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婷

你我皆知高三的时间紧迫，在距高考仅百余日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系列状况——疫情扩散、武汉封城、感染确诊让我措手不及。

最初是外公发高烧，在家里没法确定是否为新冠肺炎，去医院就要面临不小的交叉感染风险，外婆和我左右权衡实难做出决断。就在我们犹疑不定的那段时间里，外公持续高烧不退，有几晚意识都有些模糊，去医院成了唯一的选择。进医院检查当晚，外公确诊的消息传来，紧接着陪伴照顾在侧的外婆也出现了感染症状。一直和他们同吃同住的我内心交织着担忧与恐慌的情绪，在妈妈的建议下，我去做了核酸检测，但这似乎只是在印证我不祥的预感，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外公、外婆三人确诊的消息很快被报到社区。元宵节前夕，我被社区从家里接出来转移去主要接收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外公外婆年龄较大，医院没有空余病床收治他们，只得继续在家自行隔离。进舱前，我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要去接受怎样的治疗，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待多久，几乎一切都是未知数。只是想着疫情结束后不要落下太多功课，所以除了简单的洗漱用品，我几乎打包了一整箱的寒假作业和各种复习资料。

整理好行李，社区统一派车送我们去首批开放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在车上我摆弄着手机，试图找到一些能讓自己内心平静下来的信息。翻出“武汉客厅”公众号，接连多日的消息都是关于各地驰援、捐助的，我忽然感到一股从心底涌起的暖流。这座仅用三天三夜改造好的方舱医院，似乎带着某种奇异的安抚力量，让我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晚上8点多到了舱外，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时间。嘈杂的人群中，多数是和我一样的轻症患者，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慢慢在这分流安置的过程中消磨着。

第二天凌晨1点多，我才真正进入方舱内安定下来。整个方舱分为A、B、C、D 4个区域，每个区域又隔出小舱，一个舱里20张床位，我住在D区。方舱里没有日夜的区分，夜晚也一直亮着灯。杂乱的思绪不断在我的脑海里纠缠，外公外婆还在家里，高考离我那么近，身体状况、方舱环境又可能带给学习负面的影响，辗转反侧大概说的就是我此时的状态。我只能在心里反复告诉自己：“6月就要高考了，我不能放松，一定要考出好成绩。”而且，我要努力考上华中师范大学的艺术系，这是我确定已久的目标，我想继续留在武汉上大学。

学校的网课在2月初已经开始，于是床边的小桌子成了我的临时书桌。每天例行检查后，我尽量像疫情之前一样去复习。早课8点半开始，上课、写作业穿插进行。身边玩手机、看电视、跳广场舞的病友不少，我多少会受到些影响。不过在方舱里生活就像住集体宿舍，除了上厕所要自带水桶去冲水比较麻烦，其他都很方便。三餐会按时送到床位边，网课也有固定时间，规律有序的生活节奏让我从略微的不适应很快步入了正常的学习状态。偶然在C1区散步时，我还发现了一位同样备战高考的男生，也在方舱里上网课、做卷子，通过新闻报道知道其他方舱里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高考生。他们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有人都在努力，那我也要加油！

进入方舱一周左右，我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我已几乎没有什么症状，但检测结果仍不尽如人意。出舱的要求我早已了然于心——核酸检测两次呈阴性，加上肺部CT没有任何感染现象。在方舱里，我最想实现的愿望莫过于离开这里，回家开始正常的隔离生活。所以，刚知道检测结果的时候我挺难过的。因为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方舱是不让外人进入的，我住进来之后主要靠微信文字和家人聊天，不敢和他们打电话，怕一打就想哭。每天接触的，是同在方舱里的医护人员、警察和病友。拿到检测结果时，我去问了医生，他极耐心地给我解释，安慰我;因为拍了我的视频而熟悉起来的一位警察，我和他相互加了微信，他答应帮我带零食进来;邻床的一位“伯伯”（武汉话阿姨的意思）对我极照顾，最初身边的病友甚至都以为她是我妈妈。周围人贴心的照顾、鼓励，使我渐渐放下了这次检测结果，继续积极地吃药、治疗、学习、生活。

2月24日，在方舱住了17天后，我出舱了，身体一切正常，已住进蔡甸区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的外公外婆的身体也在好转。回到社区安排的隔离点后，我感觉整个人都松快极了。那让我无比想念的校门口的热干面，一定也很快能吃到了。

当一切尘埃落地，回过头来回忆住在方舱的那段时日，我感触很多。对于医生，我原先觉得他们也只是一群普通工作者，但进舱后十几天的相处，他们所展现出的关怀和耐心出乎我的意料。我假想过如果是自己每天面对这么多患者的诉求和情绪，大概会炸毛吧，可他们依旧维持着温和的语气与每一位病人沟通，医者仁心、仁心仁术或许从来不是空话。至于自己，我收获了专注和乐观，在方舱戴起耳机其实也能投入学习中去，而且换个角度看，这段时光是难关也是磨砺成长的机会，再提起2020年2月，它只会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经历。

（整理：杨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