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蕊怡

摘 要：儒家思想自传入起就受到辽代统治者重视，经过历代统治者推崇而不断发展，并对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有关辽代儒家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儒家思想在辽代的传播背景、阶段、传播途径以及对辽代社会产生的影响等方面。从研究现状来看，更侧重于对其所产生影响进行分析总结，总体研究逐渐具体化。但相对而言，对于传播背景及阶段的研究相对薄弱，尚存争议，有待于进一步探析。

关键词：儒家思想;发展;影响

辽太祖在“变家为国”之后，逐渐认识到单纯用武力难以解决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之辽境内汉人数量逐渐增加，要统治文明程度倍于己的汉族及渤海族人民，实现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必须开始注重文治与教化作用。辽太祖为了改变“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1]的社会状况，逐步统一思想，召开关于辽朝意识形态问题的大讨论，由是辽朝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和“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此后，通过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开办儒学教育等方法逐步促使儒家思想的传播，进而对统治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就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期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儒家思想在辽代的传播背景与阶段性

（一）传播的背景

范寿琨在《辽代儒家思想简论》中提到，辽代儒家思想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但却并未对此进行具体阐释[2]。其后，祖英《契丹民族与孔夫子》则对该问题作了展开说明，他将儒家思想传入辽代的背景分为四方面进行论述：一是十世纪初，契丹族居住区已经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二是孔学在唐初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孔儒经学文化不能不影响契丹民族;三是唐末五代，大量汉人为避中原战乱北上入塞，儒家思想文化大量流入;四是因契丹族兴起带来的急剧变化需要儒家思想的帮助[3]。

苗泼《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一文着重从对汉族知识分子及汉族地区有效管理方面进行阐释，认为建国后阿保机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学习儒家文化，在辽初“大讨论”中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为对后归入的幽云、渤海等文化较为发达地区进行有效管理，遂以儒家思想为统治工具[4]。郑毅《论儒释道在辽朝的地位和作用》亦从此方面入手分析，认为辽初杀掠、俘虏大批汉人，为安置以汉人为主的农耕人口，必须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原文化，试图借此吸引汉族知识分子支持[5]。类似观点在其文《辽朝统治者的“崇儒”理念与政治实践》中也有所反映[6]。任崇岳《论辽西夏金元时期文化精神的特色》认为阿保机建国后，统治境内汉人多于契丹人，不仅文明程度较高，而且农业、手工业等又多掌握在汉人手里。此外，统治集团内汉人多鞠躬尽瘁，而诸多皇亲国戚却不断叛乱，需要儒家思想发挥作用以消灭叛乱[7]。李敬武《论辽代从尊儒到崇佛的演变》分析認为，阿保机在率领契丹族部落联盟进入阶级社会后，为巩固统治大量吸收汉族统治者治国经验，故对儒家思想尤为推崇[8]。孟广耀《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阐释甚为系统。他认为由于辽代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加之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统一安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吸引汉族知识分子入仕，故而对儒家思想十分重视[9]。

上述论文与著作都从不同视角对儒家思想在辽朝得以发展的背景进行了分析，但总体看来，目前尚无专文对该问题进行深入阐释。

（二）传播的阶段性

关于儒家思想在辽代的发展阶段有不少学者进行论述，一般认为辽代儒家思想发展始点为辽太祖时期，至于具体的阶段划分则略有出入。部分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也有学者则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范寿琨《辽代儒家思想简论》划分较为明确，认为儒学在辽代的发展过程是和辽朝初、中、后三个时期相结合，与统治阶级内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密不可分。初期为太祖阿保机至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近八十年间;中期即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统治时期约七十多年间，并且辽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已成为统治思想[10]。李敬武《论辽代从尊儒到崇佛的演变》提出，太祖、太宗、世宗三朝都十分崇儒，至穆宗到圣宗前期，已由崇儒向崇佛过渡，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者极力推崇的统治思想，至景宗朝已形成“三教并立”局面[10]。顾宏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从教育发展入手，认为根据儒学在其境内传播的特点，大略可分为初始（辽初—983年）、发展（983年—1055年）、兴盛（1055年—辽亡）三个阶段[12]。贾云飞在《探寻辽代儒学教育的发展、兴盛及衰落的原因》中将儒学发展与教育发展联系起来，认为辽儒学传播与教育发展之初始阶段为太祖建国初到景宗乾享五年（983年），此时儒家思想影响较小，未步入正轨;澶渊之盟后圣宗、兴宗时期是发展的兴盛阶段，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道宗时则进入衰败阶段[13]。张少珊、马富华《浅析辽代契丹人的儒家伦理思想——以内蒙古地区墓志为例》则认为，太祖初年确立了崇尚儒学、以仁义立国的思想，至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得幽云十六州，儒学思想进一步为契丹人所了解和接受，到圣宗、兴宗时全面接受儒家文化、典籍，在社会上亦形成了尚文崇儒之风[14]。张国庆《相契与互融：辽代佛儒关系探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研究认为，太祖时儒家思想颇获认同，成为治国指导思想;佛教传入后备受青睐，至辽中期与儒并立;辽后期，佛超过儒家思想地位，起主导作用[15]。

除上述论文外，杨树森《辽史简编》对儒家思想在辽代的概况做了简要论述，认为辽太祖时开始要以儒家思想作为重要统治工具，圣宗时期进一步为统治者重视并不断发展，道宗时期，儒家思想在辽的统治中居于重要统治地位[16]。孟广耀《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中将其划分为三阶段：辽太祖时确立“尊孔崇儒”为基本国策，其后太宗、世宗、景宗，特别是圣宗、兴宗、道宗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连续性提倡和诱导，至辽后期，儒家思想文化在辽代获得大发展[17]。

从以上持三段论的观点中可知，在对三个阶段的具体划分上还是存在不同意见。

此外，亦有学者对此所持看法不同，认为儒家思想在辽代的传播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刘建丽《两宋时期儒学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与发展》认为建国初期在太祖阿保机带领下，契丹贵族开始接受儒家思想，在辽圣宗至天祚帝统治的辽中、后期，随着契丹封建制确立及统治需要，儒学更进一步得到重视，“用汉礼”成为统治者既定方针，道宗时期，儒家封建政治思想开始居统治地位[18]。苗泼《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提出，自辽太祖制定尊孔崇儒政策后，太宗、圣宗、兴宗等都对此坚持并发展，至道宗时儒家思想已经被契丹贵族广泛接受，发展鼎盛[19]。武玉环《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则认为，辽代儒学发展分为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其中辽太祖至辽穆宗是儒学思想统治地位确立时期，景宗至辽末，儒学不断繁荣发展，较之前期更显活跃[20]。此问题在其著作《辽制研究》一书中亦有所涉及，得出的结论与上文相同[21]。郑毅《辽朝统治者的“崇儒”理念与政治实践》一文划分较笼统，认为阿保机建立孔庙成契丹儒化之始;辽中后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在契丹社会广泛传播[22]。邢丽雅、于耀州《略论儒学在东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认为契丹族真正尊孔崇儒是发生在建国后。在阿保机进行有关意识形态问题“大讨论”后成为辽施政之指导思想和基本国策。到太宗、世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时不断倡儒，迎来辽后期儒家思想大发展时期[23]。马燕茹《论辽代内蒙古地区的文化建树与儒学发展》认为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太祖至景宗时期，接触并将儒学思想并确定其统治地位;二是圣宗至辽末，这时儒学思想广泛深入民间，发展活跃而积极[24]。

上述两段论在具体划分中仍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综合以上两种阶段划分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学界在阶段划分及具体时间节点上尚存异议，因此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二、儒家思想在辽代的传播途径

辽代儒家思想自传入起，经历代统治者推崇而不断发展，主要依靠学习儒家思想的“忠”“孝”“仁”“礼”等伦理道德观念，以此达到教化的目的，并且积极开办儒学教育，促使儒家思想进一步传播。

（一）通过伦理道德观教化

关于儒家思想在辽代的传播途径，武玉环《论契丹民族华夷同风的社会观》一文从道德观方面入手研究，认为建国后契丹民族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道德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成为一个懂礼义、知廉耻、敬老人、爱儿童、讲信誉的民族，三纲五常成为契丹民族信奉的道德准则[25]。范寿琨《辽代儒家思想简论》中提到，儒家思想在辽代发展流布使上层统治者接受儒家的“仁”“孝”“礼治”“三纲五常”及道德说教等内容，并且流传到民间，在精神上束缚各族劳动人民。建孔庙、用汉官、行科举、制定典章制度[26]。苗泼《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亦持类似观点[27]。孟广耀《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提到，契丹族儒家伦理观主要表现有为政宽仁、遵循礼法、好义、守信、明德、忠孝、贞烈等方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表现大多集中于中上层中，在下层民众中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均不及前者，在前后期发展中的表现亦不平衡[28]。李桂芝《辽金简史》提出，辽代统治者不断提倡儒家思想，尽量以诏旨的方式确立和倡导忠、孝、礼、义等观念，以此规范契丹民族行为[29]。曹显征《辽代的孝道教育》认为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便在广泛吸纳传播儒学思想时实行孝道教育，辽代统治者在家庭教育和社会行为规范教育中，即以“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思想观念教育影响其子民，并将其作为治国治家之根本原则[30]。其文《辽代的忠君教育》认为，综观辽代忠君教育之形式、方法及表现，可以说基本上承袭儒家伦理道德观念[31]。宋德金《辽金人的忠孝观》亦从伦理道德角度进行分析，得出随着社会发展，儒学传播，辽代忠孝观不断发展，成为一致认同的伦理道德[32]。许宁宁《从辽代考古资料看儒学在辽代的发展》对出土文物、墓志、碑刻及壁画等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儒家思想为上层契丹贵族所接受，天命、忠孝仁义、仁德等观念为辽吸纳并融入生活，规范人们行为[33]。

（二）开展儒学教育

武玉环《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历史作用》认为，在汉族知识分子的传授、家教与自学、推行科举制度设立官、私学、著书立说加以阐释宣扬下，儒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34]。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认为，在中原儒家思想文化传入后，学校教育开始受到统治者重视，陆续于五京设立学校，又设立府、州、县学，以儒家经典教授之[35]。桑秋杰、高福顺在《辽朝教育的发展演变》中提到，各统治者积极推行太祖以来制定的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辽代教育发展[36]。郑毅在《论儒释道在辽朝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提出，辽代统治者身体力行学习儒家学说、受儒家教育，以尊孔崇儒为指导，大办教育机构，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37]。其文《辽朝统治者的“崇儒”理念及政治实践》论述更为具体，所持观点几乎一致[38]。高福顺《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一文认为，辽、金虽与宋对峙，但民族多元互动及儒家文化认同却得到发展，主动接受儒家思想文化，制定出“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设立国学，兴办地方文教，进一步促使儒家思想文化在域内传播[39]。

辽代在中央设置国学，但分设于五京，故名“五京学”，高福顺亦对五京学之具体情况逐一做过探究。其文《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认为辽代统治者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認同，在上京地区设置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及府、州、县学等，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40]。《辽朝西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则认为，西京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官学教育相对发达，在整个辽代官学教育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立起以西京学、州、县学为核心的体系，在其带动下，私学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使该地汉、契得以大规模系统接受儒家经史教育[41]。《辽朝南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一文得出，太宗升幽州为南京后，设南京太学，地方设州县学，促使该地区官学教育不断进步及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接受儒家文化教育[42]。此外，《辽朝东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认为，在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推崇下，在东京地区开设东京学、府、州、县学等官学机构，但只集中于汉、渤海族聚居区，其余地区则相对较弱[43]。《辽朝中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中认为，在辽朝”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影响下，设置国子监等教育管理机构，建立起以中京学、兴中府学、州县学为核心的官学教育体系，进一步促进汉、契丹、渤海、奚族等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44]。

除官学外，辽代私学亦有发展。高福顺《辽朝私学教育初探》认为，辽朝确立“尊孔崇儒”文教政策后官学虽获一定程发展，但未能满足民众需求，私学因教学内容因需而宜、模式灵活多样而得以发展，普通民众因而获得受教育机会，进一步促进儒学普及[45]。

由上可知，儒家思想在辽代传播的主要途径即是通过对伦理道德观念的教化以及开展儒学教育来完成，从多方面不断促使辽代社会面貌发生变化，向慕华风成为一种常态。

三、儒家思想在辽代传播的影响

有辽一代，儒家思想在各统治者推崇下不断发展，对辽代统治政策、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安定以及风俗习惯都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武玉环《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从政治、吏治、法律、思想文化等四方面进行阐释，认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辽以仁政学说为施政之指导方针，以儒家道德标准作为衡量官吏升迁黜陟之准则，法律施行较为宽缓，逐步转向同一法律，丰富完善契丹民族的思想道德人格，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创作[46]。类似的观点在其《辽制研究》一书中也有所体现[47]。桑秋杰《儒学对辽代社会的影响》分四方面进行论述：政治上推行仁政，儒家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經济上鼓励发展农业，减免租税，赈济灾民;教育上推广官学教育，建孔庙、行科举;社会风俗上重孝道等[48]。以上论文及著作都对儒家思想在辽代传播的影响进行过总括性论述。

（一）对道德观的影响

孟广耀《辽代契丹族儒家伦理观撮要》认为契丹民族在儒家仁与礼、义与德、忠与孝等观念影响下，实行较为宽仁的政策，主动遵守礼法，广泛推行文德恩信等。但仍需要注意的是纵使儒家伦理观念在辽代所占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明显，有辽一代对这种思想承受能力有限，还未能完全吸收、交融，辽就灭亡了[49]。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略论及此，认为辽代统治者受中原儒家伦理道德文化影响，对忠君、孝亲、贞节及贤悌者为代表的模范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者均予以不同程度的表彰和奖励[50]。石金民《儒家思想对辽代契丹女性的影响》着眼于契丹女性，认为儒家思想对其“妇道”有所影响，使她们愿做贤妻良母、贞洁烈妇和孝女，并能做到勤俭持家[51]。陈程程《儒家文化对辽代妇女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持相似观点[52]。高福顺《辽朝女性教育述论》则认为，辽女性也普遍接受了儒家思想教育，对她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亦产生影响[53]。

（二）对维护统治的影响

黄凤岐《契丹族尊孔崇儒述略》一文认为，儒家思想维护了辽代等级制度，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可以麻痹被剥削人民的斗志，进而延长统治[54]。苗泼《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认为，儒家“仁治”“礼治”“德治”等思想在宣扬皇权至上、维护已动摇的统治上发挥重要作用，也造就了一批契丹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和治国人才，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55]。祖英《契丹民族与孔夫子》一文认为，儒家思想完善了契丹民族的制度和机构，并巩固统治、帮助建立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社会秩序，促进了社会安定[56]。孟广耀《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对契丹统治者推崇的“民本”思想进行阐释，认为要实现长治久安、“治得其要”主要是应结民心、顺民心，为此必须采取措施利民、宽民[57]。宋馥香《论辽代圣宗朝的儒化教育与吏风建设》认为圣宗朝按照家、国同构模式，将儒家思想文化进一步演化为协调君臣关系之社会政治伦理，同时，又通过建立有效制约机制整顿吏治，开展吏风建设，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58]。周宝荣《契丹承天太后的儒化战略》认为承天后受儒家思想是影响并以此培养圣宗，对官僚队伍也积极实行儒化建设，加速了契丹社会封建化进程[59]。林娜《辽金少数民族政权儒学治国理念指导下的廉政实践》从廉政实践角度入手，认为契丹族建立政权后即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转变原有治国方式，以“以民为本”的廉政思想为基础，进行“为政以德”的廉政实践[60]。

（三）对教育、人才与社会文明的影响

高福顺《辽朝的孝亲观念》提到，辽代儒家思想能强力调节社会关系的正常秩序，规范人民行为，以利于辽代统治与社会安定。同时仕辽儒士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并以此规范自己言行，在辽代也起到榜样作用[61]。丛溆洋《儒学在辽代的传播及其影响与作用》一文得出，儒家思想对笼络汉族儒士、推行巩固“以汉制待汉人”的制度、淳化社会风俗、促进吏治廉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缩小与中原地区文明差距有重要意义[62]。王贺、仁青扎西《辽代儒学及影响探微》亦得出与之相似的结论[63]。顾宏义在《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中提出，随着辽对治国人才需求的增加，开始用儒家思想为内容的科举制度选官，充实辽统治集团，文教普及，为后来北方边疆政权教育制度建立产生影响。辽初僭妄现象至中后期不再重现，皇权更加巩固。但同时他也提出，尚儒崇文亦使原先尚武的契丹贵族趋于文弱，战斗力减弱，兴盛时期的辽代教育也因社会危机加深而衰落[64]。高福顺《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认为辽代统治者因对中原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推进了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出现一批用以治国安邦的文臣儒士[65]。张国庆《辽代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儒学》就辽海地区进行研究，认为儒家思想在契丹辽朝统治的推进、境内多民族人民文化素质的提升、缩小契丹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差距，促进当地教育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66]。王善军《辽代世家大族文化活动述论》通过对辽世家大族的研究得出，由于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文化甚为推崇，辽世家子弟多研读儒家学说，以礼法齐家形成家风，礼遇文士并积极入仕[67]。

论著方面，孟广耀在《儒家文化——辽皇朝之魂》中用大量笔墨对契丹人物的儒化、辽代汉族儒士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儒士的政治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及其对传统品格的追求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他们在尊孔崇儒基本国策指导下，对辽代政治稳定、文化繁荣作出重要贡献[68]。舒焚《辽史稿》对此问题着墨不多，认为儒家思想传入在吸引汉族知识分子、造就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和统治人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9]。高福顺在《科举与辽代社会》中提出，辽初在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影响下，圣宗、道宗、兴宗诸帝对儒家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坚定不移地贯彻以儒家思想为治国安邦之主导思想。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于辽统治境内遍设府州县学，在推广儒家教育的同时将科举制度从南京一隅推向全域，提高了北疆游牧民族儒家文化水平[70]。在其另一著作《教育与辽代社会》中对辽代儒学教育论述具体明确，认为统治者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加强君臣、军队中的儒学教育，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指导行为，使辽代社会形成尊孔、尚儒的社会风气[71]。

（四）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智喜君《有关儒学在古代东北传播》认为儒学传播有力地维护了古代东北与中原王朝的统一，促进东北少数民族与汉及其他民族的融合，推动古代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使其与中原社会同步进化[72]。邢丽雅、于耀州《略论儒学在东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则提到，儒学思想使得契丹民族由落后走向封建化，带动了北方各民族的汉化，促进民族融合和民族进步[73]。李彩英、高永利《契丹族墓室壁画中的儒家文化研究》认为契丹族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颁布了诏令、法律条文等，折射出契丹族崇尚、喜爱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在民族融合中占有重要地位[74]。

（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

潘淑艳《略论汉文化对辽金文化的影响》认为儒家思想除积极影响外，还使得崇文轻武的观念日盛，军队战斗力减弱，腐化之风日盛，致使契丹民族性淡化[75]。李春雷、李荣辉《辽代节日的文化因素分析》中涉及儒家思想文化对辽代文化与节日、节庆的深刻影响，在这种影响作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辽代节日文化[76]。李文军《国家制度變迁中的“边疆资源”——辽代法制儒家化再思考》一文从辽代法制着眼，认为辽在优化国家结构时利用了幽云地区制度文化资源来变革腹地制度，最明显是对儒家意识形态及法律制度的应用。以此来造就一种多元君合政体来维护其民族文化核心，同时自居汉家正统[77]。

从对上述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可知，学者以多维视角从总论性分析、对道德观、教育和人才、对民族融合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入手，对儒家思想在辽代传播的影响的进行研究，侧重于分析对道德观及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影响。

四、结语

儒家思想自传入起就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利用，它在辽代不断传播发展，深刻影响了辽代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教昌盛、风俗改化诸方面。儒家思想在辽代的传播与发展充分印证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当前由于资料并不丰富，学界对辽代儒家思想的总研究还略显薄弱，如辽代儒家思想之背景尚无专文探讨;发展阶段及每阶段时间节点的具体划分尚存争议等。近年来出土资料逐渐增多，新史料的挖掘与解读有助于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补充论证，这对把握汉、契文化之间交融并生关系，把握儒家思想对辽代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有重要价值，进而对辽朝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进一步还原辽代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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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