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魁

砂罐里炖的四合汤（杂）

有句俗话说：生时给一条命，死时给一场病。事实是病魔时不时缠在人身上，轻则令人“不受活”，重则让人饱受痛苦直至绝望丢掉性命。这是缺医少药时代百姓面临的寻常遭遇，除了抱怨天爷，别无它法。

有一首“花儿”的唱词是：砂罐里炖的四合汤，治的是时气儿毛病;阿哥是世下的好儿郎，专治你尕妹的心病。四合汤是缺医少药时代青海城乡百姓家里专治阴凉（既现在的感冒）的民间土方。用料是葱头三个（带葱根），焦胡基一疙瘩（一般选用灶里土块），干姜三片，烧成半焦的大枣三枚，少许白矾，一疙瘩红糖。办法是依次把葱头、干姜、焦大枣放进砂罐炖开，把焦胡基、红糖放在碗里用炖开的沸水冲沏，再用火燎起泡的黄豆大白矾沏在碗里，趁热饮下，捂严被子潮汗，汗出透见效。第二句里的时气病，是泛指包括阴凉在内的因气候热冷变化引发的头疼发热的常见病。

如今，据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己经从解放初期的40岁上下，上升为67岁上下。这自然因为社会的发达进步，医药事业相随发达的结果。遗憾的是，社会也进入了老龄化阶段。将近十四亿的中国人，有2.44亿是老年人，这其中就包括笔者本人。每当从电视或网络上看到老年人为了追求长寿，或者为了惜命，不惜花费终生积蓄甚至上当受骗，也对那些所谓的延缓衰老的保健药品趋之若骛，便产生不少的感想。其中很顽固地停留在脑海中不肯隐退的，是小时候有关生病以及用民间土方治病的那些记忆，感觉对现如今人们在生老病死上的错误理解会有所启示，值得写出来与读者共勉。

笔者幼年得到的有关生病治病的启蒙教育，是奶奶的“羊毛疔”，发病时需要请医者来家里，把长在奶奶脊背上的“羊毛疔”挑出来。至于怎么挑，用什么器具挑，父母不让我们孩儿家亲眼目睹，免得我们害怕。但小时候的笔者在窗外听过奶奶挑疔时的呻唤，是十分吓人的。

此后那些年月，时不时看见自家大人，或院舍邻居，坐在院内台沿上的大太阳下，把一条胳膊从袖筒脱出来，甩动甩动，再由协助的人，把一条长布带从肘关节快速缠绕到手腕直至中指，目的是尽量多的把血液迫憋在手指上，再用繡花针在挨近指甲的地方戳出血来，再换另一条胳膊如法重复。民间把这种方法称为“截”，用意是医治“阴凉”既重感冒。

以笔者理解，此方法类似西方的放血治疗。操作时要求动作迅速，把放血的手指憋胀成紫色效果最佳，放出的血珠，往往是粘稠的黑红色。这种用“截”治疗重感冒的民间方法，在青海地区沿用了多少年不得而知，至少笔者在1990年以前，还用此法为妻子治疗过“阴凉”病，真能见效。以妻认为，自小这样治“阴凉”治惯了，不“截”一下，总是好不透。

这似乎应该说是心理起决定作用。尽管这时代市面上有品种繁多的感冒药出售。

说心理起决定作用，不妨再举一例。笔者在工厂有一挚友，英年早逝，其妻私下给我妻说，有男人时得了感冒好得快，如今总是好不透，其中大有深意。

以现在观念理解，这种“深意”就是眼下所说的心理干预。那时候的人们普遍质朴，认识无法上升到知识甚或哲学层面，把一切超常事理归结于天理良心。比如对季节更替气象突变引发的头疼脑热身困体乏，一律视为“时气”，说得了“时气病”，应对办法除了耐活，便是指靠民间日常惯用的土方自行医治，用得最普遍的莫过于“四合汤”。如果不见效，便指望那些能体现神灵意志的法师、古典、神娘娘做法事禳解，或请神弟子掐算打卦压煞驱鬼。笔者模糊记得小时候身上不适，被父母抱去城隍庙大殿“过”的情景。城隍庙城隍爷塑像前，左右分立两尊凶神恶煞，把病儿在这两尊叉腿威立的凶神恶煞腿裆下过一过，或者在挂在大殿廊檐下的大锺下过一过，就会好起来的。

笔者成人后追思，当年父母的这种行为，类似西方人的进教堂忏悔，用真诚求得神灵的宽恕，实际上是寻求一种有效的心理干预。

西方人只有成熟的大人进教堂为自己不检点的行为忏悔，以便求得上帝的理解宽恕，其实是求取自我的心理平衡。我国大人却多为子女求得上天保佑。其区别在于生存理念上有诸多差异。一代一代只把生存希翼寄托在后代身上，视后人为生存的核心意义，加上幼弱童年免疫力差，最容易被病害，故而在国人心目中，后人的平安，才是最可靠最长久的平安。

笔者小时候，时常听见或目睹大人们是如何为儿女期求平安的。即便在不生病的时候，也对儿女能否平安提心吊胆。比如走路不留心跌倒，入门出户被突然出现的猫狗惊吓，也会认为后人的灵魂受到了惊扰，甚至丢失，得及时采取挽救措施。“叫伴儿”就是其中最简便的办法。在儿女跌倒或受了惊吓的地方，一手揽定儿女，一手快速从地面向儿女身上招揽同时呼唤儿女乳名，在认为把惊失的灵魂招揽回儿女身上才肯罢休。

据《民俗与迷信》的著者江绍原先生介绍，类同“叫伴儿”禳解儿童受惊失魂的民间习俗，不仅青海独有，在沿海内地都盛行不悖。呼唤灵魂归窍的方法五花八门，要点却大同小异。为篇幅计，不再一一例举。

自然，笔者也曾目睹过法师设坛做法给儿童治病的情景。大约1951年前后，同院东房的小儿子生病，请先生抓脉吃汤药总不见效，只好请来法师设坛做法禳解。法师披挂着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衣帽，洞开房门，在堂屋地上发神，那疯魔的行止，很让全院住户的大人小孩们恐怖。尤其像笔者类的孩子们，出于好奇心想看个究竟，却又格外惧怕，生怕发神后疯魔的法师误把笔者当作妖孽斩杀。也担心法师发神的疯魔怪诞，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把病儿吓死。

那时候笔者7岁上下，对纷繁世事难明就里，却被法师发神施法治病的那种神秘气氛感染，有了些古怪的理解。成人后反复咀嚼这些往事，感觉其中必有堂奥。后来大量阅读杂书，才能从文化的层面上，对这些被目为“迷信”的行为有了深入了解。

法师设坛施法治病，其实质也是另一种方式的心理干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邓敏义先生，在《辰州符》一书的序文中说过：“人的生命实际上是由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组合而成。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载体。精神世界是物质世界的升华。它们相互依存，各有所司。物质世界（肉体）常常要受精神世界（意识）的支配。因此，许多癌症病人在尚未知晓病情时表现良好，一旦知哓就一蹶不振。”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也在他的《略论中国心理学（二）》中记载过这样一个实例：余少时在乡间，曾见画辰州符者，为一农民治腿病。彼在檐下壁上画出病腿形状，持刀划破，鲜血从壁上淋漓直流，后乃知血从肿腿者身上来，污血流尽，腿肿亦消，所病霍然而愈。腿上血如何从壁上流出，此诚一奇。然实有其事，则必有其理，惟其理为人所不知，却不得谓之是邪术。

此类“实有其事，则必有其理”的现象，在笔者小时候的那个时代，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小儿整夜哭闹，写几张“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事例十分普遍。以眼下的医生解释，小儿夜不安眠，十有八九因为缺钙。可那个时代医学欠发达，人们能指望的惟有迷信，也即寻求心理宽慰。

在我国民间，寻求这种心理宽慰不但要就事论事，还会预先设想和预防。办法很多，民间流行的寄名、借名、甚至偷名，还包括撞姓， 其用意都是保障孩子能平安成长。除此，还有给孩子带平安符的习俗。现代著名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江绍原先生，在他的专著《民俗与迷信》一书中举例说：用一块黄布，上用朱红写敕令，下并写“我名石和尚，各叫自承当，早早回家转，平安去上方”四句。普遍挂在十六岁以下儿童的肩上……投机者借此发财，多买黄布写好，在街发售，慈悲者买回，博施济众。这种现象在青海汉民聚居地也很普遍，区别是缝在儿童肩头保平安的符是红色小布包。

自然，针对小儿头疼脑热的不适，家长们都有自家的应对办法。笔者清晰记得小时候得了“风时”病（即现在的荨麻疹），父亲及时研墨，分前后左右顺序，往笔者肉体上书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大字，让身上出来的“风时”自行消失。当时以为是迷信发生效用。成人后读了这方面的杂书，才明白墨是有医疗作用的，尤其是古墨的医疔价值更高。我国著名杂学家唐鲁逊先生，在其专著《故国情》中这样写道：清宫藏墨甚多，所制万应锭墨古老，金泊厚，当然药效比起市面药铺卖的要高明多了。当年大栅栏京都同仁堂的万应锭，粒大如绿豆，也掺有古墨……御药房制品颗粒大小确如老鼠屎（故京城民间称万应锭为耗子屎）。外裹金泊特厚。古墨性凉，金泊化痰，南人北来每每托京里人代为搜罗一两瓶带回珍藏，遇有小儿惊风抽搐，方敢服用。传多服冷精，可能不孕。

依此可肯定，是父亲写在笔者肉体上的墨汁中的某种成分，退了“风时”病毒。

对此，周作人先生却另有见解。早在1896年，周作人的父亲生病去世前，也曾用墨汁治过吐血之症。周作人在其《知堂回忆录》中写了这么一段：根据旧传的学说，陈墨可以止血，于是赶紧在墨海里研起墨来，倒在茶盅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满脸漆黑……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医者意也”的学说。是极有诗意的，取其墨色可盖住红色之意，不过与实际毫无用处，结果与“水肿”的服用“败鼓皮丸”一样，从他生病的时候起，便已注定要为那唯心的哲学所牺牲的了。

可见，民间的很多治病愿望和方法，都发之周作人所说的“唯心的哲学”。笔者认为其根源还在于社会落后缺医少药。比如在西宁地区，除传统的中医药之外，别无就医门路。虽然从1934年起，西宁有了一座公教医院，可人们对传教洋人给人治病的动机和目的，有着很深的疑虑。笔者小时候常聽大人们传说，洋人把儿童骗入教堂后取心挖眼配制洋药，令民众对公教医院存有疑惧戒心。以笔者眼下的理解，是那个时代的执政当局，对外来先进文化持否定排斥态度，想方设法阻扰民众接受新生事物。事实上是民众一旦认清事实真相，还是乐意承认和接受这些新生事物和外来先进文化的。笔者小时候得过一场病，连续数天高烧不退，到了抽搐的程度。父母亲起头以为要出花儿（民间对麻症的俗称），用民间土方芫荽梅种子熬汤催促发散解烧，却不见效。适巧房东儿子从西藏拉萨回宁探亲，见状，给了几片进口西药盘尼西林，只服用两次，便退了笔者的高烧很快痊愈。据此事例，至少笔者的家人对西医西药有了好感。

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其著作《人类的故事》里说过这样几句话：许多曾经被视为“上帝的旨意”而无法治好的疾病，现在已被证明，事实上只是我们的无知与疏忽造成的。每一个现代儿童都知道，只要喝清洁的水就能避免感染伤寒。但那是医生们历经多年努力之后才说服人们接受的简单事实。

《西宁城中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登载了我省文史学者程起骏先生的《城南旧事》一文。其中第六段的小题是：巫术、巫婆、眼见鬼、洋修女治好了我的眼疾。详尽记叙了旧社会因缺医少药迷信盛行，以及程起骏小时候患了眼疾，先用民间土方医治不果，不得已去公教医院，接受洋修女的医治并痊愈的情景。从另一角度和层面，证实了新兴医学的重要性。

笔者这一代人，直到上世纪50年代，也即新中国成立后，才对新兴医学的先进性有了初部了解和接受。最突出的是全社会有组织地为学龄前儿童与学龄儿童接种牛豆疫苗。虽然当时的父母们还对牛痘疫苗的来龙去脉知之甚少，但从社会上的宣传和重视程度看得出来，此事有关儿童的健康成长。既然是为了人类下一代的生命安全，哪一个家长不积极跟进。尽管心存疑惧，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说服怕打针的儿女接种疫苗。像笔者一样的学龄儿童，都是在老师的关照下接种了疫苗。心神慌恐地把脱出袖筒的胳膊支给穿白大褂的医生或护士，心惊肉跳地让医生或护士用针尖在大臂外侧划个十字。多数学生扭头不敢看自己的胳膊是如何被针尖划出个十字破口。此后几天由家长操心着不要让破口感染。虽然有一两天的低烧反应，但不影响接种后的学生上学或玩耍。结果是神奇的，全世界因此杜绝了天花病毒。此后的岁月里，很多疫苗问世，并给儿童成长带来了福音，比如麻疹疫苗，比如狂犬病疫苗……被巫术巫医长期蒙蔽的人心，终于在先进医药学的普及推广的光照下明朗起来。

令笔者深有感触的，小时候时常看到的麻子、豁儿（即兔唇），现如今都绝迹了。麻子的绝迹归功于牛豆疫苗。豁儿的杜绝，就应该归功于孕期护理保养和胎教。笔者小时候常听大人们戏说：怀了娃娃不能吃兔肉，不然生下孩子准定是豁儿。上世纪70年代，笔者认识了湟中县土门关乡贾尔藏村的民间画匠。据这位姓喇的画匠说，村里有个戏台，每逢年节要唱戏娱神。1958年破除迷信，上头禁止唱戏，戏台没人管理日渐破败。而村里新生的婴儿多是豁儿。村民们集体恐慌，请人打卦寻求根源，说是戏台一侧的墙体倒塌出一个豁口，得及时修补整齐。据说从此生养婴孩再没出现豁儿。这似乎又是钱穆先生所说的“然实有其事，则必有其理，惟其理为人所不知，却不得谓之是邪术。”的道理。

以笔者用现代观念理解，是心理暗示的结果。孕妇生怕自己也生出个兔唇儿女，日思夜惧，心理就会产生这种误导暗示。新中国成立后，新兴医药学快速普及，孕妇们在孕期得到正确的孕期护理和心理诱导，生下的孩儿一个比一个聪明健康，不再给“豁儿”任何的生存可能，“豁儿”绝迹自在情理之中。

下一代的平安健康成长，有了这诸多的社会保障，一茬又一茬聪明伶俐漂亮的“小鲜肉”们，即将成为支撑社会大厦的栋梁之材。因时代更迭而被淘汰出局的老一辈人，又被如何能够安度晚年，并尽可能长寿的问题深深地困扰。如果是缺医少药的旧时代，老朽的人们容易接受自生自灭的生存现实。可新时代丰衣足食的生活，实在是太诱惑人了，行将就木的人，挣扎着多活几年也在情理之中。但因此就认为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会被彻底颠覆， 显然是进入了一个认知误区。

君不见多少退休后的老人们，为了快活地在世上多待几年甚或十几年，无时无刻不在为如何保健花费着心思和钱财。这不但为退休后无所事事的老年群体树立了新的期冀和奢求，也让那些无时无刻不妄想着天上掉馅饼的群体，有了不少的可趁之机。这些年广播电视中，几乎每天都有老年人为了保健而上当受骗的报道。可几乎是所有的老年人，都为能够长寿而心存侥幸和妄念，根本不去在乎媒体婆婆妈妈式的劝导提醒，更不去在意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以为多吃些保健品，便能返老还童再度青春。这每每让同是老年人的笔者，在广泛理解的同时，深为人类的老不觉悟感到悲哀。于是有了详尽说说笔者本人在这方面的亲身体验并从中找到的心得。

近几年，笔者在网络微信里不少于一百次看到过所谓的保健长寿秘诀。虽然表述的方式不同，角度各异，而且都用很煽情的标题吸引眼球，但其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告诉你饮食上该如何如何，起居上该如何如何，睡眠上该如何如何，待人接物该如何如何，甚至在性生活上如何如何，说的实在有点天花乱坠。但并没触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的肉躯与灵魂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间的关系。除了重复别人的说道，没有一点独到新鲜的认识见解。每当见到这样的网络信息，笔者除了觉得可笑，就会暗自得意。因为笔者从中年开始，就这样做了，不是只做一个方面，而是几乎都做到了。也就是说，被眼下很多老年人以为发现了新大陆，惊讶和吹捧这些养生宝典的作用，也一定暗自后悔知道得太迟了。当今，笔者却已经很自觉地坚持了几十年了。比如喝绿茶，笔者从1968年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工作就开始了，只喝龙井茶到现在。睡午觉也从那时候坚持到现在，到了雷打不动的程度。至于不能轻视早饭，每天坚持以步代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以及重视友情看轻财富等等做人的行为准则，笔者都自觉地奉行了几十年。而且是自然而然的奉行，不存在任何功利目的。笔者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一切都得益于笔者在读书阅世中，从古今典籍及生活实践中，及时吸收了可供自己践行的有效方法，并对生活的诸多先知先觉。

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中医医史文献学家之一的范行准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医学史略》中有這样几句话：……同时又配合宇宙形象，阴阳消长，四时代谢之事，说明了人体与一切生物一样，都要经过发生、发展、衰老、死亡和在经过中由于内在的与外来的因素而发生的障碍（疾病）。这些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说得最为明白。

范行准先生还在这本著作中提到：所谓“上工救其萌芽”也。其次《内经》中也发展了病传的病理说，如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范行准先生这些提法的核心是：尊重人的生物性及早预防。

如果说范行准先生的：尊重人的生物性及早预防是谈到了前瞻性，那么曲黎敏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其专著《生命沉思录》中，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她在这本专著中是这样说的：有些东西注定是无法颠覆的，比如衰老和死亡……其实，对于生命而言，医生能管的只是部分，而非全部。比如因“业障”而病，归因果、修行管，所以医生也每每感叹徒劳和无奈;命境，由天管，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死于疾病。

以笔者见解，这些有关生命和疾病的专业性很强的真知灼见，一般的人不但先要领会到，更得要觉悟到，才能对自已的生活生命起到有效的导航作用。

近日在微信圈里见到这样一条信息：费斯汀格法则。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有一个很出名的判断：生活中的百分之十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百分之九十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换言之，生活中有百分之十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却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这实实在在说出了生活中的一个本质法则。费斯汀格为这个出名的判断举了这么一个实例：一个丈夫早上洗脸把贵重手表放在洗盆边上，妻子担心表被水浸拿到饭桌上，儿子到饭桌取面包，不留心把表弄到地上摔坏了，丈夫因此责打孩子，还责怪妻子，妻子不服气，说是怕水把表打湿，丈夫说表有防水功能，二人于是猛烈斗起嘴来。丈夫生气不吃早饭去单位上班，发现因心烦意乱把公文包忘在家里，回家取公文包，才记起家门钥匙在公文包内，打电话要妻快速回家开门，妻回家路上因心烦意乱撞倒人家水果摊，被摊主纠缠要妻赔偿损失，丈夫等妻回来取了公文包上班迟到30分，被上司训斥并扣工资百分之三十，妻子也因早退扣除当月全勤奖，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原本有望夺冠，因心情不好发挥不佳，第一局便被淘汰了。

这个事例中，手表摔坏是其中的百分之十，后面一系列事情就是另外的百分之九十。由于丈夫、妻子、儿子没能很好地掌控那百分之九十，一味地抱怨，产生负能量，才导致后面闹心的一天。

在现实生活中，常听人抱怨：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每天总有一些倒霉的事缠着我，怎么就不能让我消停一下，有个好心情呢，谁能帮帮我？

其实能帮助自已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已。

希望应该及早觉悟，却至今还没觉悟的老人们，能够尽早觉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