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祖虞，李有开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六十甲子同五音十二律结合起来为“六十甲子纳音”，即六十甲子的五行，是一种从先秦经历朝历代传承至今的择时术之说。“六十甲子纳音”在民间广泛流传，备受学界关注。目前，“六十甲子纳音”的研究成果主要以敦煌文献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主要有黄大同、郝春文、张铁山、张文智、刘英华等。“六十甲子纳音”与五行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大同指出：“六十甲子纳音具有由阴阳五行合流与律历合体为标志的时代特征”；[1]郝春文则认为黄大同未能利用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资料，因而又对《六十甲子纳音》及同类文书进行了整理，并做了释文和说明。[2]关于“六十甲子纳音”形成的年代，张文智认为“六十甲子纳音”系统的形成应该不会早于战国之初。[3]敦煌文献中亦有不少民族文献，张铁山对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六十甲子纳音”残片进行了考释，认为残片上的汉文或回鹘文译文与汉文原文有所不同，而六十甲子与五行均不翻译主要是由于在回鹘中早已为人所知。[4]刘英华翻译了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纳音，并通过敦煌本藏文六十甲子与敦煌汉文六十甲子对比研究，认为藏文本来源于汉地。[5]目前，壮族古籍文献中的“六十甲子纳音”初步发现于民间，为壮族“六十甲子纳音”研究带来了希望。

2017年9月，笔者在云南省宣威市得禄乡小院子村田野调查时，发现了壮汉文合璧的“六十甲子纳音”文献资料。该文献资料为吴应开布摩所收藏，夹杂于一本经书之中，题名为“六十甲子”，实则为“六十甲子纳音”。为准确命名，根据文献内容，将其命名为“壮族六十甲子纳音”更为贴切。另外，《壮族六十甲子纳音》包含汉文和“仲文”两种文字，汉文与“仲文”互相对照，而“仲文”由当地壮族他称“仲家”得来。类似“仲文”在许多壮族、布依族、水族民间尚有发现，是古越文字的遗留，也是古越文字研究的重要参考素材。相比于敦煌文献，《壮族六十甲子纳音》鲜为人知，相关研究成果至今未见公布，因而对《壮族六十甲子纳音》进行初步考释，抛砖引玉，为壮族古籍文献及古越文字的整理研究提供素材。另外，因《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为汉文仲文相对照，本文就不再作文本翻译。

一、版本概况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页面18.6厘米×12.5厘米，共4页，为线装棉纸抄本，与其他内容的文献资料汇编为一本无名经书。书写方式为从右至左竖写，从汉字字体来看，为楷体书写。全文共计4页32列，首页共10列，第二页共10列，第三页共11列，第四页共1列。其中，首页第一列为标题“六十甲子”，第二列为文种“汉文-仲文”，随后直至第四页为“六十甲子纳音”正文。在正文中，按六十甲子顺序依次每两个“甲子”为一列并标注“五行”，仲文直接标注某两个甲子所属五行。汉文每列七字，仲文每列六字。 第一页112字、第二页130字、第三页143字、第四页13字，共计398字。《壮族六十甲子纳音》首页如图1。

图1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首页仲文

二、《壮族六十甲子纳音》字符

仲文是《壮族六十甲子纳音》的组成要素之一，将仲文干支及五行字符列出，可为考释文本做铺垫；而将《壮族六十甲子纳音》干支字符同其他地区同类文字进行初步对比分析，可以说明壮族民间尚有民族古文字传承，同时也是辨别其文字系属的有力例证。在《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中，用“仲文”书写的“六十甲子纳音”以天干地支字符组成六十甲子，又以五行字符标注属性，从而形成完整的仲文“六十甲子纳音”。

（一）干支字符

1. 天干字符

天干字符见表1。

表1 天干字符

2. 地支字符

地支字符见表2。

表2 地支字符

（二）五行字符

五行字符见表3。

表3 五行字符

（三）各地干支字符初步对比

用古越文字书写的天干地支为壮族、布依族、水族等民间“布摩”广泛运用，天干地支主要见于民间择吉经书之中。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壮族、布依族、水族民间尚存古越文字经书，干支字符存在相同相似相近的情况。我们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进行初步对比，就能发现各地区古越文字之间的亲缘关系（见表4）。

表4 天干地支字符初步对比

各地干支字符文献资料来自壮族、布依族、水族民间，由民间布摩、收藏家无私提供。其中，“水书”由贵州省黔南州荔波县“水家记忆馆”潘永会先生提供作为参考；“安龙古越文”由罗祖虞教授提供作为参考；“丽江古越文”由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拉底古村王开明“布摩”提供；“宣威古百越文”由宣威市得禄乡小院子村吴应开“布摩”提供；“会泽古越文”由会泽县大井镇黄梨树村委会四开门村何万全“布摩”提供。各地天干地支字符初步对比如表4。

通过干支字符的初步比较可知：水书、安龙古越文、丽江古越文、会泽古越文、宣威古越文干支字符之间存在相同、相似、相近的文字关系。其中，水书、安龙古越文、丽江古越文字较为原始，字符与汉字同者居少；而会泽和宣威两地古越文字基本相同，有8个干支字符与汉字相同，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水书、安龙古越文、丽江古越文干支字符均存在汉字或古越文字“翻转”的情况，即字符似发生了左右翻转；例如：水书、安龙古越文、丽江古越文之“丁”“子”似汉字翻转，而水书、安龙古越文之“寅”为古越文字左右翻转。以丽江古越文为参照，“丁”“子”“未”与水书、安龙古越文同，而“甲”“乙”“己”“壬”“癸”“巳”“午”“申”与会泽古越文、宣威古越文同；从中可以看出，丽江古越文中有些字符与水书、安龙古越文相同，而有些字符则与会泽古越文、宣威古越文相同，那么，可将丽江古越文视为古越文字的一种过渡性文字。各地干支字符字体存在必然联系，而各自不同的发展变化情况反映了古越文字的发展变化轨迹。

三、《壮族六十甲子纳音》文字刍议

蒋炳钊主编的《百越文化研究》从出土吴越青铜剑铭均为“鸟书”“鸟篆”与中原同属一个系统，论及百越民族是有文字的，还有不为人所识的摩崖“仙字”以及陶器上的刻画文字系百越民族遗留；又引唐兰的“很可能是另一种遗失的古文字”、赵峰的“可能就是殷代古越国的遗物”、汪宁生的“目前所知的最早文字”、谢志民的“女书乃是古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等观点论证百越民族有无文字的问题。[6]

罗祖虞教授在《中国布依族古百越文字首始调查暨研究》中将布依族古越文字同水族古水文字、壮族石刻古骆越文字及甲骨文进行了对比研究，从《周易》八卦、基础数字、天干、地支、五行五个方面进行了字符比较，认为“水族水书、壮族古骆越文字、布依族古越文字等百越古文字与甲骨文有一定亲缘关系，而水族水书、壮族古骆越文字、布依族古越文字有着深层的亲缘关系，三种文字同宗共祖、同源异流，三种文字之间的细微差异仅是发展历程有所不同所致而已”。[7]壮族、布依族、水族等百越后裔民间尚存古越文字，比如壮族和布依族经书中的古越文字、水族水书、壮族“坡芽歌书”等都是散落民间且仍在使用的古越文字；而水书则是较早发现的古越文字，相关整理研究起步也早于其他类古越文字。另外，出土文献“甘桑石刻文”更是古越文字鲜活的例证。“坡芽歌书”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用图画文字记录民歌的文献资料，共有81个图画文字，每个图画文字代表一首歌。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将“坡芽歌书”中的图画文字誉为“文字之芽”，是壮族原始图画文字。“坡芽歌书”图画文字是壮族古文字的一种，亦是古越文字的一种。“坡芽歌书”图画文字的发现，丰富了壮族古文字的内涵，这对于壮族文化史乃至人类文字发展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甘桑石刻文字为新发现古文字石刻，最先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马头镇感桑村内桑村，为当地村民潘荣冠首先发现。2012年相关部门进行了试掘工作，取得了优异成果。甘桑石刻文字是甲骨文发现以来最为重要的古文字发现之一，也是百越民族文字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中的“仲文”与水书、甘桑石刻文、“坡芽歌书”等同属古越文字，壮族、布依族、水族等百越后裔民间尚存的择吉经书中的古文字是古越文字的一种。各地古越文字的相继发现和发掘，为古越文字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有力例证。无论是存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均可证明古越文字的发展和演变，亦可说明古百越民族是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群体。经田野调查发现，在昆明市东川区因民镇、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昭通市巧家县小河镇、曲靖市会泽县大井镇、宣威市得禄乡等地均仍有古越文字经书流传和使用。随着古越文字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更多的古越文字文献资料必将“横空出世”、广为人知。

四、文献学术研究价值

（一）语言学研究价值

民间语言是一种民俗现象，“民间语言为民众长期传承和沿用，使民间文化得以顺利传袭”。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中的六十甲子以及五行以民族语口耳相传，而六十甲子以及五行等专业词语主要为“布摩”掌握，在壮族民间使用情况不容乐观。在宣威壮族民间，天干地支为布摩所使用和传承，宣威壮族天干地支的民族语表述自然也就大多掌握在“布摩”那里。对《壮族六十甲子纳音》进行整理翻译，将有利于保持六十甲子和五行等择吉专业术语的语音面貌，

（二）文字学研究价值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是汉文、仲文相对照的民族古籍文献。其中，仲文为民族古文字，即古越文字或古骆越文字。古越文字在壮族民间“布摩”手抄经书中出现，可以说明壮族民间尚存民族的古文字。书中的古越文字也为我们了解壮族古文字乃至百越民族古文字提供例证。

概而言之，古越文字可为百越民族文字乃至古百越历史文化相关研究助力，而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中的古越文字恰恰是古越文字的活标本，以此可窥见古越文字的发展演变历程。

（三）史料学研究价值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是宣威壮族民间原始的文献资料，从文献的文字形态来看，既有民族古文字又有汉字，二者相辅相成，可能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文献中汉文、仲文相对照，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壮汉文化交流史。

“六十甲子纳音”传播到壮族民间的年代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尚需更多文献资料的印证。《壮族六十甲子纳音》蕴含着民族文字发展史以及壮汉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天文学研究价值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与天文学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上；干支历法是择吉的基础，而以干支为基础，又形成了六十甲子学说。“六十甲子”常用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即分别为60年、5年、60日、5天为一个周期无限循环；也就是说，六十甲子循环为择吉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成为择吉术的重要基础。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所蕴含的天文历法，可以从文献中的天干地支和“六十甲子”窥见一斑。

五、结语

民族古籍是相对于汉文古籍而言的，囊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文献及口碑文献。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中华民族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丰富多彩的古典文献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古典文献是重要的中国古代语言资料宝库，“民族古典文献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随着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和古典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利用，势必更加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8]

《壮族六十甲子纳音》是汉文、仲文合璧的民族古籍文献，也是壮族民间良好的双语教材。从汉文仲文的对照来看，《壮族六十甲子纳音》应是壮汉文化交流的产物；从干支及五行字符来看，《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保留了古越文字，是壮族民间不可多得的较早的翻译作品。另外，“六十甲子纳音”的翻译对传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壮族民间择吉文化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

壮族民间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不过沧海之一粟，然而，《壮族六十甲子纳音》却保留了珍贵的古越文字，是壮族古籍文献中较为罕见的瑰宝，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民族古籍文献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可从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等角度深入探讨。《壮族六十甲子纳音》主要以壮语传承，以古越文字及汉字传播。汉文仲文的合璧反映了壮汉文化交流，因而主要有语言学、文字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