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涵

摘  要  以近期再次受到关注的“吴谢宇案”为起点，对比2016年和2019年的相关新闻，探讨报道存在的标签化、过度判断等伦理失范问题和媒体近几年犯罪报道方式的变化，指出在自媒体冲击下犯罪报道的伦理矛盾，探索媒体报道的伦理界限和具体做法。

关键词  吴谢宇;媒体报道;伦理;公平正义

2016年喧闹一时的“吴谢宇弑母案”随着主人公被逮捕再次回归大众视野，给这个“烂尾”新闻补上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吴谢宇在8个小时的初审中侃侃而谈历史与天文，没有讲一句和案件有关的信息，使得这出媒体参与猜测的戏剧性事件更加扑朔迷离。这个所谓的“完美犯罪”形象究竟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媒体在报道这起“完美犯罪”案件时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触碰了哪些伦理陷阱？与2016年相比，最近的报道又有什么变化？案件虽已接近尾声，但我们对于“吴谢宇案”的新闻报道和伦理讨论却从未停止过。

1  事件经过

2016年2月14日，警方发现一名女子死在了福州一所中学教职工宿舍内，尸体被塑料包裹多层，每一层的缝隙中放入了活性炭来防止异味，据调查，死者谢天琴在北大就读的22岁儿子吴谢宇有重大作案嫌疑。

吴谢宇曾在2015年7月前后购置刀具、塑料布、活性炭、隔离服等物品，2015年7月11日，将母亲谢天琴杀害，并在房间里安装远程摄像头，随时监控家中状况。其后，吴谢宇以母亲的名义向亲戚朋友借钱144万，声称自己将出国留学，母亲要去陪读，8月，吴谢宇伪造母亲辞职信，向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提出辞职。12月底，有同学看到吴谢宇回到北大宿舍，询问大三下学期课程的补考事宜。有媒体爆料，在8月至12月之间，吴谢宇结识一名性工作者，并与其谈恋爱，甚至拿出过钱提亲。2016年2月5日，吴谢宇通知舅舅去高铁站接母亲和自己回家过年，随后舅舅发现宿舍内尸体，吴谢宇失踪。

2019年4月21日，吴谢宇在重庆江北机场被抓，其身上带了30多张身份证，警方透露他3年来一直在国内活动，曾在重庆的夜场当男模。5月27日，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对“北大学子弑母案”犯罪嫌疑人吴谢宇做出批准逮捕决定。

“吴谢宇案”是又一例高校大学生杀人案件，也是又一例弑母事件，但与其他兇手相比，吴谢宇的作案手法更加缜密，隐藏的时间更长。此前，新京报等媒体采访过吴谢宇的同学及老师，没有人觉得他会是一个弑母凶手，反而对他的彬彬有礼、博学多识有深刻印象。所以，这种戏剧性的反差给媒体描绘他的成长环境留出了空间，受众也对其“北大学生”这一标签背后弑母想法的产生表示好奇。

2  2016年和2019年“吴谢宇案”相关媒体报道分析

2.1  2016年“吴谢宇案”相关的媒体报道（以人物特稿为主）和内容分析

2016年3月4日，新京报快讯《北大男生情人节弑母藏尸家中》（消息）。

2016年3月4日，财新网《北大弑母嫌犯曾与性工作者恋爱 拍不雅视频》（消息）。

2016年3月4日，新京报“剥洋葱 people”《意外疑凶：北大弑母嫌犯吴谢宇素描》：根据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和对同学的采访，写了吴谢宇优异的成绩、良好的品格以及对母亲的爱，与弑母案中的少年形成对比，反映其“双面人格”。

2016年3月21日，搜狐新闻《何以“弑母”：北大嫌犯消失半年间的隐秘细节》：重点描绘了一个多面吴谢宇，指出其“逃亡”轨迹。

2016年3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福州“弑母”少年：众人眼中的完美少年 崇拜凯撒》：通过采访中同学、老师对案件的难以置信，表现吴谢宇完美少年的特点。

2016年的报道不止以上几篇，但这几篇典型稿件却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吴谢宇案”报道中存在的伦理问题。

第一，标签化现象。当其他媒体发出相关报道后，环球时报立即发了评论《为什么我们说“北大男生情人节弑母”的报道业余且恶毒》，其中指出，有些媒体刻意突出了2月14日情人节这一时间点，比如新京报的快讯《北大男生情人节弑母藏尸家中》，但实际情况是，2月14日只是警方接到报案的时间，而非母亲被杀害的时间，这样的标签化的标题容易误导大众，引向与案件无关的讨论。再者，标题突出了“北大”这一标签，使得新闻快速升温，关于本案的社交平台热搜词变成了“北大弑母”，被炒作成“重点大学学生似乎都有心理问题”，演变出对教育体制的抹黑，最后成为一种“网络狂欢”。媒体在题目中设立标签，试图以敏感的词语吸引用户点开词条，这使得新闻事件狭隘化，原本的事实样貌被忽略。在如今的网络环境下，我们无法完全拒绝标签的使用，但在体现事实与追求点击量之间，媒体还是不要越过底线，使得标签与主要新闻内容无甚关系[1]。

第二，过度判断。除了标签化等问题，媒体还大胆预测了吴谢宇犯罪的原因，将嫌疑人当成“罪犯”进行报道，试图从人性和心理学的角度阐释他双面的性格特征，还通过对其身边同学、老师的采访和网络上的只言片语来探寻吴谢宇的犯罪动机和生活经历，尽力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罪犯心理历程。但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推测，复杂的人性难以与弑母行为建立密切的因果联系，而许多媒体却在嫌疑人外逃、被害人已死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外围的广泛采访将人物刻板画，渲染吴谢宇的“双面性格”和“完美犯罪”，来回答弑母的动机。

如中国新闻周刊《“弑母”嫌疑背后的完美少年》的开头：“这无疑是一起精心设计的谋杀案。然而，谋杀动机从何而来？……我们试图从吴谢宇与谢天琴的生活轨迹中寻找答案。我们发现，吴谢宇似乎有两张面孔，一个存在于警方的通缉令中，另一个存在于与他有过交往的同学和老师心中。一个是弑母嫌疑人，一个是阳光完美少年。而他如何从一个阳光完美少年如何转向弑母嫌疑人，其过程仍然未知。”[2]报道用吴谢宇的两面特征来回答“为何弑母”的问题，并对他的生活做出了直接判断，在事实细节的拼凑中，把可能无所指涉的事实赋予了“不正常”的含义。

2.2  2019年“吴谢宇案”相关的媒体报道（以人物特稿为主）和内容分析

2019年4月26日，北京青年报《北大学子弑母案嫌犯潜逃三年落网，曾是别人眼中的“完美孩子”》：介绍谢天琴的低调斯文、吴谢宇“完美少年”形象，指出吴谢宇三年皆在国内活动。

2019年4月27日，新京报《吴谢宇逃亡之路：三年停留四省 白天教课晚上陪酒》：还原吴谢宇被捕过程，介绍吴谢宇在重庆的两份工作。

2019年4月28日，北京青年报《吴谢宇弑母背后的“隐形”人生》：吴谢宇在重庆夜场的工作、奶奶的去世、亲属眼中母子的深厚感情。

2019年4月29日，封面新闻《落网后207个小时 少了吴谢宇的好友微信群》：通过采访吴谢宇的两位朋友，还原了吴谢宇的大学生活，用对话引用的形式，试图解释吴谢宇完美背后的艰难。《福州桂山村 被“弑母案”撕裂的一家三代人》：介绍了谢天琴的背景，以及案件发生后的家庭状况。

2019年4月30日，人物《吴谢宇案的五个侧面》：吴谢宇在重庆的生活，相比其他报道的新信息是“他或许曾用另一个化名做服务生”，还介绍了父亲的去世、母亲的退休宴。

2019年5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在重庆寻找吴谢宇》：较为客观地描写了吴谢宇在重庆夜场的生活和他的大学时光，指出吴谢宇案信息报道的混乱。

2019年5月4日，界面新闻《吴谢宇的男模人生》：通过对吴谢宇夜场同事的采访，还原吴谢宇日常生活，描述重庆夜场的环境和规矩。

2019年5月8日，中国青年网《迷雾中的吴谢宇弑母案：被遮蔽的和被放逐的》：从吴谢宇背后的两个家庭入手，通过采访亲人、同学，并对2016年相关报道进行整合，拼凑出吴谢宇与谢天琴的母子关系，关注两个家庭的现状。

2019年5月9日，南方周末《一桩弑母案，两个黑洞里的家庭——逃亡三年后，嫌疑人吴谢宇归案》《寻找吴谢宇，或许不是徒劳无功》：用动人的语言详细描述了吴谢宇背后的两个家庭及其现状。

以上只是“吴谢宇案”的部分报道，但这些新闻却体现出几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事实矛盾。《吴谢宇的男模人生》和《吴谢宇逃亡之路：三年停留四省 白天教课晚上陪酒》等报道中的事实出现了矛盾。《吴谢宇的男模人生》中指出：“在夜总会里，‘小龙不仅和同事之间关系很好，也属于客人最爱点的男模之一，每个月收入基本都过万元。”[3]而《逃亡之路》中则说：“和店里其他的‘男模相比，吴的身高和长相都不突出，因此找他的客人不是很多。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七八千。”[4]这个矛盾事实的出现，可能只是因为采访的人员不同，消息的来源不同，这些答案组成了事件的多个侧面，但却容易引起受众的疑惑。

第二，规范化。从对内容的总结来看，2019年的报道主要包括吴谢宇的重庆生活、家庭背景及现状两个方面，也有部分媒体涉及了他的大学生活。与2016年的报道相比，媒体对吴谢宇作案动机本身的关注和猜测变少，似乎意识到通过采访和观察来陈述事实更为规范，但这样的呈现更像是一种拼凑，小标题之间没有联系，文章显得中规中矩。但报道角度和态度的选择也因媒体而异，《南方周末》在对此案的报道中仍延续其一贯“理解与同情”的风格。在《一桩弑母案，两个黑洞里的家庭——逃亡三年后，嫌疑人吴谢宇归案》中，记者用其高超的采写能力，讲述事实故事引起共情，指向背后的社会问题。同时，记者也巧妙地避开了犯罪报道的伦理陷阱，选择从家庭的角度，白描了三年来吴家和谢家的生活状态。

对比2016年和2019年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媒体的报道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从原来对吴谢宇犯罪动机的推测和家庭状况的同情，变为客观陈述事实。

3  从自媒体角度看“吴谢宇案”报道的变化

吴谢宇逃亡的三年间，新兴媒体迅速发展，自媒体平台不断完善，2019年吴谢宇被逮捕后，部分自媒体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

2019年4月26日，言者无疆（资深媒体人）《吴谢宇弑母案：爱的匮乏是一种致命缺陷》：强调吴谢宇的完美学霸人设，断定他难以处理感情问题和做人的失败。

2019年4月27日，第十放映室（原创影评号）《北大吴谢宇弑母案：也许我们都太关心犯罪动机本身了》：对比犯罪电影中的主角心理，启发人们从“为什么”中解放出来。

2019年4月28日，罗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谢宇：没有缺点的他强迫而脆弱》：从吴谢宇的相关报道和朋友圈入手，分析吴谢宇的内心活动。

2019年4月29日，談资《吴谢宇的朋友圈，你能读懂吗》：介绍了吴谢宇朋友圈的内容。

2019年5月29日，没药花园公众号《吴谢宇是否患有精神分裂？》：专业医学生通过案件事实分析指出吴谢宇无精神分裂。2019年6月3日，《吴谢宇案完整时间线》：补充从知情人士那里得来的新事实，对吴谢宇某些行为的动机进行质疑。

相比传统媒体的报道，自媒体的文章“较软”，没有大量引用事实，而是从不同角度来表达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娱乐性强。其中《吴谢宇弑母案：爱的匮乏是一种致命缺陷》中作者对吴谢宇性格进行直接判断，事实依据不足。《吴谢宇：没有缺点的他强迫而脆弱》用大篇幅推测了吴谢宇的内心和犯罪动机，具有较强的煽情性。

除此之外，自媒体的分析文章容易先入为主，他们常常从心理角度分析事件，列出让人信服的种种可能和依据，使得人们相信真相就如推测的那样，自动填补吴谢宇犯罪动机的空白，从而忽视了事实确凿的报道。同时，自媒体的娱乐化文章结合电影、文学作品等，从多角度阐述了对此案的看法，冲击了严肃媒体的同质化报道。

结合自媒体的内容分析和传统媒体报道的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促使传统媒体回归客观、专业的新闻报道。

自媒体是指个人或者小型群体通过新型媒介来传播个人言论或者新闻信息的方式，这种方式突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信息或者社会舆论的主导作用。同时，自媒体的主动传播、高效等优势冲击了传统新闻的模式，对受众的选择产生了影响。

自媒体追求点击量，所以发布的信息通常是大众化、娱乐化的内容，“流量为王”的利益驱动造成了自媒体传播内容没有深度的弊端。除此之外，自媒体的控制者是个人，缺少了媒体机构中“把关人”的角色，影响了发布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数据显示：“对微信被举报次数较多的疑似谣言文章分析，占比最高的失实报道达31.4%。”[5]

在这种环境下，传统闻采取了一定突围方式进行改变，除了与自媒体适度融合这一方法外，还可以选择坚持传统新闻的优势，使内容更加专业和客观，保持严谨的新闻写作，在编辑过程中剔除不实信息，增强读者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在专业程度上与自媒体拉开差距。

犯罪事件的报道本就存在伦理风险，在泛娱乐化和自媒体的夹击之下，媒体如何报道此类犯罪事件似乎变得更加困难。

4  “吴谢宇案”报道背后的伦理矛盾

在碎片化和泛娱乐化的新媒体时代，犯罪事件的深度报道显得尤为艰难和不易。我们不想让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可以反映社会问题的“弑母案”只成为娱乐谈资和事实拼凑出的新闻，但深度报道的力度也很难拿捏。

深度报道是在理清新闻事件后，清晰表述其背后的深层意义，描述其反映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常常首先从社会、制度等宏观层面来思考犯罪的成因。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态出发，公平正义是社会伦理和新闻伦理的首要原则，社会制度的正义放置在新闻中，变成了对“社会共同善”的追求，报道通过反映弱势群体的处境来监督社会正义的实现。

虽然追求社会共同善是媒体同情理论的伦理基础，“首先考虑制度缺漏”的思路是对转型的中国社会有力度的反思，但这似乎也在为犯罪者“开脱”，显示其是社会不公、制度缺陷下的“弱者化”人物，某种程度上设置了“报复合理”的逻辑。

除了“吴谢宇案”报道中的标签化和过度判断的伦理失范问题，某些媒体也试图从人物个性、家庭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解读出个体与社会空间的关系，给吴谢宇的犯罪一个可理解的角度。我们对于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下的个体错误表示同情和理解，但这只是转型时代的一种主观判断，对于他们的犯罪行为本身，我们仍无法表示认同。

对于这样难以把控伦理界限的犯罪报道，新闻媒体怎样呈现才算合适呢？除了这种可理解的报道形式，我们还有别的角度或途径来报道犯罪新闻吗？

5  犯罪报道的伦理界限

所谓伦理，是一种关系的限度。而新闻伦理指的是报道中新闻人要掌握的尺度。从目前已有的论文来看，人们发现了事物存在的矛盾，对于解决方法和具体实践却只列出了制度建设的部分，空泛警示了新闻伦理的不可逾越性。

在阅读大量犯罪报道，思考伦理原则的适用范畴后，笔者总结出了以下衡量标准和具体做法。

首先，有一些道德底线是我们可以察觉并且衡量的。杀童、连环作案等行为是不能被理解的，报复社会和滥杀无辜也是不可饶恕的。特别是犯罪者为已经具备基本判断力的成年人时，他们能够清晰地分辨好坏，并懂得社会道德和良善为何物，在此基础上的作案使得我们无法把一个杀害弱小的人“弱者化”，无法给予他们更多的同情。所以，面对此类事件时，媒体要保持克制，不能再用情感去打动受众，产生移情。

其次，在“泛娱乐化”的当下，“标签化”和“娱乐化”的新闻无可厚非。新闻的本质是“厌老”，它追求的是新的价值观和快速有效的传播方式，引来诸多争议的“标题党”也是新媒体语境下的一种无奈，在网络化成为主流趋势的今天，媒体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融入这种语境，要么退出竞争。其中，媒体可以做的是去除那些和主题无关的标签化语言，比如吴谢宇弑母案中的“情人节”这一几乎完全无关的要素。除了避免大方向上的错误，媒体还应当承担引导功能，人们趋向于看到娱乐化低俗化的新闻事件，这并不代表媒体就要顺应受众的方向，新闻报道的选择应立足社会正义，承担社会守望者的责任。

最后，在犯罪报道的尺度中存在两个极端，浮于表面一带而过的报道会缺少深度，了解细节的深度调查又很难不违反伦理原则。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中庸之道”，即在两个极端中间进行选择，但我们还是难以在具体的实践中进行运用。但媒体却可以在注意到这些问题后，在采访与写作的每一步都反思自己是否触碰了难以拿捏的新闻伦理。在此，一种类似于道德推理的方式值得采用，即反思的平衡，在判断新闻价值和背后的一般原则过程中，来回对比与修正，以期能将所有因素调配，得出一个连贯一致的观点。例如，在关于南平杀童案的报道中，南方人物周刊的《南平·杀童事件》用大段文字描写“医生”的生活环境以显示他的绝望心情，却对杀童事件本身一筆带过，这种严重的颠倒可以让受众共情，但却违反了道德伦理。与之相比，羊城晚报的《55秒！前外科医生捅杀八学童》和东方周刊的《南平刀杀八儿童血案：一个失败者的报复》则克制得多，有对凶案现场的描写以显示杀人者的凶残，也有对杀人者的身份和环境的介绍，这种内容均衡的报道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从“北大吴谢宇弑母案”看到犯罪新闻报道存在的伦理问题，指出矛盾、产生思考很容易，但问题的变化与解决却是一个难以下结论、难以分辨好坏和不断进行尺度调适的过程，我们将在这条探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范娜娜.论犯罪报道中的媒体失范——以“北大吴谢宇涉嫌弑母案”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6）：37-38.

[2]温天一.“弑母”嫌疑背后的完美少年[N].中国新闻周刊，2016-03-25.

[3]何香奕.吴谢宇的男模人生[EB/OL].（2019-05-04）.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092495.html.

[4]赵朋乐，刘思洁.吴谢宇逃亡之路：三年停留四省 白天教课晚上陪酒[EB/OL].（2019-04-27）.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4/27/573225.html.

[5]马剑.刷字当头谣言滋生格调低下 自媒体乱象愈演愈烈[N].北京日报，2016-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