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玉飞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光辉愈加闪亮，高效的国家构建与有效的市场培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道路。强大高效的国家系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育、成熟发展的创造者与守护者，中国国家系统凭借独立的国家自主性、坚定的国家意志、超强的国家能力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监管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系统与市场系统的有机结合，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协调一致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即是高效的国家能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体制，守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有效的市场培育孕育高效运转、健康发展的市场经济，开启中国经济的奇迹。国家构建与市场培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艰辛实践与独特道路。

[关键词]国家建构;国家能力;市场培育;创造市场

[中图分类号]P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111-07

一、中国高效的国家构建

国家构建是“在强化现有国家制度的同时新建一批国家政府制度”。[1]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构建是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的重要命题，失败的国家构建已经成为诸多全球问题的根源。高效的国家构建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实的政治基础与国家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与守护者。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最早从秦朝就开启了国家构建的进程，具备通过统一的中央政府与文官系统管理国家的悠久历史传统;也是因为中国政府凭借独特的政党制度与科层系统锻造了高效有力的国家能力。中国通过独立的国家自主性、坚定的国家意志、优异的国家能力建构了社會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监管力量。

（一）高效的国家构建

1.独立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独立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是指国家超越各种利益群体的牵制、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系统地表达与推进自己的目标。埃文思（Peter Evans）在其代表作《回归国家》一书中就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者，国家具有自主性、独立意志以及行动能力。由于国家所代表的利益超然性及行为主体性，国家可以摆脱来自国内国际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依据自身国情实际与长期战略规划，依靠强大的国家系统实现独立自主地表达及完成自身意志与目标的现实能力，独立的国家自主性所代表的便是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以及制定具有长期规划的战略部署。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经验便是凭借独立的国家自主性进行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渐进式改革的思路是先易后难，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的本质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渐进式改革将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以经济的稳定发展支持改革进程，扩大改革的社会收益。渐进式改革同时也是一种普惠制改革，最大限度地汇集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各方利益群体获益于改革。这既是中国依靠独立的国家自主性自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也是中国吸取苏联以及东欧剧变的教训所采取的正确改革道路，基于“华盛顿共识”所指导的苏联与东欧的激进式改革最终都导致了国家政权的覆灭。

2.坚定的国家意志。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近现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也是近现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两大历史任务统一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伊始便以坚定的国家意志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不仅完成了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还成功地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技术基础与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便是这一坚定的国家意志的贯彻与延伸。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新中国70年坚定的国家意志凝聚为一条：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便是实现民众的富裕、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中国政府以国强民富的重商主义、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生产主义以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借助于国家力量与行政系统贯彻坚定的国家意志推进生产发展、经济建设，从顶层设计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监管力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与守护者。

3.优异的国家能力 。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2]20世纪80年代回归国家学派试图突破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聚焦社会经济制度变量而忽视国家作为独立行动角色的理论局限，《将国家找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重新建立了“以国家为中心”（state-centered）的研究范式。回归国家学派通过对于东亚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考察，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成功作为民族国家实行赶超主义战略及强力干预经济的结果，国内产业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工具。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国家能力体现为国家自主制定并实施政策与执法能力，国家政策的执行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关键。格林德尔（Merilee Grindle）通过比较分析方法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差异，以政治能力、行政能力、制度能力、技术能力四层维度衡量国家能力的强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依靠自身国家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挑战冲突又迫使国家体系的转型与国家能力的提升，国家能力通过与市场经济的动态博弈不断自我改进完善，保持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平衡状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国家能力的稳步提升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中国凭借优异的国家能力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体制，监管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与表达民众利益，为社会利益诉求和冲突解决提供有效而合法的渠道。中国政府通过发展主义凝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自治与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保障，依托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地汇集民众意愿、反映民生表达、整合利益追求，实现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

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受人欺辱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一个民族只有自强，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毫不动摇的国家决心，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所始终坚定贯彻的国家意志。从历届中央政府到全国各地的每一级地方政府，始终将发展作为所有工作的重心，始终将经济发展作为所有政府事务的头等任务。正是这种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中心的坚定不移的国家意志，中国政府最大限度地汇聚了全体人民的发展意愿，将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战略目标，通过庞大的国家系统与广泛的基层行政网络坚定地贯彻执行这一意志。

同时中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基层民主自治，以代议制民主形式最广泛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政议政，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民主集中制还是一种有效的公共决策过程，中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涵盖最广大人民、最多人口数量、最大规模的民主代议制度与决策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实效性;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汇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共识、利益追求，通过党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利益追求的协调整合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通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最大社会共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自治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保障，依托民主集中制原则汇集民众意愿、反映民生表达、整合利益追求、有效治理社会，维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政治环境，实现国家政权的长期稳定与国家政策的连贯实行。

制度能力：制度能力是国家运用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游戏规则去规制经济和政治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改革旧有政治体制，创建顶层政治制度，展现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高超掌控能力与规制能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改革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是中国共产党优异政党能力的伟大理论创造与制度创新，也是中国政府强大制度能力的发挥与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发扬了市场经济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所逐步做出的重大制度突破。中国中央政府也巧妙地利用政治博弈，凭借分税制与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实现了有效规制与激励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作为中国政府制度能力的重要体现，成功地通过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发展的考核、地方行政长官工作绩效的考核，有力地促使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参与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完成考核目标。经济学家张五常将激励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视为中国的经济优势，《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也认为没有什么因素可以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

行政能力：行政能力是国家行使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基本行政职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福利水平，充分履行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我国的国家行政能力通过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展现。

招商引资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地方政府广泛采用的重要政策。招商引资源于中国因开放政策所成立的开发区，早期主要集中在大量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早期东部沿海开发区的招商引资所引起的示范效应（地方经济总量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与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地方官员升迁比例增加）引起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重视，随后中国各级政府成立了大量的开发区并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模式主要有三种：①政策招商，通过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②产业招商，根据本地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产业政策有选择地吸引外资;③服务招商，通过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优良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者。各地政府对于招商引资的竞争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建设地方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出台优惠政策，通过吸引资本和技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兼顾行政权威与市场需求的招商引资模式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技术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完善地方基础设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正向发展循环。

技术能力：技术能力是国家塑造和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掌握更加深化，塑造管理宏观经济政策的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宏观调控的水平大幅提高。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工具间接调控宏观经济，辅之行政手段直接调控微观经济主体，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并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对国民收入进行更加注重公平的再分配;国家运用货币功能适度配置资本资源，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制订合适的国际收支政策，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制订诸如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精准产业政策，以及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等，促进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与长远发展。

五年计划是我国管理宏观经济国家能力的凝聚体现。五年计划是关于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国民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五年计划既体现了中国国家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状况、宏观经济发展、社会运行状态的感知能力与监控水平;又为国家保护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做出规划、指导与支持，因此五年计划是国家综合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创造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守护

（一）市场的诞生

创造市场：市场经济可以创造一切，但无法自行创造市场本身。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发生史发现：自然产生、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依靠价格信号自发调节、引导资源自由配置的自由市场是闻所未闻的，如果让市场自身自由演化，那自由市场将永远不会形成。实际上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所建立的自由市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国家所创造的;国家对于市场的管制与经济的干预是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所以国家管制与自由市场是一起成长的。波兰尼指出当时欧洲看似实行自由贸易的棉纺织业也是在国家对于国内的棉纺织业实行貿易壁垒、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逐步建立起来的，甚至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3]145即使是欧洲国家为寻求国家富强而注重航海自由贸易的重商主义时期，自由市场也是兴盛于掌握国家大权的君主的控制之下，从农民的家计到国民生活都被囊括其中。[3]59即国家促进了自由市场的产生，国家干预并非压制市场经济，而是为自由市场保驾护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波兰尼揭下了西方一直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虚假神话：完全放任自流、自发调节的自由市场从未真实地存在。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历史也已经明确地证明：西欧各资本主义大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依靠强大的中央政府建立于海外殖民扩张与黑奴贸易的血腥原始资本积累基础之上，通过民族国家与中央政府的强大军事力量所确立的重商主义战略，富有冒险开拓精神的商人群体自发开展的商业活动所缓慢累积形成的社会信任、商业流通网络以及富有竞争的自由市场，国家与市场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演化逐渐形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大市场和市场创造者的缺乏只有通过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亲自领导并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商贸和制造业活动来完成。”[4]87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谬误在于忽视了市场本身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创造市场需要巨大的成本。一个有效的国内国际市场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通过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循序渐进地发酵、培育，[4]232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尚且是通过殖民掠夺与奴隶贸易的原始积累以及强大的国家政府实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富有冒险精神的广大商人阶层的积极参与与国家军事战争机器的合力保护之下，历经几个世纪的漫长过程演化而生成的统一市场，创造市场的巨大社会成本可想而知;不仅创造市场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而且监管市场体系、维护市场有效秩序更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因为如果缺乏对于市场力量的有力监管，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不仅会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与市场交易活动，市场的破坏力量还会反过来摧毁市场机制的根基，这便是市场缺失与市场失灵问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者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配置资源基本手段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核心便在于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强大的国家意志、庞大的国家官僚系统、高效的行政效率以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制度政策、法律保障重建了基础市场机制，逐步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平等有序的市场竞争，形成了中国巨大的生产市场、庞大的消费市场、畅通的流通市场，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同时针对市场经济存在投机性、掠夺性、破坏性的弊端，中国政府凭借优秀的国家能力坚实地守护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坚守社会主义土地、自然资源与国有资产的国家集体所有，消除私有制所导致的土地、自然资源私人所有的两极分化问题，阻断市场经济通过兼并集中土地与自然资源剥削广大民众，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1.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政府，按照市场规律与现实社会发展状况，循序渐进、有节有序地逐步放开全社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首先便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性质，又避免了土地私有所必然导致的土地兼并所形成的两极分化问题;同时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锅饭，解除了对于农民生存资料的束缚，释放了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并调动了全国最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乡镇企业以及工业化的蓬勃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人力资源，发挥了重大的稳定效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同时全面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将会进一步促进乡村社会释放更大的生产力，不断发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优势。

随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进一步地促进了生产资料的自由流动，城市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如何激活庞大的国有企业活力，因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普遍依靠行政计划生产而非参与市场竞争，由于缺乏竞争难以避免地存在着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创新不足的问题，难以提高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经过充分的先行试点，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即建立以股份制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理论，突破了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桎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发展打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国有企业竞争机制不足、效率低下、缺乏创新能力等谬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典范，打破了撒切尔夫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的预言。

2.资源配置的市场调节。市场通过价值规律与价格信号来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资源分布，从而自动地实现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重点要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因此价格体系的改革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对于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发展、完善的过程。1988年8月国务院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管理境内外全部国有资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资产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管理体制。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批准新一轮机构变革，决定設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集中管理国有资产问题。同时我国还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打击针对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刑法条文针对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罪名共有25个，侵吞国有资产情节严重的将适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经济犯罪的贪污罪罪名。因此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家始终将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企业——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严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阻断国际资本对于国有财富的侵蚀，既是维护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利益与劳动财富，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也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市场经济的掠夺性对于国民经济的伤害，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同时更是引导市场经济促进制造产业的竞争发展，增强国家实体经济与社会生产力，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系统与市场系统的有机结合，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协调一致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高效的国家构建建设与守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的市场培育启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奇迹，国家构建与市场培育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艰辛实践与独特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这既是中国历经曲折所探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宣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祛魅揭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真实地揭示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陷阱;开辟了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实际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进程、经济发展与国家富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也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型的参考模式。正如习近平主席的自信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参 考 文 献]

[1]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许铭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2]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M].北京：三联书店，2007：5.

[3] [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4]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9.

[7] 徐祥民.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之国家所有制说[J]. 法学研究，2013，（4）：35-47.

〔责任编辑：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