展,就是让新基建、新经济去挑大梁。大家担心说新基建现在占比小,没关系,新基建虽然现在占比小,但是它增长很快。传统行业和传统的基建,现在占比很大,但它增长已经放缓了,开始负增长。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大约是6.1%,大部分传统行业只有个位数增长;但是最近这几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以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速度在增长。

所以,究竟谁能承担起中国经济未来繁荣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任?一定是新基建、新经济。

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能光看投资体量有多大,还要看到其乘数效更大。比如5G,我们未来几年5G加起来投资大约一万亿。但是它所支撑的上下游经济产值是十几万亿。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新零售、新金融等,实际上都跟未来5G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密切相关的。

三大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2020年的目标是建设30万个5G基站,并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5G网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表示,将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47个城市的10万个基站建设,并在今年前三季度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的建设目标。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此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將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再比如充电桩,传统的燃油车现在增速逐年在放缓,甚至负增长,但是新能源汽车这几年以每年50%~100%的速度在爆发式增长。现在欧洲主要国家都设置了燃油车的禁售表,这是重大机遇,中国最近几年通过各种政策希望在新能源汽车的时代能够实现弯道超车。新能源汽车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就是充电桩。车桩比是3:1,3辆车才有一个充电桩。中国充电桩投资体量3000亿,但所支撑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是万亿级的。

2017 年 10 月 11 日,“2017 杭州·云栖大会”在杭州市西湖区云栖小镇举办。工作人员正在向参观者介绍基于云技术的 ET 城市大脑系统。

2018年全国新增14.7万台公共充电桩,2019年新增12.9万台,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的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个,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000元/个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超百亿元。

新时代不光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新的软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我们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比如,在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中国进步明显,但仍有较大提高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20营商环境报告》,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度提升15位至第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新西兰、新加坡、中国香港名列前三,韩国、美国、英国分别位居第5、6、8名,德国第22名,日本第29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