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年　谭晓春　肖昊

[摘要]文章阐述了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知识融合和决策支持系统，并在基于企业跨界举办高职院校，整合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研究多个视角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指导性情境框架，即基于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模式，主要包括智能和同构融合模式，推断、关联、配置和共享融合模式，自适融合模式。该模式包含了支持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过程，并以高职院校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为例进行了知识融合模式的具体分析。

[关键词]知识融合模式;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系统

[作者简介]李国年（1975- ），男，湖南攸县人，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校长，教授，博士;谭晓春（1981- ），女，广西梧州人，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925）肖昊（1952- ），男，湖北云梦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0）10-0084-08

制造业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大国之间的工业竞争，必然伴随着制造业现代化和智能化的竞争，最终归结为现代高级工匠或技术技能型高级人才的竞争，即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各制造业大国的政府、制造业界和高等职业教育界，正在寻找促进培养高质量现代高级工匠的途径，以获取制造业发展的优势。巩固和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基础，被当作高等职业教育成功的标志。因此，制造業强国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强调通过跨领域实践来培养现代高级工匠。德国由企业跨界举办职业教育的做法，一直为许多制造业大国赞赏和模仿。1964年，德国在教育文件中首次使用“双元制”一词，这不仅标志着德国职业教育“双元制”的诞生，也标志着德国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迈出了制度化的坚实步伐。随后，企业办学制度化在澳大利亚、韩国、瑞士和丹麦等国相继推开。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的研究有三种研究路向。一是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的产学研合作研究。例如，1966年，美国学者Lincoln发表了《高校产业合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一文，具有开产学研合作研究先河的意义;1995年，美国的Etzkowitz和荷兰的Leydesdorff发表了《三螺旋—高校—产业—政府关系：基于知识的经济发展实验室》一文，提出了高校、产业、政府“三螺旋”国家创新理论。二是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的德国高等职业教育“双元制”的借鉴性和移植性研究。例如，2019年，Smith发表的《学徒和“未来工作”：我们准备好了吗？》一文，运用澳大利亚经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系统的数据，分析了企业、工会、雇主高层机构等利益攸关方对学徒制系统和流程的调整; 2019年，Bonoli和Wilson发表的《让公司加入进来：德国、瑞士和丹麦的双重学徒制度的包容性》一文，对德国、瑞士和丹麦的双元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的包容性进行了研究;2019年，Smith等人发表了《澳大利亚的雇主培训：当前的做法和关切问题》一文，探讨了澳大利亚的雇主培训政策或规则、做法和未来。三是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的知识融合研究。例如，2008年，Heffner和Sharif发表了《知识融合在组织技术创新中的应用》一文;2012年，Kumaraswamy和Chitale发表了《协同知识共享策略促进组织学习》一文。三种研究路向都表明，没有高效的知识融合，任何组织都无法通过整合相关专家的关键知识、技术和能力，完成科学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工作。

本文把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知识融合，建构了知识融合过程和模式的情境框架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并以高职院校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为例进行了知识融合模式的具体分析。

一、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知识融合和决策支持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成绩斐然，但是我国各界对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及其决策支持仍然存在理论和实践知识融合质量不高的问题。

所谓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是指高等职业教育通过跨领域培养现代高级工匠、跨领域承担利益相关者责任、跨领域举办高职院校和跨领域出台职业教育政策或规则等方式和路径实现自身发展。这使得政府、企业、高职院校等多种主体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利益相关者，需要跨领域承担专业技能利益相关者责任。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或规则，涉及的不只是单一领域，而是跨领域的。基于此，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是以企业跨领域参与举办高职院校为制度基础的，是以跨领域出台职业教育政策或规则为战略决策的。

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决策支持超越了高等职业教育决策者，对高等职业教育界内发展进行控制和管理所涉及的产业、法律、政策或规则以及文化的界限，使得决策者难以识别和运用那些真正体现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所需的知识，从而要求通过知识融合为其决策提供支持。

随着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现代高级工匠培养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日益显现，而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系统分析和解决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问题，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知识作为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成果，是系统化的信息，其来自不同语境下的知识源，并在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情境框架中得到解释。这个框架是分析一定社会背景下参与决策的各个主体之间、主体与决策对象之间，围绕某一情境所进行知识融合的认识基础。本文所讲的知识融合，不仅指个人知识的融合，也包括组织知识的融合，如对现代高级工匠跨界培养的共同信念和信仰的集成，就是一种组织知识的融合。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旨在通过获取和利用相关知识做出科学和有效的决策。因此，知识融合在高职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

1.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20世纪80年代，Lenat等人开展了以增进知识的人工智能方法为重点的研究，提出了知识共享、知识正确性、知识一致性、知识效率、知识质量等问题，使知识融合成为信息科学、知识管理、决策支持等诸多方法研究的热点。所谓知识融合是指将信息有效转化为知识，并通过知识分析、集成和推理来提高情境认知的一种技术。决策支持中的知识融合，是对某项决策所需的不同类型知识进行一种高质量的集成。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主要是围绕跨领域培养现代高级工匠、跨领域承担专业技能利益相关者责任、跨领域举办高职院校和跨领域出台职业教育政策或规则等方式和路径的决策，进行一种高质量的信息或知识集成。这种知识集成反映了上述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概念定义，其重要效应在于解决了决策者在某项决策上存在的相互冲突的思想，消解了次要因素和负面干扰的阻力，引起了企业举办高职院校的组织环境和组织结构特征的变化。要产生这样的效应，就要把分析的焦点放在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过程及其结果上。

Smirnov等人认为，决策支持系统中知识融合的基础是基于支持决策的情境认知系统的开发和利用，而情境认知则是指决策支持系统和环境资源部门关于周围环境的最新知识及其运行的理解。基于Smirnov等人提出的情境认知决策支持知识融合过程分析模型，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过程可以概括为七个主要环节，如表1所示。

环节1为多源异构知识的智能融合，其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发现新知识对象。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决策支持，需要对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数据、影像、音频、文本资料等成分进行处理。这些成分具有显著的多源异构特征，从采集、处理到应用都需要通过多源异构知识的智能集成来发现对决策支持可能产生影响的新知识对象。

环节2为多源知识类型的同构融合。这是把智能融合获得的可能对决策支持产生影响的新知识对象，按来源类别进行同构集成，从而形成参与完成某项决策支持的新知识类型。

环节3为多源知识的推断融合。这是根据决策项目所需的知识，从隐性的多源知识中推断出显性知识，创建出对某项决策有支持作用的新知识。

环节4是在推断融合的基础上，把所创建的新知识与支持某个决策项目相关的知识联系起来，创建它们之间的新关系。

环节5为新知识对象的配置融合。这是在关联融合的基础上，把对决策支持发挥作用的新知识源配置到相应的决策项目上，形成新知识对象的新功能。

环节6为决策者之间的共享融合。这是通过决策者之间围绕某项决策所进行的互动来实现知识共享，以提高新知识运用的新能力。

环节7为决策者与多源知识的自适融合。这是把对某项决策的支持作为决策者适应多源知识融合的具体对象，决策者围绕这一对象开展对多源新知识的运用，明确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在七个环节中，前两个环节为知识发现环节，后五个环节为知识转化环节，即将隐性知识转化成可视知识、新动能、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识发现是知识转化的前提，知识转化又是知识发现的目的。在知识融合过程中，知识发现可以从多源知识类型的同构融合开始。从环节1到环节5，都以多源知识融合的数据库为基础;从环节6到环节7，则以决策者和知识工作者的知识为基础。所以，Smirnov和Levashova把知识融合模式类型分为知识库储存知识融合模式、知识工作者知识融合模式、知识工作者知识与知识库储存知识之间的融合模式。

2.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决策支持系统。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决策支持，不是来自一个知识源的支持，而是来自多个知识源及其知识融合的支持，从而构成一个支持系统。所谓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系统，是指为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服务，解决多源异构知识集成问题的知识管理系统。企业是法人，依法拥有经营和办学自主权，而企业内部单位，包括其举办的高职院校及其他内部单位，都是相对独立的初始知识源。

以企业举办高职院校为例，其决策支持所需的知识来自这些相对独立的初始知识源。如图1和图2所示，企业举办高职院校决策的支持系统，可以从知识源上理解为企业参与举办高职院校的决策支持系统的初始知识源（PKS）和目标知识源（TKS），两个知识源拥有相同的内部单位。这些内部单位主要包括承担跨领域专业技能利益相关者责任的企业的知识源内部单位（KW），参与举办高职院校的企业数据库存的知识源内部单位（KP），高职院校跨领域培养现代高级工匠的知识源内部单位（K1），高职院校自主配置资源的知识源内部单位（K2），高职院校出台政策或规则的知识源内部单位（K3），高职院校承担专业技能利益相关者责任的知识源内部单位（K4）。

在PKS中，高职院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且知识融合所支持决策的对象尚未确定。因此，KP是通过KW与K4发生联系，进而与K1、K2和K3发生联系，其不直接与高职院校任何一个知识源内部单位发生联系;KW属于高职院校的高决策层，其不直接与K1、K2和K3发生联系;K2相对K1属于更高层次的知识源内部单位，其通过K3和K4与K1发生联系。

在TKS中，知识融合支持决策的新对象确定为跨领域培养现代高级工匠的决策即K1，且目标知识源来自相对应的初始知识源，要提高这一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必须发挥多源异构知识融合的整合效应。一是实现KP与K1之间多源异构知识的智能融合（环节1），以發现支持决策的新知识对象;二是实现K2与K1之间多源知识的推断融合（环节3），即从跨领域法人办学的隐性知识源推断出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所需的显性新知识;三是实现K3与K1之间新知识源的配置融合（环节5），形成作为新政策或规则的新知识对象的新功能;四是实现KW与K1之间决策者与多源新知识的对象性融合（环节7），形成解决实践教学方式优化问题的方法。

二、基于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模式

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过程要以跨领域培养现代高级工匠为中心环节，而跨领域培养现代高级工匠则要以实践教学为关键路径。要抓住这一关键路径，主要在于实践教学方式的创新，而实践教学方式的创新则需要科学有效的决策及其支持。

1.智能和同构融合模式。多源异构知识的智能融合和多源知识类型的同构融合都是从KP中发现新知识，而与KP有直接联系的是KW。因此，这两种知识融合模式要解决KP与K1之间的知识融合问题，即要解决从KP与K1之间知识源的融合中发现新知识的问题，以便为实践教学方式创新的决策支持提供新知识。这是以KP、K1和KW所组成的内部结构为知识来源的，KW是KP与K1之间知识融合的间接知识源，KP与K1之间的知识融合主要是通过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概念、属性、网域和实例等融合来实现的。

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概念融合，是对知识融合内部结构中有关实践教学方式的概念做出新的概括。实践教学方式的概念是对实践教学方式的理论概括，是一种理性抽象的认识，内含概念定义者对认知意识的自我表达。因此，通过对实践教学方式概念不同定义的分享和融合来认识和揭示该模式的本质，可以为实践教学方式创新的决策支持提供最基本的思维建构单位。

在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中，要深入认识实践教学方式的本质，必须认识其共有属性和特有属性，并在二者之间实现属性融合。例如，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主体性，师生互动或导学互动的互动性，用语言来表达和对现实进行意义建构的建构性，以具体教学内容和任务为情景和语境的情境性，以一定教学目标为指向的功效性，对一定教学目标实现程度的可评价性，都是实践教学方式与其他教学模式的共有属性;而实践性则是实践教学方式区别于其他教学模式的特有属性，也是实践教学方式的本质特征之一。因此，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属性融合，就是通过揭示和加强实践性与其他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来支持如何加强这种内在联系的决策。

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网域融合，是通过创建和加入企业局域网，将创新实践教学方式的有关问题和解决方案放在企业局域网上，促使企业及其举办的高职院校所有员工共同创新实践教学方式的新知识，从而为相应的决策提供支持。

在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过程中，可以收集到许多相关改革或创新实例。每一个实践教学方式的改革或创新实例，都是以某种理论和专业或课程为依据的，都是实践教学规律在每个方面的具体体现。因此，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实例融合，可以从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和改革的实例模仿开始，在模仿中结合自身实际做出创新决策。

总之，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智能和同构融合模式，无论是从概念融合和属性融合上看，还是从网域融合和实例融合上看，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践教学方式创新的知识库，这一决策为校外企业库存知识源内部单位即KP的重组和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推断、关联、配置和共享融合模式。推断融合和关联融合都是以多源知识从隐性向显性的转化为特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通过多源推断、共发聚变推断、历史推断、单源推断等方式来实现这种转化，后者则是通过多源知识之间的关联来实现这种转化，二者融合的结果都是创建知识。知识是用语言或言语来表达的，但知识不能代替技能和智力，而语言也不足以描述一个人的智力。因此，配置融合和共享融合都是将创建的新知识转化为决策支持的新功能和新能力。知识转化是上述四种知识融合模式的共同特点，而知识、技能和智力的历史融合则表现为代际转移。

这四种知识融合模式主要解决KW与K1之间的直接融合，即实现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从隐性知识向可表达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再向可规范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最终向可视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从而为相应的决策提供支持。

Heffner 和 Sharif认为，隐性知识主要包括直觉知识、感性知识、推断知识和日常知识;可表达知识主要包括概念化知识、语境化知识、精细化知识和睿智化知识;可规范知识主要包括归类知识、系统知识、同步知识和正式知识;可视知识主要包括数据知识、文本知识、音响知识和图像知识。他们把从隐性知识向可视知识的转化分为从隐性到显性、从内部到外部、从外部到显现、从有型到可视四种认识过程，并把这种转化组织过程理解为隐性知识的社会化、内在化、外在化和可视化四个过程，为我们分析推断、关联、配置和共享融合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在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KW与K1之间的知识融合过程中，隐性知识是“尚未体现的知识”，受思维的“主导逻辑”所支配。所以，隐性知识的功能是语言逻辑功能，其运用能力是语言逻辑功能的推断能力，在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上表现为想象力对实践教学方式新隐性知识的理解。这是一种预见实践教学方式未来走向的能力，是一种设想实践教学资源新配置的能力，为培养高质量现代高级工匠指明了新路向，对于维持实践教学的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实践教学的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而数据库储存的信息有可能没有及时随这种变化而更新，从而导致部分知识不真实，形成经验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使知识的转化带有不确定性。因此，对于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隐性知识而言，其转化既要求基于数据库存储信息的真实性鉴别，又要求基于决策者之间相互信任和自愿地分享知识的互动。最成功的知识转化，是建立在决策者之间达成共识甚至形成共同信念或信仰的基础上的。

随着隐性知识向可视知识的转化，知识转化相应的功能和运用能力也会随之形成和提高。这表明，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在从隐性知识向可视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过程中，是以KW与KP、KW与K4、K4与K1之间已有的直接联系和知识融合为基础的。所以，KP作为KW的知识来源，K4作为 KW和K1的知识来源，它們作为KW与K1之间知识融合之外的隐性知识，同KW与K1之间融合而成的隐性知识一起进入转化过程，即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推断、关联、配置和共享融合模式，是由KP、K4、KW和K1所组成的KW与K1之间知识融合的内部结构。这里所讲的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隐性知识，是指对实践教学方式及其创新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的知识，要对实践教学方式及其创新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必须把这种感性认识阶段上升为理性认识阶段和运用感性认识和理性知识阶段。

这种上升的第一阶段，是从隐性知识向可表达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即运用概念化、语境化、精细化和睿智化等方法，把实践教学方式及其创新决策支持的隐性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转化成可用言语表达的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可用言语表达的知识还不是可用书面言语表达的知识，还需要向可规范知识和可视知识进行转化，才能成为书面言语知识。

实现这种上升的第二阶段，是运用归类化、系统化、同步化和正式化等方法，把实践教学方式及其创新决策支持的可用言语表达的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转化成可规范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这是通过规范或定义将不同的多源异构信息片段组合在一个公共的融合空间，以便达到预期的融合结果。

实现这种上升的第三阶段，是运用数据化、文本化、音响化和图像化等方法，把实践教学方式及其创新决策支持的可规范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转化成可视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Heffner和 Sharif认为，在跨界实践中掌握专业技术和技能，是人们运用“整体呈现”“动手训练”和“学徒训练”等学习手段，实现知识转移和转化的有效方式。因此，此阶段集中体现了在实践过程中跨界培养高质量现代高级工匠这一特征。

总之，在推断、关联、配置和共享融合模式中，实现从隐性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向可表达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再向可规范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最后向可视知识及其功能和运用能力的转化，主要指向实践教学知识、技能与资源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新知识，主要表现为实践技术软件、实践内容软件、实践流程软件和实践组织软件，而知识融合对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的支持，就在于为创建这四类软件提供良好的制度和规则环境。

3.自适融合模式。决策者与多源新知识之间的自适融合，最终结果是确立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这就表明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过程进入知识转化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已经实现了KP与K1之间、KW与K1之间的知识融合。在两次融合过程对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所产生的支持中，知识只是一种潜在的支持。因此，必须通过高职院校跨领域结构中各知识源的整合，将其转化为实践教学方式创新的具体规定及其实践运用，这是学校内部各知识源单位之间知识融合的一种自适应过程。由此可见，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自适融合模式，可以理解为高职院校各知识源内部单位为适应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需要而进行的知识融合。

这种自适融合模式的内部结构是由企业举办的高职院校内部各知识源内部单位，即K4、K2、K3和K1所组成的。高职院校是一个法人单位，拥有办学自主权，对所属企业而言是相对独立的实体。跨领域法人办学知识源内部单位K2，在制定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目标之前，企业法人必须尊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自主权，其作为跨领域法人办学知识源内部单位，与跨领域法人办学知识源内部单位K4直接发生联系，并通过K4对跨领域人才培养知识源内部单位K1产生间接影响。因此，K2不是K1的直接知识源，但其是跨领域政策或规则知识源内部单位K3的直接知识源，而K4则是K1、K3的直接知识源。

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K3与 K1之间的知识融合，是在KP与K1之间知识融合、KW与K1之间知识融合的基础上，找到学生有效掌握实践知识、技能所必需的实践教学项目及其有效执行的政策或规则导向，就是为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提供支持的K3与 K1之间知识融合的目标。

政策或规则所表达的信息是一组推断的信息，即表達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强制的和什么是禁止的一组信息，也就是表达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组信息，而不表达世界是什么样的。高职院校安排生产劳动课时的规则，表达的是学生生产技能的形成应该是怎样的。针对“学生的生产技能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这句话，表达的是在理想状态下不应该是什么，即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不应该没有生产劳动课。这表明，政策或规则在“是”和“应该”之间建构了联系，因此有必要将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自适融合与专家评价结合起来。

K2与K1之间的知识融合，是在KP与K1之间知识融合、KW与K1之间知识融合的基础上，找到企业间接调控学生有效掌握实践知识、技能的手段，即找到对实践教学方式创新成效进行评估的手段，这种手段体现了对实践教学创新性、竞争性、吸引性和反响性的评价。

当然，这种自适融合模式必须支持实践教学方式创新成本最小化和创新收益最大化及其解决方案;支持参与实践教学方式创新的教师、学生、组织和评价等管理决定;支持实践教学方式创新的多因素制约性、认知复杂性，以及权、责、利关系等方面做出的重大决定。

三、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决策支持的情境框架，其中包括了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过程。该框架整合了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各种研究，以企业举办高等职业院校为基础，以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知识融合为例，结合知识融合从隐性形式向显性形式的转变，对实践教学方式创新决策支持的几种知识融合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这样有助于理解高等职业教育跨界发展决策支持的多源异构知识融合路径和方法，进一步找出知识融合过程与决策支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定各种知识融合模式对不同决策项目支持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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