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战祸连绵，灾害频仍，百姓水深火热，各类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如雨后春笋，蔚然成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旱、饥荒、水患等各类灾害，往往会引发更为恐怖的疫情，使本已不堪灾荒之苦的百姓雪上加霜。大疫猛于虎，绝非虚言。因此，救疫便成为慈善救济事业义不容辞的职责所系。

近代上海五方杂处，社会多元，移民精英荟萃，因而也是慈善团体聚集之地，如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后改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华洋义赈会、上海中国济生会等慈善救济团体，皆在申城诞生并发展壮大，惠人无数，影响深远。本文围绕清末上海慈善团体远赴皖北驰援疫区的历历往事，回眸近代上海民间救援的身影;当年的救疫经验和方法，也值得回味。

“救疫急于救饥”

1910年夏秋之际，江苏、安徽的长江、淮河沿岸发生特大水灾，上海绅商沈敦和、朱葆三、祝兰舫、丁维藩会同寓沪西侨福开森等发起上海华洋义赈会，专事赈灾劝募，以借助国际社会力量救助灾民。经该会广泛呼吁发动劝募，官绅商各界及国际社会纷纷为水灾捐资、捐米，仅10个月时间，便募捐150余万银元，包括报刊、轮船、铁路等都为宣传救灾及抢运物资作出贡献。（见《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

1911年5月起，皖北凤阳府怀远、蒙城等县突然发生一种热症，传染极速。当地的西方传教士有3人患疫而亡，华洋义赈会派往赈灾的职员中，也有数人不幸染疫，命在旦夕。皖北灾民在饥馑之后，又染上大疫，实在苦不堪言。华洋义赈会所发放的普通药品不对症，根本无济于事，甚至出现愈治愈坏的情况。该会坐办江绍墀收到派往皖北赈灾职员以及当地传教士的求援报告，“皖北怀、灵、蒙、宿、凤、寿诸邑发现一种热病，传染甚速，朝不保暮，日有死亡。”鉴于疫情紧急，他当即向福开森、沈敦和两会长汇报。情势严峻，刻不容缓。该会决定火速组建救疫医疗队，聘请美籍医生比必与华人西医徐生棠、黄子静作为领队，并带配药师、医学生、护士等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准备动身赶赴皖北疫区救治。

1911年6月25日，福开森、沈敦和分别向清政府邮传大臣盛宣怀、两江总督张人骏、安徽巡抚朱家宝拍发电报，请示拟派医疗队赴皖北救疫事宜。26日，朱家宝与张人骏皆迅即复电。

朱家宝电文大意为：

皖北大饥荒后，又爆发疫情，百姓苦不堪言。虽然是天灾，但终究与人事息息相关。华洋义赈会募捐巨款，选派医护人员，并充分准备了医疗器具与药品，前往疫区施救。我对于贵会的大仁大义十分钦佩。医护人员驰援疫区，临危受命，艰辛备尝，待疫情结束后，我将上报予以奖励。我立即致电各州县，让地方官隆重接待，并保护医疗队的安全，使他们后顾无忧。

张人骏电文大意为：

皖北灾后又有疫情发生，民众日有死亡，值得怜悯。华洋义赈会选医购药，前往救治，既拯救百姓性命，又防止继续扩大传染，对于你们的仁心仁术，我非常感谢。我将饬令下属，保护医疗队的人身安全。至于疫情结束后对医护人员的奖励，届时请华洋义赈会拟具方案，我会办理。

27日，盛宣怀亦发来复电，大意为：

就皖北的疫情发展而言，目前的普通中药效力不大，药不对症，甚至还会起反作用。华洋义赈会派出两支西医救疫队，并带药品、医护人员等赴皖北救治，所有费用由贵会承担，令我非常感激敬佩。这次医疗队冒暑驰援，遏制疫情蔓延，需要奖励，我一定批准，并向朝廷上奏嘉奖。

从3份电报内容来看，华洋义赈会的这一义举，获得盛宣怀等官方一致赞同。加上疫情迫在眉睫，因此，福开森、沈敦和等便迅速组织行动起来。

6月26日上海《时报》上，刊登了一则《救疫医队出发》的报道。华洋义赈会派出的医疗队定于6月27日起程赶赴疫区。为方便调度及保障，江绍墀亦随同前往。6月28日《时报》报道中，对该医疗队的具体情况作了介绍：“美医比必君，华医徐生棠、黄子静三君于治疫一门均素有经验，热心济世，不惮冒暑遄征，又愿担任义务，实为难能可贵。该医队所带药物、医具有四五十箱之多，并携传单数万张，至皖分发布告，使远近周知。除医员外，有配药师、看护人等，均属富有经验，即下之仆人，亦向在医院执役者，俾得临诊施治操纵敏捷，而期于一二月间即可扑灭疫氛云。”可见，这支临时组建的医疗队不仅救疫经验丰富，人员配备齐整，而且治疫药品、医疗器具等准备充足，还带了大量传单用于广泛宣传，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救人必须救彻”

这支驰援疫区的医疗队，于6月27日午间，由上海搭乘沪宁铁路特别快车启行，由福开森亲自护送到南京。按照华洋义赈会计划，医疗队采用沿途施治的办法，由临淮关进发，经凤阳、怀远、蒙城、涡阳、亳州，折回至凤台、寿州等县，随到随治。本着“救人救彻”的原则，华洋义赈会决定，先派第一医疗队，若疫势蔓延，再派遣第二医疗队。因考虑到安徽与南京近在咫尺，津浦、宁沪火车便捷，往来旅客频繁，为免疫情蔓延至其他地区，期望在酷暑前扑灭疫症，以绝后患。

医疗队一路风尘仆仆，于6月29日抵达临淮关，30日即开始诊治。在福开森、沈敦和7月初再次呈報盛宣怀、张人骏等的电报中，救疫医疗队的驰援效果明显：“医队初四到临，初五开诊。疮痍满目，病民蚁聚，研究方药已得要领。”医疗队面对患者如潮涌来的情形，制定了精细妥善的应对之策：患者挂号时，先施茶水，就诊后，若是极贫重病者，再施给钱米，并准备了牛肉汁、牛奶、白兰地、洋米等滋补营养品，以帮助其加速恢复健康。有的极贫苦病人不能行动，医疗队就派夫役把他们抬到病院，不仅有坐卧之处，还有术后处理室。在临淮遇到五六名重症患者，此办法十分奏效，百姓感激不尽。临淮的绅商和官员们为表感谢，专门向医疗队赠送匾额，并以有的病人路远或危病患者需要复诊等为理由，千方百计挽留医疗队多留几天。与此同时，凤阳的绅商则频发函电来催，说当地疫势急迫，每天都死亡数十人，医疗队应当急其所急。医疗队分身无术，只得雇了小轮船，星夜前往，7月5日到达寿县，7月6日开诊。当地民众和官绅对医疗队的驰援反响热烈，纷纷表达对华洋义赈会这一创举的赞叹：“创设医队，中国未之前闻，果办法得宜，继起有人，中国之福。”

7月11日、12日的《时报》，以《救疫医队佛口婆心》为题，连续报道了上海医疗队在皖北疫区的处境和难题。当时，前来就医的患者纷至沓来，医疗队应接不暇。派往的医疗队毕竟势单力薄，即使通宵达旦，也难以覆盖全部患者。百分之六七十的病患同时也是饥民，要彻底救治他们，必须赈济和医治两方面兼施并举，才更有效。现有的医护人员人数太少，必须加派医生和工作人员，并普及卫生方法，这样才符合慈善救济宗旨。即便面临诸多困难，医疗队也结合在疫区孤军奋战救治患者的实践，提出了中西药并举的办法：“西药奏效虽速，施送较难，另立数方，再备中药数万服，交绅商随时施散，尤臻周至。”

军队保驾护航

为确保医疗队在疫区的人身安全，福开森、沈敦和也向盛宣怀、张人骏等提出了军队和地方官绅应予以保护的请求：医疗队冒酷暑赴皖北驰援，废寝忘食，而当地民众情况复杂，载有医护人员的船只沿途停泊，必须有水陆军队随时加以保护。当地官绅也应该尽力响应配合，调度力量予以保护，最好能到现场监督，以显示他们对疫区灾民的恻隐之心和爱护民众之心。还有令人不安的是，皖北各州县官员为表示欢迎和感谢，有对医疗队高规格接待并由官方报销开支的现象。福开森、沈敦和接到医疗队报告后，认为：为避免前往救人的医疗队因当地隆重接待而对官民造成骚扰的不良影响，同时也为减轻当地官绅负担，救疫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明确完全由医疗队自行开支，决不动用当地一分一毫。这既是慈善救济的原则，也能够避免与当地官方纠缠不清，以防出现“讳灾讳疫”的弊端。

对于盛宣怀等拟对医疗队的英勇行为予以奖励方面，福开森、沈敦和指出：“医员等舍命救人，志甚可嘉，疫势不平，誓不旋队。似奖励一层，应俟秋后，应如何另案奏请奖励之处，即希钧裁示复，当将钧谕转知该员查照。”

7月11日的《时报》，报道了医疗队在皖北的救疫进展情形：“该医队现正在寿州施治。该州疫势甚炽，病民竟有远自数十里外奔求施治者。医生队员早夕从事，刻不暇给。”然而，其他各县的疫情严重程度也迫在眉睫，“而宿、灵、涡、蒙等处疫祸亦烈，传染甚速，死亡日众”。情势危急，华洋义赈会计划中的第二医疗队，只得匆匆组建，准备出马了：“故该会现复续组第二医队，一俟部署妥帖，即行出发，与第一医队分头施治，俾皖北灾民共登祍席云。”

据1911年8月至9月《申报》记载，华洋义赈会之后又派出两批医护人员，前后共有四批医疗队赴皖北驰援。其结果，必是全力战胜疫情，惠及当地无数染疫者，救民于水火，同时也阻止了疫情的继续蔓延。

另据1921年12月中国红十字总会总办事处出版的《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期記载，该会于1911年夏也派出了4支救疫医疗队，驰援皖北和江苏部分地区：“庚戌夏，皖北旱灾以后，继以大疫，死亡枕藉。本会急派医士、学生携带救疫药物、器具，组织救疫医队，为甲、乙、丙、丁四队，冒暑驰往皖北之临淮、寿州、凤阳、怀远、宿州、蚌埠等，及苏省之清江、海州、桃源等处，竭力拯救，治愈者六万七千五百余人。”4支医疗队，共治愈6.7万余人，这在清末的中国，无疑是一大奇迹。

◎文/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