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培贵

2020年春节前夕,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湖北，蔓延华夏，全国人民打响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至2020年4月上旬，全国抗“疫”战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疫情暴发之初，全国文艺界就积极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投身其中，书法界也不例外。深处疫情中心的武汉市文联和武汉市书法家协会、武汉青年书法家协会于1月28日在“翰墨楚风”微信公众号发出《关于举办“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夺取胜利——武汉书法篆刻网络媒体展”的通知》。《书法报》社于1月29日在同名微信公众号发出《书法人在行动！“抗击疫灾，我们同在”书法创作特别征稿》的启事。2月1日，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简称“中国书协”）部署下，中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及书法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书法报》社、《中国书法》杂志社共同推出“‘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主题书法网络展”第一期，书法界迅速被激发。省市县各级书协，以及各种非官方社团，乃至于一些开设书法专业的高校，都开始举办同类的网络征稿和展览。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这次的网络书法展览，与本次抗击疫情一样，也是一场“总体战”“人民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同一主题、同一途径（网络）、同一时段集中推出，规模前所未有，形式前所未见，传播广度也是前所未闻。

图1 “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主题书法网络展（四）”展览作品 作者：沈鹏

目前，这一书法创作、展示、传播活动仍在持续推进中。可以预见，这次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平台的书法抗“疫”行动，不仅使书法为这个特殊时刻留下一道深深的笔墨印记，成为未来重述这个时代的重要见证材料，而且也有可能改变书法的某些发展态势。那么，慎思这次行动，对于书法在当下乃至未来很长时间的发展，就不是无意义的事情了。

一、不同“场合”的审美创造

由战“疫”书法引起的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场合”。“场合”是一个时空，这一时空中的各种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件作品的产生。宏观而言，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都会有种种不同的“场合”，每个“场合”都有不同的要素，对书法的整体发展态势产生不同的影响。

众所周知，以汉字为创造对象的书法史，与文字史常常是贯通的。举凡社会生活中需要文字处，便可以是书法展示的空间，由此在不同用途的各种材料如甲骨、钟鼎、碑版、尺牍上产生了大量作品。但自汉代后期开始，一般文字书写与书法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分离”。宋元以后，尽管社会日常用字仍然普遍，但书法在一定意义上逐渐成为精英文人享有的“专利”，主要研讨场合变成了文人们的书斋。明清以后，随着商业兴起、文人集团膨胀分化等社会变化，书法重新走出书斋，进入有条件的家庭以及其他生活空间。民国以来仍延续这一趋势，但同时增加了一种新形态——进入展厅，参与美术展览。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书法展览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活动方式。自媒体特别是微信、抖音和快手等广泛流传之后，书法活动又出现了一个崭新平台。与过去所有方式相比，它是虚拟的，但同时传播力又是超级巨大的——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

不同的场合，对书写的要求必然会有差异。文字学家在讨论甲骨文和金文时，有“正体”与“俗体”的分别[1]参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2-43页。，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其应用场合，正规场合多偏于工整，普通场合则或有草率。到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官方碑志与庶民之间总体上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例如，主要出于官刻的“元氏墓志”，整体上就显得工整有序得多。这种区别，与各自“场合”主导者的需求有密切关系。工整端严，通常是正规场合的第一要求，即便在文人占据书法主导地位的宋元时代也是如此。明清时期的庙堂、朝廷等公共场所使用的对联、匾额，总体上也遵循这一规则。

什么是“正规场合”？在书法史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界定。第一，发布者及其文字内容出自社会权力机构，体现权威性；第二，发布场所及其用途在于产生规约或教化等作用，具有公众性。由于书法与汉字始终密切相联系，这种要求贯穿于书法史的每一个时段。

与“正规场合”相对的，当然就是所谓的“非正规场合”。宋元以来，文人主导的以“书斋”为主要活动场所的书法总体上属于这一类。文人书法的基本定位是“文章之下，六博之上”[1]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175页。，是一种雅玩，因而比较强调书写者本人的“意”，如米芾所说“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2][宋]米芾：《答薛绍彭来论晋帖误字》，《宝晋英光集》卷三，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第19页。，既然“要之皆一戏”，那么“不当问拙工”[3]同上。就是理有固然了。审美风格逐渐舍工整而趋参差，舍端严而趋萧散，书写者“特殊的”“这一个”成为主导性追求，与公众的普遍性趣尚产生了一定的疏离。明清时期，由于部分书法作品重新进入公共场合，如庙堂、朝廷等，于是与主要存在于书斋的书法，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双向演进。

展厅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表面看来，它向大众开放展示，因而是公共场合。然而，从展示动机来说，它实际上是书斋的一种延伸。书写者将作品置入这一空间的目的，并不是回到唐以前的那种“正规场合”，仍然是在展示作者“特殊的”“这一个”。甚至由于展厅有一种“同台竞技”的特点，对“特殊的”“这一个”的要求，往往比书斋还要强烈——尽管相互之间的模仿也随之更加便利。

微信平台和其他网络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是上述任何一种场合的虚拟化。然而事实上，它更多的是“书斋”与“展厅”的虚拟化。所谓“正规场合”，需要现场感，信息化尚没有完全改变这一习性。但以展示“特殊的”“这一个”为主要目标的“书斋”和“展厅”书法，则很适合这种传播方式。

由以上分析，我们会发现，本次一系列的战“疫”书法网络展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多数作品，除了文辞会尽力选择与战“疫”有关的内容外，笔墨风格总体上看不出与非战“疫”内容的作品有什么明显差异。展览主办方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要求，只有中国书协例外。中国书协在约稿时，明确指出“这是给普通公众看的，不希望使用过于生僻的篆书和狂草，希望多一些行楷”。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书协发现了当代书法重新全面深入公众生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审美的公众性。书法之所以在中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文字与公众生活紧密相连，而绝不仅仅是某个群体（如传统的文人）、某个圈子（如现在的书法界）的专属文化权利。事实上，有很多现在被认为是经典的作品，原本就产生于极其普通的社会生活中，比如北魏时期的穷乡儿女造像。书法的大量传统样式，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情境是难以产生的，比如书信里“平阙制度”所形成的行列的长短参差、对联、扇面等。正是生活无穷无尽的需求和变化，构成了书法艺术绵绵不断的源头活水。

就形式上来说，“场合”的要求，有时是非常严苛的。疫情发生之初，大家的关注点几乎都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湖北尤其是武汉病例数及罹难人数，二是全国各地的全民防控。这一时期的书法网络展中，出现了一类使用大红纸书写的作品。笔者接到过一些读者提问：“这合适吗？”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内心充满的是对罹难者的痛惜，通常用于喜庆（如刚刚过完的春节）的大红纸，在这一时刻，确实显得较为刺眼。作者的心情恐怕是借以“加油”，鼓励人们以更强的决心投入抗疫。但这与当时大多数人的心情相对照，多少是有一些违逆的。

考虑到公众接受这个维度，强调在主要面对公众的场合对作品的字体风格进行一定的选择，这从表面来看可能会扼制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发挥，然而实际可能正相反。通过长期训练及各种机缘养成的艺术家个人风格，在面对广阔的社会生活时完全有可能因受到各种需求的挑战而产生积极的变化，获得更加深入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创造性契机。据笔者并不完全充分的观察，在本次网络展中，有不少书法家解锁了自己的许多技艺，原本较少用于创作的一些书写才能，在这个过程中被释放出来了，表现出与一般展览作品并不雷同的崭新面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果有更多艺术家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书法就有可能借助现代化的网络渠道，重新全面回到生活，汲取更加丰富的时代养料，为铸就新时代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书法”“写字”与“文辞”等关系的再思考

要实现上述观念转化并付诸实践，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这就是“书法”与“写字”的关系问题。

前文已经述及，书法从一开始即以文字为创造对象。而文字是记录语言和思想的工具，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有文字处必有书写。书写所具有的独特审美功能与文字的信息记录传达功能一体共生，无法拆解。大约自汉代后期开始，专门追求“翰墨之道”[1]唐代张怀瓘在《文字论》中曾用过“翰墨之道”一词：“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参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09页。的行为开始出现，文字书写不必再仅仅是为事功服务，为考课效劳，而可以供人“游手于斯”[2]汉代赵壹在《非草书》中写道：“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又说：“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参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2页。。通常认为，这是书法独立为一种“艺术”的表现。自此以后，历朝历代，都有若干贤哲，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或以尺牍为媒介，或借碑版以驰骋，俊发灵府，妙舞霜毫，抒情写意，使笔墨成为“人”的写照。然而，即便在他们的笔下，大多数时刻，书写与信息的记录传达之间也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不分彼此的。与此同时，书法史自身也在不断地梳理源流，把大量原本并不出于所谓“翰墨之道”的企图而产生的作品，纳入到书法史的长河之中，使得两者之间的交织模糊。后世大量以“翰墨之道”为追求的“创新”，其历史范本恰恰常是这类没有明显独立的“翰墨之道”追求的作品。写字与书法，从历史上来看，是难以分割的存在，甚至在当下，我们也很难明显地区别二者之间的界限。譬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学者字”。他们与古代文人笔墨素养的养成方式非常相似，具备幼功，年长后偶然临帖，但日常书写时长期着眼于做笔记、录诗文、通音讯等，不以书家自居，也不以“翰墨之道”为主要诉求，然而其审美品质（甚至技术）却可能丝毫不逊色于专业书家，甚至在未来才能定稿的当代书法史著作中可能占据更高的位置。

应该承认，这是书法与其他艺术极为不同的一个表现——它的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事实上是非常模糊的。判断一件作品是不是书法艺术作品，这与创作时是“写字”还是“搞书法”并无绝然确定的关系。书法是极其开放的，只要“写字”，就存在创造的可能性。苏东坡曾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宋]苏轼：《论书》，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14页。在其他艺术中，这主要是创作心态能否放松的问题，而在书法中却可能是向所有书写者敞开的一扇大门。

图2 《别来我家帖》 网友PS版 （来源于网络）

本次网络展中最为大众所瞩目的，并不是专业书法公众号上展出的各种非常正规的“书法作品”，而是一位贵州的书法研究生应村寨之命而书写的两个告示牌。由于反响十分热烈，有好事的书法公众号竟将两件作品用PS软件制作成古法帖的样式，甚至仿照古法帖的命名方式称之为《疫情帖》和《别来我家帖》。这位作者是一名书法专业的在读研究生，显然接受过较好的专业训练。但从书写视频上看，他是直接书写在木板上的，其中还有错字（如“谈笑风生”的“生”误为“声”）和漏字（如“探亲访友”遗漏“亲”字），显然，其“创作态度”更多属于“写字”而非“搞书法”的。

图3 《疫情帖》 （来源于网络）

这个现象，要求我们反过来进一步思考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性。一方面，它与其他艺术一样，有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一系列技术规定，具有相对稳定的自律性，由此形成艺术的“门槛”；但另一方面，它又时刻向日常书写敞开，不断从日常书写中发现更加宽阔的领地和边界。人们常常认为，书法的笔墨是抽象的，因而难以表现过于具体的社会事件和人生情感。仅从笔墨上说，这是事实，你无法抽象地说某种笔墨是“悲伤”的，而另一种笔墨是“欢乐”的，也无法说某种笔墨表示“庆祝”，而另一种笔墨表示“诅咒”。然而在书法中，笔墨与文字是共生的。没有文字作为先导，书法的笔墨无从生成（当代取消汉字的探索性艺术不在本文议题范围，不予讨论），每一种笔墨都是在该作品所赖以产生的语言环境中生发出来的。即便是少字数书法，也非常注重文字的选择。

由此，问题的讨论就必须延伸到“文辞”以及与文辞相关的其他内容上了。文辞是当代书法创作中的一个焦点，某种程度上也是痛点，若干年来书法展览的主要作品都是抄写古诗文（同时还存在不少错漏字等问题），笔墨或随了时代，而文辞却常是古典。设想一下，一部包括《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蜀素帖》等在内的历代书法作品集，如果翻到当代，所见却都是汉赋、晋文、唐诗、宋词、元曲，那么这个时代的书法，除了笔墨之外，还有什么通道可以让未来的读者借以进入作者，进入这个时代？我们看《祭侄文稿》，并不仅仅关注它的笔墨，而是同时通过它的文辞，综合了解颜真卿当时的心情，综合了解颜真卿书写这件作品的生活情境和历史情境，从而进入他的内心，观照他的时代。

从当下艺术学的通常分类方法来讲，文辞属于语言艺术范畴，是文学的事情，但并不因此就不是书法的事情。书法家以文字为创造对象，文字的组合就是文辞。文辞及其背后相关联的艺术家的个人生活（情感）以及社会生活（事件），形成了作品的语境，是笔墨的基础。书法家考虑文辞，不是要像文学家一样竞争文学艺术水平，而是要为笔墨的生成构建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生成的笔墨，才有可能是饱含信息的笔墨，才有可能真正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成为这个时代的笔墨符号。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文辞问题上率先提出要求的，同样是中国书协。“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主题书法网络展”的第三辑便全部采用的是自作诗词对联，其序言说：“为表达书法艺术工作者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关切、支持，三辑邀请部分书家，结合近期全国防控实践，书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专题自作诗书创作，力图用诗和书法，记录、表现当下，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1]《“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主题书法网络展（三）》，2020年2月9日，中国书法家协会http://www.ccagov.com.cn/xwtj/202002/t20200209_471643.html。随后，第六辑的作品也延续了这一做法。“江苏书协”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3月15日也推出了“文艺同心 齐力战疫——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抗疫诗词作品选登”专辑。《美术观察》已经推出的四辑网络展，也都是诗词书法兼综的作品。处于疫情中心的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推出的《群英战疫——湖北省书法界主题书法创作展》中[2]详见《群英战疫——湖北省书法界主题书法创作展》，微信公众号“湖北书法家”，2020年3月23日。，也包括了较多的自作诗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战“疫”这个非常时期的情境，决定了简单抄写古人诗词的不便，决定了更加直接地切入事件本身、切入书家内心情感的文辞的意义。

图4 “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主题书法网络展（三）”展览作品 作者：李有来 （来源于“中国书法家协会”公众号）

值得延伸讨论的还有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以拍卖义捐为主要目的的网络展作品的文辞选择。这类作品，虽然根本目标也是战“疫”，文辞内容不应该是毫无关联的，但其最终归属于义拍者。合理推测，除少数大收藏家之外，多数义拍者得到作品后不会束之高阁，更可能是用来装置生活场所的。如果文辞过于拘泥疫情防控本身，则有可能难以符合义拍者的期待。

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特殊的情境虽然不容易遇见，但是类似的情境却是随时在发生的。没有观照情境的书写，常常会面临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可以说，本次战“疫”书法，使这个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被重新提出了，它必将进一步影响到当代和未来书法的发展，引导更多的书法家在笔墨之外，重新思考文辞及其背后的东西与时代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应对社会和时代的这种需要，除了加强基本的文辞素养之外，书法家也应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一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了解社会、研究历史、提高文化，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识浅、见狭、学不足，才有可能胸中有道义和学问文章之气，最终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

三、“微信息”时代的书法家

前文提到，进入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书法展览逐渐成为主导性的活动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打破旧的阶级秩序，扫盲以及义务教育的全面开展，使普通公众获得了参与书法活动的广阔空间，由此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宋、元、明、清以士人为主体的书法队伍结构，各行业、阶层均有可能参与到书法活动中。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各种国家级展览中，参展获奖者不乏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自媒体兴起后，在跨越时空进行传播的同时，其传播的组织方、接受方的身份也同时进一步超越了原本相对固化的阶层，呈现出全民参与的广泛性。

“微信息”时代来临后，书法活动的身份秩序进一步淡化。许多作者创建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不少作者利用公众号举办各种网络邀请展甚至网络赛。某些个人公众号举办的网络展览的影响力，甚至大于一般性美术馆的实物展览。近些年来，官方主办的书法展览也常常借助微信平台进行预热，展览甫一开幕，包括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内的几乎所有有实力的书法类公众号都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跟进报道，形成一个巨大的信息流。“展览刷屏”已经为书法界人士所熟知。

虽然拥有官方身份的公众号及其作者拥有更强大的传播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非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的影响力也正在快速提升。虽然书法领域还没有产生如“李子柒”那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自媒体公众号，但也已经有不少作者通过网络大大扩展了自身的影响力。近两年来的不少书界热点，都是始发于微信的。

前文中提到的本次战“疫”书法网络展中，《疫情帖》《别来我家帖》的迅速流传，又一次证明了网络媒体在公众选择上对书法界原有秩序的巨大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书法的生态。官方机构如何打破原有的人才发现和选拔机制，使更有能力迅速介入当代生活的艺术家和作品更顺畅地进入主流文化圈，扩展主流书法发展的力量，是必须进一步考虑的问题。中国书协通过下属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已经联络了不少这类人才，近年来通过一系列与新的社会阶层相关联的活动又进一步扩大了联系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效果。但从本次战“疫”书法网络展来看，仍然有持续深入的空间。

人们常说，微信等自媒体改变了生活。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现实上看，当然也没有理由不改变书法家的生活。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以自媒体为主要活动平台的书法人才，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传统人才所不具备的新优势。第一，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更加迅速。网络可以在第一时间传达社会的变化，敏感的艺术家可以迅速捕捉并通过艺术的方式进行应对。第二，对社会的了解更加立体多元。网络信息的丰富性是前所未有的，任何一个饱学诗书者所能掌握的信息，也有可能输给键盘。第三，对新媒体传播的特点与技术以及受众心理的了解更加充分，这可以使其艺术创作更好地与观众形成互动。更好地关注这些人才，使之成为当代书法创造主阵地的生力军和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大大提升书法与信息时代之间的联系，推进书法自身变革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激发书法艺术在信息时代的活力，避免被时代逐步疏远而真正沦为“遗产”的可能。

当然，网络也存在问题，比如知识和信息的碎片化等，但只要整个书法界的人才队伍架构合理，其他传播平台与网络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合作与互动，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笔者相信，经过本次战“疫”书法网络展的浪潮冲洗，无论是原本对网络传播十分陌生的老书家，还是已经在网络中长久冲浪的新人，一定都会重新反观已有的书法生态、人才状况以及传播方式，也一定会在疫情结束后做出各自的反应。

那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还在吗？前文已经提到过，书法艺术从古至今，这两者本来就是交织的。更多的非专业出身者重操笔墨，将扩大书法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最终是否成为书法家，这个决定权在社会，在历史，在书法艺术本身，而不在于书写者是专业出身还是非专业出身。

无论如何，新的时代、新的秩序、新的人才产生方式、新的艺术传播方式、新的艺术家介入社会生活的方式，都在向我们走来，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然，网络只是一种，我们并不排斥其他，书斋、展厅、殿堂等依旧可以是选项。但笔者仍然期待，这些选项中的书法艺术家，不是分散的，而是交融的，期待他们为这一古老的中华传统艺术展现新的时代风采，共同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