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琪　黄莹

[摘 要]“乡村振兴”是党中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同时也是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战略契机，它为农村社会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农村社会工作指明了工作方向，确定了工作的核心原则，提供了可参考的工作方法。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文章整理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流路径是以“社区为本”的整合性社会工作。同时选取了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仙娘溪发展的案例进行分析，尝试考察社会工作参与路径的有效性，以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的具体作用，最后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基本方向。文章旨在梳理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历史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实践案例的经验分析与总结，探索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使得农村社会工作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和新的政策支持下，发挥自身最大作用，以推动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社会工作;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1-0089-06

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任何组成体中的关键一环，却是国家发展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衡量单位。“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1]农村既是基础，又是关键。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仅决定着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稳定，同时也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历史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必然产物，是实现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战略选择。对于本土社会工作而言，政策方针的引导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指南针，同时，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务性的学科，其工作的过程是落实政策、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社会工作的重要领域，农村社会工作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社会建设和乡村发展为目标，积累并形成了特有的学科工作经验与实践方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应在原有工作基础上继续探索新方法、新路径，基于此，本文在追溯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工作的历史、总结分析中国农村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探索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以促进我国乡村振兴的发展。

一、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历史溯源与发展

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正式发展始于19世纪20年代，《社会诊断》一书的发表成为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开端。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的正式发展应以党的十六屆六中全会为始，此后，社会工作正式走上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尽管社会工作是由外引入，但中国的社会工作有它自己的独特性，并不是对西方国家社会工作模式的简单照搬， 而是一个由众多力量交互作用的社会建构过程，是一个多方并举的参与过程[2]。农村社会工作作为本土化过程的核心，它最能体现社会工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最能够将社会工作运用于工作、生活之中，从而检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本土化。社会工作本土化这一过程的连贯性、稳定性以及过程中的任务都是由中国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基于此，农村社会工作始终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在党的大政方针引导下，广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在农村所开展社会服务，预防和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增进农村的社会福利，推动农村的社会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开端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

1.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的历史追溯。社会工作成体系式的发展是在学科重建之后，在中国，最早的农村运动应起自于1923年民国时期晏阳初的华北平民教育运动。他认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其他，而是民众的愚、贫、弱、私，即著名的“愚穷弱私论”。因此，针对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的现状，他主张先教农民识字，继而提出四大教育：通过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以解决农民的“愚”;通过提高农民的生产力以缓解农民的“穷”;通过对农民进行健康教育以解决农民的“弱”;通过加强农民的凝聚力以解决农村的“私”，进而发展出新生农民[3]。同时，晏阳初在农村致力于政治、经济、教育、卫生、自卫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进而希望达到强国和救国的目的。晏阳初提出的平民教育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但是其“愚穷弱私论”的假设是按照当时西方现代文明标准进行衡量的，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为指标进行对比，那么传统的中国农民自然是贫穷的，这就是典型以“问题为本”的缺乏视角。缺乏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所发展出来的发展策略就是将贫困简单归因于单方面因素。而非综合考虑，例如农民知识的缺乏、天灾人祸等致使农村贫困。因此，缺乏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主张通过简单的提供经济补贴、物质援助以缓解贫困，但解决的都是表面问题，并未解决根本问题。

2.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发展。在经过学科的重建与发展，多年缺乏视角下的实践弊端日益显露。以张和清、古学斌、张锡聪等学者立足多年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实务经验，提出在优势视角下以“社区为本”的整合性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4]174-193该发展路径是自民国之后，结合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进行的又一大本土化探索。优势视角下以“社区为本”融合了西方的生态系统理论、资产建设、能力建设、优势视角、社区发展等社会工作理论，同时，结合了中国农村的现实处境和本土文化特色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总结[4]246，充分借鉴了人类学中的“文化与发展”的相关观念，将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运用于农村社会工作实务开展中。在实践过程中，“驻村”“口述历史”等调查方法逐渐与社会工作传统的三大方法相结合，演变为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工作方法，创新了本土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这对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有重大意义。张和清教授曾在文章中总结刘晓春和古学斌教授的观点，他们认为社区居民能力的大小与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对权利的把握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和社区的能力建设相互影响。当居民的民主意识达到了一定程度，居民对自身权利的定位有了清楚的认知。随着意识的提升，居民通过寻找途径维护自身的权利，在追求保障权利的过程中，居民能力不断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社区的成长。伴随社区的能力建设，居民的能力也随之提升，问题减少，诉求得到满足，因此，社区的建设和居民能力提升形成了一个循环发展。能力建设和赋权的实践，不仅可以为社区提供相关的外部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增强当地民众自主意识和参与能力，着重提高了当地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他们觉察到个人的改变并通过自身可持续性的改变，进而推动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5]。

综上，笔者通过对两个经典时期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和回顾和梳理，从两个时期、两个角度对农村工作的发展进行整理。发现农村社会工作与本土化的联系日益密切，尤其是以张和清、古学斌教授的“社区为本”的整合性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得到了实践的充分认证，工作成效显著，可推广性强，在业界及国内国际上都得到了认可。

二、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与经验分析

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有许多，本文中，笔者选取由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承接的仙娘溪案例进行总结分析本文案例分析来源于广东绿耕城乡互助社《广东乡村振兴纪事|仙娘溪——广州社会工作案例》。

（一）背景介绍

仙娘溪村位于广州市从化区，虽然与广州距离并不远，但由于位于深山中，道路不通，交通闭塞，只有早晚两班公交车，与城市沟通不畅。村内有100多户家庭，约有400多人，但常住人口却不足90人，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留守的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农村社会工作专项服务项目由广州市民政局和从化区民政局联合购买服务，由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承接服务，自2010年开始，以城乡合作为项目框架，在长流村委会、乐明村委会等村开展服务[6]。

（二）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仙娘溪发展的具体措施

社会工作者进入仙娘溪后，通过几个月的走访建立了社工站，并采取驻村的方式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此与村民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后开始乡村建设。在仙娘溪的驻村社工曾言：“做村子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村民是主人，要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家乡的建设和乡村的发展。”社会工作在参与仙娘溪发展中，其核心理念就是发现村民的优势，对其进行能力建设，提升村民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推动整个村子的发展，打造仙娘溪特有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模式。

1.建立乡村旅社。乡村旅社的参与人员主要是村内的留守妇女，这些妇女本就是弱势群体，由于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只能留在村中。在社工参与前，这些妇女多靠做散工（上山砍木头、砍竹子等）维持生计，散工工作不稳定，工资低（15-35元/天）且劳动程度强。社工参与后，帮助本地妇女建立乡村旅社并成立了妇女小组，通过链接城市资源为山村招揽游客，乡村旅社成为了妇女收入的主要來源，同时也是村内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2.推广生态种植。沙糖桔曾经是仙娘溪村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但由于长年累月的喷洒农药导致土壤板结、病虫害严重、产量减少。仙娘溪村是流溪河的源头，大量的农药喷洒导致水源被污染，水质变差。社工驻村后，鼓励村民成立田间学堂小组，其目的就是推动村里的生态种植，保护水源，改善环境。经过多年的生态种植，环境变好的同时，大量的天然农产品得到大众喜爱，逐渐成为村内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3.开展青梅加工。仙娘溪村中还有另一种传统作物——青梅。但由于青梅价格下跌，又因仙娘溪地理位置偏远，只能通过小贩进村购买青梅的方式获取利润，且青梅不易保存又大量囤积，村民利益受损，准备砍掉大片的青梅林。社工了解情况后，帮助村民建立青梅加工小组，并找到从事青梅加工30余年的老师进村教授村民进行青梅加工，制造出青梅酒、青梅汁、青梅精等相关青梅产品，同时链接城市资源，秉持“城乡互助公平贸易”的理念进行产品销售，形成了仙娘溪自己的产业链。青梅产业日渐成为仙娘溪的另一重大经济来源。除了开展乡村旅社—成立妇女小组;推广生态种植—成立田间学堂;开展青梅加工—成立青梅加工小组外，社工还帮助返乡青年成立导赏小组，通过为游客们做导游从而宣传仙娘溪的特点，打开乡村的发展空间，同时保留了仙娘溪独有的乡村文化。

（三）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仙娘溪发展的经验分析

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仙娘溪的发展呈现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会工作的有效性，仙娘溪的发展路径参考了以“社区为本”的整合性社会工作发展路径，该路径体现了当下农村社会工作的主流观点及方法。但仙娘溪发展路径有很大可取之处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点。

1.仙娘溪发展路径的可取之处。社工在仙娘溪驻扎的九年中，从一开始的推动者逐渐变为协调者，着重点始终放在“资产为本”和村民的“能力建设”，发展出仙娘溪独有、稳定的持续生计发展路径。下表是笔者整理的社会工作参与仙娘溪发展的前后对比。

由上表可知，社会工作驻扎仙娘溪九年，为仙娘溪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上，为村民增加了78.25万元/年收入;文化上，发展了仙娘溪的特色文化，使仙娘溪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变为人们心向往之的旅游胜地;生活上，村风、民风得到大幅度改善，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村民的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也随之提升。邻里关系得到改善，村民凝聚力增强，村民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创新，充分了解到自身角色的变化，逐渐摆脱了落后山村的面貌。

2.仙娘溪发展路径的不足及建议。社会工作的参与使得仙娘溪在经济、文化、生活上都有了巨大的改变，但仍有不足。在政治上，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不足。村民对于民主竞选、平民进入政治选拔仍有抵触，这总归于一点，即文化程度不高、教学资源稀缺、教育水平低。尽管社会工作者在仙娘溪内驻扎了九年，但对于整个乡村发展来说，社会工作的参与时间依旧是短的，工作性质仍是临时的。因此，社会工作需要帮助村民提高其学习能力，了解到乡村的政治体系并鼓励他们参与到民主政治中，不能仅以帮助乡村建立起属于本土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模式为最终目标，当目标达成后就结束整个工作。这样当乡村的生计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基础不能够得到上层建筑正确的指导，那么乡村的发展就一定会出现问题。要想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就必须要从村民教育着手。仙娘溪地处偏僻，教育资源稀缺，社会工作在参与乡村时需要引进一定量先进教育资源，提高乡村教育水平。提高村民学习能力和民主意识，加大力度培养乡村青少年，为乡村留住人才。

三、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农村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有很多。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既存在相同，也存在不同。由于乡村的特殊性，发展路径也对应有其特殊性。尽管发展路径各有其特殊，但乡村振兴的大背景始终不会改变，农村社会工作仍然要坚持以下几个大的发展方向：

（一）找准定位——坚持以乡村为本、以村民为主体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沟通是不受阻碍的。直到1958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7]，对全国人民进行户口登记，统一管理。以此为始，城市和乡村开始有了分别。在国家逐渐稳定后，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城市化的脚步，以城市为本的格局出现。2017年的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出。2018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格局再次出现，与40年前不同的是，在这一次的改革开放中，农村发展成为了主要任务之一，国家和人民逐渐意识到，农村不能再以一个短板的身份而存在了。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复杂和系统的治理工程[8]，它涉及到乡村的方方面面，包括乡村的经济发展、产业建设、生态环境、民风民俗、文化建设、城乡差距等。因此，乡村振兴并非是政府单方面解决问题，而是要多方协商，寻找到最合适乡村发展的方式。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参与中的一员，始终坚持以乡村本土为根基，保证乡村的战略地位，将一切能做的工作都必须要符合乡村的本土风格，不能强制安插或更改，违背乡村自然发展规律或村民的意愿。社会工作强调以人为本，要坚持村民是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必须在工作中坚持以乡村为阵地，以村民为主体，以村民的意愿为取向，以村民的能力为依托，帮助乡村进行良性建设。

（二）扎根基层——做乡村最好的助力者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这个概念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9]，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又以血缘关系为主形成地缘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差序格局”模式。可以说，乡村中的社会网络是非常稳定牢固的，同时也十分单一、封闭。

社会工作想要进入到乡村，就必须要与乡村建立牢固稳定的关系。作为社会工作的表达者和行动者，社会工作者可以从两方面与乡村建立联系：一方面可以通过外部机制对乡村提供帮助建立外部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驻村的方式与村民建立真正的内在联系。驻村，即意味着扎根农村，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村民共同生活，逐步了解乡村内部组成、村民生活方式、乡村凝聚力、乡村文化、民风民俗以及乡村潜在的经济能力和产业链等。扎根乡村，即为社会工作者与村民之间提供了相处契机。通过长期相处，社会工作者逐渐融入，对他们的问题感同身受，在与村民相伴同行的过程中建立彼此相互信任的关系[10]，激发农民自主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只有这样，社会工作才是真正的与乡村融为一体，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才有话语权为乡村说话，有立场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探索更加适合乡村的发展路径。

（三）营造农村社区——打造带有本土特色的乡村可持续生计发展模式

社区是指生活在同一区域，有着许多共同特征、存在共同利益关系、对社区以及社区中的他人具备一定程度感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0]。大部分的社区营造都针对城市社区，但想要看到乡村振兴最直观的效果，则必须要营造出一个盡善尽美的农村社区。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它是农村居民从事农业生产与主要谋生手段的区域社会。统治性强、流动较少、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受到传统势力影响大、社会整合程度高是农村社区的典型特点。与此同时，在农村社区中，家庭在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血缘关系浓厚，人际关系密切，具有较强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以传统道德和礼俗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因此，社区营造的核心理念是，社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化存在。社区营造不仅是对生活环境的改善，也是对社区文化和人的改造[10]。

社会工作在参与乡村建设时，不要仅仅关注乡村外在的发展，更要强调如何通过挖掘乡村潜力、强化内在从而推动乡村整体发展。在乡村建设中，经济发展占据关键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振兴的关键和重点是产业振兴，只有乡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业链，掌握了自己的经济大权，乡村的发展才有了充足的实力和动力。社会工作者在参与乡村建设时，必须要充分理解何为营造？何为建设？它不是简单的村庄翻新，也不是单纯的人口聚居，而是要在乡村建设和农村社区营造中寻找到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让村民在经济上不依靠救济，在文化上提高素质，在生活上提升幸福指数。这就要求农村社会工作服务要以现代化为指标，帮助乡村成长，同时要嵌入乡土本色，把乡村生计发展放在首位，致力打造带有乡村特色的可持续生计发展模式，强化服务的“造血功能”，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与经济在地化有机融合，推动乡村由内向外生长。同时，农村社会工作在工作方法和理念上要与乡村振兴进行契合，注意运用整合性思维，帮助乡村“五位一体”发展，将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融入乡村，形成本土性的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方法，探索出符合本土的发展路径，着重推进乡村的资产建设，打造出真正带有本土特色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

四、结语

乡村振兴的提出可以说是将党中央关于农村的相关政策再一次做汇总。它的出现提升了乡村的存在感，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在逐渐化解，群体利益在不断被协调，不断地刷新人们对乡村的认知。与此同时，它为农村社会工作也提供了更多展现的机会和发展的平台。

中国自古以来讲求“厚积而薄发”，乡村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需要有稳健的基础和足够的力量，才能够在国家发展中协调并进。本文通过对主流农村社会工作的观点、理论及参与路径进行总结，并选取仙娘溪发展路径进行分析，在结合当代农村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及成果后，笔者主要有三点理解：第一，农村社会工作在介入农村时，要找准定位，村民是村子的主人，一定要坚持村民的主体地位。将优势视角的理念嵌入到工作方法中，以乡村的优势为着手点，对村民进行能力建设，强化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民主参与精神。第二，农村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需要充分结合乡村的特殊性，简单的个案、小组、社区的工作方法不足以应对乡村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因此，农村社会工作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引申出自己扎根基层的方法是明智、也是切合实际的。只有工作者与村民建立了足够的默契，打破了人际关系的牢笼，相关科学的工作方法才能发挥最大作用。第三，经济是发展的发动机，同样，农村经济在乡村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社会工作的理念与其他组织不同之处就在于，社会工作更注重乡村的潜力，通过挖掘其潜力去主动寻找资源，在适当的时候为其提供可以发挥的平台，并非简单的让村子机械运转，而是更注重村民的主动性和村子发展中的整体性，希望凭借村民的主体地位和能力打造出真正带有本土特色的可持续的生计发展模式。

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农村社会工作不能止步、不能停留，必须要坚持在乡村振兴的引导下，继续丰富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容、创新农村社会工作方法，在坚持正确路径的同时继续探索和改善路径，进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7-12-30（002）.

[2] 柳拯，黄胜伟，刘东升.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现状与前景[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4）：5-16.

[3] 王黎锋.晏阳初“民族再造”乡村建设思想初探[J].船山学刊，2007，（1）：190-191.

[4]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J].社会学研究，2008，（6）.

[5] 张和清，闫红红，尚静.社区为本的农村社会工作实务模式探索——国内外农村社会工作研究文献的综述[J].学海，2019，（2）：79-86.

[6] 杨晓帆.广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

[7] 陈运贵.关于“农民”概念的逻辑审视——基于乡村振兴的研究[J].社科纵横，2019，（7）：37-41.

[8] 张大维.优势治理的概念建构与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政府与农民有效衔接的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19，（7）：88-96.

[9] 陈奇娟.南京市社区老年人社会支持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5.

[10] 朱智.台湾乡村社区营造对湖州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启示[J].湖北农业科学，2019，（12）：180-184.

〔责任编辑：徐雪野 彭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