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玮

丹邑名士杨治平于清末编纂完成的《丹噶尔厅志》是湟源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该书比较全面地概述了湟源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文化、风俗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因此在湟源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一部区区十万字的地方志似乎略显单薄，但正如当年任丹噶尔厅同知的张庭武所说，杨治平的《丹噶尔厅志》“虽未十分详备，然创始之难，虽史迁且不免，况其他乎？”这部已有百十年历史的《丹噶尔厅志》在今天仍有阅读的价值，尤其是书中记载的那些奇人轶事，其可读性和趣味性甚至不逊于《世说新语》和《聊斋志异》。

《丹噶尔厅志》说丹噶尔“尚武之精神，于宁郡七属，独树一帜”。可见丹城民众从古以来就具有尚武精神，有豪侠之风。清末，当西北回民大起义的战火烧到丹城时，丹噶尔民众积极创办团练、组织防御，在与起义军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同治壬戌科乡试的武举人张焕奎最早开始在丹噶尔办团练，当时身兼大南营团总和北四营团总之职。张焕奎逢战身先士卒，胆气过人，曾亲往宁夏贺兰山求请援兵，往返转战千里后安然归来。张焕奎的一个堂弟张映奎是咸丰辛酉科乡试的武举人，也擅长带兵。张映奎平日无事时“与兵勇游戏，不加约束”，一到逢阵临敌的时候就精神焕发、冲锋陷阵，手下的军士也是人人向前、毫不惜命。当时的人们都说张映奎带兵“有李广风”。尤为难得的是张焕奎、张映奎兄弟在战乱结束后都无心仕途，在家中安享天年。

当时丹噶尔流传着一则民谚“张王二公两只虎，三百奋勇把贼堵”。这里的“张”就是张焕奎，“王”则是指先锋营团总王重斗。王重斗在作战过程中指挥有方，屡建功勋。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八月，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公元1830-1882年）率众攻打丹噶尔哈拉库图城及兔尔干一带。王重斗率领丹城团勇在日月山下与白彦虎部短兵相接。一场激战，王重斗部不但击毙了白彦虎的儿子，还打伤了白彦虎的眼睛，重创白彦虎部。后来白彦虎率领余部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退到新疆，投靠了当时窃据新疆的阿古柏。左宗棠收复新疆时，阿古柏兵败自杀，走投无路的白彦虎流窜国外，最后死在俄罗斯。

丹噶尔的镇海协营设立于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当时驻有参将一员和千总、把总共三员，常驻守军350人，道光以后减少到200余名。镇海协营曾有一位名叫王崇生的勇丁，起初时并无过人之处，只是饭量超过常人。行军打仗的途中，王崇生总是替同伴背负行李、扛着军械，仍然可以“走及奔马”。等到宿营休息的时候，同伴们就把各自的干粮分一点给王崇生，大家就这样各取所需。在一次敌人突袭中，领兵的将领被敌军围困，情势十分紧迫，王崇生操起一把大刀“横冲入阵，所向披靡”，刀起刀落之间杀得敌兵纷纷逃散，被困将领得以脱险。从此军中咸称王崇生为“大刀王老虎”。被困将领大难不死，又惊又喜，于是赐给王崇生“肉十斤，面十斤”。正好王崇生这时候饿了，于是就当着将领的面烧火做饭，把十斤肉和十斤面一顿吃完。将领认为王崇生非等闲之辈，又赐给他酒食，王崇生照样吃喝，军中的其他人一个个都瞠目结舌。从此，王崇生在军中大为知名。在后来的一次作战中，王崇生一马当先，连番获胜之后继续奋勇追赶敌兵，却不料马失前蹄，“蹶仆于坎”，被调转枪头的敌兵趁机杀害。就在王崇生遇难的这一天，朝廷授予他守备官职的公文送到了军中。王崇生的弟弟王崇魁也随军作战，因兄长遇难而悲痛不已，没过多久也战死了。

杨治平编纂《丹噶尔厅志》时，横扫西北的回民大起义刚过去不久，许多经历过这场战乱的人还在世，因此他对这段历史的记叙详实且生动。书中写了一位叫傅义清的人，从小桀骜不驯，喜交朋友。后来回民起义的时候，傅义清仗着自己有些家财就聚集了一帮人，拉起了一支队伍。由于傅义清为人仗义疏财，所以这些人都拿他当朋友，这支队伍也“皆用命，自成劲旅”。还有一位张逢春，杨治平说他能“当数千贼于山头，贼近前辄死，锐不可当”。说张逢春能以一敌千虽然未免有夸张之嫌，但其骁勇由此可见一斑。张逢春后来在申中乡与起义军打仗时战死。书中还写了一个叫吴丙寅的神枪手。回民起义时，吴丙寅和妻子、儿子带着三杆鸟枪负责看守申中乡的一座碉楼。起义军进攻碉楼时，吴丙寅的妻子和儿子替他装弹药，他就轮番用三杆枪连续射击。吴丙寅枪法极精，弹无虚发，一天内打死了一百多个人。当时对方以为碉楼里至少有几十个枪手，万万想不到只有一个人。后来吴丙寅以打猎为生，枪法愈加纯熟，以至于“其目所见，无逸去者”。还有一个叫麻昌的人，“步行捷及奔马”，尤其擅长登山。一天，麻昌看见一个敌兵在山坡上准备点火向他射击。麻昌冲他喊道：“你的枪没用，今天你肯定被我活捉！”敌兵朝他开了一枪果然没有打中，还没等放第二枪的时候麻昌已经上山来站在面前了，于是这名敌兵就自刎而死。这名敌兵也是极有气节之人，宁可自刎也不愿被麻昌活捉。

当战火燃烧到家门口的时候，丹城的一些妇女也被逼拿起武器护卫自己的家园。当时申中乡有一位农妇“骑马挺矛，盛小灰一囊，逢贼顺风扬灰，贼迷目而逃”。这位智勇双全的农妇还一路紧追不舍，杀死了三名敌兵。由于这位农妇是个麻子脸，于是就被人们称为“麻赛虎”。“麻赛虎”不但自己身先士卒，还聚集了一帮身强体壮的农妇一起训练，上阵对敌，被称为“娘子军”，这在清末西北的乱局中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

《丹噶尔厅志》“仙释”一节还记载了一个叫椎髻子的道人。椎髻子早年在北极山出家学道，后来在出去游方的时候学了一些邪术，在几十根小木桩上贴上符，过一会儿每根木桩上都拴住了一个鬼。椎髻子的这些法术被斥为邪术后，他开始重新修习正道。一生修道的椎髻子后来在北极山羽化。当时有几个丹噶尔百姓出外去挖大黄，有一天突然看见椎髻子来让他们把帐篷搬到高处。由于丹噶尔百姓素来对椎髻子十分信服，所以这几个人想都没想就赶紧把帐篷搬到了山上。等到晚上，果然下起大雨，山沟里发了大水。这几个逃脱一劫的百姓回家后才知道，椎髻子早就已经去世了。据说椎髻子生前每天晚上都手持木鱼绕着北极山诵经。在他去世后的十余年中，人们还能听到他诵经的声音。

杨治平对鬼神之说持鄙视的态度。他在《丹噶尔厅志》“风俗”一节中对素来迷信的丹城民众毫不留情地批评道：“凡有创建庙宇及重新彩画之事，虽费至三四千金，无不慨施乐捐，踊跃输将，若劝令出资，奉行新政及有益地方之事，则必相率裹足而分厘不舍”。至于请僧道做法事、诵经等活动，杨治平直斥为“此等皆下流社会，无知识者之所为”。但在编纂《丹噶尔厅志》的时候，可能是限于当时方志的体例要求，仍然记载了一些本境内的神鬼传说。当时有一个回民起义首领叫尕五儿，据说擅长攻占碉堡，但是此人在攻打丹噶尔申中碉楼时被生擒。据尕五儿自己交代，当时正是他率众攻打碉楼的紧要关头，突然看见碉楼上站着一名红衣美女，正“持大镜而笑容相向”，于是尕五儿就神志昏迷，繼而被擒获。当时老百姓都传说这是庙沟村的“娘娘”显灵了。

杨治平一生留下了64种近200册著作，可惜几乎全部毁于1951年的火灾。现在能看到的除了一首七律诗外，只有《丹邑新志》和《丹噶尔厅志》两种，而《丹噶尔厅志》作为湟源第一部乡土志书，值得每一个热爱家乡的湟源人去认真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