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蓓

摘    要： 本文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来源，从年度、期刊、作者、机构、地区、关键词、主题等方面对有关“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反映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状况，为安徽省高校校史的进一步研究和安徽省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省立安徽大学”    “国立安徽大学”    校史    CNKI    文献统计

“省立安徽大学”（1928—1939）与“国立安徽大学”（1946-1949）是安徽省多所高校历史的源头，与华东地区众多高校院系专业的沿革发展密切相关，标志着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端，也是安徽近现代高等教育漫漫百年长卷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具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两个历史阶段。1984年，教育部颁布《关于编写校史的通知》以后，“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省内多所高校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经过三十六年的探索与发展，各路学者笔耕不辍，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近三十六年来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情况做分析和反思，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思路、借鉴与启发。

一、文献来源与数据获取

本文从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有关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文献入手，对其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旨在反映目前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状况，希望能够为安徽省高校校史的进一步研究和安徽省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笔者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全文”为检索项，采用跨库检索模式，选择“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文献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文献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文献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检索文献来源，分别以“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为检索词，时间确定为“从1984年到2019年”进行检索，从检索结果显示的412篇文献中剔除重复项与无关项，筛选出与“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直接相关的文献154篇，并利用NoteExpress和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文献统计分析

（一）年度分布

由图1可以看出，从1984年至2019年的36年间关于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文献数量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波浪式上升趋势。其中，文献数量最多的是2013年，为20篇，占总数的13.6%，其次为2014年，为14篇，占总数的9.7%，再次为2018年，为13篇，占总数的8.4%。文献数量的增长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00年之前，文献数量大体处于起步阶段，每年文献数量范围在0—3篇，平均每年文献数量在1篇左右，说明“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自2000年至2012年，文献数量大体处于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每年文献数量范围在1篇—9篇，平均每年文献数量在5篇左右，说明学者们对于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热情持续攀升;2013年—2014年仅两年的文献数量就占到1984年—2019年全部文献数量的23.3%，這一时期，经过前面二十余年的积累与铺垫，学者们的研究热情持续高涨，达到研究的高峰期;2015年—2017年，文献数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研究热潮快速消退，说明学者们对于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已较为充分。2018年，或许是受以“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为前身的多所高校“90周年校庆”热度影响，研究呈现较大程度的回温，从2017年的1篇跃至13篇，至2019年，文献数量又大幅跌落至2篇。随着社会科学文化水平提升，高校对校史研究重视程度逐年提高，笔者乐观预测未来极有可能仍会出现新的研究高峰。

（二）期刊分布

经统计，共有100种学术期刊发表过有关“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文献，其中30种是大学学报，17种是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8版）中收纳的核心期刊，充分说明了“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载文量最多的是《江淮文史》，共17篇，占总数的11%。其次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共6篇，占总数的3.9%。再次是《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共4篇，占总数的2.6%。其余的载文量均在2篇及以下，载文数为2篇的期刊共16种，载文量为1篇的期刊为81种。可以看出，《江淮文史》和各大学学报是“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整体上看“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期刊分布较分散，各期刊载文量较平均。另外，17种核心期刊共载文26篇，仅占总数的16.9%，说明高质量的文献相对较少，研究水平偏低。

（三）作者分布

根据笔者对全部检索结果的作者统计，目前为止，共有112位专家学者参与到“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中，其中既有知名学者，又有青年学生，还有各文化阵地的文化工作者，可以说参与研究的作者分布是十分广泛的。表2显示，共有14位作者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其余98名作者发文量均为1篇，发文最多的是2015届安徽大学历史学博士生黄伟，共发表相关论文9篇，占总数的5.8%，其次是安徽大学历史系周乾教授和安徽大学文学院沈晖教授，各发表论文6篇，占总数的3.9%，再次是安徽大学管理学院马仁杰教授和《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章玉政，各发表文献5篇，占总数的3.2%。根据普赖斯定律，“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1]（35-39）。无疑，表2中的这14位作者是此主题的高产作者，构成核心作者群。根据表2数据可知，“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核心作者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分布机构与地区相对集中，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是高产作者的主要出产地，合肥市、芜湖市和昆明市是高产作者的主要聚集地;其二，高校中青年学者成为核心作者的主体，其他领域如一些知名报社主编、自由撰稿人也加入研究的队伍中。

根据笔者对全部发文机构的统计，目前参与研究的112位作者（注：其中有20位作者所在机构不详，另有2位是自由撰稿人）分别来自于57个机构，其中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机构共有11个，其余46个机构发文量均为1篇。由表3数据可知，研究热情最高的是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安徽大学，发表各相关文献共计39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25.3%，其中安徽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是“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主力机构，各发表论文24篇和11篇。其次是位于安徽省芜湖市的安徽师范大学，发表各相关文献共计12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7.8%，再次是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云南大学，发表各相关文献共计6篇，占全部论文总数的3.9%。根据普赖斯定律，表3中的这11个机构是此主题的高产机构，构成了核心机构群。“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核心机构有以下特点：其一，核心机构以高校为主，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11个核心机构中有9个是高校;其二，核心机构或其中的研究者大多和“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在历史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比如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庆师范大学均以“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作为自己的早期前身，又如“省立安徽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著名国学大师刘文典自1938年起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现云南师范大学前身）和云南大学任教，再如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的一位研究者张有京先生的父亲曾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务，是当年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任教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并留下了日记、笔记、书信等大量能够佐证刘文典在云大经历的私人记录，由此激发了张有京研究刘文典的兴趣;其三，安徽省是核心机构的主要聚集地。

（五）地区分布

笔者对全部研究者（文献的第一作者）的来源地区进行了统计，发现目前参与研究的112位作者（注：其中有22位作者所在地区不详）分别来自于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地区共有12个，其余6个地区发文量均为1篇。由表4数据可知，研究热情最高的是省份是安徽省，发文总量为71篇，占全部文献数量的近半，发文数量最高的城市是合肥市，发文总量为39篇，占全部文献数量的25.8%。根据普赖斯定律，安徽省和合肥市是此领域的高产省份和高产城市。根据表4显示，“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者来源地区呈现出以下特点：研究者来源地区的分布大体与“省立安徽大学”的建立、“国立安徽大学”的迁校、1950年—1953年安徽大学（原“国立安徽大学”）学科和院系的大调整、1954年安徽大学校名取消，其师范学院、农学院分别独立建制后两校科系调整涉及的相关院校及刘文典等著名校史人物的历次任职高校涉及地区相吻合，如“省立安徽大学”1928年在安庆建校，“国立安徽大学”1949年由安庆迁往芜湖，1950年—1953年之间，安徽大学一些学科院系先后并入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多所高校，1954年安徽大学校名取消后独立出农学院迁往安徽合肥等;又如学校首任校长刘文典先后在北京、安庆、昆明等多地的高校任职。

（六）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是对文献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和表达，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反映了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2]（86）。根據表5显示，在1984年—2019年“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安徽大学”研究中，高频关键词（出现频率≥5次）共有18个，出现频率≥10次的有7个，分别为“刘文典”（61次）、“蒋介石”（16次）、“安徽大学”（14次）、“西南联大”（12次）、“苏雪林”（12次）、“杨亮功”（11次）、“王星拱”（10次）。近36年来“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热点集中分布在刘文典、苏雪林、王星拱、杨亮功等校史名人，尤其是校长的教育思想、学术作品（如《庄子补正》《淮南鸿烈集解》等）及其与学校发展的关系及与其他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如蒋介石、胡适等）的交往活动等方面。

（七）主题分布

从表6，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近36年有关“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史人物的研究，共有文献136篇，占文献总数的88.3%，研究主题涉及校史人物生平、校史人物评价、校史人物思想、校史人物学术成就、校史人物与其他著名人物关系、校史人物与学校发展等。其中校史人物生平与校史人物评价是文献数量最多，研究频率最高的两个热点问题，各有文献36篇与32篇，各占文献总数的23.4%和21%。其余四个主题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各有文献18篇、19篇、13篇和10篇，各占总数的11.7%、12.3%、8.4%和6.5%。据笔者统计，在136篇有关校史人物的文献中，研究频率最高的校史人物是刘文典，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共有文献77篇，占全部文献总量的50%。学界对这一时期学校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文献数量较少，总共只有12篇，仅占总数的8%，主题涉及学校历史沿革和院、系、学科发展史等。此外，还有关于校刊、自主招生考试、爱国民主运动的研究。

三、“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热点归纳

1.校史人物生平研究。目前“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划分成三个方向：一是校史人物生平述评，其中涉及知名学者的生平多侧重于学术生平。如戴健的《刘文典一生述评》等。二是校史人物生平中某些事件或问题的考证或探讨，如张有京的《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等;三是校史人物生平逸事述评，如章玉政的《刘文典“炮轰”鲁迅的前期后后》等。

2.校史人物评价研究。从目前的32篇有关校史人物的评价来看，多数为正面评价，且主要以“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时期历任知名校长、著名学者为评价对象，其中评价刘文典的文献达24篇。校史人物评价角度一般分为三种：一是从人物性格品行的角度对人物进行评价，例如孙可诚的《刘文典的骨鲠、狂慢与刻薄》。二是从时代贡献的角度对人物进行评价，例如李春兰的《何鲁——中国现代数学教育的先驱》。三是从人物的时代局限性对人物进行评价，例如黄忠来的《背负旧传统的“五四人”——苏雪林》。

3.校史人物思想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任校长的教育思想研究。如马仁杰、黄伟的《程天放教育思想述论》和《刘文典教育思想研究》等。二是知名学者的学术思想研究。如黄伟的《略论刘文典的学术思想》、屠承先的《论王星拱的科学哲学思想》、阮小慧的《苏雪林的文学思想研究》等。

4.校史人物学术成就。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对校史人物学术成果（作品）的研究，目前检索到的19篇文献中有10篇均为有关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及收录其全部著作的《刘文典全集》等学术成果（作品）的研究，如马仁杰的《刘文典与〈淮南鸿烈集解〉研究》等。有2篇是关于苏雪林日记的研究，如偶禺舒的《苏雪林日记研究》和《梦里不知身是客——从苏雪林日记看她的家国情怀》。二是对校史人物学术成就的研究。如黄伟的《刘文典文献学成就研究》等。

5.校史人物与其他著名人物关系。从1996年牛尘在《鲁迅研究月刊》上发表《鲁迅和刘文典》一文后，校史人物与其他著名人物關系的研究层出不穷。此后，不断有论述诸如刘文典与陈寅恪、刘文典与胡适、刘文典与章太炎和刘师培、刘文典与陈独秀、刘文典与吴宓、苏雪林与胡适、苏雪林与朱湘、杨亮功与胡适、王星拱与陈独秀等校史人物与其他著名人物二者之间的交往经过及关系的文献。较具代表性的有：马仁杰的《刘文典与胡适的学术交往考述》和《刘文典与吴宓的学术交往考察》等。

6.校史人物与学校发展。将校史人物与学校发展相结合进行研究成为近几年的一大热点，在检索出的10篇文献中，有4篇均出于安徽大学历史系周乾教授，如《王星拱与“省立安徽大学”早期发展》《陶因与抗战胜利后“国立安徽大学”的创建》等，基本涵盖了“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创建与发展等重要发展节点及与之相关的关键校史人物，且论述系统严谨，体例规范。可以看出周乾教授对“校史人物与学校发展”这一主题研究的发展有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

四、“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的不稳定性。“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数量的不稳定。从图1可以看出，“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并非持续稳定地攀升，而是经常呈现出一种“大起大落”的波浪式上升，相邻年份文献数量差值最大的达+13篇与-11篇。二是研究成果质量的不稳定。根据期刊分布统计，“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中高质量的论文相对较少，研究水平偏低，每个年份研究质量的高低主要与当年是否有学术水平较高的学者参与有关。

2.研究机构与队伍的非专业性。“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非专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机构的非专业性。从表2可以看出，“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主力机构是高校的各院系，非专业的高校校史研究机构，如高校档案馆、校史馆或校史研究中心等。二是研究队伍的非专业性。从表2可以看出，“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者大部分来源于高校各院系的师生，如历史系、新闻系、文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等，而非专业从事高校校史研究的专业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与队伍的非专业性造成目前论文类的校史研究主要是研究者们在一段时期内出于个人学术兴趣无组织分散式的研究行为，无法保证高校校史研究的持续稳定发展。

3.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守旧性。尽管近几年已有一部分“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者在尝试将跨学科视角与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与引入校史研究，如彭劲的《馆藏实物珍品见证办学发展历程——安徽师范大学档案馆馆藏实物档案珍品介绍》一文尝试从档案学的视角阐释校史发展的历程，还有王晓华的《〈安徽大学月刊〉：民国安徽学术的重要窗口》一文尝试以编辑出版学的视角研究“省立安徽大学”的科研学术水平等，但至今为止，“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的研究绝大多数依然囿于校史研究中最传统的历史学与教育学视角，叙事研究、考据法与文献法仍旧是其研究的主要方法。

4.研究选题与观点的同质性。“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的主题过于集中，校史人物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名人身上，其中仅关于刘文典、苏雪林、王星拱、杨亮功四人的文献就占全部文献的73%，趋于饱和，研究者们对学校发展与普通师生群体呈现出较低的关注度与研究热情。研究选题与观点存在同质化现象，例如，阐述研究刘文典的77篇文献中，虽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但主题与观点的同质化程度较高。这说明很多学者在研究前未进行充分的研究现状调查，研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重复研究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浪费，而且难以推陈出新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影响校史研究的整体质量。

五、结语

根据本次文献计量学统计形成的图、表，结合“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三十六年的研究成果，对于未来安徽省高校校史研究的努力方向，笔者有以下几点拙见：

1.建立稳定、专业的高校校史研究机构与队伍。正如西班牙教育史学家佩尔索拉（PereSola）所言：“没有‘科学社团或‘专业性群体，就不能形成学科。”[3]（72）稳定、专业的研究机构和队伍有利于校史研究的连续稳定，促进校史研究的长期化、专门化。随着校史在史学领域独立性与重要性的日趋上升，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选择在档案馆、校史馆或历史系中设置专门的校史研究机构，并将校史研究纳入高校科研工作的范畴，如安徽师范大学就在档案馆中设立了专门的校史研究中心，并将校史研究工作纳入学校日常科研工作，确保校史研究持续稳定进行。有了专门的校史研究机构以后，就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进入到高校校史研究的队伍中，充实校史研究力量，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将专职人员与兼职人员（包括学校师生和社会人士）相结合，各年龄层次相结合，逐步建立一支优势互补、前后衔接、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队伍[4]（86）。

2.注重跨学科视角与多方法的综合运用。高校校史研究应跳出历史学与教育学的研究视域，如教育史学家欧文·V·约翰宁迈耶曾说：“教育史学家必须力图克服一种倾向，即只注重学校，而忽视学校所处的社会，因为学校依附社会，是社会的代表。”一所高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影响，研究者可以尝试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传播学、艺术学等跨学科视角诠释高校校史，使高校校史研究更加丰富全面。除了从跨学科多视角寻求突破外，高校校史研究还应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如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校史上的重大事件、关键人物、管理制度、师生群体等进行对比研究等。此外，还有文献计量法、口述法、调查法、个案法等等。笔者认为，在跨学科交叉的过程中，高校校史研究不仅能创新出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还能以其他学科问题激发高校校史研究者的思考点与兴趣点，为当前高校校史研究拓展新的领域[5]（232）。

3.将普通师生群体引入研究视域。通过本文的文献计量统计，过去三十六年“省立安徽大学”与“国立安徽大学”研究受传统史学观点影响，关注的几乎全是校长、名师等高校中的精英人群，很少涉及普通师生群体，事实上，众多普通教职工和学子同样推动着一所高校的历史。这种只关注学校“上层”精英人物，而忽视“下层”普通师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而上的校史研究必然是片面的、局部的和不科学的。笔者认为，在校史研究中，眼光应“上下兼顾”，既要重视那些引领学校发展的著名校长、学者和知名校友等精英人物，又要关注那些默默耕耘、寂寂无闻的普通师生群体，考察普通人物的人生轨迹及他们为学校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样的校史研究才是全面的、完整的和具有生命力的[6]（91-93）。正如历史学家鲁滨逊所说：“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7]（3）

4.提高占有史料和分析运用史料的水平。从根本上说，校史研究的水平取决于占有史料和分析运用史料的水平，因此，提高安徽省高校校史研究的水平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提高挖掘和占有原始史料的程度，加大力度。原始史料是真实性和准确性最高的研究依据，它的丰富程度是衡量校史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高校校史的原始史料主要集中在高校及其所在省、市档案馆，研究者可以充分利用各馆出版的档案文献汇编和馆藏原始档案进行校史研究。二是提高分析运用史料的能力。所谓分析史料是指确认史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广义上说，一所高校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字资料、实物和遗迹都可称之为“史料”，但它们不都具有研究价值，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准确鉴定史料价值的能力。所谓运用史料是指恰如其分地选择史料证明论述。历史研究讲求“论从史出”，校史研究的论述和观点不是主观臆想，而必须以史料，尤其是原始史料作为依据，通过对史料的解读重现校史本貌[8]（42）。正如张海鹏所说：“历史研究是一门学问，最根本的特点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用史实说话，一切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拒绝凭空捏造。”[9]校史研究的努力，正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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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海鹏.中国历史学家要有时代担当[N].光明日报，2015-11-11（14）.

安徽师范大学校史研究专项课题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6XJJ138）;安徽师范大学校史研究中心菁华助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9XJHJ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