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知寒

一

清早进门，直播间外是淡青色，直播间里是橙黄色，两个区域都无比空荡。我推开直播间厚实的两层门，坐下后从包里拿出打好的稿子，过两遍，确认衔接没问题后，便像新闻联播片尾时主播们做的，把稿件往桌上磕一磕。透过面前的大块玻璃，能看见淡青色的那块墙壁上挂表的钟点，还有不到十五分钟。很快，广播里漫无目的的轻音乐会悄然终止，接着进片花，进我的声音。那时我的声音会在这层楼里以令人胆战的清晰传递开。静心点儿听，一楼的保安也听得见。声音随着电波传递更远，传到这小城市清晨起来逐渐开始忙活一天的千家万户，似乎越来越清晰。这想法总让我在皮椅子上忍不住发抖。眼睛不盯着钟点还能缓解一下，可又不敢一直不看钟点，节目晚进几秒半分的还好交代，就怕是广告给人少播了一段。老姨说，这就是播出事故了。老姨在过年七天里，回家了和我是亲戚，在电台楼里就是我直属领导。她刚上四十，一脑袋小黄卷，体态富裕白皙，笑起来像个无忧无虑的姑娘。但据说正是在这幢大楼里，她度过了钩心斗角的年轻岁月。上直播对于老姨已是常态，有时候见她在桌上刚喝了二两酒，起身说去上个节目，跟说去上个厕所的语气没有差别。我曾在直播间外看过她做节目，表情凝重，愁眉紧锁，满脸写着斗争与反抗这些标语类的信息，对打电话进来的司机无差别开展教育。老姨嘴边那个黑色的小话筒像个黑莓一样吊在嘴边，她想起来就上去吧唧一口说，你再口齿清楚地把你车牌号报一下。与她接线的司机磕巴得厉害，听筒里的声音也是山河呼啸。他努力喊了几声，阿，勾，493啊。老姨用手里的笔在纸上画了几下，停笔说，你找个明白人说。司机只重复地喊，阿，勾，后头493，我想查一下违章啊。老姨思索一阵，抬头和导播及我对视，恍然大悟，好像她面前就是那个司机，正张口结舌跟她比画呢。她眼神里流露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笑容疲惫，说，王师傅，你的车牌号是AJ493，给你查了，一个红灯一个压线。还有，简单的英文字母该了解了，别老阿勾的。家里有上学的孩子吧？问孩子，学一会儿不耽误你拉活。说完把音乐放上，人往后仰，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指指外头。意思是这儿没趣，你出外走走。

头天上节目，是早上五点半，她开车到我家楼下接我。钻进她那辆小巧的比亚迪，正月里路上见不着几辆车，我们这辆小蓝车在道上畅行无阻，车里播着新闻台，放一首又一首的新年歌曲。到了地方，她在楼下的空地上停好车，走在前头，小靴子笃笃地上台阶，面前黑压压的广播大楼显得高大又粗笨。掀开棉布帘，保安从值班室里睡眼惺忪地开手电照我们的脸。她和保安打个照面，保安便回去继续睡了。大楼的内部并不陌生，我小时候有不少时间在这里消磨，只是后广场上那座进行直播的小楼，还是第一回进。楼房很老，白墙绿围，像医院改建的，窄小的门口后是一条又一条狭长的走廊，一些机器在黑暗里发出幽微的蓝光。老姨开了一个房间的灯，我站在直播间外解围巾，脱羽绒服，缓慢地做着准备。老姨说，穿会儿再脱吧，直播间灯一开，温度高，一冷一热容易感冒。时间快到了，我在里头的皮椅子上坐好，老姨坐在我边上的位置上，一手搭着几个键子，今天是第一回，由她帮我推键子，免得出错。我突然感到嗓子发紧，想咳嗽，怕声音传出去，憋得脸红。老姨把音乐推上去，告诉我，想喝水或者咳嗽时就把音乐顶上。别让广播不出声。出声就没事。像咱们这么聊天也没事，只要把声音盖住。我附和地点着头，明白了，不让冷场。老姨看出我紧张，便只交代我一件事，所有播出事故里以广告没放最严重，没放完也不好。你要是看着广告时间不够了，就灵活点儿，新闻是可以随时掐的。切记，切记。我盯着手里的打印稿，上面的字和字在四方的光线里突然跳远又聚合，越看越让人不敢信任，便狠狠记住让声音为声音打掩护、时间为时间补长短这些兵法战术。

时间还多，我来得比平时都早，想在直播间里的电脑上找两首歌，稀释下被鑼鼓喧天占据的波段。那些歌每年都放，每年都循环，跟新沾不上什么关系了，可每到这时候它们仍是最适合的。像我姥姥这一辈的人，早起收拾屋子时就喜欢配合这些旋律，哼着哼着一脸喜气，感觉开门就能捡上大红包。而财神爷就在她头顶伸手，只要想这手就能握上。今天来的车上，我问司机大哥，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歌。他在等红灯时转过头看我，眼神从半梦半醒转为饶有兴味，换挡踩油门，眼珠在脸上乱转，像思索一个艰深的课题。我耐心等着他，过了会儿，他果真就滔滔不绝，从李宗盛到周华健再到某个在酒吧里因一时意气被打瞎眼睛的摇滚女歌手。说着似乎还咂摸着一些过去时光的味道，嘴唇抖颤，目视前方，笃定地说，我想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人。

找歌的时候我想起来他，想着或许放一首不跟发财求寿相关的歌也没什么。说穿了，谁会听呢。外面还没天亮，早上风大，直往玻璃窗上顶，像快打雷时那样轰隆又莫名。风继续刮着，我这边开始进片花了，今天是2014年大年初四，还可以继续祝福新年快乐：

……

近日，刘女士在网上看见一则偏方，便想用它来为孩子治感冒，说大蒜捣碎敷到脚底涌泉穴可改善症状。她当晚便实施，可昨天早上打开一看，孩子的小脚已深红一片，还起了两个大水泡。有关专家提醒大家，大蒜素对皮肤的刺激很强，幼儿的皮肤很娇嫩，敷大蒜容易导致刺激性皮炎，处理不好很容易感染，同时告诫大家，在网上找的所谓偏方，最好不要轻信实施。

最好，不要，轻信，实施。这是昨天老姨给我找的国内新闻的最后一条，念完就可以进广告了，广告后是身边新闻。我仰在椅子上看一眼稿子，说的是我市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冒充白酒推销员，专找只有一个人看店的小卖铺下手，三吹六哨谎称什么都买，趁对方拿货的工夫，偷走柜台里的钱包，得手了五六家。开头的案发时间，标注是去年秋天的事，可见实在没什么新闻了。稿子拿到手的时候，我问了老姨一嘴，她说没人会挑剔这个，事是真的，录音采访也是真的，那就还有意义，而意义不会过期。我设想了一下听众对这条新闻的反应，还有早被放出来的这个年轻人在一年后听到广播里讲自己犯案过程的场景。也许他会坐在床沿上笑出一声，不断调大收音机的音量，来释放自己的兴奋。

下了节目，我没直接回家，买上早点直接去了相隔不远的姥爷家。姥爷家住在二楼，每次人在楼下按门铃，门没等开，就能听见头顶上的招呼。他们总要从楼上窗子里往下看一眼，亲眼确认后再放行。姥爷家养了三条狗，门还没开，就能听到它们集体的狂吠。同楼的邻居去海南过年，平时两家交往不错，也不会投诉扰民，只是我们心里挺抱歉的，进屋就得抢点时间，赶紧把门带上，呵斥三条狗立刻停下来。屋里还很暗，今天是个阴天，只有厨房里亮着白灯，姥爷正在煮粥，狗叫声一压下去，就能听清楚屋里的响动了。那台老旧的收音机还放着兴高采烈的歌曲。姥爷接过我带来的包子油条，像接待外国友人一样握着我有些冻冰了的手，说，姥爷刚还想着要不要给你去个电话，你就来了。我问为啥去电话，坐在厨房餐桌前，先捡了个包子吃，还热乎，一路上搂在怀里，它热我我热它。姥爷忙活完坐下，把广播的音量调小。就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前两天这屋里被七大姑八大姨踏了个遍，这个早上就显得分外肃静。屋里有点冷。姥爷告诉我他是我的忠实听众，每天早上提前十分钟就等着广播，帮我掐点儿，看广告进得晚不晚、片花接得对不对。这工作他给老姨做了半辈子，比老姨电台的领导审听还认真，一天不落。对于我大学毕业能回来接上这份工作，让家里播音员的饭碗传递下去，我知道他有满心的喜悦。在他们那辈人的认知里，播音员仍是顶好的职业，不用走南闯北，在话筒里就闯了四方，起码在这个东北小地方，社交圈已扩大到极致了，至于传统媒体的逐日消亡，他们还看不到。

今天播得怎么说呢，节奏挺好。姥爷说着双手交织在胸前，他套了一件我爸不要的旧毛衣，一件针织马甲，头发乱蓬蓬且花白了，露出明亮的前额，笑容可掬。我笑笑回应他的夸奖，脑海中掠过今天播报的几条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巴基斯坦汉古农村地区一群孩子误将手榴弹当成玩具玩耍，结果导致六名儿童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年龄都在七至十二岁之间。我问姥爷对这条有没有印象，他吸溜着米粥，反问我美国又炸人了？我说今天国际新闻最后一条，播完我就放歌，收拾走人了。他眯起眼睛回想，好半天，我以为他对此有所触动，可最终是什么也没有。姥爷抱歉地对我笑，指他的耳朵，说，岁数大了，话听不清楚。但他能听清楚我一直没打奔儿。原来他夸奖我的节奏好指的是一马平川，没有沟沟坎坎。说话像机关枪一样，每个字眼儿都有它独立的存在感，在他听来，就是播得不错。我却认为这些不该是关注的重点，打不打奔儿，歌放得怎么样，广告有没有晚进，这些都不是。今天我过来正为这个，我计划在这里等老姨，过年这几天她每天上午都回来一趟看看姥爷，帮着干点什么。我随身带的背包里装有昨夜打好的稿件，想拿给她过目，也都是些网上找的新闻。大雪荒天的，记者们都不上班采新闻可以理解，但至少要选些时效性强的内容拿来用，就算是没什么人听吧，也要为可能的被听到做好打算。万一像我姥爷这样的老人耳朵突然清明点了呢？我想试试采编播全揽，虽说是一步步来的活儿，反正现在也没人有激情去干，趁我有，多少学一点儿。正想着，姥爷捡走我面前的碗筷，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皱眉说，今天后头放得不是过年的歌。倒是好听，可感觉有点凄凉的意思。我说，那是听众点的。姥爷头往后仰，挺好奇。我以为他好奇是谁点的，转念想明白，他好奇的是还有点歌的听众，听众大概率是他这岁数的，他这岁数的大概率不点歌。我听到楼下有人按门铃，知道是老姨来了。姥爷几步小跑到窗口，往下喊，玉啊。老姨仍笃笃踩上楼，三条狗仍然叫，我还没来得及向老姨问好，她一进门便对我嘘了一声，像事情始终还是落进了她料想那样的，表情就松缓了。没说什么，拽我下楼，坐上她的小蓝车，一路开回那座楼。整趟路上，她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以为过年期间为啥不停节目？老姨握着方向盘，表情笃定的样子像极了清晨载我的那个老司机，又自己回答说，你没明白。

二

我拿上老姨在台里交给我的U盘，揣进口袋，到家闷头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家里没人，我冲了杯速溶咖啡，嘴里的干苦迅速把身体其他感觉唤醒。坐到桌前，把U盘里的二十来首新年歌曲在电脑上过了一遍，屋里也没有更热闹一点儿。天快黑的时候，收到一条微信，是高中同学吴雪。她过年也回来了，问我晚上能不能一起吃个饭。去年过年记得她没有回来，今年就有点把她淡忘了，毕竟像我们这种交情，如果不是被共同的故乡牵绊着，四散也就四散了。她说她今天回了趟母校，在过去教室里的读书角，发现了我的两本书，扉页上还有我留下的龙飞凤舞的签名，她看见忍不住直乐。我也不好意思，那是多么自恋的年纪呀，虽然现在也并没有更好一点儿。我穿了件羽绒服，打车到她说的饭店。那是一家开业不久的网红餐厅，司机也吃不准位置。在我前头，车上已拼了一个人，这人和司机聊天，说开这种餐厅就像在沙漠建个自助餐厅，在无人区开了个百货大楼，城市里年轻人越来越少，网红也只能红一个年假。店指定是年轻人开的，开店也不往长远看。我搭不上话，也不想搭，眼睛一直向窗外瞅，伪装自己是听不懂中国话的观光客，或者干脆就聋着。

吴雪现在混得不错，起码打眼得到的第一印象是这样。我到的时候她也刚好到，身上没穿貂，但外衣上隐隐有层薄毛，不清楚什么材质，准确地箍着她的腰身，看起来比貂高级。她换了发型，过去是齐耳短发，现在留长了，也染了棕色，懒懒地盘在后脑勺上，落了两绺在耳边。一看见我，她含笑不语，笑容有点暧昧，让我不住怀疑我们过去是否发生了些什么，而那时我又没开窍，可能错过了她的暗示。店里人不多，没到饭点，光线幽暗，放着气息奄奄的外国歌曲，餐桌布上印着店名，玛丽贝贝。我坐下脱外套，哈出几口寒气，说，地方不错，适合聊天。她没接茬，低着眉毛在我对面翻菜单，指甲是青绿色的，把手衬得很白。她把整本都翻完，又重头翻起，表情不置可否，低声叫店员过来。说完抬头和我对了一眼，抿嘴一乐说，我都把你给忘了，你来，你来。我接过菜单，服务员无精打采地站在桌边，而她已经报上足够两人吃的菜量，我反正不饿，顺手把菜单还了。服务员走后，我没话找话说，你点得还都挺清淡。她说，你没看菜单，看了你也不知道点啥。我对这家餐厅也不了解，出门前在手机上随便查了一个环境好的，反正咱自己人，餐饮上也别要求太高了。我发现她五官上也有点变化，和高中时的印象有所偏离，是那种你知道人还是这个人，但又十分清楚她们已经不是同一个人的变化，简言之，她变得很好看。吴雪告诉我，现在她在北京做自媒体，混饭吃，但收入还可以，下班后健身泡吧，认识了不少有意思的人。我问，怎么个有意思？她扭动下身体，鼻梁在陰影下显得高挺，说，就是让你觉得很神秘。

吴雪坚持说我应该喝一点儿酒，自作主张叫了四瓶科罗娜。我心想这样也好，喝点酒让身体里血流得快点，脑子也能跟着活泛，好打开话题。她从小挎包里拿出两本书，递给我看。一本《茨威格短篇精选》，一本《米格尔街》，翻开看。后一本的扉页上我的签名像人在抽搐状态时写下的求救文字，断续不连贯，竖又长又直，横又歪又扭。她说，我偷着给你揣回来了，放那儿也没人看。你那时候写字就那样。记得咱俩通信那两次吗？我根本看不懂你的字，又不好意思问别人，只能自己在那瞎猜，跟破译密码似的。我还真想不起来，把书收好了问她，咱俩通过信？她舀动着红菜汤里的勺子，说，不然就是传纸条。放下勺，她用优雅克制的动作去切大盘子里的牛排，牛排被她切成整齐的小块，她把一边的蘑菇汁徐徐浇上去，示意我可以吃了，然后自己仰在靠背上，喝玻璃杯里的果汁。我说，谢谢谢谢。她端详我，说，变化挺大，过去你可没礼貌了。我说，别说过去了，你说的那些过去我都想不起来，说现在吧，在北京压力大吗？她说，除了咱家，在哪儿压力不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去哪儿了这两年。我说，我就在咱家工作。牛排切得已经足够小了，但里面还有筋，一口咬不动，两口没滋味，我努努劲儿才咽下去。吴雪凝神笑笑。我继续说，去过外地，还是回来了，我爸现在身体不好。当然，眼下这份工作，我自己也挺有热情的。她问我具体干什么，我说，播音员。想了想补充道，播早新闻。我们互相看着彼此，她身上的变化或许比我的还小些，只是人没把眼睛长在别人身上，怎么也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相貌神态在生活里发生的位移。

酒喝到差不多了，吴雪把手机扣过去，按了静音。整个晚餐过程里她的手机隔三岔五响一下，似乎现在有不少事离了她不转。我提出咱撤吧，我晚上也还得准备第二天的稿子。她说行，扶着额头一边喝果汁一边看我。怎么能听到你的节目？她慢悠悠问。我说，早上七点，FM97.1，下午还有一回重播。她说，那你早上七点是直播喽。我说，是，得起早去。她问起早是多早，我告诉她六点，六点半从家出发，十分钟能到。吴雪来了兴趣，问我她能不能跟着去。她说，你带我呗，我还从来没看过人直播节目呢，网红直播不算。我说，不太好。她说，你直播的时候旁边有别人？也那么早？我说，没有。现在过年，台里是个空壳子。我也是顶别人的班，谁不愿意放假在家好好歇两天。连每天早上的天气预报都是我临时编的，路上看看大概，说个阴晴就行，风力气温啥的，凭自己感受。她不相信，还能这样？我回答她，不然怎么样。喝完剩下的酒，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转，在玛丽贝贝餐厅的音乐里转，一句轻飘飘的快断气的“不然怎么样”。我把肩膀靠在墙上，脸上露出痴呆的表情，想抓住个店员询问，为啥叫玛丽贝贝啊？我真怕他回答我，老板叫贝贝，老板娘叫玛丽，或者相反。吴雪问我，晕了？我说，有点儿。我今天不太舒服，身体不对劲儿。她犹豫一刻，说，要不咱换个地方。我说，还得回家看稿子，明天又早起。对不住，状态对不住。没事儿，我帮你叫辆车，送完你我再走。吴雪歪着头看我，看了一会儿，说，其实我也只想让自己放松放松。你别有心理负担，行吗？还是我送你，我开车来的。我伸手叫服务员结账，吴雪从对面把我的手轻轻压了下去，钱像手绢一样从她另一只手里变出来，飘到了桌子上。

天全黑了，道两边儿灯光璀璨，吴雪载着我在劳动湖上方的景观道上开过。冰湖上有人在放烟花，点炮炸，一群青年男女笑得叽叽喳喳，感觉都是来度假的。吴雪车里放着广播，调到我说的那个频率，这会儿正在推销保健品。吴雪和我没有交谈，都在静静地听，酒劲已完全消失掉。到我家楼下的时候，她在我脸上轻轻吻了一下，到处都是她衣领里香水的味道，让我联想起高架桥和写字楼，都市里香风阵阵。我犹豫该怎么回应，她似乎也不需要，下车的时候，车里广告还继续放着，从远红外内衣到糖尿病胶囊。

早上闹钟把我叫醒，脑袋还是发沉，可能昨天喝完酒在车上开窗，有点灌风。父母房间里传来令人安稳的鼾声，我尽可能像往常一样，蹑手蹑脚，完成所有步骤，在东北清晨还没消失的星辰下，坐车出发。时间比平时晚了五分钟，进直播间坐下，才看见昨天下午老姨给我发的消息，叮嘱我今天别再出毛病，就放U盘里那些歌。我回复她“好”。镜子外的挂钟上，时间一秒接着一秒。我面前摊着昨夜的新闻稿，字和字在眼前像打架，都变成我那两本书上张牙舞爪的字体，我得小心按着它们，才能让自己一个个看清楚。突然我发现，眼前还是昨天那份稿子，还是用大蒜给小孩敷脚的偏方，还是偷杂货店的青年，还是误将手榴弹当作玩具的孩子，孩子死了六个。

我连忙打开桌上的电脑，进邮箱查看，没有新邮件。老姨忘记给我今天的稿子，而我也忘记向她索要。我给老姨打电话，拨一个没通，拨到第三个老姨终于接了。我说，今天没有新的新闻？老姨你赶紧开电脑，给我发一下。还有五分钟开播。老姨说，啊，昨天喝得有点多。没事儿啊没事儿，你别着急，手里有没有其他稿件？我说，有一份昨天的，那不行。她寻思一会儿，告诉我，行。我说，要不晚十分钟播？我现在上网找新的。老姨说，我怕你找的不对。我问，怎么算不对？她说，你根本不懂新闻。就照昨天的念吧。我问，听众听出来怎么办？就算听的人少，也肯定有人听。老姨打断我的话，说，眼睛盯住时间，片花不能进晚，电话赶紧挂。过节听你节目的除了广告商就是你姥爷，你别、别搁那儿自作聪明。

早新闻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推上键子，掐掉重复的音乐，片花里令人振奋的旋律伴随男女声标准的普通话有感情地朗诵着。

我靠近话筒，表情在镜子上映现，兴高采烈、诚恳而亲切地说道：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大年初五，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很多，如今抛去所有不如意，正乘着希望的骏马辞旧迎新，共同迎接这喜气祥和的一年。节目开始，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

这是新一天的开始，东八区的人们忘记昨夜身临的梦境，只记住了零碎的片段，而那些片段也在悄悄告别。人们刷牙漱口，见面问好，晨练的老人在公园里放出和昨天一模一样的内容。

放上广告，我很快下楼到街上打车，电台楼下一辆沃尔沃朝我按响喇叭。是吴雪，她知道我什么时候上节目，就知道我什么时候下节目。坐进她车里，果然，正是我的台，和刚才在直播间里听的广告都还能衔接上。我不错眼珠地看着她，怀疑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几秒钟后我关上车里的广播，她有点惊讶。我又去勾车门的把手，这回她开口了，让我先别走。她说，我听了你节目，你声音在广播里比平时好听，特别正。我说，谢谢。她说，你今天状态更差了，我说你的气色。昨晚没睡好？我想了想问她，你觉得这节目有意思吗？有你说的那种神秘感吗？她笑了，说，你好像还挺在意我的话。车一直没熄火，周围也没有行人，天色仍然晦暗，吴雪从车上拿出一包烟，淡蓝色包装，上面是英文。我看她点火动作挺老练，点完，往我腿间也扔了一根。我们在车里吸着烟，不面对彼此，两张脸在左右两张车窗上倒映出了两个屏幕，都在看各自的电影。吴雪轻声说，谁能比你还神秘？昨天见面，我以为你已经变得不神秘了。可你选择留在这儿，做这么一摊事儿，还每天起早，直播，放豆油药品的广告，然后告诉我这事儿让你挺有热情。你可不神秘吗？世界未解之谜。我扭头，把她的身体也掰过来。她今天早上还是化了妆，精心，但是疲惫。我说，吴雪，你别再来了。她说，车是她自己的，这么大人了爹妈也不管，想来为什么不能来。我说，那成，你来，但你别看我上节目，也别再在车里听我的节目了。实话说，我希望这节目现在听的人越少越好。她说，你说话直接一点儿。我说，我每天起早过来，整理稿子，播稿子，掐时间到秒，这些事儿干起来都不费劲。可我骗自己很他妈费劲。我在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播新闻，就跟咱们昨天去的那个生意迟早要黄摊的网红店没有区别。沙漠里开自助餐厅，无人区里建百货大楼，经不起远看。她说，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我说，我就是讨厌被戳穿。她的身体在我一膀子力气里变得越来越柔软，像不知道该往哪流的一道河，慢慢地冲刷到我的一侧肩膀上。吴雪靠着我说，说得你自己更像谜语了。我说，今天早上，我其实出了播出事故。我在话筒里唯一经得起检验的话，就是我没念错日子。今天是初五，不是初四，还有两天年就结束了。你们在外地上班的，一般都是明天返程，对吧？她说，明天晚上，火车，睡一宿到北京。你来送我吧。我说，我猜你明天早上还得来。你要是来，就当是我明天送你了。她从我身边抬起头，笑着说，那我還是明天过来吧。晚上一家子都去车站，跟你不好说话。

我身上感冒的症状越来越重了，吴雪坚持送我，我说方便的话给我放前面那个小区。到楼下一抬头，才发现姥爷早已站在二楼窗子里等我。他滚圆又苍老的脸透过纱窗，像身处一出话剧的暗影里，旧家庭的悲剧刚刚发生在他身上，作为老去的人，除了把嘴抿紧，他没其他方式能表达愤怒。我严重伤害了他，我心里想，但见了面，也只是在狗叫声中换上拖鞋，进厨房，接手他递过来的米粥。餐桌上收音机是关上的，什么时候关上的不知道。姥爷也没提美国今天又炸人了。

三

我在家等领导的电话，手机就放在床边上，一直等，一直没人来问责。左思右想后，我给老姨打了过去，她声音比早上听着还疲惫，情绪不再激烈。她说，你愿意就过来一趟吧，来台里。到了电台我才发现平时空旷的一楼大厅里站满了男男女女。老姨让我直接上楼，在办公室等她。老姨的办公室和新闻频率的会议室离得不远，隔着门能听清一些时而激烈时而轻微的谈话声。我无事可做，在房间里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刚吃过感冒药，后背一片虚汗，人倒是清醒很多了，只是发困，眼皮抬得费劲。办公室里陈设很简单，除了办公桌和书柜，就是书柜旁边立着的一个洗脸架，塑料的，装载一个塑料盆，里面的水有日子没换，十分浑浊。我把盆里的水倒掉，视线在书柜里逡巡，想找本书翻。里头的书看起来多，有意思的少，但是放了不少相片。台庆晚会的，市里大型活动的，主持人比赛的，还有一张是二○○五年的部里联欢。老姨和她的同事们把隔壁的大办公室精心布置了一番，照片里都是二十出头岁数的脸，穿着暖融融的高领毛衣，席地而坐，碰响红酒杯。后面的办公室墙上挂着红色横幅，写着“广电人永远是年轻”。

老姨的鞋跟儿声终于近了，她进门便瘫在沙发上，眼睛发直，嘴角却还勾着笑。我坐在她边上问出什么事了。老姨好像听不见。我只好沉默地看着她，发现刚刚照片里那个扎马尾辫的圆脸女孩和眼前这个仅仅是相似了。她注意到我，握了下我的手，有点使劲，然后放松，自己也泄了一口气，说，这回终于能放个假了。她问我明天想不想独立做一期节目，她实在没时间顾我，明天的稿件我最好能自己准备。这次不怕有什么问题了，不单是老姨，广电所有人都顾不上我这个浑水摸鱼的节目了。从这一刻开始，她们得为拯救这个频率统一战线，台里要想尽一切办法力挽狂澜。说了半天，老姨想起来我根本还什么都不知道，对我解释说，上面下来人检查，说咱们是黑广播，频率号没有登记过。太久以前的事儿了，何况都正常播了这么多年，根本没人想得起来。现在要取消频率，准备年后通知。其实台里说努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咱们根本不占理。我说，老姨，其实我后天也要走。按理说我应该录到初七，可是初七各大单位就上班了，所以我想明天录完就走，去北京试试机会。老姨愣了一下，我感觉出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有些欣慰。她可能早就等着我主动放弃这个游戏，毕竟我和她不一样，没有经历过好时候，现在时候坏了，也始终算不上他们的一分子。

爸妈和老姨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怀疑除了我姥爷，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晚上我妈给我收拾行李，往行李箱里塞进许多她觉得用得上而我觉得不稀罕的东西，我没有阻止她这么做，就像我没有阻止我爸忙活一下午张罗一桌好菜预备给我践行的心意一样，毕竟他们对我往后生活的影响，注定越来越少。亲子关系像一个跷跷板，前二十年他俩合力把我压起来坐到高处，后二十年就该是我攒把力气试着把他俩抬高，所以我怎么能够留在这里。饭桌上，我妈提议，明天早上一块去姥姥家，给姥姥姥爷说一声，别让他们惦记。我说，好，等我回来。她问我，你去哪儿？我爸放下筷子看着我。我告诉他们，明天的早新闻还得录最后一天。至于初七的节目，老姨说她来顶，她说要站最后一班岗，跟听众们告个别。我妈有点悲伤，担心妹妹以后的生计。我安慰她说，现在活路很多。老姨有声音、有经验，有些平台需要这样的人，活儿在家就能干。我们一直聊到很晚，爸妈熬不住都哈欠连天的时候，我早已度过困意。感冒好得如此迅速让人不安，像那些病毒都被药片儿封印在了什么地方，说不准哪一天就全部跳出来示威，能够安慰自己的是自己还年轻。回到房间里，我在电脑前干坐了一会儿，开始打字，从国内新闻到身边新闻，再到国际新闻，最终打出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到凌晨三点再逐一删掉。

早上还是冷，但今天的天气有所好转，风不大，也没有下雪，阳光只是躲在时间之外。早新闻一共做了多少年、多少期，我心里没有它的历史，但它的历史中却可能留下我，这实在是我所有日子以来一件难得的浪漫。

吴雪如她所言，在昨天同样的位置等待我。我上车的时候，她头仰在座位上，眼睛半睁半闭，眉毛往上挑了两下，说，对不起，我睡着了。我对她笑了笑，没有说话。她转脸看广播，又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紧张地盯着我说，你早退了？不到点儿呢，怎么就进广告了？我说，找不着新闻。我的肚子饿了，很想吃碗热腾腾的面条。她问，你被开了是不是？我就有这种预感。她的眉毛又一次高挑，且一直停在了高处，说，这不算播出事故？我说，在别处算。说完，我把座位放平，让胃平躺下来，饥饿感不再游走于一个地点，渐渐被身体忽视了。外头逐渐高起来的太阳，把光洒在我的脸上，我很快打起了呼噜。睡梦中感觉有人往我脸上罩了个帽子。

吴雪是晚上七点的火车，我和她同一车次，但不在一个车厢，而且我也没有告诉她我今天会离开。在站台上，我看见了她和她的家人们。挥别家人独自进站的她，推着行李箱，从背影看像一个高傲的华侨又一次远走高飞。火车上同车厢的老人随身带了个收音机，小声放着戏曲。发车不久，我问他，大爷，能不能借下收音机听。他看看我，又看看我的铺位，说，那你听吧，然后便安静地在对面坐下，对我进行监视。我调到新闻频率，里面没有传来任何播报，到了广告时间也没有进一条广告。只有无尽的旋律。我听到了邓丽君的歌，也听到了崔健的歌，只是没有新年颂歌。听到老姨在节目最后哀沉地告别：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咱们再会。“会”字结束后，崔健的《一块红布》唱到高潮，像一只突然闯出笼子的野兽冷不防伸出爪子，把老头儿吓了一跳。

第二天早上，火车停在了站台上，出站后我环顾四方。北京太大，因而谈不上有大的变化，反正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我找了个交通还算便利的酒店住下，思考下一步的事情。这时，老姨给我发来一条语音：老姨今天又有点儿多了。我们姐妹弟兄都在一起，喝完了哭哭完了喝，那种感情跟家里丢个孩子差不多，你除了清清楚楚知道这孩子丢了，剩下的啥也不知道。你这几天干的开心吗？喜欢这份工作吗？你妈最先跟我说，你要回来进电台的时候，我特别失望。多少次我想面对面告诉你，孩儿啊，清醒一点儿吧，你是没胆量还是没眼光啊？没胆量家里帮你撑，没眼光我们也帮你看，为啥还要往里跳呢？你姥爷今天在家也哭了，他说这根脉断了。不用听他的，电台还黄摊子了呢，我和我这些同事们，实话实说，三个月没开支了。我能告诉你姥爷吗？我谁也不能告诉。孩儿，我们都经历过你这个时候，感觉身体里总有要点火的东西，总也不着急点。可就跟灯捻似的，放久了往后怎么搓都点不着，偶尔蹦跶两下火星子就算吃了补药了。

晚上我走出酒店。华灯初上，步行不远就是一个小型CBD，窈窕淑女们在马路上走，过她们的流水线。许多都标配有一个摄影师，若干雇佣粉丝，人人都有颗主播的心呀。我今晚不想吃饭，在便利店里买了瓶酒，站在商场前的网红路上边观赏边喝。一个相貌妖冶的女孩盯了我半天，跟她的摄影师嘀咕两句，朝我走来，脸上混合的东西比油彩还复杂。她说，小哥哥，我们玩个游戏吧。她伸出粉嫩的小手在我面前，使我感觉自己像只狗，得在她的期许下把自己的爪子也搭上去。她娇滴滴的，面龐上仰，偶尔转转脑袋，假睫毛在眼睛上像两扇黑色百叶窗，把心灵的窗户都快盖上了。我长长吸了一口气，把手交给她，又很快抽回。她错愕地看着我，然后很小声地说，慢一点儿，刚才都没拍上。我转身走人，不知道能往哪儿去，但此地不宜久留。

人越少的地方风越大，忽然我很想参加老姨那个2005年的联欢会，想和他们一一碰满杯——等酒过三巡的时候，坐下和她亲密的一个损友互相咬耳朵，说，明天就得咱俩去采那个稿，那地儿我熟啊，有哥们儿。硬闯肯定不行，你摄像头藏哪儿都没用，录音笔一搜就搜出来。何况呢，这事凶险。咱俩结伴，是闯龙潭虎穴，可归根结底怎么说，也是新闻工作者嘛。二十六岁的老姨突然挤过来，喝醉的双颊跟中国娃娃一样。她凑到我俩中间，嬉皮笑脸的。我们拨拉开她，说，去，找你自己的新闻去。下次哥哥再带你。她跟我拉钩，我们像家人一样靠在部里的白墙上，感觉世界既跑得飞快又容易追上。

坐在长凳上，酒已经没有了。面前是一幢写字楼，没有人，没有灯，只有一楼某个房间里传出电视机聒噪的广告声。建筑像宇宙般空虚，变成一片长方块的黑盒子，仿佛已消失的事物能通过已消失的波段，借助这样的中转站重新实现联结。我在脑子里试了一下，还好使，传得出声音。可这些嘶嘶声就像东北过年时那两场大雪，压倒一切试图存活的力量而不费吹灰之力。我牙齿冻得直打哆嗦，从嘴里持续发出类似信号消失的声音，嘶嘶——嘶嘶——看门的老头儿从写字楼里走出，提手电筒照了照我，没说话，照旧回屋看他的电视。

不久，电视也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