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建国

摘 要：“草原文化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专题，重点以“草原文化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研究”“蒙古与北方民族医药历史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旨在开展综合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既有宏观基础理论研究，也有微观个案研究，有所侧重、有的放矢。

关键词：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蒙医药;北方民族;蒙古

草原文化，指的是草原民族原生文化以及草原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独具草原特色的地域文化。草原通道的开通、民族迁徙、文化交融、经济往来和政治文明等等，都鲜明地展现了草原文化的特点和属性，是草原文化研究领域中最具特色的选题，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本专题还要重点推出有关蒙古与北方民族医药历史文化研究，将其作为草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有着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期待能有更多新成果的呈现。

一、地域文化视野下的草原文化研究

本文所提的草原文化中的关键词“草原”，是指存在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草原及其边缘地带，故“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地域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草原文化被提出，并被作为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之一。虽然学界对草原文化研究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知名的草原文化学者吴团英先生说：“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即草原文化。”{1}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齐头并进发展的同时，三大文化之间亦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其交往交流交融的漫长历史虽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方能够清晰地梳理出发展脉络、阶段性特征和具体内涵。比如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其实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发生的，而是有着更为复杂而具体的内涵，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即有一部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完全是一个承载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作为地域的一部分草原地区和黄河流经地区是重合的。另外，草原文化本身也包含着诸多子文化，这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术分支。还有诸如草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草原文化的发展演进历程等等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入探讨。

关于“地域文化”概念的讨论，学界给出的界定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地域文化是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化，也有人认为是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的人们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更有学者将地域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不同区域范围的人类文明，而广义的地域文化特指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文化遗产。“地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重要素的综合作用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因为其形成要素和机制均具有特殊性，就造成了地域文化发展中表现出较强的形态上的稳定性、历史发展上的传承性和文化外观上的独特性。”{2}

无疑，这些关于地域文化的定义和阐释，首先都是界定在中国范围内的、特定区域的、具有特色的和传承性的人类活动文明成果。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因其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地域人民的生活习惯，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民俗民风，再加上历史上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程度，因而产生了拥有独特属性的地域文化，比如中原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晋文化、巴蜀文化、闽越文化等等。从这个视角来说，草原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地域文化之一。其地域范围就是我国北方以草原（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为自然背景的区域内，时间跨度上就是自草原地区有人类生存以来直至今天的一切人类文明的总和。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地域文化之一的草原文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與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源”，而且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脉。草原文化的第二大特征是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以草原游牧民族（包括历史上的）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由于草原地域广大，与其他地区在很大的地理空间上交叉并存。历史上，这一地区东面与渔猎经济生活区交叉并存，南面与农耕经济生活区交叉并存，西面与戈壁绿洲农牧业生活区交叉并存。草原文化的形成是草原民族原生文化，以及草原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独具草原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别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部分地域，我们很难做出明显的界限分割，实际上在某些地段，黄河文化与草原文化就是完全重合的，如黄河的河套地区。历史上由于社会不同族群的交流交往，特别是不同政权之间的军事政治冲突，相互之间反复争夺，让文化交叉和杂糅成为草原文化的又一大特征。

二、以内蒙古及周边区域为重点的“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

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最早提出，其本意是中国古代把丝织品运往地中海沿岸诸国的、横断亚欧的古代贸易之路。后经阿尔伯特·赫尔曼等学者的论证与推广，这一概念被广泛用于泛指古代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经贸与人文交流之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丝绸之路交通路线有“两大类、三大干线”，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大类;“草原之路”、“绿洲之路”和“海上丝路”三大干线。{3}尽管这条商路被称为“丝绸之路”，而事实上“丝绸”只是一个代称，实际情况是贸易往来以丝绸为主，同时还包括其它商品，在开展贸易往来的同时还进行着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活动。

“草原丝绸之路”在不同时期的起点不同，总的说来都是通过几条路线向北进入蒙古高原，到鄂尔浑河、贝加尔湖等地之后向西，或穿过西伯利亚草原抵达东欧等地，或翻越杭爱山后沿阿尔泰山西行，再向南折入天山以北地区，再向西抵达咸海、里海和黑海沿岸，乃至更远的欧洲。这条路线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地理景观面貌为以草原为主，兼有荒漠、戈壁和山地、河谷等地理特征。内蒙古地区作为草原文化的集成区，是欧亚大陆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之地，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沟通东西方的重要战略作用。它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道，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角色。在草原之路中，内蒙古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农牧文化交错带的历史等因素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自然地理上看，内蒙古地处蒙古高原的南端，是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交错交融的地带;从政治地理上看，特别是在契丹、女真和蒙古时代，内蒙古地区是当时中国北方和蒙古高原南端的核心区域。

内蒙古部分城市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或重要中转站。辽代时期，契丹族的主要活动中心自始至终基本上都在位于今赤峰及周边的松漠草原。如辽朝的五京之中，上京城位于赤峰巴林左旗，中京城位于今赤峰市宁城县，东京城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均为以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中心的松漠草原地区。此外，南京城为今北京，西京城为今大同，均为松漠草原周边地带，尤其是大同基本上为今天晋蒙交界地带。明代时期著名的万里长城“九边”重镇之一“大同镇”长城就基本上与今天的晋蒙省界线完全重合，这一地带自古以来便是农牧文化交融的狭长地带，即考古学上所称的“长城文化带”。因此历来是中原与北方草原相连通的必经之地，是非常重要的中转站。辽金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均为当时的政治统治中心，因此可将其算作辽金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到了蒙元时期，以大都、上都作为都城，因此可将这两都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

内蒙古绝大部分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天的内蒙古区域是一条横贯中国北部边疆的狭长地带，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内蒙古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尤其是在辽金元时期，内蒙古大部分地区被纳入到草原民族的统辖之内，在这个广阔的地域内，实现了道路交通的顺畅与繁荣。辽代的上京、中京（金代称北京）、元代的上都以及在辽金元时期均发挥重要作用的丰州、东胜州地区，均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此外，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要塞居延地区的产生完全是由于它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作为丝绸之路的屏障、要塞的价值才繁荣起来。而丝绸之路贸易刺激沿途经济昌盛，从而为商镇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沿途商镇的经济也不能脱离丝绸之路的大经济环境，这一点在居延地区的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居延由要塞变为屯垦中心，继由屯垦中心走向商镇化，又由商镇经济和丝绸之路的中心城市张掖、酒泉联接起来。因此，居延地区既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又成为沟通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关键节点。{4}

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为绿洲丝绸之路的辐射。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以南紧邻陕甘地区，中部的河套地区与陕西相邻，西部的阿拉善额济纳地区与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相邻。自古以来河套地区与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西安有通道相连，而额济纳居延地区与河西走廊也有通道相连。每当西安经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因政治原因受到阻滞之时，草原丝绸之路便成为中西交流的主要通道，中原汉地的使者、商人和其他人员往往都要转道北上，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欧洲诸国交流往来。即使在绿洲丝绸之路畅通之时，南北两条路线之间也长期保持畅通。因此，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部分，同时也可看作绿洲丝绸之路的辐射区。

中国自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在新时代国际合作中充分彰显了“丝路精神”。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中蒙俄三国都是基于昔日的“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从2014年9月中蒙俄三国首脑首次会晤达成“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共识，到2016年9月《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出台，以及2015年《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联合声明》和2017年《关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和蒙古国“发展之路”项目对接联合声明》的签署，中蒙俄三方合作的政治磋商机制、经济合作内容及路线图等逐渐落到实处，政治、经济、国际事务和文化人文领域的三边接触发展路线图也已经开始执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互联互通”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截至目前，“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已经形成“高层引导”“共同规划”和“战略对接”的三维立体格局构架，为“一带一路”中中蒙俄三国的互联互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迈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三、开展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和北方民族历史领域的重点专题“蒙医药文化”研究

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面对疾病和防病治病的历史。健康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千百年来不同民族所产生的医药学和卫生健康学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疾病、医疗与医药卫生的历史是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医药文化也是文化学和医药科學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历史文化学界越来越注重挖掘新兴学科和领域，而医药卫生行业也开始注重从历史文化上吸收借鉴有益成果和经验，以便更好地提升当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2020年初，我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毒肆虐全国乃至部分国际社会，给民众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更加促使我们深刻反思和提升医药卫生事业，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从业者，开展医药卫生健康领域的学术研究，挖掘医药历史文化资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时代的使命。

蒙医药文化是草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的传统技艺、实物资料都是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且仍能够在当代社会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助力，是振兴民族健康产业的重要支柱，也是我们内蒙古贡献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要支撑。蒙医药历史与文化与蒙古族乃至整个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已成为蒙古族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遗产。通过对蒙医药悠久历史文化的研究，一定能够深化蒙古族与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蒙医药学是在游牧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传统医学，作为我国四大少数民族医学之一，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通过理论和实践经验日趋完善的民族文化遗产。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同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蒙医药既作为文化遗产，又作为具有广阔前景的经济产业，在未来现代化中国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本土的医药，蒙医药在当今社会发挥着重要的服务社会、服务民众健康的作用，在民族健康产业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追溯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必然是蒙医药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专题专门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重点挖掘蒙医药起源、繁荣发展乃至传承至今的历史脉络，搜集整理蒙医药文献，借以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为专业科研工作者和医药相关行业从业者提供文化产品和文献资源，提供一个发表和展示相关成果的平台，开展蒙医药研究学术交流，增进学术界与医药行业的互动，并对共同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从而为今天的医药卫生事业提供智力资源。

鉴于此，本专题拟以“草原文化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为主题，广泛接收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的稿件，欢迎大家在这里发表学术观点，开展学术争鸣，交流学术思想！

注 释：

{1}吴团英.草原文化讲演录[M].内蒙古出版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20.

{2}路柳.关于地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一次十四省市区地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综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4，（12）.

{3}芮传明.丝绸之路研究入门[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3.

{4}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草原丝绸之路课题组.草原丝绸之路史迹及其地位与作用研究[A].2014年度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C].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