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中国古代的俸禄制度，明朝的薄俸制最具争议。朱元璋推行薄俸制的初衷，跟他的出身有关，他对以往欺压自己的官员们非常痛恨，认为治理贪腐必须削减官员工资。

明代思想家顾炎武，拿明朝的官员薪水跟唐朝做对比，发现明朝的薪资是唐朝的十分之二到十分之三，而像这种低薪，养家糊口都有些困难。而在明朝，出现过因为清廉而生活窘困的官员。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有一些历史时期，还曾经实行过无俸制。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

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很多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什么，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亦即所谓“生口”。

比如拓跋珪天兴二年，“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头……班赐从臣各有差”。

泰常八年四月，南攻刘宋后还军至晋阳，因为掠夺之物甚丰，所以“班赐从官，王公以下逮于厮贱，无不沾给”。这就有点不稳定，打了胜仗，上上下下都收获颇丰，打了败仗就可想而知了。

一打胜仗，就有大量子女玉帛可分，这种山大王式的生活听起来当然很爽。但是也有问题，一个是赏赐不时，没有规律，二是分配严重不均，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

这些官员生活当然就会遇到困难。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 “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貧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这不是高允的个别情况，《中国俸禄制度史》中说：“当时平城汉族文官因没有固定俸禄，又不能得到赏赐，以致衣食不足者，当不在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

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来的时候单马执鞭，离任的时候从车百辆，百姓登山怒骂相送。这当然是坏官。相比之下，所谓好官也不过是手法比较“文明”而已。

文成帝时，崔宽任陕城镇将，因为国家不给俸禄，所以也不乏聚敛，但是聚敛之后，善于抚慰，且地方治理尚算有方，所以居然被称为“能政”，则北魏其他地方吏治可想而知。

地方官员的贪腐给王朝治理带来很多问题，他们过度剥削压榨百姓，侵夺民产，导致地方残破、民不聊生，甚至无力上交国税。还有的地方民众逃亡，土匪横行，商旅不通，国家当然深受其害。

所以北魏前期，皇帝们经常下诏，痛斥各地官员的贪污不法。比如太武帝太延三年诏书说：“内外群官及牧守令长，不能忧勤所司，纠察非法，废公滞私，更相隐置，浊货为官，政存苟且。”

除此之外，为了增加收入，官员与大商人勾结，通过经商牟取厚利。北魏前期虽然商业并不发达，但是官员经商之风却很盛。如上文所说，崔宽任陕城镇将，一方面剥削百姓，另一方面，因为贩卖漆蜡竹木之类的东西，由此所获不少。

官员经商，当然主要是利用手中职权，与富商大贾相勾结，垄断市场，强买强卖，谋取暴利。比如文成帝和平二年诏称，有的官员做生意，获十倍利润。这哪是生意，简直是抢劫。所以官员们在分润自肥的同时，却导致地方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