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梦洁

摘    要：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美国人》，其文本突出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是“影子文化”导致的结果。本文以“影子文化”为立足点，借助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以《美国人》中主人公在异国他乡面对的三个事件为切入口，分析交换经济下的三个“影子文化”现象：纽曼的赝品交易、纽曼的理想女性和纽曼的幻想婚姻，解析受到不同程度的机器工业挤压的主体，在面对异国文化时做出的异乎寻常的抉择，以此揭示文化资本的“哗众取宠”现象，挖掘隐藏在“影子文化”表象之下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 亨利·詹姆斯    《美国人》    文化资本    “影子文化”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开创了心理现实小说的先河。他认为一部小说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人对生活的直接印象（代显梅，2018：24），并且擅长洞察人物内心，以此折射美国精神和美国生活及文化冲突。

《美国人》是亨利·詹姆斯的“国际主题”作品之一。《美国人》以纽曼这一典型人物为出发点，深刻描绘了在欧美文化交融时人物面临的窘境及隐藏在背后的美国“文化危机”和英国“物质痴迷”。评论家们虽从空间建构、地理叙事、现代主义、国际主题、亲子关系等多种批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解读，受欢迎度和知名度却不及喜闻乐见的《贵妇人画像》《黛西·米勒》。尽管如此，《美国人》中凸显的主人公对艺术作品和文化本体饶有兴趣的主题和对金钱盲目崇拜的主题，仍不容小觑（郑达，1997：101）。资本是权力和地位的表征，文化资本是经济资本的对立面。此外，文化资本通过再生产的策略或代际传递的方式，形成特定“场域”的特定文化，同时兼备此“场域”的阶级属性和阶级趣味。

本文借助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以纽曼“想象中的艺术品”为主线，合理阐释处于异国文化秩序中的主体面对“他国文化市场”的非同样态，从而揭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垄断经济笼罩下的文化神化、文化模仿和文化扭曲现象。

一、想象中的艺术品：纽曼的赝品交易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是个名副其实的“冷社会”（Niklas，1979：75-76），可供行动者继承的文化资本极其匮乏（朱伟珏，2006：86）。此时的欧洲文化底蕴深厚，犹如“麦加之城”。“影子文化”悄无声息地应运而生。

美国百万富翁A.T.斯图尔特曾毅然掷380，000法郎购买英国艺术品收藏家弃置的一幅画作（James，1957：33-39）。更有甚者，对艺术目不识丁的美国铁路大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耗费重金建造私人画廊（郑达，1997：100）。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美国人痴迷于将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追求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所谓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指文化产品或物化的文化资本（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器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朱伟珏， 2005： 119）。除此之外，资本的持有量是衡量阶级地位的标准和准则。艺术品的精神消费是权势地位的一种象征性语言，或是一种寻求阶级区隔感的外在表现。

罗浮宫素有“人类文明发展的总索引”之誉，是欧洲文化场域内部的合法趣味的场所代表，也是纽曼拜访的第一个地方。讽刺的是初来乍到的纽曼对罗浮宫内陈列的艺术藏品毫无兴致。博物馆外的临摹小妹却引起了纽曼的注意，在这个狭隘的虚假“文化场域”中，纽曼极其认可临摹作品的价值。他注视的不仅仅是那些绘画作品，更多的是那些终生致力于衍生原作的人。如果说一定要说真话的话，那么他羡慕更多的是仿作而不是真品（James，1907：1-2）。纽曼对真品的置若罔闻和对赝品的视若珍宝凸显纽曼作为美国人低俗的文化趣味和低端的文化鉴别力;纽曼作为“影子文化”的执行者和创造者，对临摹小妹的身份认同实则也是对美国“虚无文化”的认同。

纽曼的赝品交易是美国“冷社会”的真实写照，纽曼的自建构文化始终处于自我的想象空间内，纽曼的弃真求伪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文化无意识地处于附属地位和他者地位，只会促成美国本场域的文化资本最终为零份额。在纽曼的意识中，赝品或艺术品俨然已经被“符号化”，商业价值凌驾于艺术价值之上。文化在此成为漂浮不定的能指，成为一个虚无的“空壳”，失去了本质。

二、想象中的艺术品：纽曼的理想女性

出于对本土文化的愤慨和异国（欧洲）文化的景仰，纽曼孑然一身奔赴欧洲寻求“文化慰藉”。初到欧洲的纽曼青睐的只是克莱尔具备的身体化文化资本：文化修养和贵族气息。身体化文化资本又被称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或“惯习化”，它是指行动者通过家庭及学校教育获得并内化为个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朱伟珏，2005：118）。

纽曼所追求的女性需要具备完美无缺的条件。“她一定是兼漂亮、聪明和善良于一身，我可以为我的妻子出个好价钱。我要占有市场上最好的货”（James，1907：34）。克莱尔相貌平平且离异，异性用其聊以解嘲。值得一提的是克莱尔出身贵族，家世显赫。纽曼对克莱尔身上的劣迹斑斑置之不理，却将其视作是市场中的“凤毛麟角”。毋庸置疑的是克莱尔是纽曼借助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一件艺术品”，纽曼更注重的是克莱尔身上的浓厚贵族气息和文化修养即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企图以克莱尔为媒介填补自身的文化空白和增加文化气息。然而身体化文化资本具有不可继承性，与特定个体密切相关（邹海蓉，刘辉，2011：15）。纽曼只看到了表象，却不知肉体化文化资本的不可转移性。随着场域場景的切换和转变，整个欧洲文化场域都试图去消解外来者纽曼，为其呈现出一幅具有幻影色彩的文化长卷。

纽曼的理想女性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刻意追求欧洲文化、模仿欧洲文化和积累文化资本的结果。理想女性的标准远超乎常规，而是以文化内涵和历史为参考标准。纽曼占有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另类方式为美国所追求的“影子文化”提供了例证，同时为纽曼在异质文化面前难以突破盛气凌人的欧洲贵族与懵懂无知的美国人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屏障”作了铺垫。纽曼致力于寻求文化的非现实主义效果，同时对欧洲文化的戏仿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虚幻主义。感觉式和幻想式的文化追寻断裂了文化可传承性的线性联系，共时性地大肆积累文化是异想天开的。

三、艺术品的再生产：纽曼的幻想婚姻

艺术品既是纯粹的审美对象和静观对象，又是物质的或象征的占有对象（邹海蓉，刘辉，2011：15）。文化资本的获取主要有两种方式：年幼时期的家庭体验和后期的系统速成学习（皮埃尔·布迪厄，罗克·华康德，1998：160）。家庭的代際传递是文化资本获取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文化资本的获取常常发生在公共场域中（朱伟珏，2005：120）。若使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物有所值”，则文化资本需要以一种“继承”和“内化”的方式进行再次“生产”。

欧洲既是一个繁茂的“文学场”，又是一处充满荆棘的“丛林”。纽曼欲借此获取文化资本的符号价值即得到和欧洲贵族相同的地位和名誉（曾桂娥，江春媛，2013：74）。婚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策略的结果，可以被定义为在一系列物质的和象征性交换中的一个特定时刻和场合（包亚明，1997：57）。纽曼利用婚姻作为文化再生产的策略以此解决物质形态文化资本和肉体化文化资本彼此分离的状况，将所持有的物质文化资本“惯习化”和“内在化”。从纽曼的视角看来，与欧洲贝勒伽德贵族的女儿克莱尔联姻无疑是推动他融入欧洲贵族社交文化圈的决定性力量。面对突如其来的解约，纽曼并未放弃对婚姻的追求，而是选择与布雷德进行交易，企图用经济资本置换那些威胁贝勒伽德贵族的丑闻，以此恢复婚约。“我会照顾你的后半生，只要你把那张手稿给我”，纽曼说。布雷德太太承诺半小时之内她会将侯爵的手稿送至纽曼手中（James，1907：307）。不可否认的是，已被物化的纽曼将文化资本置于资本市场的商品交换的大环境中，借助垂手可及的经济资本将文化资本物化和商品化。文化资本因场域和阶级而有差异。对稀缺型文化资本的占有必然涉及一种无意或者有意的排斥性的阶级屏蔽原则（朱国华，2016：272），持有本土文化资本的贝勒伽德贵族自然会无意识地以一种敌对或轻蔑的态度对待纽曼。

纽曼的幻想婚姻是建立在幻象的基础之上的，忽视了文化资本隐蔽性的特点和场域。用婚姻满足文化资本积累的幻想，似乎成了其欲望唯一的捷径。文化资本的积累建立在虚构和想象之上，文化固有的权威性和独特性被消解，如同经验缺乏的“空中楼阁”。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被无情抹杀掉，所获取的文化依旧处于边缘化状态和被支配地位，文化资本积累以失败告终。

四、结语

文化资本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种目标（林克雷，李全生，2007：64）。克里斯蒂瓦曾预言：“文化是一种反抗”和“艺术是一种反抗”的观念已经受到了威胁（Foucault，2004：13-16）。

《美国人》中的纽曼，一味地以扩大自身的文化购买力为前提积累文化资本，在填补本土文化空白的过程中丧失了主体性。不论是纽曼积累的客观化文化资本还是身体化文化资本，都是依靠“想象力”进行积累的。纽曼对罗浮宫博物馆外的临摹画作兴趣盎然，却对原作意兴阑珊。这是一种来到异质场域的陌生感和对同质场域的亲近感。纽曼仰慕的不是克莱尔肉体本身，实则是克莱尔的肉体化文化资本。肉体化文化资本的不可继承性特点，注定了纽曼的理想女性标准的非现实性和虚幻性。纽曼的婚姻交易，是为了将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客观化文化资本合并为一，由于忽视场域的不可违抗性，纽曼难以逾越那道“高墙”。纽曼的赝品交易、理想女性和婚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纽曼积累文化资本的“捷径”。而且，纽曼纹丝不动地将欧洲“赝品文化”水平，迁移到美国本土这一事实，忤逆了文化形成的常规和原则：积累和沉淀。

美国人前往欧洲填补本土文化空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捍卫与此文化资本有着密切联系的“场域”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奔赴异国场域的纽曼奉“金钱至上”的原则，怠忽了欧洲文化资本市场的特定规则。单向度的购买式文化，使历史与现实脱离联系，文化成了空洞化的独立个体。亨利·詹姆斯借此说明，文化资本最有力的传递逻辑，在于文化资本客观化所需要的时间及积累（施超，2019：40）。必须依靠代际传递的方式升华为集体记忆，否则，积累的皆是“影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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