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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本科教学“导师制”中的“人文精神”诉求

2020-05-29 08:18:56 《黑龙江教育·高校研究与评估》 2020年5期

陈群志 许静

摘    要:人文科学本科“导师制”的实施对于高等教育意义重大,它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本科生要具备三种精神:自信、激情与德性,这不仅有精神化成的层级要求,也有精神圆融的整体涵摄。导师的经验同样有三种要求:指引、规范、身教。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灌输,而是自我修养的提升与精神境界的圆成。一切教育的根本在于使得人变得更加“文雅”,更富有涵养、情操与气象。

关键词:人文精神;导师制;本科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0)05-0057-02

一、时代精神的感召

实施本科生导师制是大学教育的原初构想,在西方已经推行多年,比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我国江苏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早在1916年也实行过这种制度,但自此之后,直到2001年左右国内才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继续实行本科导师制的方式,并逐步推广。作为从事高等教育的工作者,导师制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上来。正所谓,德不修则教不兴,行不正则事不成[1]。在“事”上,必需回答如何增强本科教学中文科教育的有效性,如何在“立教”中圆融“人文”精神。

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一百年前就说,在大学的课堂里,只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好的德性,并认为我们不应祈求和等待,而需“正确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然后投入我们的工作,把握生命的神圣[2]。因此,哲学本科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与许多其他问题相一致,都是在这个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所急需我们回答的问题。缘于此,本文将从两个方面着手探讨:一是本科生所需要的基本精神;二是导师制中导师的基本经验。

二、哲学本科生必备的三种精神涵养

大学还代表着社会良知的底线,代表着社会道德的底线,代表着国家栋梁的基础,代表着人类知识的堡垒[3]。如此看来,学生进入大学,要努力成为有教养、有智慧、有担当的社会精英。既然作为精英,就需要与众不同。

第一,对于青年人而言,“自信”是成功的第一定律。今年是2020年,1917年胡适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到祖国,当时的清华教员林语堂去接他,胡适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这是何等自信,何等豪迈。风云际会,少年英名,胡适后来成为了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并培养了大批精英学生,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胡适生于1891年,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27岁,林语堂生于1895年,在清华当老师的时候21岁,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仅31岁,这些都是青年人。因此,青年人是能干大事的,得有足够的“自信”。

第二,当今社会,“激情”是我们最缺乏的,因为社会节奏太快,人變得非常疲惫,也就失去了对许多事物的“激情”。但笔者认为“激情”是最重要的。例如,英国的数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自传中就说,有三种强烈的激情支配着他的一生,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类灵魂痛彻肺腑的怜悯[4]。罗素活到98岁,生于1872年,死于1970年,相信这样一位近百岁的老人所讲的话足够激励着我们:“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人类灵魂痛彻肺腑的怜悯”,不仅仅是一种人生感悟,更是一种从理解自我到理解世界的精神境界,是一种“高贵的激情”。我们需要拥有这样的“激情”,不忘自己的本性。

第三,大学当培养具有完善的“德性”之人。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柏林大学的创立者威廉·洪堡说,大学不是要培养一些职业家,而是要培养最完善的人。什么是最完善的人,就是不仅要具备一流的学识素养,还要具有良好的德性。因为在没有德性的前提下,知识可能会成为奴役他人的工具,成为祸害社会的毒药。只有在具有德性的条件下,知识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因此,修养自己的德性,提升自己的灵魂,是大学本科生所必需努力做的[5]。

我们坚信,不管在哪个时代,以上三种精神涵养,从“自信”到“激情”,再到“德性”,它们不仅具有精神化的层级要求,也有精神圆融的整体涵摄。因此,倘若学生能够知其所可,行其当为,那么也就回应了时代精神的感召。

三、本科“导师制”涵摄“人文精神”的策略

以今天的实际来看,本科人文教育的彻底实现就在于朱熹所谓的“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6]。“性分之所固有”就是指学生和教师从本性来讲都希望获得生命的奋进、情感的充实、精神的愉悦,“职分之所当为”则是由生命的奋进、情感的充实、精神的愉悦所带来的何者当为与何者不当为的义务。因此,回归“人文精神”,就必然需要追问人的精神的教育如何可能。我们不要忘记,本科教育才是大学教育的根基所在。基于过往的经验,笔者想就“导师制”谈三点,涉及三个关键词:“指引”“规范”和“身教”。

先讲第一点“指引”,“指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点稳定学生专业思想,强化专业认同感,引导学生形成读书兴趣或实践兴趣、提高阅读与实践能力,阅读范围起初不受限制。第二阶段:以经典著作阅读为指引中心,进行专业素养的通识塑造。第三阶段:以指引学生的专门研究为中心,针对不同学生的研究方向进行相应的指导。

第二点是“规范”,所谓“规范”包括规范学识和规范行为。本科生的可塑性比较大,很多时候他们需要一种外在力量对自身的“规范”,以提高内在自觉的程度。比如:规定每两周或四周写一篇读书报告,导师再根据读书报告进行“指引”性培养。再如:以“外国哲学”为例,还可以要学生在一个月时间内翻译某一篇论文,这样不仅可以锻炼他们的语言能力,还能培养其专业兴趣……诸如此类。在行为规范方面,要引导他们学会自我管理,保持上进心、持恒心,就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倡的那样,养成有以做某一事为“志业”的决心。

第三点是“身教”,中国传统讲“言传身教”。因此导师要多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可以集中在一起开座谈会,也可以与个别学生单独谈话。只有多与学生交流,才知道学生之所想、所需,从而可以进行相应的“指引”与“规范”。刚开始接触时,学生毕竟对教师还不很熟悉,可能讲的很少,但学生与导师多次接触、熟悉了之后,他们才会把自己的想法以及自己的问题告诉教师,这样教师才可能指引好与规范好学生。哲学家罗素曾说过,明智是一种可以由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东西。

总之,要立足于专业特点,以“精英教育”为培养原则。一切教育的根本在于使得人变得更加“文雅”,或者说更“富有涵养”“富有情操”“富有气象”。借用《中庸》中的话就是要培养“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7]的人,这是一种理想,但同时也是现实所急需。当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令人能够继续教育自身,这也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愿望。如果能够达成学生“继续教育自己”了,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成功的。

四、回归“人文”:提升精神境界

曾国藩在《原才》一文中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底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8]

由此而言,人才的塑造与教育,在于社会人心的正与不正。问题是,我们往往把人的教育仅仅理解为一般的知识教育,进而忽视了德性的造就、心性的进步和气质的变化,没有注意生命的奋进、情感的充实和精神的愉悦。因此,只有凭借“人文”的熏陶,让学生对人生有更多体验,让其理解生命之贵,亲人之情,故乡之爱;培养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对精神的企慕;教会他们靠自己去获得美好生活的信念,并用同情、怜悯、爱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目前,如何重建21世纪大学生的完美人格,安立他们的精神世界,寻求失落的精神家园,已成为了大学人文教育实践中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因此,笔者认为,反思功利化的教育,回歸人文精神的教育,能够推动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能够引领我们解读教育所处的“现代性的陷阱”。在这个理性工具化时代,如何坚持人文教育的通识性,如何改革大学哲学教育的课程,如何让大学人文教育德性化,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使命,面对这些使命,我们无法左右别人的看法,但却可以提醒自己。

参考文献:

[1][6][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93,1,36.

[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49.

[3]陈平原.大学有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63.

[4]Russell,B.Autobiograph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9:3.

[5]陈平原.大学何为: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6-33.

[8]曾国藩.曾文正公诗文集[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