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生 李期

摘 要：高校是教育扶贫的重要生力军。高校之所以把扶智赋能作为扶贫的根本目标取向，是因为教育亏欠导致困难群体能力贫困、就业半径收窄、精神自我设限及贫困代际传递，也制约着现代农业及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培育。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高校已经摸索出“扶业”“扶智”模式、强师帮教双助模式、培才“扶医”送健康模式、“学历+技能双提升”模式及全口径赋能帮扶模式等行之有效、特点各异的帮扶模式。但也存在认识不到位、行为短期化;校地沟通衔接不顺畅，资源整合利用程度低;帮扶缺抓手、培训内容方法不够接地气等问题。要使高校扶贫提质增效，充分彰显大学服务社会功能，应一体谋划，统合系统内资源;着力打好产业帮扶科技牌、立体培训组合拳;拓展“互联网+”帮扶链;把教研课题带到地头田间;充分发挥政府在校、地、企之间的穿针引线作用。

关键词：高校扶贫;教育亏欠;扶智赋能;帮扶模式

前 言

脱贫攻坚，是中央意志、国家战略、政府行为和全社会的责任，教育战线更是责无旁贷。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教育扶贫一直是自上而下推动，全系统参与。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各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2016年12月16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这两个文件就教育扶贫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适应范围、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组织领导等重大问题予以阐释规范，明确提出教育扶贫的任务是：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及建档立卡等贫困人口为重点，采取超常规政策措施，精准瞄准教育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坚决打赢教育扶贫攻坚战。文件对高校扶贫提出的总体要求是，提高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体包括提高片区高等教育质量，加大高等学校招生倾斜力度，开展高等学校定点扶贫工作等三个方面，重点显然是在定点扶贫这一方面。文件明确要求高校要发挥自身在人才、科技、智力、信息扶贫等诸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央部（委）属高校主要参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定点扶贫工作，省属高校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统一安排参加本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定点扶贫工作。

根据这一精神，教育部率先垂范，组织了44所直属高校承担中央定点扶贫任务。1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11家直属单位共同承担滇西边境片区专项扶贫任务。部属高校凭借自身资源优势，积极作为，帮扶工作卓有成效，近半数被帮扶地区已经脱贫摘帽，为地方高校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效应。

“五个一批”是国家脱貧攻坚总体战略，通过“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包含了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学校层级类型不同，教育扶贫的目标任务也不相同。基础教育主要帮助解决“人人有学上”问题，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主要解决“个个有技能”问题。其中，职业教育应是全日制在校生的学历教育与在职农民的技能培训两兼顾，高等学校则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提升为目标，帮助他们以一技之长养家糊口，脱贫致富。2020年全部脱贫摘帽后，国家减贫的任务依然艰巨，消除了绝对贫困，将要直面量大面宽的相对贫困。届时，农村减贫将由“扶贫”转为“防贫”，由“速决战”转为“持久战”。“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责任”，高校依然重任在身，因此，研究高校扶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以高校定点结对帮扶为观察视域，以扶智赋能为靶向内核，集中探讨高校扶贫的帮扶模式、困难障碍以及提质增效的有效途径等。

一、扶智赋能：高校扶贫的目标取向

“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1]225。教育亏欠导致贫困人口从思维到能力的系统性贫困，这是其长期处于贫困窘境的内在根源。

（一）能力贫困限制就业范围

贫困有多种类型如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心理贫困等。造成贫困的因素也很多，而能力贫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贫穷，贫困的概念中含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核心”，那就是缺乏获得某种基本物质生存机会的“可行能力”。衡量贫困的标准应该是个人福祉的高低，而不是收入的多寡。个人的福祉是以能力为保障的， “贫困必须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这是识别贫困的通行标准”[1]85。其理论落脚点，就在于试图通过提升个人的能力来改善境遇消除贫困。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三位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中，《贫穷的本质》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夫妇得出的结论是：穷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天生愚蠢、生性懒惰，而是因为缺少信息渠道，缺少正确整合提炼有用信息的能力[2]。总之，能力的缺乏才是真正的贫困陷阱。

能力贫困会引发连锁反应：社会流动半径缩小，择业范围受限，较高技术含量、较丰劳动报酬、较好工作环境条件的岗位因为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当简单的耕作技术、单一的粮食种植无法使其摆脱贫困境地的时候，进城务工会成为大多数农民的选择。但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给就业市场的影响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骤减，技术密集型企业用工增加，缺乏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找工作越来越难。2019年碧桂园集团宣称将加快人工智能与建筑机器人的深度融合，用机器人代替建筑工人[3]。事实上，在此之前，碧桂园即已着手进入机器人产业，计划在全国开1 000家机器人餐厅，由机器人下单、端菜、炒菜、做饭，并着手培养AI干部、工人和相关人才[4]。碧桂园的大手笔对于农民工来说却是个坏消息。如果农民工的技术无长进，他们必将会在更多领域失去就业的机会。

（二）精神贫困导致自我设限

能力贫困传导至精神层面，会使人产生严重的心理自卑与精神惰怠，而怯懦、悲观、消极、自暴自弃、畏惧挑战等不良情绪长期萦绕，会使人对未来生活产生强烈的无助感和无望感，从而放大困难的程度，动摇和瓦解改变生存困境的意志。实力是自信的资本。“人穷志短”实则缘于“技穷志短”。贫困者的自我设限，使其难以挣脱贫困的惯性思维，从而形成一种从思维到行为的恶性循环。

2.依托“科技小院”平台精准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在其定点帮扶的国家级贫困县镇康县建立了“木场乡科技小院”，实现了科学家与农民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以自身农业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通过选派教师和研究生常年驻村，精准对接当地特色产业，实施技术定点服务，从而使该乡的支柱产业“脱胎换骨”。探索多元化农民科技培训方式，为培养当地“永久牌”农村科技人才積累了经验[14]。

3.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打造包装外销土特农产品，以特色产业、品牌产品帮助农民增收致富，这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成功做法。他们组织了10个学院9支专家服务团队，在结对帮扶贵州麻江县10个村建立了11个科技示范基地，梳理出在全县很有影响的11个特色产业精心打造，辐射服务全县农业生产100万亩，劳动综合增效超过1个亿[15]。

总之，紧扣“农”字做文章，扶业、扶智、扶助新型职业农民成长，涉农院校扶贫找到了最适切的用武之地。

（二）师范类院校的“强师帮教双助”模式

教育比经济更落后，教育问题比经济问题更突出，教师的能力贫困比学生的知识贫困更棘手，这是贫困地区的共有特征。“扶贫必先扶智，扶智必先强师。”这是师范院校扶贫的基本共识与行动理念。北京师范大学基于“扶在根上、扶在志上、扶在当下、扶在长远”的理念，采取了三大扶智项目，即针对帮扶地区中小幼教师学历提升的“筑梦人计划”项目、教师业务能力可持续提升项目以及“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收到显效[16]。西北师范大学在被帮扶地挂牌成立“推普脱贫实验基地”，旨在让贫困地区孩子学说标准普通话，为未来广阔丰富的人生铺路搭桥。选派优秀大学生顶岗支教，置换当地教师来校本部培训，扶的也是本[17]。这两所高校的做法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为结对帮扶的贫困地区大学生实施学费减免、生活费补贴，提供勤工助学岗位、自主创业机会，并主动与社会用人单位联系，为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优先推荐就业岗位;通过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扶贫支教“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方式，为贫困地区中小学生捐赠图书、学习用品、文体器材，并进行音乐、体育、美术、英语、书法等学习辅导，也是师范院校帮教的常见做法。

（三）医学院校的“培才扶医”送健康模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组团式帮扶贵州台江县人民医院，八项举措几乎涵盖了医学院校扶贫的所有主要内容，即捆绑帮扶、资源下沉、理念输入、流程再造、基因导入、设备更新、技术引进与推广、业务培训与人才培养[18]。将医疗健康与教育扶贫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为医学类院校闯出了一条新路子。有的医学院校帮助贫困地区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通过有效帮扶指导，显著提升各成员医院综合服务能力（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国药科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湖北医药学院等中医中药类院校，根据各帮扶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充分发掘中药材资源，大力发展康养产业，从中药材的科学种植、深细加工、品牌打造、包装外销、技术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指导帮扶，把中药材产业打造成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主导产业。

（四）职业院校的“学历+技能双提升”模式

实用技能培训与帮扶，是高等职业院校的拿手戏。其做法主要有三：（1）开办职业农民学历教育。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从2016年开始至今，已招收富平、杨凌、眉县等地百余名农民、数十名村干部实施农民全日制学历教育，培养计划、培养目标、教师教材、上课方式、考试办法等，都实行据需特别定制，尤其是授课方式采取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教学与农闲时间相结合等举措，保证学员学得好、用得上。他们还在关中、陕南、陕北9县1区建立农民职业培训学院，确保三大区域农民都能在家门口学到并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培训中，他们根据县域产业实际和群众意愿，着重围绕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设施农业、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经营管理等方面，确定专题，设置科目，制定培训计划。苹果、核桃、樱桃、魔芋、蔬菜、养蜂、中草药、家禽家畜养殖等产业全都进入培训课堂，累计培训农民超过2万人。作为全国首批、陕西首所示范性高职院校，杨凌职业学院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破常规、闯新路，在全国率先让职业农民（村干部）上大学。其示范基地+科研项目+特色产业“三位一体”扶贫扶技模式，成为同类院校的范本[19]。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依托福建省“万名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项目”，将学院办成全省唯一一所新型职业农民水产养殖技术专业大专学历教育承办院校，打的也是教育扶技脱贫牌[2]。（2）地方“点菜”，职业院校“端菜”。校地紧密合作，开展特色项目的精准培训，这是许多职业院校的通用做法。（3）职院帮职校的“湖南模式”。以强带弱，以大帮小，职业院校之间全面结对帮扶。以职业院校助农能力的提升，提高帮扶农民的质量，湖南为此开了先河[21]。

（五）综合类大学的“全口经赋能帮扶”模式

综合大学及非综合的地方普通高校，数量大、层次类型多、分布范围广，帮困的方式路径各有特色、各显优长。共性特点主要有四：把赋能培训放在第一位;智库参谋献计支招;扬己所长补彼之短;综合施策，凸显重点。“大创扶贫”“消费扶贫”“志愿者扶贫”“互联网+”扶贫等方式方法一起上，把高校自身的教育、科技、人才等优势充分发掘利用，将结对帮扶地区的困难需求转化为教研课题，把干部、教师和学生下乡进村入户扶贫支教活动视为增长才干、发现课题、体察民情、认识社会的重要路径，输出的是学识才智正能量，收获的是阅历觉悟成就感。高校扶贫，异军突起，业绩不菲。扶贫帮困也为高校履行服务社会职能辟了新路，为产学研教融合搭建了新的平台。

三、提质增效：高校扶贫的对策建议

目前高校扶贫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校地信息沟通工作衔接不顺畅;技能培训内容、方法不够接地气，培训效果欠佳;涉农院校长袖善舞，理工医类院校科技帮扶游刃有余，以文科见长的院校产业扶贫力不从心。从总体看，各高校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同在一地帮扶，却各管一摊，各自为战，互不搭界，难免重复投入，资源浪费，这在支教活动及各类培训中尤为突出。（2）高校擅长的帮扶方式是人才培养、技能培训，或将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为用工企业“订单式”培训最受欢迎。目前，高校-被帮扶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城市用工企业或劳务用工市场之间存在“三缺一”现象，缺的是用工市场这一块，三方信息不连通，培训行为趋于盲目。（3）高校扶贫，靠教育培训扶智、扶志、扶技;靠现代科技扶农、强农、富农。贫困地区有需求，高等学校有资源，需要政府从中谋划引导并牵手，但目前政府工作还不到位。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影响到了高校扶贫的整体效益和质量。因此，今后高校扶贫工作应以以下几个方面为抓手：

（一）系统内一体谋划，统合资源

在一省之内，根据扶贫对象、帮扶内容等目标任务要求，高校行政主管部门应对辖区内高教扶贫资源进行大类整合，以一点对多点，尽可能集中调配资源，提高帮扶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比如，农村电商平台开发建设，可依托最擅长的一家或几家高校，组成高校电商帮扶合作团队，做到规划设计、筹资建设、人员培训，线上线下農产品营销宣传等统一行动，既可节省校地资源，又有利于集中向外推送一个地区独具特色的农副产品，省时、高效、划算。这一思路同样适应于对贫困地区各类人员的培训。各地高校可根据需要组建松散的培训联盟，以统一协调受训对象、施训师资、培训内容科目及授课计划，分片巡回定点授课，从而改变目前心急出乱拳、各自为战的高耗低效局面。

（二）着力打好立体培训组合拳

教育培训一定不能搞“大水漫灌，更不能乱撒胡椒面”。目标群体应相对集中，可聚集于四个群体和两个板块，即致富能人或带头人、基层干部、青壮年劳动者、女性群体;贫困地区教育和卫生两大板块的从业人员（即农村中小幼教师和医护人员）。整合师资力量，按大类、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实施培训，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益。培训能人、村干部，旨在培育和壮大乡村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相伴随，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乡村各类精英外流、缺失，这对乡村的有效治理及减贫脱贫带来很大冲击。教育扶贫实践要特别注意这一现状，并在新生人力资源培养、新乡村精英培育方面贡献力量。培训能人，可收“以一带十”之效。青壮年劳动力的技能培训，量大面宽，始终是培训必须关注的重点群体。无论是现代农业技术，还是入城转岗就业实用技能培训，都需要高校培训资源的适当统筹，高效利用。国内外的研究反复证明，女性受教育程度影响到家庭几代人的生活状貌，要特别关注对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女性的教育帮扶，这方面高校可以有所作为。对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的技能培训亦是如此。一所高校力量有限，高校可结成帮困联盟，各扬其长，力量互补，便可收到组合出拳之效。总之，高校扶贫技能培训是优势，潜力巨大，完全可以有效发挥其帮扶作用。

（三）产业帮扶应主打科技牌

产业扶贫，是所有扶贫项目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选项。产业扶贫，关键在于精准定位，选准具有开发价值和带动效应的龙头产业项目。如人无我有的特色产业、人有我优的优势产业，或品质虽好但缺乏包装、藏在深山人不知而未来开发潜力大的项目等。高校可利用自身的科技、人才、学科专业资源优势，为其注入现代科技元素，并进行品牌设计、外宣形象包装，进而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向外推送，也是合乎高校身份的一种有效帮扶模式。南京农业大学结对帮扶黔东南州麻江县，产业帮扶上做了两方面努力：一是为当地传统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把“蓝莓麻江”“红蒜之乡”“锌硒米之乡”这些当地特有的“招牌”“名片”擦亮，拉动脱贫发展“引擎”。二是品牌叠加，拓展新兴产业链以增收增效。“夏同龢状元故里”是麻江的文脉，是麻江的人文特色品牌。南京农业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菊花种质资源基因库。学校抓住这两个品牌的结合点，策划了“状元故里百花香”项目，带来了就业与增收双收益。“黄教授进麻江”，引进的肉品加工品牌，解决了当地畜禽出栏量大、商品率高，却有优势无品牌、有品质无销路难题，靠引进的技术与品牌，将初级产品提升为具有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22]。若进一步协助将规划设计的食品加工企业、标准化屠宰生产线和鸡鸭生产基地建成，将会使1 500多畜禽养殖户从中受益。南京农大的帮扶经验值得借鉴。

（四）积极推广“互联网+”消费扶贫

“互联网+”消费扶贫目前主要指搭建并利用电商平台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推销农产品。各地进展不一，可做的事情还很多，空间也很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发挥电子信息特色学科和智能人才优势，瞄准定点帮扶的蒲城县西甜瓜产业，由师生共同研发了“农掌门”惠农服务平台，将学校双创项目与果园精准对接，凭借“互联网+现代农业”科技精准扶贫模式，打通了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与推广的“最后一公里”，将蒲城县酥梨、西甜瓜、椽头馍、土鸡蛋、香菇酱等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2018年线上线下销售累计超过500万元，帮助1 300个贫困户顺利脱贫[19]。消费扶贫起步晚，推广快，立竿见影，广受欢迎。高校是一个独特庞大稳定的消费群体，仅学生食堂的食品消费一项，需求量巨大，非一般机关单位可比。只需把好食品质量关、安全关、运输关，这项工作有望长期坚持下去，让受助地区农民直接从中获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产供销合作关系，确立消费扶贫的长效保障机制。

（五）把研究课题带到田间地头

“三农”问题研究始终是多学科、多领域面对的重大课题。农村城镇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涉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要落地结果，需要理论务虚，需要众多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人口学、健康医学等学科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到农村去，到田间地头去，找课题、解疑惑、寻答案。

（六）发挥政府在校、地、企之间的“穿针引线”作用

要使高校扶贫提质增效，不能仅靠高校一头热，还需要被帮扶地组织与民众积极配合，需要企业主动担责。在这几者之间，政府的沟通协调、畅通信息、牵线搭桥作用不可或缺，并且要做得更实更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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