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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认识论转向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建构与实践探究

2020-05-25许正兴

新世纪图书馆 2020年3期
关键词:智慧服务

许正兴

摘 要 基于后現代认识论与智慧图书馆的同一知识基础和“智慧”主题论证其价值指向,本文在梳理概括两者关系以阐明其机理特征的基础上,以后现代涉身性、情境性、生成性等知识观分析了高职智慧图书馆技术资源、空间场所、人文组织等相关建设,藉此系统建构了高职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和综合进路,为高职智慧图书馆转型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支持。

关键词 高职智慧图书馆 智慧服务 后现代认识论 转知成慧

分类号 G2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03.0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e knowledge base and the general agreement under the theme of “wisdom” of the Postmodernist Epistemology and smart librar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value of the smart library, expounds the mechanis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mart library,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the service mode and practice approach of the smart librar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 as to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ocational college smart library.

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mart libr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The postmodernist epistemology. Transform knowledge into intelligence.

0 引言

自上世纪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基础正在从知识应用式的“制造”转向智慧创造式的“智造”。相应地,作为“后工业”知识经济上层建筑的交互、生成性构建主义知识观也扬弃了静止、单向的客观主义知识观[1],不仅以知识的个体性彰显了主体智慧价值,也推动了图书馆运行方式、工作环境等整体性变迁。尤其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和智慧校园、智慧教育的迭代兴起,基于“智慧”相关理念和技术的智慧图书馆不仅成为当前图书馆界的研究热点,也在高校教育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前,随着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院校也掀起了“智慧图书馆”的兴建热潮,其不仅同样具备“人、文献、建筑”等感知互联的“硬件”升级,还通过自身独特的办学目标和教学风格促发了个性化、特色化的智慧服务“软件”变革。然而一般而言,高职院校实行的是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应用型教育,其以技能操作为目标、市场就业为指向,极易重科技知识应用而轻人文智慧培养,造成职业教育的单向性和图书馆功能的单一性。而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后现代社会却急需智慧创造型的人才培养。因此,高职院校在强化职业教育基础的同时也应关注主体能力的创造性开发,这符合后现代认识论强调“知识的意义离不开人对它的积极掌握”[2]的观念,并将课上知识之“教”作为价值引导的同时更侧重课下图书馆等第二课堂中主动建构性“学”的智慧生成。

据此,根据后现代认识论与智慧图书馆在同一知识基础和“智慧”主题下的通约共洽,笔者论证了后现代认识论转向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价值指向,阐明了其机理特征,从而系统建构了高职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及实践进路,并以全新的后现代视角将其理论本体积极呈现出来。这对于在知识日新月异、技术飞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里的当今高职院校尤有必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对于高职院校智慧图书馆的转型发展更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1 后现代认识论的思想沿革与智慧内涵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是西方后工业社会逻辑回应的文化产物,而作为后现代主义倡导的认识论[3]则发轫于维特根斯坦后语言哲学下的语言“游戏”本质反思。维氏认为词语的意义只有通过“语言游戏”的具体语境来判断并赋格,因为游戏规则作为参与者临时达成的局部性共识和非普遍“契约”时刻存在于差异化中。此后,利奥塔在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中引借上述理论来区分“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两种“语言游戏”形式,并进而在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的同时推动知识从“抽象客观性”转向“具体语境性”,从“统一必然性”转向“差异规则性”,从“笛卡尔式确定性”转向“生活世界式约定性”。而继之后的福柯、德里达以知识考古、语义解构等进一步消解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再往后,以哈贝马斯、 罗蒂、格里芬等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却主张从知识的毁灭性解构走向建设性建构,使认识论的破坏性逆反转向创造性和谐,正如罗蒂强调“认知个体的能动性介入,知识的价值离不开主体的智慧性运用”[4]的观念一样。最新的后现代体验哲学更以“无身——具身”的认知心理学发展了隐性智慧等默会范畴,使单纯的概念性技术应用融入了综合的交互性情境体验实践中。在此冲击下,以现代客观知识为本体的图书馆工作与服务理念也发生着明显的质变,以“转智成慧”为宗旨的智慧图书馆与以“唤醒智慧”为指向的后现代认识论在同一“智慧”主题下形成了天然的内在共通性和目标契合性。

2 智慧图书馆的历史演化与研究现状

2003年,芬兰奥卢大学Altola首先以“一个不受空间限制且可被感知”的“Smart Library”引发业界关注。随后其作为IBM“智慧地球”工程的相关研究真正开展起来:2009年,美国雷帕诺维奇在第八届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国际会议上论述了RFID创建的智慧图书馆新变革并进而掀起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尤其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的突破更使其在各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应用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凸显了图书馆未来趋势。为了更加清晰了解国内智慧图书馆的历史演化与研究现状,笔者在中国知网平台以“主题=智慧图书馆or 题名=智慧图书馆”(精确匹配)进行检索,时间至2018年10月,共获得文献1290 篇,按年度进行发文量统计呈现如图1趋势。

可以看出,從2011年起关于“智慧图书馆”主题的年度发文数量激增,其发展之迅猛已引领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动向。而基于上述调研,笔者进一步分析了高职智慧图书馆研究现状。在CNKI平台以“主题=高职and主题=智慧图书馆)or(主题=高职院校 and主题=智慧图书馆”进行检索,时间至2018年10月,共检出文献36篇,对其按年度进行发文量趋势统计,其结果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高职智慧图书馆研究虽起步时间较晚,但其关注度却持续上升,相关文献量呈平稳上升趋势。笔者进一步对检中文献进行关键词分布和共现分析,发现目前其研究主要分布在高职图书馆智慧服务、智慧图书馆建设及设计等方面,而其研究重点则向特色服务和智慧服务两个方面集中聚类。

但相对而言,高职智慧图书馆在突出自身定位特殊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其整体功能的顶层设计,阻碍了其系统、深入的规模化发展[5]。因此,高职智慧图书馆研究亟待从当前单一性技术实现层面转向综合性应用导向下的人文需求层面——正如后现代认识论强调知识的意义离不开人对它的积极掌握,可以说人才是智慧图书馆的核心要素[6],而人的核心特征则是主体能动的智慧创造力。据此,我们就要基于后现代认识论有效创设高职智慧图书馆的建设新理念和服务新途径。

3 后现代认识论转向下高职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与实践进路

3.1 “离身”到“涉身”知识观转向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个性化技术架构与特色服务

后现代科学的不断深化让人们意识到“客观性”的获取离不开主体认知结构等内在经验取向[7],知识由此“不可避免地烙有了个人参与的具身性因素”[8]。因此,以相异、涉身的后现代默会知识观[9]为指向的高职智慧图书馆绝非被动地存储和传递离身知识,而是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主动建构具身知识的个体智慧开发过程。而当今信息获取管道的多样化、媒介传输方式的泛在化无疑为后现代倡导的智慧图书馆主体性技术架构和个性化智慧服务创造了条件。

由于高职教育具有很强的职业性和专业性,因此直面后现代知识经济的高职智慧图书馆不仅要在“知识基因”里注入“职业基因”,强化特色专业的资源购配,更要以互联网+云计算等智能工具及时获取最新科技成果、实时监控前沿科技动态,并以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感知、精准分析流通借阅,进而引导企业、教师等共同建构适合校情、馆情的特色知识馆藏体系。此外,基于高职院校独特的办学定位和专业设置,图书馆服务需要始终围绕着特定知识构成的读者学习、工作而展开,这就要求高职智慧图书馆要以境脉嵌入、知识发现等后现代具身理念对用户的阅读倾向、学习轨迹进行多重行为跟踪和记录扑捉[10],借助数据挖掘、认知计算等从显性“教本”中开出图书馆相关隐性“读本”,并以机器学习和文本过滤等技术建立用户语义化标签图谱,从而藉此智能提纯“读者画像”以为自组织和自适应学习构境建模[11]。不难看出,高职智慧图书馆正是以“具身转知”来促进个性化信息收集和特色化资源建设,这不仅弹性拓展了知识的个体指向,充分发挥了主体的智慧能动性,也顺应和推动了当今后现代社会知识形态从客观“离身”到主体“涉身”的演化趋势。

3.2 普遍到情境知识观转向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主体际空间建构与交互服务

随着生成于一定时间、地域、语言等文化因素中的后现代地域性知识观[12]推翻了传统认识论普遍“可证实性”概念基础,一种“语境体验化”的情境认知理论(Situated Cognition) 强化了学习与环境的交互体验对知识意义的建构作用[13]。可以说,作为境域而非抽象性的后现代知识就是个体与情境互构的过程[14]。但这种“情境不可能由科学性或故事性表达” [15],而是通过渗透其中的活动动态地“以外在世界为中介建构目标导向的环境模型” [16],将存在于知与行之间的心灵计算装置转换为机体环境的内在融通,从而以具体的“情境交互主体际性”代替“抽象符号隐喻”来澄明认知的本质。基于这种思想认知,以工学结合为核心的高职院校在拓展技能实训的同时就需要突破传统的课堂模式,关注课外不同情境下的具体技术操作和实际应用培养。因此,区别于传统图书馆只提供给读者自在、外存的信息实体空间,后现代知识导向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不但要以智能情景感知、数字全息投影等还原知识产生的实际场景,开发“情景性”职业资源共享平台,还要基于“情境通过活动合成知识”[17]以智能3D打印、Scratch机器人和可穿戴技术等打造仿真式“智慧创客空间”,以“实训模拟VR”等唤醒学生真实活动中经验与符号、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体验,进而培育其自为、自觉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智慧精神境界。

当然,伴随着“可塑性和生产性”的后现代“空间转向”[18],被赋予了自身生命的高职图书馆“第三空间”不但具备了“空间再造”的理论基础,也找到了智慧服务的主体际实践途径。相对于只注重个体空间内图书信息的传统服务,高职智慧图书馆不但要借助具身知识、入境学习等后现代理论深化其自身维度的生产[19],更要在显性知识隐性化的默会维度上构建用户、资源、环境多方交融的主体际众创场域[20],创设符合读者学习情景和认知风格的智慧场景线索 (Scene clue)等,从而以实时计算的Spark内存技术促进知识结构等场景匹配,综合多种信息为读者画像。这不仅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后现代情境性和实践体认性”,凸显了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成长、自我实现的后现代主体空间,也拓宽了高职智慧图书馆多元服务的主体际视野,使其在科技、人文、智慧等多维体证中达成知识意义的建构和实践智慧的创新。

3.3 一元到多元知识观转向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开放性组织管理和人本服务

异质化、网络化的后现代知识观不仅通过科学权威中心性的消解来否定同一性的追求,还强调不同类型知识间的主体际平等与多元化理解,倡导以交互认知推动主客对立走向对话[21]。因此在后现代教育中“知识是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交往对话生成的”[22]将成为教学的主要模式。相应地,基于后现代认识论的高职智慧图书馆服务方式也应从封闭的独白授受转向开放的对话“交流”,其组织关系也应从主从式的科层管理走向主体际的协助共谋,从而在语义网、神经网络等智能技术基础上构建读者与馆员、读者与读者、读者与专家的咨询交流服务平台,并藉此以混合学习、社会建构等后现代理念打造多方介入、交互共享的图书馆智慧学习共同体(Smart Learning Community),进而以群策群力激活集体智慧,实现开放和生成性的智慧图书馆发展愿景。

同時,后现代多元知识观反对任何一元孤立的主观假设及结论,在拒斥现象与本质、主观与客观等二元分立的基础上凸显了“人”作为文化和生物的语言主体间存在。在此背景下,基于特色馆藏的复合型知识体系开发、一专多能的综合性素质培养正成为高职图书馆面临的新挑战。因此,“智慧图书馆不应是一种字表意义上的技术概念,还应具有深度内涵的人本关怀。”它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在提升技术“硬智慧”的同时将查新、跟踪等服务主动嵌入教学科研中,还要积极创新“智慧馆员”组织形式,完善管理制度等“软”建设,以智能传感与大数据分析增进图书馆管理的数据规范和信息标准,推动“经验管理”向“智慧治理”转型[23],从而以“全开放、大流通、智慧化”的组织结构重组和“全向交互、智能管控”的服务流程再造实现从封闭、独立的馆内发展转向开放、协同的馆际拓展,完成从馆建、设备等硬件更新走向服务、管理等软件创新[24],进而在人慧维度上激发学生主动创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25],为培养大国工匠贡献高职图书馆人的知识与智慧。

3.4 确定到生成性知识观转向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超越性实践创新和文化服务

作为从外部加以控制的静态、封闭意义反映系统,客观主义“传统知识”惟有沿着内部逻辑结构或科学规律推导才能拾级而上并产生突破。而在此关照下的传统图书馆也将资料的发现和占有做为知识进步的动力和目标。然而,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却通过对“永恒、稳固性确定基础”的“谬误推理”将批判视为知识进化的杠杆、问题视为知识深化的核心[26]。由此,知识的本质并不是终极的实在,而是在动态建构与开放生成的争鸣和思辨中发现悖论和错误,其价值就在于以主体智慧不断反思和诠释的“创新起点”。据此,以知识获取为目标的传统图书馆信息服务要不断转向以“转知成慧”为目标的图书馆智慧服务,这体现了客观知识转化为主体智慧、静态知识转化为流动性智力的超越性特征。

当前,高职院校尤其承担着生产、建设、管理等一线岗位高技能人才输送的教育使命,从后现代认识论出发,更应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而积淀了“校企合作”特色文化、凝聚着“产、学、研”办学风格的高职图书馆正是驱动学生自主学习、吸引读者创造性思考的知识“情结”与智慧基座。它不仅融合企业文化营造职业氛围,积极开展职业信息推送与学习支持服务,还通过企业主题展览、职教讲座研讨等实践创新活动推动图书馆从单一的书籍阅读走向整体的文化溢出。尤其后现代认识论下的高职智慧图书馆不仅要为学生提供融入企业、顶岗实习的智慧服务平台,培养其主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信息素养和实践能力,还应以“创学结合”等后现代理念推进课外实践与课堂教学的“外化智慧于行”,从而以知识沐浴在社会生活、精神信仰的现实关切中“化理论为德性,化知识为方法”[27],化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为主动参构者,进而在“知识应用中创新、创新中应用”的“创新双螺旋”中开拓智慧信息技术与智慧创新理念融合发展的高职智慧图书馆服务新模式。最终跨界整合理论学习、技能操作及职业培训,以“工学结合、产教融合、馆系互动、师生共赢”来促进知识运用手段和目标“转知成慧”“转慧成知”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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