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泉

北宋后期，苏轼书法甚盛并远播到北方的辽，及至金初，更因“借才异代”之策而盛极一时［1］386-390。作为先后与辽、金并立，基本与两宋相始终的西夏，势力虽然不及辽、金强盛，文化艺术方面倒也生机勃勃，而且与这三国的文化交流均极其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西夏人会不接触、不了解、不熟悉、不喜爱苏轼书法。

一、西夏的苏风碑刻

在古代社会，最能体现官方书法审美趣味的无疑是碑刻，特别是帝陵碑刻，西夏亦不例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9册著录的80件“西夏陵区采集汉文残碑”中，第6件为“M12：1972年4号陵西碑亭采集”［2］539（见图1），第7件为“M12：1974年4号陵西碑亭采集”［2］540，第32件为“P4：03 1997年4号陵西碑亭采集”［2］545。书法方面，1972年采集者左促右展，姿态横生，逼肖苏轼，1974年、1997年发现者整体上偏于方整峻峭，但也同样表现出近乎苏轼的横展态势。不仅如此，陵区内很多陪葬墓也曾发现带有苏风特征的碑刻。按照相似程度高低，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结体纵长，但捺笔厚重，整体向右上方倾斜取势者，如M140、M157；其次是横展斜逸，而稍欠通脱者，如M175、M176；再次是和1972年采集的“4号陵西碑亭”残碑一样逼肖苏轼者，如M119（见图2）。

值得注意的是，L6（原M8）陵台前盗坑底部出土经幢幢身1件，幢座3件。幢身高34厘米，直径35厘米，上下皆有柱状榫头，榫高7厘米，8面，每面边长16厘米。每面竖刻汉文（见图3），依次为“药王菩萨摩诃萨”、“药上菩萨摩诃萨”、“无边身菩萨摩诃萨”、“越三界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大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大势至菩萨摩诃萨”［3］99，图版五一［4］170-172。其横扁烂漫处，亦能传苏书风神。

这些碑刻既有属王陵者，也有属陪葬墓者。诸陪葬墓中，M119在L5东南约1250米，L6东南约 2000米［3］10图4、59、60图33；M176在 L5东南约800米，L6东南约 1600米［3］10图4、63、60图34；M175在 L5东南约900米，L6东南约 1750米［3］10图4、62、60图34；M173在 L5东南约 1100米，L6东南约 2000米［3］10图4、62、60图34；M157在L6东南约 900米，L5西南约950米［3］10图4、66-67、65图36；M140在L6东南约1250米，L5西南约 1250米［3］10图4、64、65图36。这些皆宜为 L5陪葬墓，而两组说、昭穆说及最新的无规则说均主L5属秉常［5］7［6］56-57［7］28-31，若无意外，其下限最晚当在乾顺时期。

有关L4的研究亦有分歧，两组说认为属乾顺［5］6-7，昭穆说认为属谅祚［3］149［6］149，近年有学者推测属继迁［7］28-31。此陵规模不大，仅存一座西碑亭［3］20，这种情况固然符合开国“太祖”继迁陵墓的特征，但是，拱化五年（1067）底去世的谅祚年仅20多岁，生前同样不大可能预先营造陵墓，且其子秉常年幼，摄政的梁太后与宋多次爆发战争，导致西夏经济陷入困境，难以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陵。另外，西夏陵区采集的汉文残碑“P4：23”似指L4的陪葬墓，其上有“龆齓”二字［2］342，不可能与继迁有关，故L4宜属谅祚。至于L6，两组说认为属纯祐［5］6-7，昭穆说认为属乾顺［3］36［6］149，近年有学者据T094：5“在位三十［年］”［7］26-27等论定属德明，应可信从。不过，即使在谅祚时期，苏轼已步入政坛，声名也逐渐显赫，但其影响尚不足以成为“偶像”，遑论传入西夏。更重要的是，1972年采集的L4西碑亭残碑作：“……之休……/……孙兮，承此……/……铭竹素兮，遄……”隐隐然有以“孙”赞“祖”，由“孙”为“祖”辈追立碑刻之意。换言之，至少L4西碑亭的苏风碑刻的年代要晚于陵墓年代。

据《辽史》卷二九《天祚帝纪三》，保大三年（1123）六月，天祚帝“遣使册李乾顺为夏国皇帝”，卷一一五《西夏外纪》则谓：“保大二年，天祚播迁，乾顺率兵来援，为金师所败，乾顺请临其国。六月，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而天祚被执归金矣。”比勘《金史》卷二《太祖纪》、卷三《太宗纪》所记，《辽史?西夏外纪》误把“三年”讹为“二年”。准此，保大三年，也就是元德五年（1123）五月，乾顺拟迎天祚帝自云中（今山西大同）来西夏。虽未果，天祚帝却主动册封乾顺为帝，希望以对等地位换取西夏的武力支持。对于天祚帝“借兵”抗金的要求，乾顺很理智地没有草率行事，但对“皇帝”之位，他不可能毫不动心。不过，辽此时已风雨飘摇，其册封并无实际意义，只有以武力为后盾，再通过相应的仪式昭示天下，才算得上成为“真正”的皇帝。1972年在L4西碑亭采集的以“孙”赞“祖”残碑，强调“祖”有足以夸耀史册之功绩，非常符合乾顺向继迁或谅祚通报称帝消息时的心理，但根据其他材料判断，它在总体上属谅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就此而言，此碑当立于乾顺趁乱“称帝”时期，是北宋后期到金初苏书远播异域背景下的产物。同理，L6陵台前盗坑底部出土的苏风经幢也应立于此际，是乾顺为祭告德明，禀以“称帝”一事而增饰其陵墓附属建筑时所作。

图1

图2

图3

图4

不能不强调的是，毗邻西夏的府州（今陕西府谷）地区，也发现过一些苏风碑刻，如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当西夏元德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十月的《王熙墓志》［8］89（见图4）、稍后的《折继闵神道碑》［8］88，均圆润秀美、温润娴雅，一派苏轼风调。府州地区五代以来即由党项折氏控制，乾顺大德五年（1139年，当金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始归西夏，可见二碑实与西夏无关。但是，府州与西夏的“零距离”、二地苏风碑刻在时间上的切近，个中滋味，显然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二、苏风入夏的原因

西夏陵的苏风碑刻大多作于乾顺时期，当然与乾顺“仰慕”汉文化有关，但乾顺的祖父谅祚、父亲秉常对汉文化同样抱有热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五记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己巳，谅祚派遣使者来到开封，献上表章，表示：“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欲以汉仪迎待朝廷使人。”宋仁宗欣然“许之”。如果算上行程，这距离谅祚在奲都五年四月诛杀专权的没藏讹庞，亲自掌握统治权力，差不多只有半年时间。同书卷一九六又记嘉祐七年（1062）四月：

己丑，夏国主谅祚上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欲建书阁宝藏之，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其马。谅祚又求尚主，诏答以昔尝赐姓，不许。

从上年十一月到来年四月，不足半年之内，先求“汉仪”，后将“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赫然与“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本朝正至朝贺仪”并列，且“欲建书阁宝藏之”，在彰显谅祚政治决断的同时，充分反映出他对汉文化的熟悉程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二庆历八年（1048）正月辛未条，年幼的谅祚即位后，以“汉人”毛惟昌、高怀正之妻为乳母，说明以谅祚为代表的党项高级贵族不仅拥有汉人侍从，而且能够通过他们了解和熟悉中原文化。同书卷二三五熙宁五年（1072）七月壬午条所记王安石对宋神宗言：“谅祚诚亦豪杰，诛鄂特彭（讹庞异译），非有威断岂能办此？又收纳中国人，与之出入，起居亲厚，多致中国物以娱其意，此非庸人所及。”恐怕就是参透了这一点。因此，无论“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的书法属性，还是政治含义，西夏高层都是能够准确理解的。就此而言，上层人物对汉文化的亲近与深入理解，是西夏后来能够敞开胸怀迎接中原“新”书风的最根本原因。

谅祚之后，秉常、乾顺同样经受过母后专权的“洗礼”，所以亲政后都大力推行“汉礼”以肃清旧贵族影响。特别是乾顺，在永安二年（1099年，当宋元符二年、辽寿昌五年）正月，母亲梁太后被辽道宗遣使鸩杀之后，乾顺迅速重复祖、父的“政治路线图”，力推汉礼，两年后的贞观元年（1101）即“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在极大地推动“汉式”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巩固了皇权。与谅祚、秉常相比，乾顺（1083—1139）的最大优势在于高龄且执政时间长。从永安二年（1083）正月到大德五年（1139）去世，他执政逾40年，远远超过父亲和祖父执政时间的总和，足够把很多想法落到实处。得益于他的各项政策，不仅汉礼、汉法在西夏的地位逐渐上升，而且西夏也渐渐文化鼎盛。

总之，尽管相关过程不无波折，但连续三代帝王注重汉文化，足以导致投夏汉人在西夏政坛占据一席之地。例如延安人景询（珣），治平二年（1065）十二月以罪投西夏，谅祚用为学士，事见《宋史》卷三四二《孙永传》。两年后，因为不愿徙居兴州（今宁夏银川），横山（今属陕西）羌首领朱令凌率部降附宋青涧守将种谔。谅祚与宋交涉，种谔要求以景询交换，谅祚遂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熙宁四年（1071年，当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九月庚子条所载《乞绥州表》，即“伪学士景珣之辞也”，其文抓住“岂谓一城之地，顿伤累世之盟”这一利害关键，有理有据，切中肯綮，既可见其信用之深，又可见其文笔之妙。次年五月，宋神宗改古渭寨（今甘肃陇西）为古渭军，寻置通远军（今甘肃陇西）以为向河湟地区进军的桥头堡，而西夏也正准备攻占武胜城（今甘肃临洮）以图谋吐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五熙宁五年七月壬午条载北宋君臣的讨论时说：

文彦博曰：“谅祚所收，不过中国之弃人，如景询，何足道？”上曰：“与谅祚谋城武胜者，景询也。秦州自来常是前两府或两制作帅，何尝能谋如此事。”

可知西夏此举出自景询谋划。既然景询这样来自中原的文士可以跻身西夏统治核心，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话语权自然也会相应地得到提升。

大致与谅祚、秉常、乾顺祖孙三代先后力推“汉礼”同时，作为一代文化巨匠的苏轼（1037—1101）日渐茁壮成长。据《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卷二等，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首次出川赴京，与弟弟苏辙（1039—1112）一起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礼部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甚至发出了“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的感慨，宋仁宗看到兄弟二人的试卷后，也大喜过望地感叹：“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嘉祐六年（1061），苏轼中制科考试，即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遂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再次入朝之时，神宗已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他的许多师友，包括欧阳修在内，因政见原因而被迫离京外调。因为在返京的途中亲眼见到新法对普通百姓利益的损害，他大胆上书指出新法之不便民处，以此深忤上意，被迫自求外放，出任杭州通判。三年任满后，又辗转历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诸地知州。所在皆政绩显赫，深得民心，更兼文采风流，一时无两。到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爆发前后，他已誉满天下，甚至播名夷狄，如元祐四年（1089）八月，苏辙为贺辽生辰国信使出使辽国，不仅“每每被人问及大苏学士安否”，还被劝说要及时印行文集，以便辽人方便阅读［9］937-1791。即使哲宗亲政后，他的庙堂之路已彻底无望，民间声望却隆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称：“东坡《海外上梁文口号》云：‘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这一“轶事”尽管把他的遭际化为谈资，并且冲淡了其命运的悲惨程度，却通过轻轻拈过的一个“安稳”，既生动地写出了民间对苏轼的同情与喜爱，更满含着对权贵的鄙弃与不屑。又，“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出自《纵笔》，通行本作“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无论孰对孰误，均能证明苏诗畅行天下之迅捷深广。耐人寻味的是，从苏轼出仕到文名、书名鼎盛的这段时间，正是谅祚祖孙三代相继在位之际，再加上宋、夏之间一度因“元祐党人”掌权而握手言和，所以苏轼的作品在此际传入西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西夏文《德行集》（俄Инв.Nо.799＋3947）第19下至21上为《綀际稾（用人章）》，其中第20下至21上有“蟟不籜毯贡（子折先生曰）”一段［10］151，“蟟”音“子”，“不”音“折”，通“瞻”，联言即“子瞻”。其文节译自苏轼《富郑公神道碑》［11］536，本是苏轼引用富弼的言论，西夏译者误归诸“子瞻先生”，且文句有所删减［12］84-85。《德行集》成书于西夏桓宗在位时期（1194—1206），是曹道乐为加强对西夏帝王和贵族的教育，从10余种汉文古书中撮抄“德行可观”的文字翻译而成的教育读本［13］181。对比辽对苏轼文章的“及时”引进［9］937，1791，这应该不会是西夏首次引进并翻译苏轼文章。苏轼是一个全能型的艺术家，西夏人既能翻译其文章，对其书法自然也会同辽人、金人一样尊崇备至。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书法作为北宋书风的新代表，自会顺理成章地传入西夏上层社会，并出现在西夏陵碑刻上。

三、苏风入夏的意义

汉字是两宋时期东亚的“国际文字”，又得到了印刷术的有力“加持”，所以尽管西夏文早已创制成功并获得了长足发展，汉字在西夏却仍有相当影响，在上至帝王神道碑刻、下到百姓日常日用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广泛而高水平的应用。只是因为元昊在位期间锐意独立，対宋政策以政治对抗和武装战争为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化的交流，中原新书风才无缘顺畅输入。在此意义上，谅祚、秉常、乾顺相继掌权之后的文化取向，无疑为苏轼等人所代表新书风的传入，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更有价值的是，对中原新书风的吸收与借鉴，反过来又推动了西夏文书法的“完善”。

风格方面，西夏陵苏风碑刻大致可以分成三种风格类型：首先是L4、M119、M140、M157出土的体态仍偏瘦长，但横向伸展的笔意已无法掩饰，且渐有斜逸之趣；其次是 M119、M175、M176、L6所出横画增长，横斜之势日渐突出者；再次为L4、M119出土的与苏轼书法几乎无异者。三种类型的分布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说明西夏陵碑刻书法开始呈现出苏轼风格是在L4，也就是秉常时期，但其大成，则是乾顺后期。换句话说，从秉常时期的L4碑刻开始，在保持纵势结体的同时，西夏陵碑刻的横画逐渐向右上方倾斜，“丿”、“ ”等斜线的弧曲也得到了强化，从而逐渐表现出向左右伸展的态势。在形式上，这些特点显然来自结字扁平、横轻竖重、笔画舒展的苏轼书法，L4、M119碑刻中那些宛然苏轼再现的残碑便证实了这一点。在此意义上，M119出土残碑之具备三种类型，堪称苏轼书法在西夏传播与被接受的集中展现。

如果说苏轼书法广受欢迎表明了西夏人对汉文化的倾慕，那么，令人备感疑惑的一点就是，早于苏轼的中原书家，几乎在同时期或稍后的西夏没有什么影响力。佚名《道山清话》云：

予顷时于陕府道间舍于逆旅，因步行田间。有村学究教授二三小儿，闲与之语，言皆无伦次。忽见案间有小儿书卷，其背乃蔡襄写《洛神赋》，已截为两段，其一涂污，已不可识。问其何所自得，曰：“吾家败笼中物也。”问更有别纸可见否，乃从壁间书夹中取二三十纸，大半是襄书简，亦有李西台川笺所写诗数纸，因以随行白纸百余幅易之，欣然见授。问其家世，曰：“吾家祖亦尝为大官。吾父罢官，归死于此，吾时年幼，养于近村学究家，今从而李姓。然吾祖官称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顷时如此纸甚多，皆与小儿作书卷及糊窗用了。”会日已暮，乃归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及再往，至今为恨也。

《道山清话》作者不详，然其内容涉及苏轼、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诸人，又记哲宗绍圣改元诸事，可知为北宋后期所作。问题是，如果在西北能见到大量曾经的明星书法家如李建中（945—1013）、蔡襄（1012—1067）的作品，西夏人也未必不能及时见识到中原的“新”样书风。但是，既然陕西底层士人已在耳熟能详中把李建中和蔡襄“遗忘”，就说明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远远比不上苏轼，因而西夏书法之不受或很少受其“渗透”，也就在所难免了。

众所周知，北宋前期书法沿袭晚唐五代旧习，重欧之风颇盛［14］166，同时颜真卿也有一定影响力。到中后期时，一方面是苏轼、黄庭坚、米芾（1051—1107）、蔡京（1047—1126）等“宋四家”在仁宗时期（1022—1063）先后走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是“宋四家”的先导，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唐风书家蔡襄在仁宗之后的英宗治平四年（1067）去世。伴随着这种看似自然而然的人事代谢，北宋书法逐渐展现出不同既往的特色，以“美”的方式实现了“唐宋之变”。大致与此同时，西夏虽然是由党项这一边疆游牧民族所建，在文化上却又不能拒绝中原影响，所以在书法方面也随之经历了同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