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翕民

通篇阅读完整篇小说，一目了然便知其主题是在新时期文学中所见不鲜的“文革”叙事。在那个被称为浩劫的十年中，德高望重的知识者被打倒，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攻讦举报，上纲上线罗织罪名文字狱的荒谬，再加上场场腥风血雨的争斗，种种妻离子散的悲剧，构成了我们民族史上的沉重一笔。种种令人不堪回首的场面，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不禁唏嘘扼腕。 而这篇小说，却没有从这些沉重的角度出发，而是通过一个孩子天真无邪的口吻和他脑内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为我们构造了一幅火红年代中看似日常悠闲，最后以戏剧性收尾却又不离其宗的画卷。

先从这篇小说上的题目解析起，前后并列的两个名词，一個囊括了整个我们生活的世界。另一个是小说中诸角色目力所及的极限。虽然后者只是前者上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子集，这也是作为常识的存在。但在那个缺乏常识的年代，王家庄的村人只会认为世界是“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 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更不会认识到自己是在一颗在宇宙中“坐地日行八万里”的小小椭圆形星球上，而因此对于宇宙的概念，更是混沌不清，无从说起。这样可笑的想法，在那个小村里，才是真正为人熟知的“常识”。

而将这个“常识”撕开一道裂缝的，是“我”的父亲从县城带回来的两样东西：一本《宇宙里有些什么》和一张世界地图。文本就从这里展开。从文本描述的情节来看，这两样东西，分别颠覆了村人和“我”的父亲所熟知的日常。但是对于村人来说，之前那种荒谬的看法只得到了极其有限的修正，而他们思考辩论后的结果，也仅仅停留在用脑内极其有限的场景来构想认知这个世界，并没有脱离形而下的怪圈，在现实沉重的引力之下，在科学理性的荒漠和对日常感情的挤压中，也仅仅是在地上做了一些无用的挣扎和跳跃，旋即回复了以往的沉寂和程式化的生活中来。而对于我和“我”的父亲来说，书本所代表的知识却点亮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区别于“满世界的猪与猪， 狗与狗， 人与人”，无限辽远，又不断向外界延伸的空间。

回到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王家庄，对于王家庄的景色，小说并没有大费笔墨去描写，只有在“东方红，太阳升”之后，它才仅仅作为父亲想象世界以及宇宙的探索之心的解构者而短暂出现。而在这样一个闭塞的乡村，父亲这样的人的存在也显得格格不入，他不仅“指头又长又白”，爱看书，还总‘去操宇宙的那份心”。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在小说中也没有过多交代。除了谈及星空，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很少说一个完整的句子。说的最多的话只有“是”和“不是”。小说里只提及了这么一些零散的信息。我们很难从这些信息里判断他具体的经历。但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政治化的话语、仪式及各种各样的运动已经全方位、立体化地渗入到了私人领域中的每一个角落，在那种环境下很少有人能够独善其身，甚至沉默都是一种罪过。如果仅从小说中的信息来看，父亲能做到不去揭发别人，已经算是一个正直之士了。而结合后面“我”由父亲的眼睛外形刻画进而用那个所谓“北京女诗人”的诗句作比的句子看（很容易看出那个诗句的原型是北岛所作），“我”的父亲对于那个年代的一切，也是非常不屑的。而这种不屑，加上前面提及的望星空之情节，又让我想起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不断地思考，仅凭一己之力守望着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和怀抱着对知识和未知世界的热忱，让父亲在王家庄这个环境非常孤独，被人当做神经病脑子不正常也是常有之事。但同样是思考，又给父亲了一个很美好的寄托，把他的思绪带到了无穷远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望着天上的繁星，他终于可以从“地球上的事”上抽离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呢？

鸭子，在小说中也是一条重要的线，贯穿了小说的各个部分。而小说的一开始，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鸭子的两组数字，首先以队长的话点名了鸭子的数量，一共有86只 。但因为鸭子不老实致使作者总是数不准鸭子的具体数量，作者数到了102只，且数字永远比鸭子多。可是“数字是不可靠的， 数字是死的， 但鸭子是活的。所以数字永远大于鸭子。”可以看出，鸭子并不会老老实实地受制于“我”的放养，而“86”这个数字，或者天底下的一切数字，所内蕴的含义，绝对仅仅不是“表示数量”那么简单。数字作为一种内蕴着种种含义的符号，在不同的场合表达的含义也大为不同。在这篇小说的文本中，86这个数字代表着生产队长“一个也不能少”的话语权威，代表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集体财产。但是在整篇故事的叙述者“我”来看，数字却是死的，在年轻的“我“心中，它于我的童年欢乐、野游之趣毫无关联。“我”可以给它数到102只，1000只，统率一支鸭子大军，去做自由自在的国王，这一切和那冷冰冰的数字及其所代表的权威又有何相干？所以“我还是更喜欢鸭子”。每天天一亮。跟着鸭子的游动，“我”亦可以摆脱王家庄这个大环境，来到村子东边的乌金荡。在鸭子争先恐后进食的同时，“我”亦可以把乌金荡当成“我”的天堂。不仅可以在无聊的时候扎到水里，与这个纷乱的表层世界隔绝。还可以想象自己是一只鸟儿，自由自在飞翔于青空之上。可以看出，在我的世界中，鸭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活生生地有自己对于自由之追求的存在，不论是86，还是102，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只活生生的生命。如果仅仅把它当做指标和统计数字而存在，那么它才失去了真正的意义。联想到当时社会中对于“指标”“数据”近乎疯狂崇拜的程度，和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之举，很难想不到作者用“鸭子”这条线来作为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于那个荒唐年代的一种另类嘲讽。而“我”通过与鸭子们的相处，也找到了远胜于政治化的人际关系的替代品，更通过四处游荡的鸭子，不断地探索王家庄以外的世界，自我超脱于于那个高压的年代，怡然自得。

而故事的叙述者“我”，和“我”的父亲一样，在王家庄的那个集体中，亦属于超脱于其外的人物。父亲从县城带来的世界地图，村子里的很多人都看过，但在村人只是把地图当做茶余饭后的猎奇和闲谈时，这张地图却点燃了我的求知欲。更要命的是，“我”竟然带上了属于集体的鸭子去付诸实践。毫无疑问，那次探险失败了。“我”不仅把生产队的鸭子全部看丢，还被社员用舢板拖到了生产队长那里。“我”又被迫回到了王家庄这一集体。而面对集体的审判以及随后可能面临的灾祸，父亲可能是因为恐惧，更可能是因为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从文本上来看，后者的可能性甚至会更大一些，因为父亲不仅自身对于未知的世界有着充分的好奇心，也鼓励我通过‘要用你的脚寻找地球，而父亲不想在我面前谈‘地球上的事，除了有不想让自身被迫过早的回到现实世界之因素外，亦可能是对孩子的保护，因为那个年代，清醒就代表着痛苦与绝望，更有可能会成为集体的牺牲品），把我打倒在地，并给“我”扣上了“神经病”的帽子。在笔者看来，对于这个称号，外界世界会显示出强烈的排他性。凡是被归入到这个称号的人，基本上就被列入到集体之外，成为不受欢迎的“非正常人”了。小说中，父亲很早就被人称作“神经病”，而“我”起初冠上这个名号是由于父亲的保护，但这个称呼很快就在王家庄传开了。说明集体对我的看法也与对父亲的看法毫无二致。问题是父亲和孩子有什么过错呢，他们只是以一己之身，运无穷之思，对这个充满枷锁的环境做了一些连反抗都算不上的挣脱罢了。仅仅是因为是对科学理性的认知，对未知事物的敬畏，孩童对自我天性的流露，就要面临群体的排斥甚至规训，不禁让我想起了古斯塔夫·勒庞的一段话：“一个人精神失常，是极容易被识别的;一群人的精神失常，却很难被发觉。而最先发现并且指出的人，通常会被认为是精神病。”而我和父亲同时被冠上“神经病”的事情，在“我”心中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因为“我”终于可以和父亲平起平坐了。通过结尾，我们亦能感受到一种反讽之情，进而对那个黑白颠倒的荒唐年代，有了更深的体认。

《地球上的王家庄》这篇小说刚刚问世的时候，评论家杨扬论及小说的故事构成，曾经用了“近”和“远”一对反义词来表示，从而赞叹了毕飞宇的创作高度。杨杨论述的根基，是作品呈现的经验。如果呼应笔者这篇评论的标题来看，亦可以得出不一样的解读。读罢这篇小说，很容易让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与作为文学形象的父子俩建立共感，不仅在于小孩赶鸭子时所表现的童趣，想象世界时的天马行空，也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或独特，或有一丝可爱的荒谬的想法甚至妄想。而面对主流意见时，那种不被人理解，超脱于所在环境的孤独感，仿佛整个世界的喧嚣都一齐像你涌来。这种无力的感觉，又何尝不是星空下沉思的父亲所拥有的呢？但即使身体为阴沟所困，被平庸的日常和环境包围，思想又何尝不能跨越遥远的空间，去追寻远古，畅想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小说中的父子一样，在脑内构建一个可以永不为外界所知，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样一对“近”和“远”之关系，在建立共感的同时，又增添了作品的深度，并赋予文章很强的张力，令人思索万千。

最后，从整体文章来看。组成这篇文章的几个故事，看似就是由几个偶然构成：我本该上学却去放鸭;父亲进城却买了书;没有料到地图引起的轩然大波;在看地图的人中只有我疑问未消并亲自探索……几个堆叠起来的事件，构成了这个“近乎无事的悲剧”。但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我们如果细究整篇整篇文章的话语逻辑，就会发现，文中所谓的偶然，事实上是一环套一环的必然。如果不是那个荒唐的年代，孩子肯定会坐在课堂里而不会去放鸭，而作为知识分子形象的父亲很可能会在自己的研究室里面钻研着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父亲如果没有探究精神，就不可能带回书本引发村里的一场风波。我如果不是生在知识分子的家庭也會得出王家庄人那样荒谬的答案，更不会亲自带着鸭子去大纵湖探索，鸭子也不会丢失。也正是这种由一个个偶然所带来的必然，父子俩在王家庄这个群体才显得格格不入。而一系列“偶然”的结局，则是鸭子们终于摆脱了“所属物”的身份，而我亦因为丢失了鸭子，与王家庄，或是权力的规范体系迎面撞上。直到最后，鸭子们不知所踪，或许已经在哪片水草丰美的秘境无忧无虑的生活着，而我对于“神经病”这个称呼非常满意。小说整体欢快的基调并没有因为“我”探索行动的失败而转变，而一系列代表着那个年代掩盖在赤潮下的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之“偶然”，组合到一起，也终将成为春江水暖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