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名勇 郑丽楠 刘林龙

摘 要：本文从服务业发展效率视角出发，结合52个国家1996年-2015年国家层面的发展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了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产生的影响，利用调节效应模型研究了不同制度环境下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影响的内在机理，同时考察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提升服务效率有利于促进国家科技进步，这一促进作用受到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在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国家，其促进作用越突出。服务效率主要通过资源配置、科技溢出、分工协作机制促进国家科技进步。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服务效率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发达国家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

关键词：服务效率;制度环境;科技创新;空间相关性

一、引言

關于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他最早把创新和经济发展、产业状况联系在一起，其基本观点是：创新是打破原有的生产要素组合，在生产条件中加入新的生产要素，实现投入与生产过程的重新配对，并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进入新的生产体系的过程（熊彼特，1912）。技术创新理论阐明了影响技术创新的诸多因素，其中产业发展因素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包括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政策以及市场对服务质量的需求等。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结构将由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将通过资源配置调整、知识和信息的转移与创造等途径来促进国家技术创新。但从现实来看，服务业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的科技创新水平仍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可能存在某些前提条件。服务业发展效率的高低代表一国服务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的高低，在一些新兴经济体中，有些国家服务业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均较高，但这些国家最先集中表现为发达国家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中制度环境的差异不得不考虑为一项重要原因。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国经济绩效的内生影响因素（诺斯，1990），在分析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时不能忽略制度的重要作用。因此，制度环境差异或者其完善程度是各国科技创新差异的隐含原因。制度环境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社会能力的强弱。据此，是否可以认为服务业发展效率与制度环境的结合，会对国家科技创新水平产生强化作用？制度环境是否是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都需要进一步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区域创新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市场力因素、行政力因素和外向力因素。关于市场力中服务业发展对科技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创新的影响，这类研究成果最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James Simmie和Simone Strambach，2006），能够促进创新流动（申静，2006），这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知识生产和知识扩散的作用（Strambach S.，2001），并处于知识获取、整合、扩散到再生产的循环之中（张玉珍，2006）。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科技创新溢出能力较强的行业（郑兵云，2018），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明显提升作用（时省等，2013）。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渗入企业创新决策，对企业创新水平发挥重要作用（David Doloreux，2013）。二是除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具有重大作用外，有些学者针对其他服务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发展服务贸易、促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有利于国家技术创新，摆脱对他国的技术依赖（孔群喜等，2018）。生产性服务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显著，并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原毅军、郭然，2018）。科技服务业服务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张振刚等，2013）。模块化后的专业服务业通过知识的结构化和显性化来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魏江等，2013）。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创新绩效（吴佳，2014）。关于行政力因素的研究有：Furman（1987）在研究日本经济发展时，指出国家的科技创新不仅需要企业在微观层面的技术投入，更加需要国家对整体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完善技术创新的相关制度。Nelson（1993）提出，政府应制定多样性的制度体系，建立机构之间分享科学技术并进行合作的机制，以确保国家整体创新的多元性。李政等（2018）研究了政府参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对创新环境的建设有利于国家创新，更重要的是政府直接参与创新活动也能够有效提升国家创新效率。毛建辉（2019）研究指出政府行为对国家创新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政府制定环境政策，而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有提升作用。关于外向力因素的研究，Yoshiyuki Takeda等（2007）通过对日本的调查，发现地理位置的靠近和网络的完善有利于知识流动和组织创新。Doloreux（2008）对加拿大的区域创新体系进行研究，认为地区大小、地理位置不会阻碍区域创新;然而，对区域创新起关键作用的是集中的知识基础设施和高效的技术转移。关于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岳鹤（2009）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宄发现，FDI对发明专利和专利授权总数有抑制作用。陈伟等（2018）以中国省份为研究样本，发现FDI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对外贸易单一门槛效应，只有在对外贸易发展好的地区，推进FDI才会提升其创新能力。梁强（2019）研究指出，FDI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而FDI规模则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除此之外，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本身具有空间溢出效用。创新溢出依赖于知识溢出（Marshall，1920），其中FDI中的知识溢出效用会有效提升东道国的社会收益（Dougall，1960）。关于科技创新空间溢出的实现机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反向角度展开研究，主要包括溢出过程、溢出渠道和阶段以及溢出内在机制三方面。从溢出过程角度来看，科技创新溢出机制分为拉力机制、推力机制以及耦合机制，拉力机制来源于创新模仿理论，推力机制则来源于生产周期理论，耦合机制源自于需求-资源理论（程开明，2008）。从溢出渠道和阶段角度来看，科技创新空间溢出主要通过集聚效应、地理邻近效应和等级效应实现科技的传播和扩散（康凯，2004）。从内在机制角度看，主要包括产业结构（Morrill，Richard L.，1968）、人才流动（AutantBemard，2012）、贸易（顾晓燕等，2016）及投资（郑珊珊，2018）的创新空间溢出三种。

现有文献已经从各方面阐述了区域（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并且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论述与验证，为本文实证部分控制变量的选取以及表征所选变量的指标奠定了基础。同时，部分学者提出的科技创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为本文选取实证方法提供了思路。可见，现有成果为本文奠定了研究基础，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关于结构红利充分释放对于科技创新影响的探讨极为匮乏，鲜有文献从区域服务系统演化视角出发，分析区域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制度为各国经济发展营造各不相同的总体环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对国家创新技术的研究中大多未引入国家制度环境差异这一维度。科技创新本身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在空间上表现为一种自相关性，采用传统回归方式解释国家间科技创新差异现象往往会掩盖变量之间的空间溢出效應，使研究脱离实际，结论价值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将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第一，从国家服务业发展角度，深入分析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第二，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及其实施存在差异，导致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受到本国制度环境影响。因此，本文试图揭示各国制度差异在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三，本文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影响，将空间结构权重纳入回归模型，使模型更加符合客观现实。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变量选择与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设

（一）服务效率与国家科技创新

服务业特征之一是高知识密集性，考察服务业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时，可以从知识资源的角度着手进行分析。本文利用区域增长模型，从知识资源积累角度，探究服务供给体系发展程度对国家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机理，基本原理如下（藤田昌久、克鲁格曼，2005;张雅琴，2017）：

假设n为一国服务业企业的数量，1-n表示其他国家服务业企业的总量。假设一国服务企业i已经积累的知识资源为h（i），则该国积累的知识资源总量K为：

其中，α表示服务业企业之间的依赖程度，而θ[0，1]表示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溢出水平。服务业企业i的知识存量与创新产出数量之间的关系为：

（2）式中，c为服务业企业吸收、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可以反映一国服务业的发展能力。M（t）表示在t时刻整个区域内的创新产出量（如专利存量）。

将（2）式带入（1）式中，并使用函数方式简化表示，可以得到：

由（3）式可以看出，一国知识资源积累量与该国服务业企业对知识的吸收、对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服务企业的空间布局有关，而与具体的资源无关。

一国服务业发展对其他产业的挤出效应不具有必然性，本文借助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进行进一步解释：

假设两个产业组成的系统，其投入产出系统表示为以下形式（唐一帆，2018）：

在（4）式中，1表示生产性服务业，2表示其他产业。Aii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ij是产业j对产业i的直接消耗系数，X是相应产业的总产出，Y是最终需求与其他产业的中间需求之和。

在该系统中，里昂惕夫逆矩阵（I-A）-1反映了最终需求增加一单位后，对各产业产品的总消耗。产业1多生产1单位X1，首先会对该产业内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使产业1的总产出增加（1-A）-1（一般大于1），反应了该产业内生的自我增强效应。随着产业1产出的增加，由于产业1在生产过程中同样会消耗2生产的产品X2，最终会导致产业2的总产出增加（I-A22）-1A21，该系数表示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反映了服务业产量增长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作用。

一般地，一国服务效率提升有助于该国家内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有机联系起来，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区域服务效率的提升有利于企业快捷地获取所需的各种资源，实现物质流、信息流和价值流的融合匹配，促进要素和收益在微观主体间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服务效率提升，有利于增强企业间的联系与信任度，企业联盟数量增多，有助于企业间进行联合研发，实现协同创新，从而推动国家科技创新。服务效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促进企业精准研发和精益生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一国服务效率提升有利于降低生产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一方面，可以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技术创新、生产销售环节间的资源错配，节约研发和生产成本，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内公司的契约订立与履约能力较强，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在该国投资经营，充分利用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一国服务业效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效率的提升有利于一国企业内外部知识的整合，促进国家创新网络的完善和拓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通过“互动中学”和“干中学”等学习过程产生知识和知识产品，并通过知识供给、知识扩散渠道，向社会注入创新系统资源，提升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一国整个创新系统的创新表现和创新绩效的提升。

因此，本文认为一国的服务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假说1：服务效率提升有利于推动国家科技创新。

（二）制度环境差异下服务效率与国家科技创新

虽然服务效率提升有利于促进国家科技创新，但这一促进作用并不是无条件发生的，服务供给体系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需要一定的前置条件为基础，而制度环境就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降低经济发展中的交易成本（诺斯，1990）。服务业具有自身的独特属性，以异质性的服务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产出具有定制性，极易出现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问题。服务业的产业特性使得信息不对称下的交易成本更高，因此，完善的制度环境对于服务行业具有更高的效用，一国的服务效率受到该国制度环境的制约。除此之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通过知识创造、扩散等途径，将自身资源传递给社会网络，但传递效果的好坏取决于社会微观主体的技术学习能力，这种消化吸收能力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在较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将实现知识积累过程向拥有竞争优势方向逐步演化，体现在长期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方面（顾乃华，2010），进而影响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技术创新和模仿具有很强的制度依赖性，制度对知识溢出促进科技创新的过程有着重要调节作用。

假说2：服务效率提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

（三）模型对国家科技创新的进一步解释

1.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

资源配置机制。一方面，服务部门效率提高，会引起企业成本—收益发生变化，打破原有的市场平衡，低成本—高收益企业聚集更多的资源和要素，增强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服务供给体系与企业之间的匹配加速，服务业对企业的贡献度更高，企业智能化水平提高，有助于企业高效地整合内外部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价值和优势，推动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科技溢出机制。一方面，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各部门中科技溢出效应最大的行业，在技术传导网络中具有高溢出、高吸收特征，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提供重要的科技传导作用，是不可多得的科技传导部门 （郑兵云，2018）;另一方面，处于价值链上下端的服务企业效率的提升有利于企业形成较为稳定的经营环境预期，降低研发、生产和销售环节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对企业自主研发以及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形成反馈激励，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因此，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可以通过平滑技术溢出过程，催生强劲的科技创新积极性，促使企业保持稳定的科技创新预期，同时，通过高质量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从而推动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

分工协作机制。一国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同步发展，而是在空间上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各国根据国内优势资源，形成合理布局和层级分工，可以避免无序集聚与恶性竞争。在空间外部性的作用下，服务业发展优势地区将带动周边地区服务业发展。更直接地，服务供给体系的分工协作，促使资源，在各国自由、合理流动，使优势资源向高效地区集聚，避免资源的无序流动和错配。要素在区域间的重新优化组合，提升企业系统集成能力，促进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影响一国整体的科技创新水平。

2.时空格局特征下服务效率与国家科技创新

国家间服务供给体系效率的差异，可以通过比较优势理论进行解释。随着时间的演变，由于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全球服务供给体系会出现区域间层级分工现象，虽然部分国家的服务效率相差无几，但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服务供给体系与专业化程度相差较大。具体来讲，相比服务业起步较晚的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互动融合效果显著，服务业起步早、发展程度高，比较优势明显，推动服务业供给体系在全球的层级分工。目前，服务业发展更加专业化，服务方式更加多样化，市场细分更加明显，增值能力更强，对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贡献更大，服务效率提升对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在服务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更显著。

假说3：服务效率提升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科技溢出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等渠道来影响各国科技创新进程。

假说4：服务效率提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具有服务供给比较优势的国家更显著。

三、变量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1.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为了检验服务效率提升对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将国家科技创新水平设为被解释变量。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鲁桐等，2015;艾永芳等，2017），本文选取居民专利申请数量（patent）作为国家创新产出指标来表征科技创新水平。考虑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选取每百万人中R&D研究人员数量（lrd）作为国家创新投入，重新度量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

2.服务效率

国家服务效率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世界各国服务供给体系的效率（stfp）。具体指标选取方面，本文使用服务业增加值来表征服务业的有效产出，并使用服务业占实际GDP的比重，计算服务业的实际贡献。本文选取各国服务业年末从业人数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入指标的代理变量，其中服务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统计数据中无法直接获取，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处理方法，用服务业占GDP比重对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进行分离。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构造了从t期到t+1期的规模效率不变的生产率指数公式：

3.制度环境

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本文选取全球治理指标，衡量了不同国家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该指标包括话语权和责任、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制和腐败控制六个方面，基本可以反映一国的政治、法律环境。由于世界银行在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标中没有包括1997 年、1999 年和 2001 年的数据，为了弥补样本的缺失，本文分别用以上这三个年份各自的相邻两年的均值来代替相应年份的数据。为了提高制度环境估计的精度，本文采用熵值法客观地将六个分指标归为全球治理指标综合指数（wgi），避免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带来的主观偏误。设Xij为国家i的第j项指标的取值。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的主要步骤为（王宝义、张卫国，2018;杨龙、胡晓珍，2010）：

第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第三，计算熵值和变异系数。

第四，计算第j项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权重。

第五，计算综合评价指标。

另外，由于全球治理指标仅反映出一国政治、法律环境，没有涉及经济环境，本文出于可靠性考虑，在基础回归中又采用经济自由度指数（efi）来表征制度环境指标。该指标包含一国的贸易政策、政府财政开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产权等10个方面的经济活动环境，既能够弥补全球治理指标的不足，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政治、法律环境。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取全球治理指标和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平均值表征各国制度环境的平均水平。

4.控制变量

为了降低遗漏重要变量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对国家创新有影响的变量：经济规模（gdp）、产业结构（struc）、对外开放水平（import）、引进外资水平（fdi）、基础设施建设（infra）、城市化率（city）、资本市场发展程度（capit）以及人力资本（hc）。所有变量的定义见表1。

本文以1996年-2015年全球国家层面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剔除各指标缺失数据后，得到涵盖世界各大洲在内的52个国家的年度数据。居民专利申请数量、每百万人中R&D研究人员数量、服务业劳动力投入、服务业增加值、不变价格的GDP总量、货物和服务进口额、外商直接投资、每百万人中移动蜂窝式无线通讯系统的电话租用数、城市化率、上市公司市值和高等院校总入学率等基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全球治理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经济自由度指数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网站;部分不足数据来源于RESSET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

（二）研究设计

1.回归方程

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上述（6）-（9）方程式中，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εi，t为随机干扰项。allocatei，t、spilloveri，t、divisioni，t分别表示资源配置机制、科技溢出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

2.空间相关性分析

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为在考察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影响的同时，考虑国家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实证分析主要采用空间计量方法，以避免传统模型估计产生的偏误。对空间自相关指标是否存在空间效应的初步检验称为全局空间数据分析。如果位置相似的地区有相似的取值，如高值与高值集聚在一起，低值与低值集聚在一起，则成为“正空间自相关”（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反之，则成为“负空间自相关”（Nega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如果高值与低值随机分布，则不存在空间自相关。衡量空间自相关最常用的指标是Morans I指数，（Moran，1950）：

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局部空间相关性方法主要是运用Moran散点图，来分析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特征，描述的是该区域单元变量与周围区域单元的相似程度（即变量的集聚程度）。全局自相关是研究整个区域的空间模式，因此，两者计算结果不同，但两者的计算结果之间成比例。

3.空间面板模型

借鉴 Anselin（1990） 等提出的空间计量方法，本文采用的空间面板模型为：

空间自回归模型（SAR）：y=α+λWy+Xβ+ε，λ为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

考虑到空间依赖性还可能通过误差项来体现，以及某区域的被解释变量可能依赖于其邻居的自变量，本文进一步采用以下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误差模型（SEM）：y=α+Xβ+μ，μ=ρMμ+ξ，ξ～N（0，σ2In），M为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杜宾模型（SDM）：y=α+WXδ+Xβ+ε，δ为相应的系数向量。

由于空间依赖性的存在，样本不具有独立性，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会产生偏误，并且出现不一致，因此，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全球52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家进行回归分析，这些国家中包括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国家以及发展速度快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国家间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大，基本代表了世界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同时，国家间在服务业发展与科技创新上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导致原始面板数据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本文对部分原始数据取对数。同时，在处理数据过程中，为避免异常值影响，参照尹志超（2019）的做法，将小于等于0 的样本剔除，最终得到基本回归的样本总量为10400 个。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2所示。52个国家的创新产出对数和服务效率的差异均较大，表明服务效率可能会对国家创新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较大差距表明控制这些变量的影响具有合理性。

（二）空间自相关检验

基于52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值，以stata15.1为计算平台，本文计算得出52个国家科技创新指标的全局自相关Morans I指数及其显著性水平P值，结果见表3。从结果中可以看出，除1998年-2001年和2008年、2009年和2015年以外，其余年份的科技创新指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只是在显著性水平上有所区别。这些通过显著性检验的Morans I指数大部分介于0.1—0.7之间，表明各国科技创新虽未表现出极强的正相关性，但仍呈现出了全局空间正相关特征。

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某些具体国家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结合空间地理权重矩阵和散点图（见图1），进一步观察发现52个国家科技创新存在局部集聚现象，并且呈现出正相关性逐渐增强的特征。因此，本文认为在各国科技创新的研究中，不能忽视空间相关性与技术溢出的影响，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可能会比传统模型更具有合理性。

（三）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服務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与传统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相比，使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后，拟合优度得到明显提升，因此，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具有合理性。结合各空间模型的拟合优度与Wald检验结果来看，SEM 和 SDM 结果更加可靠，因此，本文将重点以这两种方法进行分析。从具体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服务效率对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果虽仅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但足以说明一国的服务供给体系效率对该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一国服务效率提升有助于该国内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有机联系，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促进要素和收益在微观主体间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同时，一国服务效率提升有利于降低生产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服务效率高的国家，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不对称约束较小，部分经营环节公开透明，可以减少研发、生产、交易的摩擦，提升整个价值链条的畅通，实现研发过程及管理的信息化，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在服务效率高的国家，国内公司的契约订立与履约能力较强，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更加顺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在该国投资经营，充分吸收溢出技术，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同时，一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效率的提升有利于企业内外部知识的整合，促进国家创新网络的完善和拓展。假说1得到验证。

观察各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化率的高低以及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该国的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一国的产业结构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仅在空间误差模型中表现为正向的显著影响，在其他模型中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第三产业的比重越大，一国的科技创新水平越高。回归结果还显示，一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仅在空间自回归模型中表现为正向的显著影响，在其他模型中这种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对外开放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一国服务和货物越依赖进口，就会对该国的科技创新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2.不同制度环境下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国家创造的制度环境在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所起到的作用，本文将一国制度质量与服务效率的交叉项考虑在模型之内（见表5）。结果表明，无论以全球治理指标或是经济自由度指数所表征的制度质量，均显示出优越的制度环境与服务业生产率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供给体系改善对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推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反之，促进作用将会削弱。可能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一方面有利于减少市场主体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问题，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额外成本，提升服务企业在社会中的产出效率;另一方面，完善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推动企业新陈代谢和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企业自主研发。假说2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

一方面，为了保证本文基础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对供给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考虑到国家科技创新的表征指标不仅包括创新产出，还包括创新投入，本文采用每百万人中R&D研究人员数量代替居民专利申请数量来表征国家科技创新水平。考虑到制度指标除了可以使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还可以使用均值反映一国1996年以来制度环境的平均水平，本文采用全球治理指标和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均值代替熵值法计算结果，表征制度环境的好坏。稳健性检验中剔除数据缺失的国家，剩余39个研究样本，检验结果仍然验证了假说1和假说2（见表6）。

另一方面，为了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重新审视一国服务效率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在技术创新速度快、质量高的国家，科技创新成果会通过市场机制对一国的服务供给体系产生推动作用，可见，本文所研究的服务效率与科技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通常所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即寻找与一国服务效率相关、但不受国家科技创新影响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估计。鉴于此，本文考虑反映各国历史商业文明程度和与服务供给体系密切相关，并且不与国家

科技创新进程有直接关系的可得指标，选取按来源国家或地区划分的难民人数和国家开埠通商历史（即从开埠通商年份至2015年的年限长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按来源国家或地区划分的难民人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开埠通商年份通过各国历史资料整理而得。

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见表7，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识别的原假设被拒绝，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强相关性。另外，过度识别检验结果无法拒绝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的原假设，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内生性检验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不同的计量模型中有不同程度地提高，表明内生性问题倾向于低估一国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的作用。同时，内生性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有明显地上升，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的研究结论有较强的可靠性。由于内生性检验的结果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基准检验的结果，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4.补充检验

首先检验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为了检验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影响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基础回归方程式中引入中介因子。具体变量解释如下：资源配置贡献（allocate），以一国研发支出的增长率来表示，随着服务效率的提升，研发支出增多，资源向研发部门集聚，意味着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移至高效率部门;科技溢出贡献（spillover），由于一国服务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外资企业的进入，外资企业会产生极强的技术溢出效果，因此，本文使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代替所有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进行回归，以外资企业增加值（取对数）来衡量;分工协作贡献（division），以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表示。基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ind数据库、EPS数据库和RESSET数据库。

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见表8）显示，资源配置机制、技术溢出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三种中介因子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在包含中介因子的回归方程式中，中介因子的回归结果仍然显著为正。但是，在包含中介因子的回归方程式中，解释变量服务效率的回归结果也为正，表示不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与基准回归结果对比，解释变量服务效率的回归系数较小，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服务效率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资源配置、技术溢出和分工协作等渠道促进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假說3得到验证。具体地，通过比较三种作用机制SEM和SDM的回归结果可知，技术溢出机制中介效应的检验中，解释变量服务效率的显著性最低，系数最小，表明其中介作用更加明显。原因可能在于，企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关系更加紧密，再加上外资企业对世界科技成果的扩散，导致企业间的技术溢出作用日益凸显。同时，基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服务业资源错配与国家行政干预现实，使得资源配置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的积极作用未得到充分释放。

其次，基于不同类别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新兴经济体服务业起步较晚，制造业基础薄弱，制度环境尚未完善，不能有效推动服务业供给体系的层级分工，依靠自身能力完成重要技术创新的能力较差。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服务效率与制度环境在国家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本文将样本分成两类（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瑞士、捷克、德国、西班牙、芬兰、法国、英国、希腊、爱尔兰、冰岛、日本、韩国、卢森堡、荷兰、挪威、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斯洛文尼亚、瑞典、美国。新兴经济体（包括部分发展中国和准发达国家）：阿根廷、孟加拉国、保加利亚、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爱沙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立陶宛、拉脱维亚、墨西哥、马其顿、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泰国、突尼斯、土耳其。）并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不同制度环境下国家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两类国家的估计结果表明（结果见表9），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在显著性水平上没有差异，但回归系数存在较大差异，即发达国家stfp的估计系数略高于新兴经济体，说明发达国家服务效率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将更大。再看stfp*inst的回归系数，发达国家仍略高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由于良好的市场制度和先发优势，使其国家的服务效率高于新兴经济体，从而使其资源集聚能力优于新兴经济体，科技研发水平也明显优于新兴经济体，由此验证了假说4。此外，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对基础设施质量、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劳动力知识水平等要求较高，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入，服务效率的促进效应会越发明显，从而对技术进步地产生更有利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96年-2015年5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了服务效率、制度环境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国家科技创新产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分别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一）一国服务供给体系效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国家科技创新。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服务供给体系的高效率是国家科技创新的新动能，根据市场供需结构的失衡问题，我国应摒弃过度依赖工业化发展，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观念，加快补齐服务业短板，促进各产业融合发展。不仅要扩大服务业规模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更加强调结构性改革，实现以知识型服务业为基础的集约型增长模式，应用新知识改善现有服务流程和服务产品，推动高水平服务业快速发展，发挥其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推动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二）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国家制度环境完备程度的影响，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国际（地区），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以充分发挥服务供给体系的作用，对制度环境完备性欠佳的新兴经济体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提升制度环境完备性，以期能够依靠服务供给体系的效率增长机制，为新兴经济体调整发展模式与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提供一条重要的路径。从顶层设计谋划提高市场自由化程度和政府治理质量以完善市场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经济主体研发的活力。

（三）服务供给体系效率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科技溢出机制、分工协调机制影响各国科技创新水平，其中技术溢出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资源配置机制和分工协作机制的积极作用未得到充分释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应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国内服务企业与国际高水平服务企业的创新资本交流，增强本土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对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而言，目前仍可以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现金技术，吸引跨国服务企业投资等方式促进技术溢出。同时，应提高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能力，有效地吸收知识溢出，解决可能存在的逆向技术扩散问题。

（四）各国科技创新表现出全局空间正相关特征以及局部集聚现象，服务效率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国家的科技创新不是完全独立的，或多或少地会吸收他国的科技溢出或技术溢出。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开放，实现互利共赢，有效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加强顶层和微观企业层面的沟通与合作，借鉴和推广科技创新经验。我国应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加强服务型企业、科技型企业的国际交流，在提升我国科技创新实力的同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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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fficienc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mong Countries

Hong Mingyong， Zheng Linan and Liu Linlong

（School of Economics，Yunnan University）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fficiency i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by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data of fifty-two countries at their national level from 1996 to 2015， makes use of the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service efficienc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ountries concerned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exertion of such an impact.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any improvement in the service efficiency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a certain country， which is duly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re. The more ideal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the more prominent the promotion role such efficiency will play. The promotional effect is mainly achieved in term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echnology spillov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addi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motion role varies with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which is demonstrated in its higher level in countries with more advanc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Service Efficienc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patial Relevance

責任编辑 郝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