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琳琳

摘要：在阿Q与福斯塔夫的形象内涵中，均存在“滑稽”的审美特征，即引发读者对“丑”的轻蔑嘲笑的审美愉悦。但经过对比，可明显看出两者的滑稽也存在较大差异，并呈现出悲中带喜与喜中带悲的不同审美效果，而这与两位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手法不无关系。

关键词：滑稽;创作意图;创作手法

有关滑稽的阐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在此定义下，笔者发现，阿Q与福斯塔夫均在一定程度上洋溢着小丑式的喜闹气息，其中，鲁迅曾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明确表示阿Q的人物塑造中添加着滑稽的成分，“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而国内外研究者对福斯塔夫的形象分析也侧重其喜剧性，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赫士列特即表示，福斯塔夫“用玩笑培育他的思想”。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阿Q侧重内在精神的滑稽，具有无意识的特点，并在总体上呈现出悲中带喜的审美效果;而福斯塔夫则是明晰自我意识的嘲弄者，滑稽只是他的伪饰，借由外在的行为表现，给人以喜中带悲的阅读体验。

经过资料的搜集，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两者滑稽的对比研究，尚且存在空白。因此，在下文中，笔者将对阿Q与福斯塔夫形象中滑稽的内在不同进行深入地对比分析，并尝试从创作意图和创作手法两个方面对两者的滑稽差异进行深入地研究。

一、滑稽的内在不同

阿Q的滑稽集中体现在他假想中克敌制胜的精神胜利法。每当阿Q被打时，“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的心理安慰，使他免于失败的苦痛，转而因“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而转败为胜、心满意足。这种精神胜利法正显现出阿Q精神上的滑稽可笑，然而这种滑稽却不为他所知，他始终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可笑与可悲。他受尽欺压凌辱反而自我安慰，自轻自贱却又自以为是精神上的“胜利者”，在这种内部精神的矛盾中，阿Q的滑稽与可笑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阿Q“奴隶也做不稳”的一生突出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色彩，而滑稽在全文中只作为补充性成分存在，这就使得文本在总体上呈现出“苦涩的愉悦”“悲中带喜”的审美体验。

与阿Q相反，福斯塔夫是清醒的，甚至是超越的，他看透了贵族们的政治前程，并不渴望扬名沙场的荣耀。他曾思索，荣誉是虚无，与生活的实在相反。他的滑稽是自觉伪装的，他有意识地扮演小丑角色，并通过引人发笑的行为，达到取悦亨利王子的目的，“因为鼠窃狗盗之流，是需要一个有地位的人做他们的护法的”。但亨利王子过强的政治激情最终使他割断了与福斯塔夫的联系，当亨利成长为莎士比亚心中的一代英主，福斯塔夫的惨遭驱逐体现出他滑稽中的悲剧性，给人以“喜中带悲”的阅读感受。

二、创作意图分析

即使阿Q这一形象塑造的最初是为了切合“开心话”的栏目，但鲁迅表示，“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并在连载的过程中，“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这反映出《阿Q正传》具有超越“开心”的深刻性。鲁迅通过解剖阿Q的精神病态，进一步揭露国民灵魂的劣根性，“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因此，在表现其可笑可悲时，主要侧重其内在精神。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鲁迅给阿Q增添了滑稽的色彩以中和过剩的悲剧氛围，故而呈现出一种“悲中带喜”的审美体验。

就福斯塔夫而言，莎士比亚表示，“要是你们的胃口还没有对肥肉生厌，我们的卑微的著者将要把本剧的故事继续搬演下去，让约翰爵士继续登场。”这一滑稽的角色，不仅通过嘲弄自我，取悦了亨利王子，更是为读者与观众贡献了笑料。由于福斯塔夫在全剧中充当了调节气氛的佐料，因此滑稽主要通过他体态臃肿的外貌、可笑自夸的语言、步履蹒跚的动作等外在行为加以展现，为庄严的历史剧增添了娱乐的效果。

此外，由于莎士比亚试图通过戏剧创作，探讨重建苏格兰国王权威这一严肃问题，为了重塑亨利王子的君王形象与政治权威，滑稽的福斯塔夫最终必然遭到放逐。“这显示了政治的某些特点，以及国王孤家寡人的特性，没有人能与国王平起平坐，作为国王，他必须让最高之事服从大局之需”，亨利王子的政治野心令他压制住了福斯塔夫的魅力，使他放弃了与福斯塔夫一起经历的“所有次政治的或者超政治的享乐”。莎士比亚对剧场观众的娱乐需求与观剧体验的考虑，使得滑稽成为福斯塔夫的主要形象特点，而他必然遭受放逐的结局孕育了“喜中带悲”的情感基调。

三、创作手法分析

《阿Q正传》主要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以阿Q的活动为线索，以表现阿Q的病态心理为重点来组织材料，提炼出一个由中国民族传统中的诸多问题浓缩而成的病态人物——阿Q，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与广泛的代表意义，而《阿Q正传》中对阿Q人生轨迹与精神状态的全景式刻画，旨在将其作为国民的典型，“使人们在笑声中感到悲凄，在愤恨中进行思索，让读者以喜剧的形式，领悟到悲剧的内容。”

相较于对阿Q的典型化处理，莎士比亚对福斯塔夫的形象刻画主要依照自然主义的法则，并因此塑造出一个贴近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人物。这就使得莎士比亚相较于鲁迅，对福斯塔夫更多的是作为普遍存在的人物加以刻画，而不是作为国民性的典型代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更带有一种玩笑态度。

此外，福斯塔夫具有连结上层贵族与底层群众的交叉点作用，“上与太子关系亲密，下与强盗、小偷、流氓、妓女为伍”，莎士比亚借此架构起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相较于精神层面的深度，行为与语言的滑稽可笑，更能凸显出文学创作的广度与张力，搭建起更加稳固的人物关系体系，而其滑稽的外在行为，使他的周围集合着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再现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为塑造人物和展开戏剧冲突提供了广阔、生动、丰富的社会背景”。

综上可知，阿Q与福斯塔夫的滑稽存在“內在精神”与”外在行为”，“悲中带喜”与“喜中带悲”的差异，而这种区别，与鲁迅和莎士比亚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手法不无关系。可以说，滑稽视角的切入为深入对比阿Q与福斯塔夫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化观察点，两位作家根据不同的创作意图与创作手法来展现各自形象的文化个性，而透过这种不同的选择，也得以窥见不同的时代进程中，隐藏在文本之下的深层文化机制的差异。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2]莎士比亚.亨利四世[M].朱生豪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