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位外交信使都碰到过“小意外”。但无论发生什么，“人在文件在”是他们必须秉承的最基本信条。1963年7月，人们在信使周敬寸、隋玉珊遇难现场发现，他们至死保护着邮袋。

当今时代，人们应该如何传递绝密的官方通信和情报？是通过外交信使。他们是谁？在通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还要靠人送信？在此带你揭开这个特殊的邮递职业的秘密。

一年出差200多天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部筹建信使队伍，报告里的提法是“外交信差”。周恩来总理批阅时，将“信差”改为“信使”。一字之差，体现了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在外交信使部门工作，需要具备“政治坚定、意志顽强”的品质，能够熟练掌握多门外语，接受过高等教育。要想成为合格的外交信使，就必须有能力应付各种情况：从突发事件、盗窃到有组织的武装袭击和交通事故。外交信使必须能够识破圈套、抵制挑衅、永远保持警惕。

外交信使的工作状态是“满世界跑”，他们随身携带一个个邮袋，寸步不离地守着，一秒不能离开视线。

有十几年外交信使经历的谢君桢，用“辛苦、紧张、危险”3个词对这份工作进行了概括。他回忆说：“担任信使期间，我每年出差200 多天，不分昼夜飞往世界各地。”

“出一次国，走几十个国家，一天两个航班，两天跨越半个地球，对信使而言是家常便饭。”谢君桢说。因此，中国外交信使均持有两本护照，交替使用。同时，信使所持外交护照的页数是普通护照的两倍以上。

大多数国家的外交邮袋是大红色的帆布袋，但我国外交信使使用的邮袋是草绿色的，有大有小，上面用中英文标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使用时，每个外交邮袋都用尼龙绳系好，再打上铅封，铅封中有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信使“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信使携带的“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拆和扣留”。在過海关时，都不需要接受检查，甚至连摸一摸、捏一捏都不可以。

我国的外交邮件从未因为信使的失职而丢失过。这样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外交信使一直坚持两人结伴执行任务的做法。美国和英国一般只派一名信使，只在特殊情况下才派两人出行。

艰难旅程，意外不断

我国的外交信使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执行投递任务，当时受到冷战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工作都十分艰巨。

谢君桢曾撰文提及，在他履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递送一个外交邮袋可能要辗转数次飞机、数种交通工具。

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交。谢君桢一行开始向古巴首都哈瓦那投递外交邮包。他们先乘苏联民航班机由北京飞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稍事停留后，再换乘瑞士航空班机抵达苏黎世。随后两天，他们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休息，再接着乘坐荷兰航空公司航班飞往葡萄牙里斯本。此时，旅程尚未过半。

那一次，飞机在降落里斯本机场后发生了故障。当时，中国与葡萄牙尚未建交，荷兰航空公司代表只能安排谢君桢在机舱内过夜。第二天，故障排除后，飞机又飞行9个多小时抵达大西洋彼岸的荷属圭亚那（现苏里南）首府巴拉马里博，再换乘荷航小飞机飞往荷属东印度群岛库拉索岛。

库拉索岛是旅游胜地，但不久前，中国信使曾在此地遭遇绑架。信使大声呼救，引来旅馆服务员，才幸免于难。因此，谢君桢降落库拉索岛后，就在酒店房间内闭门不出，连吃饭也让服务员送到房间里。

第二天，他们再搭乘小飞机飞往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再一次起飞降落后，他们才终于抵达目的地哈瓦那。

1962年，苏联民航开通由莫斯科直飞哈瓦那的航线，信使张澄明、刘贞标开始使用这一路径送信。但有一次，他们乘坐的航班因载客过重，飞行途中又遭遇强风，顶风飞行导致耗油过多，不得不迫降在纽约的机场。

冷战阴影下的信使们担心机密落入美国人手中，赶紧去厕所销毁信件。他们将绝密信件在洗脸池中用水泡烂，再丢入马桶，而机密件撕烂后则仍装回外交邮袋内。

大批纽约警察包围了飞机。张澄明、刘贞标不断询问飞机何时才能起飞，空姐不知道“领航员”的英文怎么说，直接说成了要等待“美国领导人”。这下，信使们更紧张了。停留10个多小时后，飞机才在美国领航员的登机监督下起飞离境。

“人在文件在”

郭天禄担任了13年信使，在他的记忆中，1988年以前，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凡是涉及到与国际相关的东西，都要从外交部信使队走”。直到1988年，中国的邮路与世界各国开始接轨，国内国际往来的私信也不再通过外交部信使队，外交信使才减轻了很多工作压力。

由于飞行频率高，外交信使面临着比一般人高出数倍的空难危险。信使们有一堂“必修课”：就是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拜谒因飞机失事牺牲的战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共牺牲了6位信使。1963年7月，一架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在降落时爆炸起火，无人幸存。事故现场，有两具烧焦的遗体紧抱袋子，他们就是周敬寸、隋玉珊，两位外交信使至死保护着邮袋。

除了飞机失事这种极端案例，几乎每一位外交信使都碰到过“小意外”。但无论发生什么，“人在文件在”是他们必须秉承的最基本信条。

1983年11月25日早晨8点，信使何存峰、杨水长各提着一只外交邮袋，登上泛美航空公司PA72班机，从旧金山飞往纽约。

飞机起飞两小时后，何存峰从洗手间出来后，却发现杨水长不见了，两只外交邮袋也不见踪影。他感到肯定出了问题，朝驾驶室走去，却被两名穿制服的安保人员拦住了去路。何存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但安保人员说：“杨先生要求政治避难，带走文件，他表示不愿再见到你。”

何存峰寸步不让，坚决要带走邮包。两小时后，飞机迫降芝加哥的机场。美国移民局官员、联邦调查局官员轮番向何存峰“进攻”。终于，4个小时后，移民局官员说：“你胜利了，请到机舱口取回你的邮包。”

鉴于何存峰在工作中的忠于职守，上级部门对他通报嘉奖，晋升两级工资，并记大功一次。

如今，通讯技术高速发展，但国与国之间部分涉密信件和物品，仍必须通过外交信使专门传递。神秘的“邮差”们，依然在“外交大动脉”上默默奉献，前赴后继。（《Vista看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