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锐

“心 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101年，66岁的苏轼在从儋州（今属海南）放还中原途中，写下了这首《自题金山画像》，此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个多月了。当他“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时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的仕宦人生，将在起起伏伏、不断交流与贬谪中度过。

后人用“8341”来概括苏轼的宦游人生，“8”是指苏轼先后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8州太守。3，即其先后短暂担任吏部、兵部、礼部尚书，任期最长才九个月。4，即其人生重大转折乌台诗案后，他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1，是指曾擔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

“苏东坡从政40年，在地方做官33年，被贬谪10年，异地交流的幅度和频率古代少见。”四川眉山东坡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著名作家刘小川告诉记者。苏轼常年异地为官，在20多年的外放和被贬中，他都能在自身处于困境的情况下做出一番功绩，这更显难得。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以超强适应能力应对考验与贬谪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原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交流提拔为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升官。当苏轼从杭州坐马车，两千里路颠簸两个月，到达密州后才发现，形势严峻超出想象。

当时的密州百姓困苦，出门所见，尽是桑麻遍野，荒山连绵。苏轼甫一到任，就遇上大旱与蝗灾，庄稼歉收、盗贼遍地、民间纠纷不断……他这密州的一把手也住木屋草房、一贫如洗，境遇与在“天堂”杭州有天壤之别。

电视剧《苏东坡》中，苏东坡与王朝云辗转多地，生死相依。

苏轼虽称密州是“备员偏州”，但他并未因来到小地方而不满，而是“勤于吏职”，亲自下田灭蝗抗灾。同时写奏议状请求朝廷豁免秋税。一年后，灾情得到控制。

不管是前期外放“八知名郡”，还是后期连遭断崖式降级，苏轼一直面临异地为官的多重考验。

古代道路崎岖，好几次除夕夜他仍奔波在路上。最让他痛苦的，莫过于1084年离开黄州去汝州赴任途中，小儿夭折，路费花光，只能在江苏常州暂住。

还有辗转各地面临的自然、气候考验。早在初出茅庐任凤翔府签判（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之初，他曾作诗形容当地：“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贬官惠州期间，爱妾王朝云因不适应岭南气候染病去世。晚年，六十多岁的东坡流放儋州，夏天潮湿冬天雾重，这更是中原人眼中的“十去九不还”之地。

生活上的拮据，也让苏轼操心。被贬黄州后，他先住在破庙里，随着一家老小到来，搬到了一处废弃驿站。又贬儋州，他一度被政敌赶出了官舍，过起“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

更严重的，还有异地为官的无序调动。他往往是刚刚适应一地的环境就被调走。晚年遭贬时，先贬到英州知州，不久被降一级，还未到任又贬到惠州……

不过，苏轼总以超强的适应能力坦然以对。南宋陆游记载了一个故事，苏轼被贬到岭南，曾与弟弟苏辙相遇。在一家面店，苏辙看着粗陋的面条，实在难以下咽，就放下筷子叹气。可没想到，苏轼几口吃完还挺开心，笑着对弟弟说：“你难道还要慢慢咀嚼吗？”

主动融入当地、适应环境变化，苏轼在颠沛流离中炼就了“王者”的生存技能。早在知密州时家里人多，生活穷困，他就以知州之尊，与通判刘庭式到城边荒废的菜园中挖野菜吃。他在《超然台记》中自述，在密州战胜了蝗灾，脸上更圆润了，有些白头发也变黑了。他砍下荒树，来修补家里破败的地方，活脱脱一个“高级木工”。

刘小川介绍，苏轼从小适应能力强。入仕后每到一地，都努力学当地方言，与群众对话。早在其仕途第一站担任凤翔府判官时，尽管有不适应，他仍跑遍了十个县的每个县衙、每个村落，深入基层了解民风民情。此后多年仍坚持如此。

当官时为民，幽闭时“修仙”。贬谪黄州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打击，在随时有人监视的困顿中，他边读书，边与官员、士人、农民、渔民等唱和、出游，并将做红烧肉的过程写成诗：“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正因着超强的学习能力与旷达的心胸，苏轼对他任职和流放过的地方，常不乏偏爱。知杭州，他赋诗“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即便是旁人看来凶多吉少的儋州，他也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就在苏东坡去世那一年，放还中原途中，有人看到六十六岁的他尽管面呈土色、鬓发尽脱，却仍然披蓑戴笠、脚蹬木屐、背负酒瓢在田间且走且歌。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定格。

“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开官场与民间新风

“诸位大人，黄河缺口，水注徐州，我决定从东南戏马台起至城墙这一带筑一长堤防洪，由大家分段负责。此事不得有误！” 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徐州太守府议事厅内，到任不久的苏轼，向当地全体官员命令道。徐州抗洪，正是他官场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洪之初，城内百姓人心惶惶，已决定与徐州共存亡的苏轼，招数是自己带头。他来到城门口坐镇指挥，对打算出城避难的豪强权贵进行规劝，要其参与筑堤、加厚城墙，违者杀无赦;后来干脆搬到城墙上居住;又到禁军营地，冒险要求禁军参加抗洪，获得全力配合。

水挡住了，如何绝后患？他又与人研究泄洪办法，决定从上游挖开一个缺口，让洪水流入黄河故道。苏轼抗洪受到宋神宗嘉奖，皇帝资助他加固大堤，后此堤被称为苏堤。

事实上，古代推行异地为官，客观上亦有抑制本地豪强、减少腐败的作用，部分来自发达地区的主官带来了先进理念，有利于促进当地发展。苏轼正是其中代表。

他敢于理旧账，推翻前任的“政绩工程”。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知扬州。此时，时任扬州通判晁补元正筹备10万枝芍药花办“万花会”，这是前任太守蔡京搞的，衙役恶吏趁机敲诈搜刮，“民大病之”。苏东坡到任后，听闻民间有疾苦，叫停了一系列烧钱的面子工程。

徐州黄楼是苏轼治水成功后所建。

蔡京听说万花会被苏轼废了，十分不满。但苏轼霸气侧漏，他下了条规定，今后无论谁来当太守，一律不许搞万花会，官员不可以乐害民。苏轼知扬州半年，官场风气立变。

后期的苏轼尽管是戴罪之身，但他仍心系百姓，将过去的从政经验传授给当地太守。他被贬黄州时，民间有“溺婴”恶俗，许多婴儿特别是女孩生下来就被放到水盆里淹死。苏轼就借鉴在密州的做法，建议鄂州太守朱寿昌立法禁止溺嬰，并在黄州成立慈善机构“育儿会”。

东坡晚年贬居惠州时，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急需造新桥，就发起修筑“两桥一堤”。建桥时，他如同在当年徐州抗洪时，每天与建筑民工为伍。他还写信给广州太守王古，介绍他在杭州办医院的经验，建议他照办。

1097年，苏轼从惠州被贬至儋州。4年间，他寄居佛寺，开坛布道，培养了海南第一名举人姜唐佐，第一名进士符确。他当年在海南所说的家乡四川口音，也在儋州流传下来，成为独具一格方言——东坡话。

按理说，有的人升官了才愿意多勤政理政挣表现，被贬谪了就破罐子破摔庸庸碌碌，苏轼偏偏在贬谪多的情况下，做出了无数惠民的功绩，更显其性情与品德的高尚。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于磨砺中树起文官之榜样

“古代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将年轻官员放到异乡历练培养，将有助于其更好成长。”在刘小川看来，苏轼的每一步调动和起伏，都与当时的政局与皇帝的态度息息相关。

刘小川讲了一个故事，青年苏轼在地方做官几年后，“苏粉”宋英宗打算破格提拔他为翰林院学士、知制诰，但宰相韩琦反对，他认为像苏轼这样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的才俊，还应该在政务上多历练，今后才能服众，宋英宗表示赞同。

那时，苏轼的“后援团”阵容非常强大。正因为朝廷的栽培，苏轼在深厚的理论功底之外，又学到了许多政务技能，成为了一名封建榜样文官，由南到北，又由北到南，颇有惠政。

后来，随着当权者更迭、党争激烈、朝廷腐败加剧，调动与贬谪成为了皇帝和权臣打击报复的工具。苏轼被贬惠州后，其政敌宰相章惇看到他写的诗句“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妒从中来，一句话又将他贬到更偏远的儋州。

甚至当时，苏轼及苏辙分别被贬儋州、雷州，据传也是因为章惇觉得这两地地名和苏家兄弟的字（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相近。这背后，则是刚年及弱冠的宋哲宗的支持。

与此同时，苏轼为官时的一些好主张，也在其走后被废弃。苏轼离开杭州十年后，吕惠卿守杭州，不光将苏轼的政策废了，连百姓为苏轼建的生祠都给毁掉。再后来，首办“万花会”的蔡京担任宰相，在苏轼去世后将其列为“奸党”……一切磨难和诋毁，反而让苏轼声誉大振！

不断迁徙、听“天”由命的不止是苏轼。有宋一朝，地方官员尽管要求三年一任，但实际任期普遍较短，据学者统计，在苏轼经历的最后一任皇帝宋徽宗时，任期不足1年的知州知府高达66.7%。地方官不断更替，造成官员不熟悉情况，靠吏来理政。地方迎来送往之风繁盛，又加重了腐败，加速了王朝灭亡。

对此，苏轼看得很通透。迫害他的李定、章惇等，最终都因主政者更迭失势遭贬，客死他乡。而苏轼始终坚持自我。也因为此，他在不断迁徙的仕宦生涯中获得了更多的文化养分，如雷贯耳的文名，使当权者忌惮，在某种程度上又保护了他“不合时宜”的一生。这何尝不是失意中的幸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