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潇

摘    要： 《人民文学》是拥有中国文艺界重要话语权的刊物，创刊于新中国成立之际。它是最具权威的国家级文学期刊，传达着主流文艺思想，引领着国家的文艺风象。纵观1976年至1978年间的《人民文学》，探析社会变迁背景下这一时期《人民文学》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逐步确立真实性规范的情况。

关键词： 人民文学    社会主义文艺    文艺创作

创刊于1949年的《人民文学》是国家级的文学刊物，见证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风风雨雨。《人民文学》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文学任务，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也有了新的规范确立。“为了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我们要团结党内外老、中、青革命文学工作者，希望他们加强学习，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在1976年第一期《致读者》中，《人民文学》的编辑们鼓励创作，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作品。自1976年这一转折之际，在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具有怎样的代表性，或者说如何体现刊物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看法呢？探究1976年之后这一刊物内容风格，对于研究当时无产阶级层面下，社会文艺的内容规范和创作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在1976年到1978年三年中，前期刊物宣扬侧重于政治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斗争，自1976年10月正式粉碎“四人帮”前后，1976年第6期到1977年第2期，侧重于批判“四人帮”对以往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错误看法;从1977年3期到1977年6期，讨论文艺创作真实性的复归，批判“三突出”等文艺创作论;从1977年7期到1978年12期，丰富新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新内容。

一、对前期失误的纠正

指出以往错误的创作方法，进行纠正和批判。在1977年第8期11页《〈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这篇文章中写道，《人们文学》正式复刊于1976年元月，并且谨遵毛主席在创刊号的教诲和题词，希望有广大作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1976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而复刊当年的《人民文学》同样肩负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1]（233-235）。《人民文学》1月复刊，第1、2期为双月刊。在1976年10月之前，期刊坚持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学艺术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人民大众，一定要创造出大众和工农兵能接受的作品。但是在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之后，9月毛主席逝世，10月彻底粉碎“四人帮”这一连串的大事发生，让当时的文学创作背景发生巨大的变化。《人民文学》紧跟时代步伐，发表了大量批判“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罪行的相关文章。《人民文学》1977年第3期《扼杀革命文艺的绞索》写“‘四人帮为了利用文艺篡党夺权，编造了一个所谓‘三突出创作原则”。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文艺作品遵循错误的创作理论，即“三突出”，当时文艺界中的作品几乎以这个方法为本，就是在作品的所有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并且在正面人物里着力塑造英雄人物，更要塑造主要英雄人物。这样，每一部作品都有且只有四种人物，即反面人物、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可是面对真实的生活，怎么搞“三突出“？也就是说这一创作理论完全偏离了生活实际。既不讲如何认识生活，又不讲如何概括生活，完全离开了现实生活作依据。批判“四人帮”那些错误创作方法的最终结果，就是文艺得到了解放。

再者，使被误解的作品重新回归到大众视野。1976年8期评论文章《在华主席领导下，誓与“四人帮”斗争到底》强烈谴责“四人帮”在文艺界称王称霸的恶劣行径，称“四人帮”有心利用文艺阵地，作出谋权篡党的罪恶行为。对“四人帮”这些年来的“胡作非为”，《人民文学》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并且在1976年9期专门开辟“万炮齐轰‘四人帮”和“投枪集”专栏，将笔尖对准王张江姚这四人，采纳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曝光这四人的阴谋之论，曝光他们公开对抗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在期刊中清楚地看到当时读者和作家对于“四人帮”这些行为的深恶痛绝，在文学作品的风格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用尖锐的语言表达自己满腔的愤怒，同时紧跟毛主席的文艺创作理论方针，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界创作局面，“揪出‘四人帮，文艺得解放。一批被‘四人帮判处‘死刑的作品获得了新生，一批被打入冷宫的作品重见了光明”。对于曾经被误解的作品，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影片《创业》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描述英雄的大庆工人为题材的战斗生活，在经历动乱之后有了上映的机会。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出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小戏，也能重回到舞台。被扣留十年之久的《大庆战歌》也重见天日，和群众见面……

二、向真实性逐渐复归

创作方法“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者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再一次被提倡，重新应用到文艺创作中。“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创作本该源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按照“双百”方针，在文艺创作中要表现出不同写作手法，作品中应当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风格，所有文艺方法应当自由发展、相互促进。《人民文学》1977年3期《扼杀革命文艺的绞索》提出“要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必须深入生活、认识生活”。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只有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把革命现实与革命理想统一起来，才能使文艺作品比普通的實际生活更有价值，并且达到“六个更”，即“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有普遍性，有效发挥积极的战斗作用，让人民更加团结、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最终消灭敌人。对于提倡“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不少作家很快响应，发表于1977年11期的《班主任》便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文章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描写了一个深受“文革”戕害的小班长，揭露专制文化给青少年带来心灵创伤的社会问题。

创作取材“真”。从这一时期开始，《人民文学》的创作题材开始慢慢向生活真实逐渐靠拢，“六个更”建立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艺术创作应当取材于生活实际，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为了反驳“四人帮”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不少文章评论提出艺术典型应该从生活实际中获取。许多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都出自平凡的生活之中，许多工农兵群众乐于做一些平凡的工作，在工作中表现出崇高理想，描写他们也是十分具有意义的。1977年3期的《塑造典型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提出“任何艺术典型都要从实际生活出发，不仅必须摄取于生活原型，而且必然保留某些生活原型的影像和痕迹”。原型与典型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塑造典型人物的时候，要来源生活实际，其次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必然以生活实际为取材来源。

人物形象“真”。1977年4期84页姚雪垠发表了《谈〈李自成〉的创作》，同样提出了历史真实性的看法，贯彻了“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强烈地指责“四人帮”宣传的创作方法是随意的主观臆断，削砍历史真实而为自我服务，认为作家在作品中深刻地反映历史事变的运动规律和经验教训，供今人作为借鉴。尊重历史事实，必须尊重生活事实，因此《人民文学》在这一时期逐渐稳固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思想，在期刊发表的文章慢慢靠拢真实性，所发表的小说中塑造的典型不再具有高大全的特质。1977年5期发表的《英雄本色》描绘的就是一个反潮流战士刘东洲的故事，他的形象不再高大完美，而是一个普通平凡的铁路局工人。第6期《深切的怀念》贺龙子女从真实中见真情，从小细节中描写了既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又是一位严厉的好父亲——贺龙同志。

三、开辟文学创作新气象

1977年7期《人民文学》开辟了新的专栏《学点文学》。在专栏中编者提出了最初目的，为了向青年读者和不熟悉写作的工农兵初学者普及文学，专栏主要介绍简单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的基本知识，肃清以往提出的错误的文艺创作理论。孙犁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8期《关于短篇小说》、第12期《关于中篇小说》、1978年第4期《关于长篇小说》三篇文学短评中，讨论了文学作品的篇幅长度。鼓励初学者多读书，多练笔，深入生活，先从一些小的生活体验开始，逐步形成文章;中篇小说孙犁以《阿Q正传》为例，强调小说中人物、情节设置及写作手法，在众多人物活动中极力创造典型人物，并且向读者展示较完整的历史面貌;长篇小说则要注重结构，因人设事、见景生情地循环往复巧妙安排布局，最后强调结尾的重要性。此栏目还漫谈了不少关于文学作品创作的其他看法，王朝闻《凤姐的个性与共性》谈到人物形象典型化的塑造而反映出生活依据的重要性;楼栖《漫谈细节的真实》、黄毓璜《关于艺术细节》中说优秀作家所描写的细节，都是深入主题和观察生活真实得来的。这些文章浅显易懂，使大多数不具备基本文学常识的读者由浅入深地掌握学习文学的要领。

文艺创作内容逐渐丰富多样。1977年12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华国锋在卷首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文艺创作要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号召广大中青年作家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写出好作品。同期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同志皆表态，坚决和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严格遵循华主席的指示，创作出更多反映真实生活的佳作。与1976年10月之前的14篇政治性文件相比，1977年、1978篇的政治性文件锐减，《人民文学》逐步褪去了浓烈的政治色彩，慢慢转变为纯文学期刊。其中1977年发表小说44篇，散文56篇，诗歌119篇，文学评论60篇。1978年发表小说68篇，散文43篇，诗歌84篇，评论28篇。从1978年1期开始，文艺创作逐渐开朗，作品逐渐脱离歌颂和意图创作的范围[2]，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依旧是主体，但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打开了书写知识分子的新篇章，第2期刊登了馬克思、恩格斯、鲁迅、毛泽东等论述文艺创作的文章，指出文学就是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书写历史，深入生活，了解人民。《哥德巴赫猜想》积极为知识分子正名，从而打破了赞颂知识分子这一写作“禁忌”。人物的专业身份不再被政治身份所压倒，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再限制于其政治属性，塑造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彻底否定了“文革”文学理论话语和创作标准，同时重新确认了人物的政治身份。

另一类新人形象登上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舞台。即那些在“动荡”时期遭受诬蔑，失去权力和地位，终于在新时期得到“平反”故而“重出江湖”的“老干部”“老革命家”。那期间不仅仅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被打倒，还有许多参与了革命的老前辈受到无端的压迫和批判。“四人帮”被打倒后，这些原本被冠上各种罪名，停职、下放农村的老一辈革命者重新引发了一股写作热潮。一方面，书写“老干部”是对新时代“拨乱反正”这一主题的呼应，另一方面，“老干部”是基层权力者的主体，曾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的代表。随着对其名誉的恢复“老干部”或者“老革命家”形象顺理成章地成了历史的代言人。在《人民文学》1978年9期《神圣的使命》中，主人公王公伯的老革命身份在开头就被直接标明了出来，虽然在风波中受到长达八年的迫害，但他复出后为了揭露“四人帮”制造的冤案，上下奔走，可谓殚精竭虑。王公伯的复职“不是某个具体案件的复查问题，而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交给公安、司法人员的神圣使命”。如此看来，像王公伯这样的老干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代言人的身份，他们的回归既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内容丰富的最好证明，又是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安抚社会民心的重要力量。类似代表性的人物还有《记忆》中的秦慕平、《风雨三十年》中的老陈，《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等。书写老革命家在历史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纠正“动荡”时期对他们身份的错误认定，同时表现他们在新时期重新回到历史舞台，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课题。

四、对文艺创作未来之路的思考

《人民文学》1976年第1期《致读者》中写道：《人民文学》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无产阶级、工农兵服务，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让文艺工作密切联系现实，配合党的基本路线和阶级斗争。复刊之际，《人民文学》坚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文艺方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题材上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历史，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等。作为连接新旧时代的转折点，新时期初期的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考验[3]。文学界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推翻“动乱”时期的文学体制，设立新的艺术标准;如何将“动乱”时期被打散的作家队伍重新聚拢起来，激发他们的创作力;如何丰富文学艺术创作的多样性等。作为国家文艺标杆的《人民文学》，努力将文学从服务政治的困囿中解放出来，让文学回归于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并且不断创新发展，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同时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动力与活力。可以说，《人民文学》在1976年之后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份杂志，更是思想解放的平台，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确立了良好规范，是推动我国文艺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黄启宪.与时代政治同步的文学——《人民文学》1976年复刊研究[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8（02）.

[2]郑纳新.新时期（1976-1989）的《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D].上海：复旦大学，2009.

[3]华炜州.过渡时期的《人民文学》（1976-1979）与“新时期文学”[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8.

[4]1976年-1978年《人民文学》所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