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耜

一

1935年2月9日，鲁迅给刚到上海不久的萧军、萧红写去一信。起笔先谈了自己阅读他们寄来的作品的感受，以及应他们请求，向报刊推荐这些作品的情况。其中在谈到萧军希望推荐到《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的一篇“写在东北一些汉奸卖国罪行”（萧军语）的散文时，鲁迅坦言相告：“至于你要给《火炬》的那篇，我看不必寄去，一定登不出来的，不如暂留在我处，看有无什么机会发表……”接下来，鲁迅又写道：

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流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敵，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鲁迅写下这段文字意在告诉“二萧”，须认清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的管控舆论，压制民意，淡化抗战，妥协对敌的政策主张，而这也正是萧军抨击汉奸，呼吁抗战的散文“一定登不出来的”的原因所在。为了使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更有说服力，鲁迅信手拈来一个实例，这就是由徐道邻——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署名，不久前公开披露于沪上报刊的文章《敌乎？友乎？》（文章在主题之下尚有副题“中日关系的检讨”，本文简称《敌乎？友乎？》）。在鲁迅看来，日本意欲鲸吞中国，东北已经沦陷，华北危在旦夕，“现代阔人的代言人”居然还要发问：闯进国门的侵略者“敌乎？友乎？”甚至还自说自话，认敌为“友”。按此逻辑，接下来，他们大约还会在“友乎？主乎？”之间做文章，把“敌人”当成“主子”，进而为“主子”效力，替主子“讨伐”有反抗情绪的同胞。这无疑是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卖国论调。而这样的卖国言论竟能在国内“各报”广泛流布，畅行无阻，说明它正好迎合乃至代表了当时政府在抗战问题上的潜在态度和舆论导向，并因此而获得了他们的怂恿和支持。有这样的舆论导向以及相应的报刊管控存在，萧军鞭挞汉奸卖国的文章怎么可能顺利问世？

二

对于《敌乎？友乎？》所流露的媚日倾向乃至“投降”论调，以及政府对这种倾向和论调变相的怂恿与支持，鲁迅表示了极度憎恶和强烈愤慨。而支持着这种憎恶与愤慨的，则是鲁迅在强敌入侵、外辱降临的情况下，所展现的一种敏锐目光和凛然正气，是与其“我以我血荐轩辕”终生志向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然而，让鲁迅万万不曾想到的是，《敌乎？友乎？》一文的作者，根本就不是在文章上署名、曾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中级官员并参与民国外交事务的徐道邻，而是另有更大的来头——《敌乎？友乎？》的执笔者、记录者是素有国民党文胆之称，时任蒋氏政府行营设计室主任（不久出任侍从室二处主任）的陈布雷;最终的决策者、口授者则是国民党当局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本人。至于文章何以要假借徐道邻的名义刊出，大约是考虑到其父徐树铮当年投笔从戎，曾留学东瀛学军事，后来在北洋政府的舞台上又是所谓“亲日派”，现在让其儿子来谈中日关系，自然会带有某种“亲和”色彩。由此可见，一篇《敌乎？友乎？》在问世之初，就掺杂了基于政治和外交所需要的韬略感和技巧性。

时至今日，陈布雷为蒋介石执笔撰写《敌乎？友乎？》一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对于此事，不仅相关传记著作多有直接描写和正面披露，即使蒋介石、陈布雷本人，亦同样直言不讳。请看《陈布雷回忆录》：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四十六岁

一月，去奉化溪口住旬日，撰《敌乎？友乎？》一文携至上海，以徐道邻君之名义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此文之作，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为日本彷徨无主之国论辟一新视野，而痛斥其野心军阀之无知，即或未能打消其侵略之妄念，亦冀稍缓其凌逼之气势也。既发表后，各报竞相转载，日本之报纸杂志，亦均纷纷转译，颇引起一时之注意。事后日本方面亦渐有疑此文为当局所授意者，然皆将信将疑，但至少与彼邦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打击云。

1950年9月，已经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出于总结和反思历史的需要，重新刊行1943年由自己授意、陶希圣执笔完成的旧著《中国之命运》，而将《敌乎？友乎？》作为附录收入其中，并亲撰前言如下：

民国二十三年秋，中日局势更趋危急，正进入最后关头，极思设法打开僵局，乃在病榻分章口述，而嘱布雷同志笔录其详。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期其警觉，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惟以当时政治关系，不便以布雷名义出之，乃托徐道邻君印行。近阅是编，抚今思昔，不禁感慨万千，特付重刊，以备自反，或仍有助于将来东亚民族之前途乎！

以上材料将《敌乎？友乎？》一文的来龙去脉和相关情况，交代得清清楚楚。

三

行文至此，有一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这就是：围绕一篇《敌乎？友乎？》，鲁迅的阅读感受与蒋介石以及陈布雷的“夫子自道”竟然反差巨大，各执一词。在鲁迅看来，《敌乎？友乎？》是典型的鼓吹媚日乃至投降的卖国文章，因而必须痛斥其荒谬，揭露其危害。然而，作为《敌乎？友乎？》真正作者的蒋介石以及陈布雷却一派心安理得，泰然自若。在言及谋划该文的动机和目的时，蒋介石宣称是“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陈布雷则表述为：“盖欲暗示日本以中国决不可屈服，日本决不可不认识东亚安危之至计。”两方面的说法何以大相径庭？其中又包含了怎样的是非与原委？要搞清楚这点，我们需要先看看《敌乎？友乎？》究竟写了些什么？

在传媒高度发达，资讯空前覆盖的时代，《敌乎？友乎？》并不难找。如今进入读者视线的这篇长文将近两万言，分为八个部分，其目次如下：一、引言——中日间的僵局;二、就中国立场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三、为日本打算说明僵局延长之利害;四、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五、日本方面的错误（一）——直接的对中国认识之错误;六、日本方面的错误（二）——间接的国际间举措上之错误;七、中日两国所应认识之要点及应采之途径;八、结论——解铃还须系铃人。

平心而论，《敌乎？友乎？》是一篇视野开阔，内容繁复，观点庞杂，命意曲折的文章。显然是为了回避和淡化文章的官方色彩，蒋介石以及陈布雷为授命登台捉刀的徐道邻设定了一种特殊身份——既非政府人士，亦非国民党员，甚至也不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专家，而只是一个置身民间的、在野的，但又关心和洞晓国家现状与世界局势的通达之士。与此相适应，全文的表述也故意流露出一种“局外人”特有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口吻。如在观察和分析导致“中日僵局”的原因时，时而是“中国立场”，时而“为日本打算”;时而说“中国之错误”，时而说“日本之错误”……不过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技巧和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客观坦率，实话实说的氛围和语境，进而告知日本当局：无论从国际局势看，抑或就两国利害讲，中日关系继续恶化，都将产生严重的两败俱伤的后果。其中以武力自恃的日本方面，尤其需要认清一种基本事实，那就是：日本果真能在数日之内灭亡整个中国，一切自是无庸赘言，但如果战事迟滞，一旦拖上数月甚至数年，那日本一方则不啻于自陷泥潭，自取败亡：

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讳言的。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惟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实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平方公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日本至多也不过能占领到中国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与重要的海港，决不能占尽中国全土。

如此这般貌似客观分析实为严正警告的陈述，在《敌乎？友乎？》中屡屡可见，构成文章的重要声音。沿着这样的线索与思路，文章在结论部分大声呼吁“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绝灭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日本国民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由此可見，《敌乎？友乎？》一文，确实包含了蒋介石以及陈布雷所说的，试图通过陈述利害以缓和中日僵局，“克免同归于尽之浩劫”，同时遏制日方“淩逼之气势”，给“主张急进之少壮军阀以打击”的意图。单就这方面的情况而言，鲁迅断定《敌乎？友乎？》是卖国文章，自然难免无的放矢。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敌乎？友乎？》作为一篇假借“局外人”姿态来谈论中日僵局，且旨在回避抗战全面爆发的文章，确实也存在一些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与民众普遍的抗日呼声不协调、相龃龉的地方，有的文字表达甚至不乏抹平是非，枉顾曲直，乃至讨好日方之嫌。譬如，文章的第二部分，起笔之初就引用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五讲》（1924年2月24日）中曾说过的一段话：“从日本动员之日起，开到中国攻击之日止，最多不过十天，所以中国假如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当年中山先生之所以这样讲，意在以“危言”警醒国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列强环伺，祸害重重的生死关头，要想“避死求生”，就必须团结奋起，自强不息。而《敌乎？友乎？》在日寇已抢占我国土的情况下，将这段话作移花接木式的安置，且奢谈什么“崇信中山先生的遗教”，其扭曲论者原意的自示其弱、委曲求全不言而喻。

该文还不时出现这样的语句：“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国家民族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一时的荣辱得失，只要不碍及根本，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好恶友敌，完全可以事实相转移。”“回溯九·一八前后以至今日，造成如此难解的僵局，中国实不能说一无认识上或举措上的错误，这种错误，有属于政府的，有属于民众的，有政府民间所应共认错误的。”“国际之间，友敌何尝有一定刻板的标准，苟利于国，应屏绝嫌怨而为之。”凡此种种说法，孤立或抽象地看，似乎并无大谬，只是一旦置之于敌寇入侵，举国抗战的大背景之下，便立见其退让、懦弱与苟且的底色。文章还说什么：“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国民党，明白放弃容共政策，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这种无视民族大义，投日本政府之所好，不惜用“反共”来拉近与侵略者之关系的论调，无疑更属立场倒错，敌我不分。尤其是该文的标题，给“敌乎、友乎”打上问号，不仅一下子模糊了日本军队的侵略者性质，而且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面对这样一些奇谈怪论，一向目光如炬的鲁迅斥其为卖国文章，自是顺理成章。

将《敌乎？友乎？》一文质之以鲁迅的评价，为何时而显得无的放矢，时而又算得上顺理成章？对于这个很难在史料中找到直接答案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来一点大胆的推测：当年的鲁迅并没有仔细通读《敌乎？友乎？》的全文——按照《陈布雷回忆录》的说法，《敌乎？友乎？》最初发表于《外交评论杂志》，而鲁迅在致“二萧”的信中提到该文，却明言是从“去年各报”所见。查《鲁迅全集》为该书信所做的注释可知，《申报》曾连载《敌乎？友乎？》一文，时间是1935年1月26日至30日。这时间离鲁迅给“二萧”写信的同年2月9日，刚好隔了一个旧历春节，故而信中有“前几天大家过年……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云云。由此可以大致断定，鲁迅主要是从《申报》的连载读到《敌乎？友乎？》的。而阅读报纸连载特有的间断性、跳跃性与随意性，则很可能导致如是情况：鲁迅只是看到了文章中同抗战气氛和民众呼声格格不入的某些部分或段落，特别是看到了“敌乎？友乎？”这个态度暧昧、是非犹疑的文章标题，便不由得怒气升腾、义愤填膺，并随即将这种情绪写进给“二萧”的信中，从而构成了对蒋介石的隔空声讨——但愿我这番推测，不曾陷入牵强附会、郢书燕说的泥淖。

四

鲁迅在书信中对《敌乎？友乎？》的声讨，或许因为未细读该文全文而难免以偏概全。不过，在“九·一八”之后的几年间，围绕对日方略和抗战问题，鲁迅和蒋介石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和主张，却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这点，我们翻检相关的史实与史料，同时重温鲁迅的作品与言论，自可看得比较清楚。

在中国现代史上，鲁迅和蒋介石都同日本有着较深的渊源关系。鲁迅于1902年春天负笈东瀛，在那里度过了七年多的留学生活。这期间，他除了学习语言外，先是学医，后弃医从文，由此开始了以文艺之光引领国民精神前途的执着实践。无独有偶，蒋介石在十九至二十八岁的九年里，有六年多是在日本学习，主要是学军事，他不但听完了东京振武学校的全部课程，而且还有到日军炮兵联队见习近一年的经历。无论鲁迅还是蒋介石，对于日本民族以及社会、文化都有过广泛接触和深入了解。投射到心幕上，一方面不无反感和警觉，另一方面也不乏肯定和尊重。鲁迅曾称赞日本国民做事的“认真”和“勤劳”;蒋介石亦推崇日本军人的坚韧和强悍，他甚至把日本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以示喜爱。

然而，当日本军队强占中国国土时，鲁迅当即旗帜鲜明地发出了抗争和战斗的呐喊。“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严厉指出：占领东三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日本军阀把他们的侵略行径说成是‘膺惩，鲁迅这里作讽刺性的借用——引者）……中国民众”，“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此后，鲁迅与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联合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一致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呼吁“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战争”。同时，鲁迅立足文坛，大力扶持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先后为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等作序，鼓励作家写出中国人民“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展现“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直到生命临终之际，他依然庄严宣布：“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面对日本军队的强盗行径，青年时就不乏民族意识的蒋介石，同样感到极度愤慨与无比伤痛，进而爆发出强烈的雪耻之心与驱敌之情。正如他在南昌获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后第二天（9月20日）的日记中所写：“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类似的表述此后还多次出现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不过，当时的蒋介石还有另外一种认识。在他看来，眼前的中国，经济凋敝，国防羸弱，政令不一，民心涣散，根本不具备同日本开战的力量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生存下去，便只能对外暂且委曲求全、韬光养晦，以赢得时间，卧薪尝胆，强大自身。

惟其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蒋介石所采取的对外和对内方略明显不同。一方面，对于得寸进尺，日趋嚣张的日寇，蒋介石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退让和妥协：先是回避直接同日方交涉东北问题，而更多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和干预。接下来以“不抵抗主义”，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来回应得陇望蜀的日军，不惜签下《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城下之盟。即使在日寇侵吞中国的野心已完全暴露的情况下，仍谋求避免或延迟战争。一篇《敌乎？友乎？》正是为此而做出的重要努力，即所谓“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蒋介石提交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关于外交之建议案》）。另一方面，在国内，蒋介石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一边抓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追剿”，一边加快对其他异己力量的拉拢、分化或收编，从而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将战备工作列入重要议程，通过征兵扩军、改善交通、增加储备，构建大后方等等，有效提升了当时中国承受战争的能力。

1927年秋天，鲁迅驻足上海，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在上海期间，以写作为职业的鲁迅，几乎完全与政府和体制相隔绝，他当然不可能知晓蒋介石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想法，但对于国民党当局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软弱、昏聩与苟且，却看得十分清楚，并很是不以为然。为此，他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嘲讽、揭露与抨击。

这种嘲讽、揭露和抨击，首先聚焦嚣闹一时的“不抵抗主义”。在鲁迅笔下，“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文人无文》）。在他看来，当局“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所谓“为战略關系，退守第二道防线”，所谓“引敌深入”云云，不过是不抵抗的另一种说法，它只能助长侵略者“深入还要深入”（《战略关系》）。他还提醒人们：“以为不抵抗将军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有名无实”的反驳》）。这样一些泼辣犀利的言辞，确实击中了“不抵抗主义”的要害以及它在当时造成的严重后果。

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也为鲁迅深恶痛绝。为此，他先后写了《观斗》《曲的解放》《内外》《天上地下》等文章痛加斥责。其中《文章与题目》（原标题为《安内与攘外》）一文，尤见匠心别裁，可谓酣畅淋漓：“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文章做到这里，已经无可折腾了，“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这段话透过巧妙的语词调遣和睿智的逻辑转换，举重若轻地揭示了“攘外必先安内”所包含的深度误区——任何武力“安内”只能削弱“攘外”所需要的中国的国防力量，就这一意义而言，“安内”不啻于对“攘外”的釜底抽薪，或者干脆说“安内”就是“迎外”。

需要说明的是，鲁迅于1936年10月病逝，他未能经历之后的全面抗战，当然也无法见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后来为抗击日寇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因此，鲁迅的以上说法，并不能用来描述和评价蒋介石、国民党在整个抗战中的行为与态度;然而，它出现于恐日情绪严重和逃跑行为频发的“前抗战”时期，却无疑是对当局的有效针砭和有力棒喝。

五

毫无疑问，“九·一八”之后，相对于蒋介石的隐忍退让、韬光养晦，鲁迅是主张同仇敌忾、奋起抗争的。鲁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主张，当然不是仅仅出于义愤，而是建立在他特有的对中日关系和中国国情的观察、了解与判断之上。在这方面，鲁迅和蒋介石的一些观点，正好构成了某种反差和对比。

首先，在蒋介石看来，中日两国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因而面对强敌，应力争和谈，力避开战。鲁迅同样看到了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巨大落差，但他认为，恰恰是这种落差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和谈只是幻想，开战则是必然。这当中的道理，鲁迅在同一些日本友人交流时，说得相当透彻明白。譬如：鲁迅曾告诉圆谷弘教授：“中国没有军备，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圆谷弘《与鲁迅谈话》）。鲁迅还同日本著名雕塑家奥田杏花说过：“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比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鲁迅还把同样的意思告诉了老朋友内山完造：

有强者和弱者同时存在，这就不容易和睦相处。是要打仗的。只要弱者不变为强者，打仗也就不会停止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军备不能与日本匹敌，日中关系是不会协调的。如果双方力量相等，打起仗来，难免受伤，没好处。结果，只好亲善了。（薛绥之《鲁迅与内山完造》）

读着这些由日本友人记录下来的谈话内容，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目光的深邃和识见的超卓——作为立足时代前沿的思想家，他不仅要言不烦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强盗本质，以及同强盗讲亲善的空幻性;而且自然而然地阐明了一条迄今仍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必须以先进的、坚实的武备为基础，为前提;在丛林法则依然生效的国际秩序中，正义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

其次，对于近代以来的国民精神，蒋介石一向持悲观忧患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这种悲观忧患有增无减，用他日记中的话说就是：“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情理而论，绝无能存立于今日世界之道。”（9月19日）“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凭一时之奋兴，不唯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亡，故无可恃也。”（10月7日）由此可见，在抗日救国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是无法从民众中获得信心与力量的。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始终是单靠正规军队的“片面抗战”，而无法形成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人民战争。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介石正面战场的极大缺陷，而且也为他最终败走台湾岛埋下了种子。

毕生致力于“立人”的鲁迅，也对民族根性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提出过严厉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在“九·一八”之后仍在继续。譬如，他曾指出“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密斯托枪”之类的宣传，实际上是在严肃切实的抗战事业中，掺进了“做戏”的成分;穿着夹袄、没有武器的青年组成“援马团”，声称要步行去东北支援马占山将军抗战，则不过是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等等。不过这时的鲁迅，对民族根性的整体看法和基本估价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请看他发表于1934年10月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

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們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在这篇旨在驳斥所谓“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力已荡焉无存”之类说法的文章中，鲁迅不仅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中“掩不住的辉光”和“中国脊梁”的存在;而且严正指出：即使在“抗战秀”风行的当下，仍有充满“自信力”的“他们”，冒着被“摧残”和“消灭”的危险，脚踏实地、前赴后继地战斗。也就是说，在斯时的鲁迅看来：民族根性中固然尚有负面的东西，但更有优质的存在，而后者才是民族精神的主体与主流，因而也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壮大自身的力量所在。正是沿着这样的心理轨迹，晚年的鲁迅总是感觉“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总是关注那些“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总是推助为人生、为大众的文艺——他在“国防文学”之外，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恐怕也是这条轨迹的自然延伸吧？

六

由《敌乎？友乎？》引发的鲁迅对蒋介石的一场隔空抨击，以及由此呈现的鲁迅和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异样态度，已是八十多年前的旧事一桩。时至今日，中日两国的情况和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世界格局，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剧变中到来。不过从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维度看，当年这场间接而无声的“争鸣”，仍有聚焦和讨论的必要。这当中除了历史和观念本身自带的看点与价值之外，其当下的话题意义，还可以从蒋介石和鲁迅研究两个领域得以认识：

就蒋介石研究而言。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其人主要是以历史罪人、人民公敌的形象，出现于中国大陆公共场域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随着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得益于史料的发现和档案的公开，有关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逐渐走向学术化，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拥有较大阐释空间的蒋介石，开始进入读者的视野。不过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与偏颇：一些论者或疏于史料辨析，或昧于历史细查，而将大量的夸饰溢美之词，轻率地加在蒋介石身上，不惜将其塑造成一代“完人”“圣人”“伟人”，结果是从另一方面扭曲和遮蔽了人物的本真。而在这时重新检视“前抗战”时期鲁迅映衬下的蒋介石，恰好有利于人们从具体和细致之处，明察其是非功过，发现其复杂人格和矛盾心态，进而建立客观、公允、辩证的历史观和人物观。

鲁迅研究的情况正好相反。新时期以来，曾经被无限抬高和过度阐释的鲁迅走下神坛，恢复其固有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形象。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试图颠覆和“踢开”鲁迅的思潮和现象开始出现，从学术领域到网络平台，歪曲、贬损乃至否定鲁迅的言论不绝如缕，其中一种常见的套路和手段，就是试图利用一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所谓“史料”，给鲁迅扣上一顶汉奸的帽子，使其成为民族的敌人。而当我们重新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历史现场，考察鲁迅当时的态度和言论，即可发现，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如今依然鼓噪这种说法者，如果不是蒙昧无知，便只能是别有用心。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