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中秋节到了，杨广全没来。

十一月到了，又过了，杨广全还是没来。

月娇开始心慌了，她这才想起，竟然没有问他讨过邮政地址。她纵想给他写封信，写了也没处可寄。

等杨广全终于敲响她家大门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底了。他说是家里老人突然病了，脱不开身。月娇没想到，他其实是为了凑足两个人的来回路费和给月娇妈的那个红封，才耽搁了这么多天。

杨广全晚是晚了，却没有失信，他给月娇带来了一只上海牌手表。表是男式的，玻璃面上有几道浅浅的刮痕。他说女表太紧俏，他没弄到计划票。还说是他侄儿拿了表在灶房玩，把表掉在地上刮伤了表蒙。

月娇没在意。试了试表，有点大，有点沉，但还是欢喜得紧，戴上了就再也没舍得摘下。

两天后杨广全带着李月娇离开了云和，一路上转了三趟车，然后就下车步行。那路似乎是越走越远，怎么也走不到头。月娇的脚上磨起了血泡，杨广全总是说快了快了，再有一里地就到。

在无数个“一里地”之后，终于到了家。杨广全跟月娇爸说的“家住庆元边上”的话，倒也不完全是假话，只是这一“边上”，就边出了近百公里。

月娇跟着杨广全进了村，远远地就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像是迎候了多时。杨广全见了那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结结巴巴地问能不能晚几日。那人紧了脸，说你走的时候说是一个星期，如今都快半个月了，我表哥急得要杀人，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了。杨广全就撩起月娇的袖子，撸下那只手表，给了那人——这表原是那人跟他在镇上工作的亲戚借的。

那天李月娇还发现了许多别的事。发现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场地震，把她十九年里搭起来的小世界，震成一堆碎片。杨广全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寡母，一个十六岁的弟弟，一个常年犯哮喘的哥哥，一个哑巴嫂子，還有两个七岁和九岁的侄女。

杨家的壮劳力，其实只有杨广全一人。杨广全挣下的工分，到了年底一结算，还不够糊杨广全自己的一张嘴，所以杨广全就把工分扔了，偷偷跑到外头揽木工活儿。杨广全是村里第一个跑码头混饭吃的人，那时离五进士的年轻人把土地扔给爹妈自己进城打工的年代，早出了二十年。他算得上是一方的能人，可他再有能耐，一个人挣来的粮米遭这么多张嘴一分，谁也没能吃个全饱。

他长了一副好皮囊，又有一门好手艺，赖女子他瞧不上眼，好女子又不肯嫁进他家，等到他把李月娇领进家门的时候，他已是二十八岁的老光棍。

李月娇看见了杨广全家的情景，就把自己关进杨家堆放柴火的那间小茅草屋里，不肯出来见人。那屋里摆放着她爸给她作陪嫁用的杨广全亲手打的马桶和洗衣盆。她怔怔地看着马桶发愣。

她觉得日子就像是这个马桶，外表涂着清亮的桐油，盖子上雕着龙凤花纹，直到哪天突然掀开盖子，才发现里头是一摊飞着红头绿蝇的屎。她爹娘让她过了十九年捂着盖子的光鲜时光，仿佛就是为了预备着她后面要过的揭了盖子的烂糟日子。想到后面的日子还这样长，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杨广全的妈让杨广全背着，过来推柴火屋的门。婆婆看了一眼月娇已经走形的腰身，口气不软不硬，目光却是凌厉。

“女人这事上没把守，怨不得男人。你还要他怎么样呢？给你妈的那个信封，张张是新票，数字都连着，是他托了人到县城换的。为那只手表，他给人磕过头。哪天我走了，都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磕头。”

杨广全精心设计的那些路数，原来在整个杨家都是公开的秘密。杨家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事，个个都在那个骗局里留下了指纹。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可以把她当作笑话：一个云和来的、好人家的、读过中学的、脸上有两个酒窝的美人儿，原来是个只用几句好话、一只借来的手表、几张号码相连的新纸钞就能骗到手的蠢货。

不，这个蠢货远比这还蠢。在还没有见到那只借来的手表和号码相连的新纸钞时，她就已经把自己的最后一道门开给他了。这道门一开，她再也关不上了，从此她在这家人面前一览无余，永无抬头之日。

“出来吧，你不能在里头待一辈子，日子总要过的。”婆婆说。

那一刻，只要杨广全说句话，哪怕递给她一块擦眼泪的帕子，她兴许还不会生出走的念头。可是他没有。那条在云和时能把恶狗都说软了的舌头，在他的寡母面前，突然就失去了弹性。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大亮，李月娇借着解手，偷偷溜出了杨家的门。她完全不熟五进士的路，但她顺着土路往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廊桥和桥下的那条河。前一天她是从廊桥那头绕道福建地界进的村，她顺着原路从廊桥走回去，总归能找到路。

她什么也没带，但兜里还揣着母亲临行前给她压路的四十块钱。有了这四十块钱，再加上一张敢开口问路的嘴，她就是走多少弯路，也还能走回云和。

直到这时，她才醒悟过来自己其实是个有胆量的人。

她走过廊桥，走到了路上，把头巾扯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走一阵子累了，就找户人家坐一下，歇一歇脚。后来才知道，就在她歇脚的工夫，她躲过了杨家寻找她的人。

走到中午时分，她感觉身子越发寒冷起来——她知道那是饿了。她从路边买了两个番薯粉窝头和一碗热水，坐在一块石头上吃了起来。正喝着水，突然，肚子里有一样东西，狠狠地踢了她一下，她不防，身子抽了一抽。这一抽，就把她抽醒了。

她是有阿爸的。她的阿爸也有阿爸，那是她的爷爷。她的爷爷，也是有阿爸的，那是她的太爷，她很小的时候见过。

她肚子里的这团肉，不能成为没有爸的娃。

她站起来，又顺着原路往五进士村走。进屋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屋里昏昏地点了一条竹篾。篾条在水里泡浸过多日，发过酵，泛着一股酸腐之气。饭桌上剩着半碗番薯丝，面上盖了薄薄一层糙米。她端起来，一口不剩地吃完了。

她知道屋里所有的角落都坐着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她，可是谁也没问她去了哪儿。她放下碗，才听见有人叹了一口气。那是她婆婆。婆婆的床就铺在饭桌边上，图的是方便。

“阿全去公社给你爸打过电话，你爸说了，没嫁时说的是没嫁的话。嫁了，就是嫁了，这事没有回头的路。”婆婆说。

窗前的墙根处有一个红点子，一忽儿明，一忽儿暗，月娇知道那是杨广全蹲在地上抽烟。

她没吭声。他也没有。

他们吃定了她没有后路，所以并不慌张。

“人是逃不过命的。”婆婆窸窸窣窣地挪动着手臂，想翻身，可是腿没听手，也没听脑子，身下的床板嘎吱嘎吱地叫唤。

六个月后，她生下阿贵，跟村里其他有了娃的女人一样，被人叫作了阿贵妈。李月娇的名字，除了偶尔被邮递员叫过，已经渐渐被人淡忘。

“有谁会两次落到同一条河里去呢？除了我。命啊，那就是命。”

阿贵妈对儿媳阿珠说。

已经四月了，可今年的春天比往年都冷，天总是阴沉着脸，就连风，也比往年刁狠，吹过泥土路，带起一条灰里夹黄的飞尘，呜呜地，像狼嚎。难得今天云薄了，風也静了些，阿贵妈就把凳子搬到院子里择豆角。

阿珠坐在离阿贵妈几步远的地方，在奶她的老二小河。小河是个女娃，才六个月大，啧啧有声地咂着阿珠的奶头，眉心蹙成一个小肉球，仿佛在操心天下大事。

阿珠听着婆婆说话，嘴角往上挑了一挑，这一笑，就算是回应了。阿珠来五进士村已经五年了，阿贵妈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到底听懂了多少当地话。其实，听没听懂都不打紧，阿贵妈只想有一个能对着说说话的人。阿珠嘴紧，就算是全听懂了，也不会把话传出这个院门。阿珠不像别家的小媳妇，有事没事爱东家进西家出地串门子。阿珠唯一往来的人，就是那个嫁到了邻村的表姐。表姐来家里看阿珠，两人就会关起门来，像老鼠商量嫁女似的，叽叽咕咕的，有说不完的话。

阿贵妈不怕阿珠守不住嘴上的门，倒是担心阿珠嘴上的锁太沉。自从阿珠嫁进门，阿贵妈就觉得阿珠话太少了，少得叫阿贵妈心里暗暗吊着一根绳，总觉得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嘴上挂了这么沉的一把锁，难免让人揣测里边锁的是什么，她害怕哪天阿珠会爆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

这个春天，离阿贵妈被杨广全领进五进士村的那个冬天，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十二年。四十二年里，杨家的这个破院落里添过人，也走过人，算起来，添的还是不抵走的人多。

婆婆是三十四年前走的，那时她正怀着阿意。大伯子是婆婆走后的第五年走的，到底没挨过哮喘。大伯子走的时候，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他的哑巴老婆不愿守在五进士，就回了娘家。小叔子很早就去了福建寿宁打工，混到四十岁，才娶上了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就把家落在了寿宁。

阿意是最后一个离家的，她师范大学毕业后，考了研，又出国读了博士，现在在法国的一家生化实验室做研究员。阿贵这几年去了庆元县城，给一个运输队老板打工，半个月回一趟家。杨广全早就不出去揽活儿了，一朝有一朝的时髦，如今人人买集成家具，他的木匠手艺也就渐渐荒废了。现在村里有人在种蘑菇，他时不时去蘑菇棚搭把手。他不在的时候，家里就只剩下阿贵妈和阿珠婆媳俩，还有阿珠的两个娃。

阿珠的老大是个男娃，四岁零两个月，叫小树。小树这会儿正站在院子里的那棵桃树边上，拿了根小树棍捅一个树洞，脚尖跳得很高，鼻子贴在树干上，像在嗅树皮。

“你整天也没什么事，抽空带他去镇里的妇动保健站查一查眼睛，别是近视。”阿贵妈扭过脸来，盯着阿珠嘱咐了一句。阿贵妈要从阿珠讨句回话的时候，就得追着她的眼神。

“嗯。”阿珠点头答应。

阿贵妈这句话表皮上的重点，是查眼睛，而表皮下还有个重点，却是“没什么事”，阿珠听得懂这个意思。阿珠刚嫁过来时，还干过农活儿;即使生了小树，也背着孩子下过地。那时阿贵已经去县城打工了，只能在农忙时请假回来救几天急。阿珠插秧、间苗、割稻了、脱粒，样样都干过。她在田里一站，阿贵妈一看就知道不是生手。阿珠说自己原先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做装配工，一个月挣相当于一千五百块人民币的工资，阿贵妈是不信的。一个月挣这个数的女人，怎么肯嫁到五进士村这样的地方？

自从生下小河，阿珠就再也不下地了，两个孩子成了她的地，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活儿。现在家里种地的主力，反而成了杨广全。实在忙不过来，最多请个临时帮工。杨广全年轻时走街串巷攒下了好身骨，到今天也还有积余。年近七十岁的他，驾辕犁田，也还不输给他四十一岁的儿子。

阿珠实在不算是个好看的女子，一眼就知道不是那一带的人，面皮黝黑，颧骨很高，眼窝很深，双颊上有一片日头咬出来的雀斑。可是阿珠的脸上有一种安静，不是悲苦的、逆来顺受的、让人见了禁不住生出负罪之心的安静，而是一种飞坐落地、细水静流的安宁。这安宁就把阿珠救了，叫她的丑变成了顺眼，愚钝变成了随和。

阿珠是越南人，娘家在永隆省龙湖县的一个村里。阿贵查过地图，永隆省是越南那条长蛇一样的版图里靠近尾巴梢上的一个小红点，而龙湖县却压根没有标注，阿贵拿放大镜查了几个版本的地图，都没找见。

在结婚证明纸上，阿珠的越南名字很长，字母上趴着几个奇形怪状的小蝌蚪，阿贵怎么也猜不出发音。后来看了中文翻译，才知道是阮氏青明珠。这么长的名字，念起来中间几乎得换一口气，阿贵懒，就挑了一个字出来，叫她阿珠。

倒是奇怪，阿珠生了孩子之后，村里人还是叫她阿珠，而不是小树妈。这百年古风是什么时候变的，谁也说不上来。

有一次阿贵同阿珠去城里办签证延期，碰到一个精通越南文化的办事员，才第一次弄明白那五个字是怎么回事，那人告诉阿贵：“阮”是姓，“氏”是垫名，和中文一样是表示性别和联宗续谱的意思，“青”是辈名，“明珠”才是阿珠真正的名字。

办事员说阿珠的祖上大约是个讲究的人家，严格按照传统惯例把所有的垫名都用上了。若放在新潮懒散一点的人家，就会省去垫名，简化成为“阮明珠”。

阿贵听了一愣，感觉自己像个土老财，把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当作丫鬓随便收来做了小。回家的路上，他把这层意思讲给阿珠听了。意思复杂，他换了几种说法几个比方，阿珠只是笑，却不说话。跟阿珠聊天就有这层麻烦，你永远不知道她的点头里有多少含金量。她既不追问，也很少接茬儿，她的微笑里隐含着七七四十九种可能性。

那年阿意考上大学，杨家杀了牛请全村开宴。后来的两年里，全家一直在攒钱还买牛时的借款。终于还清了债，就接着攒钱给阿贵娶媳妇。钱倒是一年攒得比一年多，却总也赶不上彩礼的涨幅，一年又一年，几乎年年面对的都是同样大小的缺口。

邻村有人到五进士看亲戚，说起他们村里的光棍到越南和柬埔寨讨了老婆，因为那边要的彩礼比这边少几万块。阿贵听了就动了心思。

后来邻村的人又过来说，他们村的一个越南媳妇，有一个表妹也想嫁到中国来。阿贵让那个女子牵了线，和她的表妹通了一次视频，各自找了个翻译，半通不通地说了半个小时的话，就把这事给定了。

阿贵绕过婚姻介绍所，省下了一笔中介费，自己去了一趟越南，办了结婚手续，就把女孩从她妈手里领回了家。

阿珠刚来那一阵，阿贵说什么她也听不懂。阿贵只能一边打手势，一边吼。两人靠着手势，实在不行了就在纸上画个图，慢慢地，就把话说通了。

小树掏腻了树洞，就丢了树棍，找了根晒衣服的竹竿，满院子乱舞，嘴里咻咻地喊着“大刀，杀，杀”，院里的鸡惊得四下飞跳，扬起一地鸡毛。阿珠见了，忙进屋拿出一个苹果，用衣襟擦净，塞到小树嘴里，他才消停下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