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

全世界刚刚度过了一个艰难的4月，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个月继续肆虐。4月中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万。疫情带来的全球冲击已经显现出巨大的威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月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3%。但在4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这一数据调整为负增长3%。这份报告还预测，这一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将会是1929年全球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打击与此前任何一次危机都不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是需求端出现问题，传递到供应端，从而使经济活动停摆。这一次的疫情危机从需求端和供应端同时产生影响。因为防疫需要隔离，经济活动瞬间被按下暂停键，消费被限制在基本层面，供应端因产业链停摆而取消大量订单，缺少现金流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失业率上升。

传统的救市策略在本次危机中可能没有发挥预料中的作用。美联储依靠无限制的宽松救急，暂时稳定了金融市场，但付出了美元信用和高额债务为代价。其余各个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已经到了宽松极限，缺乏进一步扩张空间。财政政策上美国以2.3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为主，其余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刺激计划，有可能总额超过G20的5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承诺。但如果全球疫情不到拐点，被打断的全球产业链无法恢复，所谓刺激计划，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延缓经济崩溃的最后时刻到来而已。

“防疫”还是“保经济”，现在是全球面临的两难。“防疫”是经济恢复发展的前提。非常时刻，必然需要雷霆手段，控制住疫情，这才可能为“刺激经济”提供前提。在这方面，中国在过去几个月的做法应该得到全世界的理解和尊重。这期間，中国以严防死守挡住了疫情的传播，但付出了第一季度经济增速负增长6.8%的代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季度负增长。在疫情控制住之后，相关刺激经济的政策才不断推出。政策配套上分为短期和长期。短期政策以配合复工，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运转为主，以减税和定向信贷宽松增加流动性，扶持中小企业；长期政策则是启动了的新刺激政策，加大对“新基建”领域的投资，以此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可持续发展带来新动力。

中国的政策不一定能够完全复制，其效果也有待评估。例如，“严防死守”的做法在很多国家因制度不同很难做到；“新基建”投资，也因为对资金和技术要求甚高而不能全盘照搬。但是各个国家应该将“防疫”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在保障民生上采纳更多新政策。只有在防疫取得了一定效果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经济重启。在任何一个环节，“人”都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