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通常会采取多种战略手段打压战略对手以维护霸权地位。考察战后以来美国进行大国竞争的历史进程，发现代理人战略是一种经常实践但仍需要理论解释的经验现象，尤其是美国代理人战略成败的归因分析。代理人战略是代理发起方不直接出面，而是寻找安全与外交领域的当地替代者实现间接制衡目标的战略手段。一般来说，一项国际战略的实施效果受到行为体动机与能力的双重制约。美国代理人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美国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契合度及代理人资源整合能力两个方面。利益契合度是美国与代理方合作的前提，利益契合度越高，施动—代理关系愈加稳固，合作意愿趋高，越有利于代理人战略的施展。代理方资源整合能力是代理人从美国获取及自身原有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整合能力越强，给对手制造的麻烦愈大，越有利于实现代理人战略的目标。文章以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时期在阿富汗与尼加拉瓜的代理人战略为例，对这个理论假设进行对比检验。

关键词 大国竞争 代理人战略 美国 阿富汗 尼加拉瓜

一、问题的提出

大国竞争向来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重要动力。194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新兴大国美国与苏联的战略竞争贯穿着这个被称为冷战的历史时期。冷战结束以后，大国竞争暂时沉寂，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有把“单极时刻”（the unipolar moment）变成“单极时代”（the unipolar era）的趋势。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A].//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C]. Cambridge， CA： MIT Press， 2000： 305.但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大国权力转移的加快与国家战略的调整，围绕地区主导权与全球秩序走向，大国竞争再现的迹象日渐明朗。2016年2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Bob Work）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未来安全环境最主要的变化是大国竞争时代的回归”。Dave Majumdar. Great Power Pivot： U.S Shift Focus to War with China and Russia[EB/OL].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great-power-pivot-us-shifts-focus-war-china- russia-15175. 2016-02-10/2019-04-19.2017年特朗普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大国战略竞争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关切，把中国与俄罗斯列入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指出中国与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与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B/OL].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7/12/2017.pdf， p.2.2017-12-18/2019-04-15.2018年1月，美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是10年来首次颁布这类报告，指出对于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中心挑战是作为修正主义大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的再现。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EB/OL]. https：//www.transcend.org/tms/wp-content/uploads/2018/01/2018-USA-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p.2.2018-01-19/2019-04-11.

大國竞争的加剧推动着美国以霸权护持为总体目标的战略调整与布局。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克·索恩伯里（Mac Thornberry）直言美国必须承认大国竞争的回归现实并制定相应政策应对。Mac Thornberry.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cognizing the Return to Great Power Competition[EB/OL]. https：//www.defense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18/02/05/nuclear-posture-review-recognizing-the-return-to-great-power-competition/.2018-02-05/2019-04-17.美国阻遏战略挑战者的权力增值，力保与挑战国有着符合安全心理预期的权力差距，通过内部增长国力与外部制衡竞争对手两种路径。美国海军部长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V. Spencer）在2018年5月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在这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将投入更多人力与资源建设更加强大的海军力量，以有能力威慑及击败新大国竞争时代的任何敌人。Lisa Ferdinando. Investments Focus on More Lethal Force， Navy Secretary Says[EB/OL].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510910/investments-focus-on-more-lethal-force-navy-secretary-says/2018-05-02/2019-05-03.2018年8月，特朗普总统签署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军事开支达到716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增幅为近年之最。同时，美国积极通过外交安排与安全布局，寻找更多盟友与伙伴抵消与遏制战略对手。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指出，“互利的盟友与伙伴有助于我们的战略，提供了对手难以匹敌的持续且不对称的战略优势”。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EB/OL].https：//www.transcend.org/tms/wp-content/uploads/2018/01/2018-USA-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p.8. 2018-01-19/2019-04-25.其中，借助代理人增加战略对手的竞争成本与拖垮对手是美国开展大国竞争的重要工具。很多情况下，美国减少“前沿部署”，向代理人提供道义、培训、武器、情报等方面的支持。比如美国把格鲁吉亚与乌克兰作为阻遏俄罗斯复兴的代理人，把台湾作为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棋子，支持与强化台湾的“国防军事实力”。

在大国竞争语境下，美国实施代理人战略的总体目标是霸权护持，直接动力是借助代理人给战略对手的崛起或复兴制造困境。那么，美国实施代理人战略的效果如何呢？通过实证考察，我们发现美国实施这项战略的结果具有明显差异。在冷战时期，美国在1946—195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与1953—1975年老挝内战的代理人战略最终走向失败，在1960—1964年刚果冲突与20世纪80年代反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的实践则取得成功。当前，美国在格鲁吉亚的代理人战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乌克兰的代理人战略使俄罗斯陷入被动。那么，问题是为什么有些美国代理人战略会取得成功？有些代理人战略滑向失败？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成功的条件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解答的问题。

二、既有研究及不足

关于代理人战略的探究属于国际安全与战略分析的范畴，其研究成果与国际政治演进尤其是大国竞争及美国战略实践进程密切相关。目前学界对于美国推行代理人战略尤其是代理人战争动因的研究较为丰富，涉及采用这个战略的体系条件（结构与进程两个方面）、国家理性考虑等等。Philip Towle.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J]. The RUSI Journal， 1981， 126（4）： 21-26; 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J].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2002， 2（3）： 29-48; Harold Tillema. Foreign Over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Nuclear Age[J].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89， 26（2）： 179-196 ;Michael Innes. ed. Making Sense of Proxy Wars： States， Surrogates and the Use of Force[M]. Dulles， VA： Potomac Books， 2012;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Geraint Alun Hughes. Syria and the Perils of Proxy Warfare[J].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014， 25（3）： 522-530; Seyom Brown. Purposes and Pitfalls of War by Proxy： A Systemic Analysis[J].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016， 27（2）： 243-257; 陳翔. 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J]. 国际政治科学，2017（4）： 124—155;陈翔. 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1）： 27-52.对于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效果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多集中于历史研究之中。事实上，系统有效地解释一项战略的胜败，绝非易事。通过文献考察与梳理，可以发现关于美国代理人战略效果归因的既有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效果与代理人的可靠性与能力有关。代理人作为美国代理人战略的行动者，与美国推行这项战略的结果有直接关系。代理人战略的结果受到代理人可靠性的影响，代理人甚至会改变阵营。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Brighton & Eastbowrne： Susex Academic Press， 2014： 54-55.亚里克斯·马歇尔（Alex Marshall）通过对新近公开的历史档案考证，指出代理人战争中超级大国更多地被代理方所操纵，影响战略结局走向。Alex Marshall. From Civil War to Proxy War：Past History and Current Dilemmas[J]. Small Wars&Insurgencies， 2016， 27（2）： 183-195.代理人的能力对于美国实施这项战略的成败关系重大。1954年，美国担忧危地马拉领导人雅克布·阿本斯（Jacobo Arbenz）是亲近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改革者，扶持卡洛斯·阿马斯（Carlos C. Armas）作为美国利益代言人，后者在军队中有着强大势力，最终把阿本斯赶下台并建立亲美独裁政权。Nick Cullather. Secret History： The CIAs Classified Account of Its Operations in Guatemala， 1952-1954[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57年前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扶持苏拉威西与苏门答腊等地的地方叛乱势力试图推翻愈加亲近中苏的印尼苏加诺政府，失败的原因在于叛军势力的弱小。Audrey R Kahin and George M Kahi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75. 在1961—1964年，美国对越南发动的“特种战争”战略以失败告终，这与作为代理人的西贡政权实力不足与不得人心有着关键联系。James E Westheider. The Vietnam War[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7.

其次，把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成败归因于美国执行战略的意志与美国援助的力度等。作为行为主体，美国推行代理人战略的偏好强弱会影响其提供援助的意愿，从而塑造代理人战略进程。1946—1949年希腊内战期间，美国杜鲁门政府向希腊王室政权提供武器与后勤援助，积极配合英国的行动，并在最终战胜实力强大的共产党游击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Amikam Nachmani. Civil War and Foreign Intervention in Greece： 1946—49[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90， 25 （4）： 489-522; David H Close ed.The Greek Civil War， 1943—50： Studies of Polar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3： 202.弗里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非洲之角冲突中，美国利用中东代理人支持反苏的索马里，但美国代理人战略出现干预力度与决心不够的问题，最终导致亲苏的埃塞俄比亚获胜。Fred Halliday. US Policy in the Horn of Africa： Aboulia or Proxy Intervention？ [M]. Review of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1977， 4（10）： 8-32.1975年，美国在老挝与柬埔寨扶持的代理人纷纷败于共产党力量，这与其经历越战惨败后力量收缩有着重要关系。Stein Tonnesson. The Longest Wars： Indochina 1945—75[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85， 22（1）： 9-29; Roger Warner. Shooting at the Moon： The Story of Americas Clandestine War in Laos[M]. South Royalton， VT： Steerforth Press， 1996.“颜色革命”以后的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政府成为美国在南高加索遏制俄罗斯的重要代理人。但是在2008年8月俄格战争中，美国布什政府并没有提供有力的援助，反而强化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Irina Papkova. Great Power Misalign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ssoGeorgian Conflict[A]// in Alexander Astrov ed.The Great Power（mis）Management： The RussianGeorgian Wa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Political Order[C].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1： 43-58.

最后，还有学者认为竞争对手的实力与意图影响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施效果。美国推行代理人战略需要考虑竞争对手的现实情况，其政策调整与实力变迁会作用于代理人战略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沙特在也门推行的代理人战略得以成功，很关键的原因是主要庇护方埃及由于各种因素退出代理人竞争以及共和派温和势力的上台。A I Dawisha. Perceptions， Decisions and Cosequences in Foreign Policy： The Egyptian Intervention in the Yemen[J]. Political Studies， 1977， 25（2）： 201-226; Filip Bryjka. North and South Yemen as A Theatre of A Proxy War During the Cold War[J]. Journal of Science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of Land Forces， 2016， 48（2）： 19-34.约翰·萨克拉（John R.Thackrah）指出，随着苏联在1990年停止对门格斯图政权的一切援助以后，后者迅速败于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John R Thackrah.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ilitary Conflict since 1945[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74.安哥拉内战最终走向美国满意的结局，并非是其代理人“安盟”（UNITA）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因为苏聯对于安人运（MPLA）政府援助的中断以及后者放弃社会主义革命。Raymond W Copson. Africas Wars and Prospects for Peace[M]. Armonk， NY： M.E.Sharpe， Inc， 1994： 114-125.同样，莫桑比克马列主义执政党解放阵线党（FRELIMO）与美国等国支持的“全国抵抗运动”（RENAMO）最终谈判和解并实现民主化进程，与苏联支持及影响力的渐消有着莫大关系。Carrie L Manning. The Politics of Peace in Mozambique： PostConflict Democratization， 1992—2000[M]. Westport， CT and London： Praeger， 2002.

应该说，以上的研究主要通过实证案例考察，分别从不同层面对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效果、成败原因进行了分析，涉及代理人能力大小、美国的意愿强弱及竞争对手的政策与实力变化等。这些成果有助于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效果影响因素的归因，特别是提供了大量实证案例，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做了大量知识铺垫，特别是从代理人与美国等行为体视角分析的思路极具有启发性。但是，既有研究成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既有研究结论有值得推敲之处，特别是可以找出反例，显示其解释力不足。比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积极支持拉脱维亚与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中央情报局提供大量援助与训练，但终归于失败，其中重要原因是苏联政府的强力应对与压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援助的下降，并没有导致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败于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这说明美国代理人战略的效果并非某一个因素在起决定作用，需要综合考察关键变量。二是既有研究主要是历史案例分析，虽然有理论分析的地方，但仍显得单薄，缺乏系统完整性。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在经验观察基础上，描述现象之间的联系以便发现规律，找出对于结果同样重要的最关键因素，试图搭建一个理解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效果的基本分析框架。

三、代理人战略的概念及特征

随着权力转移的加快与大国竞争的加剧，既有体系存在失序与失控的战略风险，关于霸权国与崛起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阐释在学界及政策界受到广泛关注。美国学者A.F.K奥根斯基（A.F.K.Organski）指出，权力转移时期最为危险，崛起国对于现状不满与迅速增长的实力接近主導国，爆发争霸战争的可能性升高。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330. 同时二战以后的国际关系事实表明，由于国际规范的演进、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力量平衡”的形成等因素，避免迎头相撞成为一种战略必须，使得大国战争逐渐“过时”。陈翔. 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J]. 国际政治科学，2017（4）： 124—155.正是大国战争的难以发生与大国竞争的难以避免导致大国推行代理人战略。克里斯·洛夫曼（Chris Loveman）在解释代理人战争时，认为这是国家寻求更大战略目标，但同时避免卷入直接、高昂与流血战争的逻辑替代。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J].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2002， 2（3）： 30.

通常，战略是国家采取相应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政策过程，涉及借助何种方式以及怎样运用这些方式的问题。安德烈·博富尔（Andre Beaufre）认为，战略是在设定的政治目标指引下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的艺术。Andre Beaufre.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22.代理人战略（proxy strategy）是国际政治重要操作术，属于间接战略方式（indirect approach），是直接干预的补充与替代。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在诸多文献中有所论及，但没有具体明确的概念界定。本文从有明确定义的代理人战争概念推导代理人战略的概念。应该说，代理人战争是代理人战略的军事安全维度，外交操作等也是代理人战略的有机组成。经典的代理人战争定义是：国家为了获取战略目标且为了避免直接卷入流血与代价巨大的战争而通过当地替代者进行。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J].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2002， 2（3）： 30.代理人战略可以被理解为行为体为获取政治安全等利益，不是由自己直接出面干预，而是借助特定代理人为自己服务的互动过程。代理人战略包括施动方（activator/patron）与代理方（proxy/client）两个行为主体，代理关系形成的基础是施动方与代理方基于利益趋同或接近之上的行动一致，双方达成共识或默契，施动方保护与资助代理方，代理方维持施动方的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核心概念界定是在大国竞争语境下框定，有着明确的概念边界。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代理人战略是指美国为制衡战略对手，借助代理人滋扰、打击及削弱战略对手及其盟友的行为。要把握好代理人战略的概念，需要从代理人战略的主体、客体、对象及类型等方面入手。代理人战略的主体是代理关系的施动方，通常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与战略意志的主权国家，具有相应资源汲取与供给能力，可以提供培训、输送军事、经济、情报、后勤等方面援助，或是给予政治支持与外交声援等，同时存在强烈战略动机去寻找代理人为己方服务。在本文，代理人战略的主体是美国这个战后以来的霸权国。代理人战略的客体是代理关系的代理方，是施动方寻找与依托的对象，且把其人力、资源与领土作为施动方的延伸。本文中代理人战略的代理方，涉及崛起国的国内反对力量、周边国家及崛起国盟友的反对者等。代理人战略的对象是施动方与代理方的共同打击目标，通常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本文中代理人战略针对对象是美国认定威胁到其霸权地位的战略竞争对手。

代理人战略作为国际政治中分化瓦解对手与具有排他性的重要战略手段，与联盟战略较为类似，均是针对共同的对手形成的联合阵线，尤其是很多情况下盟友会成为代理人。需要指出的是，盟友成为代理人的情况一般出现在具体问题领域，且通常在双方正式条约规定之外从而施动方不会被牵扯进去，还要涉及行为体自主性及是否认可大国的某些政策。事实上，施动—代理关系可能源自常规联盟关系，仅仅为了管理危机，危机之后再度回归到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关系。Yaacov BarSimanTov.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J].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84， 19（4）： 269.代理人战略与联盟战略的主要差别在于：主体不尽相同，代理人战略的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联盟战略是主权国家间安全关系;形式不同，代理人战略是施动方通过代理方进行活动，联盟是双方合作展开行动;内涵不同，代理人战略是基于弱化或消灭共同敌手之上私下达成的默契，联盟公开地规定国家间防御、外交、经济政策等合作从而达到震慑或打击对手;牵连程度有别，代理人战略可以有效摆脱束缚——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缺乏正式的以盟约为基础的框架，依靠双方语言宣示、实际默契等，相互抛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联盟成员由于存在条约义务容易相互连累，相互抛弃可能性存在但较低。

可以说，代理人战略是施动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兼容之上的战略行为契合，施动方为达到制衡对手的战略目标需求，不直接出面而依靠代理人打击与削弱对手的战略方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目标明确，借助代理人给对手制造麻烦或给予军事政治打击是代理人战略的显著目标导向。二是手段间接，代理人战略并非直接打击对手，而是把制衡挑战者的任务交给本地区力量，通过代理人为己制衡对手达到战略目标，这是代理人战略的基本要义。三是行动非公开，代理人战略更多借助于情报与安全部门，讲求行动的隐蔽性，施动方通常不会承认代理人行为。当事方通常不愿公开这种活动，代理方也不愿公开其受制于另一个国家且为其利益服务的行为。Bertil Dunér. Prox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81， 18（4）： 359. 四是形式灵活，代理人战略无须签订正式的条约或协定，而是依靠双方的战略默契等，施动方容易调整其战略走向，具有暂时性与机会主义特征。五是实力不对称，代理关系双方实力与战略主动的差异导致成为不对称的双边关系结构，一方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处于被动地位。通常，施动方比代理方在军事上与经济上更为强大，且在国际体系中地位更高。Yaacov BarSimanTov. The Strategy of War by Proxy[J].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84， 19（4）： 266.

作为战后以来的霸权国，美国通过代理人战略汲取有效国际资源为己所用并试图遏制崛起国的权力与意图。对于一个成功地在国际体系中确立霸权地位的大国来说，霸权护持无疑是它在整个霸权周期内的主要国家利益。秦亚青.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56.霸权国的头号战略关切是维护霸权地位，战略难题是维持霸权的强烈意愿与实现这种意愿的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尤其是霸权国存在着权力过度伸展战略困境的情况。在相较于崛起对手经济实力相对下滑的背景下，支撑美国大战略可以分配的资源处于紧张状态。Carla Norrlof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Is US Grand Strategy Selfdefeating？ Deep Engagement， Military Spending and Sovereign Debt[J].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016，36 （3）： 16.霸权国本身权力的有限性与维持霸权目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需要美国做到权力的恰当运用，特别是需要通过代理人实现力量延伸与增值。通过代理人战略增加追随者以制衡对手，补充霸权国自身战略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尽量维持权力优势或至少达到地区均势，保持全球霸权地位。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加深的时代，通过代理人战略，美国不必事必躬亲，而是依靠代理人代替自己去制衡对手，可以节省成本开支，回旋余地大且保持行动上的独立性，降低霸权维持的代价与开支。依托合适代理人作为霸权护持的替代性或补充性方式，能够降低国内成本，扩大讨价还价的空间。格兰特·休斯（Geraint A. Hughes）指出，民主国家采用代理人战略是受到自由媒体和反对派政党的监督与约束，它们可能挑战本国干预他国内部冲突在道德上与战略上的可行性。参见：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Brighton & Eastbowrne： Susex Academic Press， 2014： 15.

四、 利益契合度、资源整合力与美国代理人战略效果

美国代理人战略阻遏崛起国的目标在于通过代理人作为延伸其力量的支点，形成包围对手的网络体系，消磨与损耗崛起国的资源与实力，给潜在对手制造麻烦，约束后者成为修正主义挑战者的能力与意志。使挑战者卷入军事冲突并在冲突中支持它的敌人，从而利用他国之手达到削弱自己对手的战略目的。魏光明. 霸权周期理论与中美关系[J]. 当代亚太，2002（2）： 15.美国代理人战略的路径体现在借助国家与次国家行为体代理人对付崛起国。寻找地区盟友或伙伴国作为代理人，使地区国家处于争端冲突临界，分散崛起国的战略资源与集中度，增加崛起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复杂性，扶持崛起国的域内对手加以战略节制，构筑联合阵线加以管控。次国家行为体代理人同样是美国的政策杠杆，支持崛起国内部反对势力进行颠覆或分离活动，希望借助内部代理人进行破坏活动弱化对手。同时，在第三世界支持代理人制衡崛起国在当地的力量存在。美国借助当地代理人对付挑战国在第三世界推行的政策动议，涉及扶持反对派打击崛起国扶持的现政权与支持亲美政权镇压崛起国背后扶植的反政府力量，目标是把崛起国的力量推回去，维护美国在特定区域的主导权。同时美国代理人战略要达到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避免发生直接的战争，双方的对立关系具有可控性。

美国代理人战略有着强烈制衡动机，但是效果上存在着很大差别，很多时候代理人战略取得预期目标，很多情况下没有达到初衷。战略的运用应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意图与能力的契合，国家战略是为实现某一个目标采取行为的过程。通常，一项完整的战略行为涵盖战略目标设定、战略决策提出、战略动员及战略执行。战略实施效果属于战略行为的终端，战略成败需要看其是否实现战略起点的目标设定，成功的战略行为基本上或很大程度上达到预期效果，失败的战略行为则没有或没有完全达到初始目标。对于美国代理人战略成败的考察，要看其战略结果与战略目标是否吻合或大致吻合。一般而言，战略行为成败会受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的作用：战略主体的意图与能力以及外部战略条件。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施效果受到美国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契合度及资源整合力两个变量的综合作用。

（一）利益契合度

外交政策首先要做的是明确地界定国家利益、战略目标及国家政策的限度，战略是充分利用可用资源实现政策设定的目标。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基本方向，决定了国家资源需求的类型与数量，也决定了国家实现目标所必须遵循的资源运用方式。[美] 罗伯特·阿特. 美国大战略[M]. 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6.伯蒂尔·德纳（Bertil Dunér）指出，利益的兼容性在代理人介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Bertil Duner. Prox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81， 18（4）： 353.美国与其代理人构建施动—代理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双方有着趋同或接近的利益空间，从而有了一致的政策偏好与代理人战略实践。对于美国而言，打击与削弱战略对手的政治影响力及战略地位是推行代理人战略的主要目标，代理方的利益诉求包括维持或赢得国内政权、实现独立的政治目标以及领土追求等，这种利益契合度在于通过打击共同的对手获取各自的前景收益。美国与其代理人有着彼此借助、相互利用的利益交易关系，虽然存在一定依附关系，但代理人首先为了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

美国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契合并非一成不变，这种利益关系会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这会影响代理关系的稳固与代理人战略的结果。就一场冲突的结果而言，庇护方与代理人有着差异但同时有共同利益。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33.美国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契合度始于对共同威胁的认知度，趋高的威胁认知度与威胁共识构建，会推动美国及其代理人的利益相关性与目标契合度的增加，从而为双方代理人合作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有助于双方的战略协作与资源动员。威胁共识度是施动方与代理方针对共同威胁的感知度，威胁共识度越高，施动—代理关系愈加稳固，双方合作的意愿趋强，越有利于代理人战略的施展。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利用卡萨武布集团作为代理人对付卢蒙巴政府，后者倒向苏联的程度越深，美国与卡萨武布集团联合行动的动力愈强，合作的共同利益空间趋大。在卢蒙巴接受苏联援助以后，美国更加敌视卢蒙巴政府，導致中央情报局开展秘密行动推翻这个政府。David Gibbs.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nd the Question of ‘Impartiality： Revisiting the Congo Operation of 1960[J].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2000， 38（3）： 369.同理，对于威胁共识的感知下降，会削弱代理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及影响代理人战略的效果，尤其是代理人对共同威胁的认知降低，导致双方共同利益减少，配合美国代理人行动的动力会弱化。威胁共识的下降可能与代理人战略开展过程中一方目标的初步达成、共同对象政策调整或外部环境变迁等有关。

美国与其代理人利益契合度还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代理人自主性及被牵连的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政府与国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界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国家利益边界。代理人战略尽管总体来说具有相对隐蔽性，但是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其仍处于公众讨论范围之内。美国外交曾有“越南综合症”，即厌恶冒险干预及无限承担义务，当政者增强了美国利益所在及如何恰当使用美国力量的方法。国会、公众舆论与利益集团是影响美国推行代理人战略的重要国内因素。比如在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克拉克修正案》，反对直接介入安哥拉内战，担心成为越南式的战争泥潭，禁止援助反共的安哥拉游击队。Robert D Johnson. Congress and the Cold War[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2.代理人自主性体现为担心被美国抛弃，表面的一致利益可能是以损害自身独立性为代价。代理方自主性的增强会加强代理方讨价还价的权力，甚至主要考虑自身利益，尤其是霸权国与代理方利益冲突情况下，从而影响到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施。西约·布朗（Seyom Brown）指出，代理人的动机与庇护方的利益难以足够接近以及命令控制安排难以充分紧密，从而不能确保代理人的战场行为不扭曲庇护方的军事战略与政治目标。Seyom Brown. Purposes and Pitfalls of War by Proxy： A Systemic Analysis[J]. Small Wars & Insurgencies， 2016， 27（2）： 243.美国被代理人牵连到其利益范围外的代理事务，会降低代理人战略的实施意愿。

（二）资源整合力

利益契合涉及的是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的意图层面，此外还需要实现目标的能力，这就涉及代理人的资源整合力。所谓资源整合力，是美国代理人把自身禀赋及美国提供的物质输送、财政援助、情报提供、军事顾问、人员培训、非军事手段（软实力机制）等诸多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的能力。代理人战略是美国使用代理方的人力、资源及领土做为实现本国战略目标的手段，代理关系的重要内容就是代理人从美国获取武器、训练与财政资助等方面的支持。足够的资源支撑能够进行持续的战略行动，消磨对手的资源能力与行为意志，代理人战略实施效果会趋好。武器、其他军事装备及后勤支持等物质供给，提升代理人战争能力及影响冲突结，被视为代理人战争最被接受与承认的方面。Chris Loveman. Assessing the Phenomenon of Proxy Intervention[J]. Conflict，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2002， 2（3） ： 31. 有效的资源整合力指涉代理人把内外资源集中充分地运用到打击对手方面，扩大战斗能力，获取更大的国内支持与内部团结，并在博弈中保持着对称性或非对称的优势，实现真正消耗与遏制竞争对手的目标。代理人资源整合力不足，没有把美国提供的各方面援助利用好，或者存在深刻的内部歧异，导致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对比处于下风，都会给美国实施代理人战略的结局带来不利影响。

代理人的资源整合力受制于代理人自身实力、代理人内部关系等因素。代理人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多寡影响着整体的资源整合力与汲取能力。如果代理人的能力可以胜任具体的战术甚至总体的战略布局，资源动员能力能够塑造国家应对威胁的战略行为，就有利于代理人战略的顺利推进。要是美国的战略期望超过代理人的行动能力，美国推进代理人战略会遇到相应麻烦，甚至可能改变代理人对象。1961年4月，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组成的“2506旅”（Brigade 2506）在猪湾登陆企图推翻卡斯特罗，但最终由于“2506旅”执行任务能力不足，且缺乏国内民众的支持，这项代理人战略未能成功。Andre Beaufre.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5： 111-112; Piero Gleijeses. Ships in the Night： The CIA， the White House， and Bay of Pigs[J].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95， 27（1）： 1-42. 1975年，美国认为安哥拉解放阵线（FNLA）是一个弱小的代理人，减少以至于停止对其援助。代理人内部关系如何会影响其资源整合力的强弱，如果内部团结一致，形成合力进行资源整合的能力就可能强，反之亦然。特别是，代理人本身作为一种政治势力，通常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且代理人内部常常陷入分裂与内部斗争。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Eastbourne：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2： 46.代理人内部的权力纷争存在被对手分化瓦解的可能，尤其是代理人依靠美国的援助，被视为外国傀儡的观念在战略上产生反作用，给这种分化增加几率。毕竟，政府不愿公开它们被强制为另一国利益服务的事实。Bertil Duner. Proxy Intervention in Civil Wars[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81， 18（4）： 359.事实上，代理人内部政治力量的有效合作是资源整合力的重要维度。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保大、吴庭艳都是美国在越南遏制政策的政治工具与霸权代理人，但是由于政府内部矛盾突出，均以失敗告终。

另外还有代理人之间的互动形态影响着美国代理人资源整合力的发挥及代理人战略的实施效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同时在某个战略方向有着两个或以上的代理人，代理人之间地缘利益、意识形态、宗教派系、族裔群体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美国代理人之间如果是合作关系，那么有利于各方的资源整合与战略配合，在具体行动、情报、训练、后勤等方面进行协作，从而顺利推进代理人战略。代理人之间冲突给美国造成尴尬处境，不利于美国整合资源及开展代理人战略制衡对手。冷战时期，美国扶持希腊与土耳其作为阻遏苏联势力南下的两颗棋子，但是由于历史与领土争端，两国的矛盾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布局及遏制苏联的战略效果。

总之，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施效果受到美国与代理人之间利益契合度以及代理人资源整合力的双重作用。利益契合度越高，美国与代理人推进这项战略的动力越强，产生的正向效果越大;资源整合力越大，代理人给竞争对手施加的压力越强，产生的正向效果越大。需要强调的是，利益契合度与资源整合力这两个自变量之间有着相关性，利益契合度大有利于美国更多提供资源及代理人内部整合实现共同目标，资源整合力趋强有助于一致利益的达成，双方这种复杂的关系系统共同推动着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施进程。

五、案例检验

案例研究是理解战略行为及检验理论的重要分析工具。为验证以上研究假设，本文以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阿富汗与尼加拉瓜代理人战略实践进行比较案例。首先，比较案例分析是通过有控制的比较两个或多个案例，进行相应的历史过程追踪，找出案例间异同点，更好地推动因果关系的解释，减少单一案例带来的不确定性，防止陷入“循环验证”的困境，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与广泛适用性。其次，阿富汗与尼加拉瓜案例均发生于1979年，美国代理人战略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时代政治背景的类似性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干扰条件，通过正反两个案例发现代理人战略成败归因的异同点。此外，20世纪80年代是美苏冷战的最后一波高潮，大国竞争激烈使得国际政治逻辑的零和性突出，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的全球攻势与苏攻美守格局，进行强势战略应对，以“实力政策”把苏联的攻势“推回去”。阿富汗与尼加拉瓜虽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但体现出明显的大国竞争态势。里根主义是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典型，支持反苏叛乱组织打击亲苏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里根主义的要义是苏联在资助像安哥拉、阿富汗、尼加拉瓜这样的代理国对抗美国支持的抵抗组织中消耗过大的军事與经济成本。Bob Woodward. Veil：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1981—1987[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195.

（一）阿富汗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的全球政策趋于进攻性，频频利用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浪潮、革命及内乱机会从中渔利。南下印度洋一直是苏联政策制订者梦寐以求的目标，位于亚洲心脏地带的阿富汗成为必经之地，也是苏联重点经营的国家。1979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层发生内争，具有较强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府总理哈菲祖拉·阿明（Hafizullah Amin）处决了亲苏的总统努尔·塔拉基（Nur M.Taraki）。苏联担心阿富汗会像之前的埃及那样全面背弃苏联阵营并同美国结盟，就在年底派兵侵入阿富汗，战略目标是建立且维持亲苏政权，为南下波斯湾与印度洋寻求桥头堡，从而开启了将近10年的阿富汗战争。

美国的阿富汗政策是对苏入侵行动的回应，并由此通过代理人战略反击苏联攻势。美国代理人战略的目标在《美国对苏联政策》（NSDD75）有阐释，即“保持给苏联最大的压力使其从阿富汗撤军，确保苏联在继续占领期间付出重大的政治、军事及其他代价”。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Number 75： US Relations with the USSR[EB/OL]. https：//fas.org/irp/offdocs/nsdd/nsdd-75.pdf， p.4.1983-01-17/2019-04-28.从最终结局来看，美国大致实现了代理人战略的初衷。阿富汗问题成为苏联的烫手山芋与“流血不止的伤口”，最终在1989年完全撤出阿富汗。更重要的是，苏联在军事、外交及政治受到极大损伤。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军队伤亡近5万，物质消耗与财政支出巨大，加速了苏联国力的衰落。里根的阿富汗代理人战略达到了“希望苏联遭受到类似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那样挫折”的最终目标。Charles W Mayn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agan Doctrine[A]// Jiri Valents and Frank Cibulka eds. Gorbachevs New Thinking and Third World Conflict[C].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268.冒然入侵阿富汗与陷入僵局的战略形势使得苏联外交声誉受损。阿富汗战争是使苏联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进入死胡同的首要原因。[挪] 文安立.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M]. 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381. 美国代理人战略的成功，一方面是美国与作为代理人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有着较高利益契合度，能够维持长期代理关系并达到通力合作;另一方面，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助及代理人能力的增强给苏联及其追随者喀布尔政权极大打击。

首先，美国与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基于打击苏联及喀布尔政权的利益契合度高。苏联对于阿富汗的入侵给美国第三世界政策注射了一针作用强劲的冷战药剂，并以冷战政治的思维看待苏联的军事干涉。苏联的入侵是战后以来第一次直接军事干预第三世界国家，打破了美苏“缓和”，威胁到美国在南亚与中东的战略利益。在美国看来，苏联入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美] 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 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M]. 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84.特别是，美国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第三世界新一轮的革命性变迁与苏联干预主义政策的担忧增加。卡特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指出，苏联今后如何狂妄行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领导人认为其介入阿富汗的行动可以取得多大成功。Robert E Gate. From the Shadow： The Ultimate Insiders Story of Five Presidents and How They Won the Cold War[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148.美国要把阿富汗变成“苏联的越南”，在阿富汗“让苏联人流血”。 增加苏联干涉的成本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向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权的反对派提供秘密资金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英] 理查德·克罗卡特. 反美主义与全球秩序[M]. 陈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08.1980年当选总统的里根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阿富汗政策，批评前任的“无所作为”及“缓和”政策，支持所有可以借助的力量反击苏联及其第三世界盟友。国会对于阿富汗问题给美国利益带来威胁的认知与里根政府保持一致，积极支持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为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大量援助开绿灯。1981年国会召开会议讨论阿富汗问题，多数国会议员支持加强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对付苏联。1984年8月，国会甚至埋怨中央情报局没有向阿富汗抵抗组织提供应有的援助。张小明. 冷战及其遗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00.

与此同时，随着苏联对阿富汗赤裸裸的入侵，民族矛盾成为阿富汗国内的主要矛盾，加深了对苏联及卵翼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的敌对情绪。阿富汗精英与民众对苏联扶持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的认识是这个政权是外国异教徒侵略者的工具，而且摧毁这个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杀死苏联人。[挪] 文安立. 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M]. 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361.尽管美国与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根本利益不完全相同，但是存在较高的契合度，这是建立在共同威胁认知基础上，共同的对手是苏联及其附庸喀布尔政府。对于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来说，这牵扯到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问题，甚至涉及宗教问题，因此有着更大动力进行反苏战争。

其次是美国援助及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资源整合力不断提升。面对苏联威胁的逐渐升级，美国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的援助不断增加，涉及武器装备、财政、后勤、情报、培训等方面。里根政府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指出，对于阿富汗抵抗者2亿美元的援助可以助其控制60%左右的国土，使苏军伤亡1.7万人及造成大量物质损失。Geraint Hughes. My Enemys Enemy： Proxy Warfar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14： 125.基于这种认知，美国持续向反政府武装提供财政与武器援助。美国每年通过巴基斯坦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裝提供1万吨武器弹药，到1985年增长到6.5万吨。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M]. New York： 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94：116.1983年以后，里根政府对于阿富汗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这与国内对于介入的积极态度有关。美国对于阿富汗游击队的财政援助从1984年的1.22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6.3亿美元。Alan J Kuperman. The Stinger Missile and U.S Intervention in Afghanistan.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9， 114（2）： 228.在1979—1989年间，美国提供超过30亿美元的秘密援助给阿富汗抵抗运动。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74.美国在巴基斯坦等地建立训练基地，培养大量阿富汗抵抗运动圣战者（Mujahedin）。中央情报局训练超过5万名圣战者作为选定的代理人增强其准军事能力。John K Cooley. 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M].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4.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86年开始提供毒刺式防空导弹（stinger missiles），打破不向热点地区提供美制先进武器的传统，总共提供了1000枚导弹。“毒刺”的引进打破了苏联的制空权，对苏联飞机构成极大的威胁。张小明. 冷战及其遗产[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01.

对于美国提供的各方面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充分利用并给苏联及喀布尔政权造成极大麻烦。国会每年向阿富汗圣战者购买武器提供的秘密钱款给苏联军队造成极大破坏，并打击了苏军的士气。Steve Coll. Ghost War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fghanistan， and Bin Laden： from the Soviet Invasion to September 10， 2001[M]. New York： Pengium Press， 2004： 68.同时在美国的撮合下，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内部不断整合以联合对敌，提高战斗水平与协同能力。尽管阿富汗抵抗运动涵盖着前国王查希尔的支持者、伊斯兰主义者、部族集团等，但共同威胁的存在强化了团结合作意识，并整合起来共同打击苏联及其卵翼下的喀布尔政府。美国极力推动原本各自为政的抵抗组织联合对敌，政治统一及强化各抵抗组织协同作战的能力。1985年5月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七党联盟）成立，总兵力达到10万人，并在之后的战斗中显示了团结作战的姿态。抵抗组织还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阿富汗民众向游击队提供情报、食物与庇护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喀布尔政府军士气低落，苏联可以用的资源逐渐枯竭，面临着化整为零且不断壮大的阿富汗游击队有心无力。

（二）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是中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东西面分别是加勒比海与太平洋，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1979年7月，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推翻了索摩查家族的长期独裁统治，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革命政府，在外交上重视苏联及古巴等国关系。对于尼加拉瓜变局，卡特政府一方面与新政权维持着正常外交关系，并主张进行经济援助的计划——这是吸取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美国过于激进处理带来消极反应后的反思;另一方面，通过中央情报局进行破坏活动，试图扶持亲美势力重新回到权力中心。1981年上台的里根中止了卡特政府对于尼加拉瓜的援助计划，更多地以冷战视角看待尼加拉瓜发生的一切，并推行针对桑地诺政权及背后庇护者苏联与古巴的代理人战略。作为代理人的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Contras）主要有：1981年8月成立的尼加拉瓜民主阵线（FDN），成员多由索摩查政权国民警卫人员组成，领导人为阿道夫·卡莱罗（Adolf Carlo）;1982年9月成立的革命民主联盟（ARDE），由阿方索·罗贝洛领导，坚持反索摩查立场;由印第安人构成的米苏拉组织与米苏拉萨塔组织。Sam Dillon. Comandos： The CIA and Nicaraguas Contra Rebels[M]. New York： Henry Holt， 1991.

里根的代理人战略直到其任期结束的1988年，尼政府与反对派谈判并达成停火协议。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开展代理人战略的战略目标是颠覆桑地诺政权，改变尼加拉瓜政权的现行结构，阻止苏联在中美洲的扩张。美国的代理人战略虽然给桑地诺政权带来很大经济与安全麻烦，加大其统治成本，但是并没达到预期效果，没有动摇桑解阵政权的根基，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被尼加拉瓜人民军赶入洪都拉斯境内。同时，苏联尽管主动收缩了对于尼加拉瓜的援助力度，但是在中美洲的影响依旧，直到1988年尼加拉瓜与苏联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代理人战略效果不佳的原因需要从利益契合度与资源整合力两个方面寻找。

首先，美国与其尼加拉瓜代理人利益契合度不足。里根抱着冷战政治思维，担心共产主义势力多米诺骨牌的传播，尤其是邻国萨尔瓦多可能成为“第二个尼加拉瓜”，为苏联势力的扩张提供桥头堡，威胁美国传统势力范围与地区霸权地位。里根早在1980年竞选期间就指出，“尼加拉瓜是一只威胁美国在拉美利益的熊爪”。在他看来，中美洲地区的共产主义发展将以尼加拉瓜为基地，首先蔓延到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邻国，进而危及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油田和加勒比海上通道，最终在美国南大门形成一个广阔的反美地带。徐世澄. 美国和拉丁美洲史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47.彼时，受到尼加拉瓜革命的鼓舞，萨尔瓦多反政府游击队不断壮大试图推翻亲美独裁政权，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群众运动与游击队活动此起彼伏。不过，美国国会对于在尼加拉瓜的代理人战略有着重大异议。1982年12月，众议员爱德华·博兰（Edward P.Boland）在国会提议要制止为中情局或国防部推翻尼加拉瓜政府提供经费，后称为“博兰修正案”在众议院通过。1985年4月23日，美国国会否决了里根总统持续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支持的请求。William I Robinson and Kent Norsworthy. David and Goliath： The US War Against Nicaragua[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241.里根政府试图避开国会审议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导致后来伊朗门事件的发生，带来更大的消极效应与更多的非议。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hicago， IL： Ivan R Dee， 1996： 400.

作为代理人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组成多样、利益取向不一，尼加拉瓜民主阵线由于主要成员是前索摩查政权国民警卫，有着推翻桑地诺政权的强烈动机，和美国利益偏好较为一致。Roy Gutman. Banana Diplomacy：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 in Nicaragua， 1981—87[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8.阿图罗·克鲁斯（Arturo Cruz）原是桑地诺政权的驻美大使，后因参加总统大选失利在1984年参加反政府武装，主要目标是分享政府权力。与阿富汗相比，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涉及的是夺取国家政权问题，而非反对外族的民族独立问题，与里根政府共同对付桑地诺政权的动力稍弱。美国把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分子视为“自由战士”，甚至类比于1776年的“建国之父们”。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t Home and Aboard[M].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1994： 721. 但是反政府武装在尼加拉瓜国内的暴行被美國媒体及民众所周知，导致美国国会对于其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美国与代理人在利益取向上的差异加上国会的掣肘，影响了双方代理关系的稳固性。

其次，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资源整合力水平不高。与政府军相比，反政府武装自身能力有限，力量对比处于下风。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拥有正规军4万，民兵7万，是中美洲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980年，仅仅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桑地诺人民武装（MPS）就有10万之众。William I Robinson and Kent Norsworthy. David and Goliath： The US War Against Nicaragua[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253.80年代中期，苏联向尼加拉瓜提供了14亿美元的经援，还通过越南、古巴向尼加拉瓜提供坦克、榴弹炮、地对空导弹及装甲运兵车等大量武器，古巴还向尼加拉瓜派遣大量军事顾问。苏联与古巴的支援加之政府军经过多年实战，战斗力较强，相对于反政府武装在政治与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反政府武装尽管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情报、资金、武器等方面的援助，但由于美国国会干扰等因素，仍显得援助不够。1981—1988年间，美国陆续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3亿美元援助。反政府武装力量有限，内外资源难以整合成有效的战斗力。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把尼加拉瓜民主阵线（FDN）的武装斥之为“一群乌合之众”。Duane Clarridge. A Spy for all Seasons： My Life in the CIA[M]. New York： Scribners， 1997： 208.政府军给反政府武装沉重打击，后者士气低落，在尼加拉瓜不得人心，对平民进行无端屠杀及恐怖主义行为，破坏国家的发电厂、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使得人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激起广大民众的不满。就连美国前任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也指出，反政府武装的行为应被视为恐怖主义行动。Thomas W Walker. Reagan Versus the Sandinistas： The Undeclared War on Nicaragua[M].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27.桑解阵政权内部政治社会稳定，国外有广泛的支持，有着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对付美国的代理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

同时，反政府武装派系甚多，内部整合不力，严重影响着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施效果。1985年6月，由美国拼凑的尼加拉瓜反对派联盟，有13个组织构成，各怀鬼胎，各派观点差别很大且领导人矛盾多，不能协同作战，尤其是在是否要清除原索摩查国民警卫队成员存在矛盾等，难以实现真正的联合。Timothy C Brown. The Real Contra War： Highlander Peasant Resistance in Nicaragua[M]. Norman：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1： 86-91. 尽管美国极力撮合，各派系依然内讧不断与争权夺利，加之对分配美国援助的分歧，导致其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比如登上反对派联盟领导的阿道夫·卡莱罗独揽大权，引起其他派系不满，难以协同作战，导致反政府武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反对派联盟领导人阿道夫·卡莱罗（Adolf Carlo）、阿图罗·克鲁斯（Arturo Cruz）、埃登·帕斯托拉（Eden Pastora）、费尔南多·查莫罗（Fernando Chamorro）等先后退出政治与军事领导层，削弱了反政府武装的战斗力，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尼加拉瓜政策。可以说，由于美国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打击桑地诺政权的利益取向上存在偏差，使其代理关系并非稳固，尤其重要的是国会从中作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对于内外资源的整合不力，尤其是自身军事实力不足以及派系分歧，导致难以形成对抗桑地诺政权的强大能力，从而在代理人战略中败北。

六、结 论

代理人战略重要的政策导向是减少在战略前沿的军力部署、降低实力透支的预防性战略，讲究信条与能力的一致、目标与手段的吻合及战略与资源的统一。美国推行代理人战略是一种理性行为分析模型，对于成本、风险、收益以及冲突升级的后果有着全盘考虑，是一种战略性思考的逻辑结果。在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出于霸权护持与制衡战略对手的需求，借助代理人追随自己，消磨对手的实力与意志，拉大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权力差距。本文认为，美国推行代理人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两个条件：美国与其代理人的利益契合度要高，从而能够有着共同对付对手的强烈意愿;美国代理人需要有着有效的资源整合力，汲取内部资源与利用美国援助需要高度的有效性，从而才有实力制衡对手。正是在两个条件的结合，推动着美国代理人战略的有效推进，反之实施效果会不佳甚至失利。文章以美国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在阿富汗与尼加拉瓜的正反两个案例，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对这个结论进行了验证。

代理人战略成为美国恰当使用权力的重要选择，通过借助对方国家内部的次国家行为体代理人或者周边的代理国家，美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外部力量钳制对手。通过延展分析可以发现，基于霸权护持目标，美国针对不同的对手推行代理人战略有所差异：针对战略竞争对手，倾向于采取国家代理人战略，在时机成熟下也会利用次国家代理人;针对地区反美国家，倾向于采取国家与次国家代理人相结合的策略;针对恐怖主义，倾向于采取次国家代理人战略。综观当前，美国频繁利用甚至主动激化与挑起俄罗斯等战略竞争对手与周边邻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的矛盾，不断通过威胁共识建构强化美国与代理人的利益契合度，并整合资源打击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借助国家及次国家代理人削弱伊朗、委内瑞拉等反美国家政权的实力与合法性基础，渲染这些国家的危险性以及政权的不正当性，从内外两个层面加以制衡，达到抑制反美国家地区影响力外溢甚至推翻现政权的目标。美国积极支持库尔德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甚至可能出现反恐战争代理化的趨势，以此实现借刀杀人及保持地区主导权的战略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代理人战略并非战后才出现的国际关系现象，但是两极体系以及核武器的产生导致国际政治的结构与进程两个方面发生更张，对于美国代理人战略具有量的增长意义。当前国际关系不确定因素增加，作为崛起国的中国，面临着霸权国战略遏制的现实问题。特朗普政府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因素不断上升，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愈加凸显。与此同时，大国竞争存在着“和而不同”与“斗而不破”的新特征。代理人战略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重要手段，美国之前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利用中国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试图寻找及利用代理人以较低风险管控中国影响力。这会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紧张，美国企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让邻国成为遏制中国的急先锋，自己充当搅局者与混乱制造者，中美之间的博弈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与美国代理人之间的较量。随着特朗普总统提出“美国第一”新格调后，美国更加愿意利用代理人力量以及同当地势力合作管理地区危机，以降低成本且最大化美国利益。Keyhan Barzegar. Trumps Proxy War Strategy[EB/OL]. http：//www.iranreview.org/content/Documents/Trump-s-Proxy-War-Strategy.htm.2018-02-06/2019-04-26.可以说，本文对于美国代理人战略实施效果的评估与归因分析，有助于理解代理人战略的本质以及未来美国代理人战略的走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预测美国国家战略的走势，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势以及指导中国外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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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清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