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创刊于20世纪50年代的《延河》，是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纵观1977年-1981年的《延河》，她从复苏伊始时特殊的历史时期迎合时代政治，揭批 “四人帮”极左文艺路线及对文化人士的迫害;八十年代逐步冲破题材与形式的藩篱彰显真实。她滋养了陕西文学，岁月洪流奔涌，延河之水长流。

【关键词】 《延河》;迎合政治;倡导真实;陕西文学

《延河》是由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期刊，创刊于20世纪50年代，是西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省级文学期刊之一，有“小《人民日报》”之美誉。受“文革”影响曾一度停刊，后改名《陕西文艺》，于1977年7月恢复《延河》本名。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媒介，是作家将形之于手的作品转化为文学产品的“栖居之所”。固然，文学期刊往往携带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她是无法逃避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仿佛时代的风向标，在较短的时间内及时地描绘出文学发展的轨迹。从1977年-1981年的《延河》可以看出，在这段波澜起伏的岁月长河中，《延河》从复苏伊始的迎合时代政治到80年代逐步冲破题材与形式的藩篱彰显文学的真实，她的悄然转变，显露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陕西文学发展的新气象。

一、追随：紧跟时代政治

《延河》在复苏伊始时期紧跟时代政治。随着 “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结束，大批被迫停刊的文学期刊陆续复刊。1977年7月《延河》恢复了本名，从“文革”浩劫中重生的《延河》与政治紧密联系，从革命圣地延安而来的《延河》肩负着其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使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文艺指示，继承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时刻与政治同步，为政治发声。

纵观1977年从七月起恢复原名的《延河》出刊6期期刊，无不传达出政治走向。首先，设置了系列专题。1977年，开辟了“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以散文、诗歌等形式表达了对朱德元帅的缅怀。“高歌欢庆十一大”专题，通过诗、歌曲庆祝十一大的召开，同时还开设了“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专题，通过刊发散文、诗歌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王汶石《恩深似海》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程海《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旗帜不可战胜》写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着文艺工作者前进的方向和道路。诗歌《伟大的手》《您永远活在全世界人民的心间》表达了对毛主席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些专题都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大部分都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和对革命先辈的歌颂。

其次，刊发了官方权威的发言及编辑部文章。1977年第七期卷首以红色字体刊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会议公报指出要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另一篇编辑部文章《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省委召开全省文艺创作会议》反映了打倒“四人帮”以来，陕西省文艺战线欣欣向荣的景象，并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直接刊发中共会议文件、官方的文艺政策规范，此时的《延河》是传递政治声音的媒介，这也充分诠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涵。1977年12月2日，《延河》编辑部召开了控诉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座谈会，于是在1978年第一期刊出了 《毛泽东思想光辉始终照耀着文艺战线——本刊编辑部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愤怒批判“文艺黑线专论”》的专栏文章，刊登了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文艺工作者的评论文章，深入揭批了“文艺黑线专政”这一谬论和狠批“四人帮。”刊发这样一系列的官方权威的发言、会议纪要，为当时的文艺界做出来正确的政治引导，输出正确的政治观念，这也是《延河》作为文艺期刊肩负的时代责任。

从外来刊发的作者文章来看，1977年，《驳“四人帮”的彻底批判论》《篡党阴谋与反革命颠倒术——学习鲁迅杂文<推背图>》《砸烂文化专制主义的枷锁》都揭露和驳斥了“四人帮”在文艺问题上的种种谬论，以此繁榮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捍卫“双百方针”，繁荣发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为进一步搞好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做出应有贡献。同时还连载了小说《茫茫的草地》反映了红军长征过草地时革命战士艰苦的经历和动人的战斗风貌。第八期刊登《失败的记录，猖狂的反扑——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揭露了这一古典文学评论反革命的真面目，批判了这篇文章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恶劣影响。总体而言，这些小说、评论文章中题材、主题、形式都相对单调统一，几乎没有抒发个人情感的，主要都是符合主流的官方意志。

从这些专栏、编辑部文章及摘登的外来稿件中，可见刊物与政治生活是密切关联的。此时的《延河》已不再是单纯地表现文学的刊物，而是以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抒写去迎合政治，成为历经“文革”浩劫的作家们的情绪抒写的大本营，成为传达国家政治声音的传声筒。

二、裂变：显露文学的真实性

1978年，《延河》初显文学的真实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思想大解放，《延河》亦迸发出新的活力。政治性很强的文章从数量上看逐渐减少，在过去一年中呈现出来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对“四人帮”的揭批转化为更为理性的文艺批判，对文学真实性的追寻也初露光芒。

从编辑组稿和编辑部的会议文章来看，在1977年的第十二期以编辑组稿的形式刊登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中，罗铁宁《深入生活 努力创作》中指出：“作品思想水平、艺术水平的提高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四人帮在创作思想上颠倒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为生活立法”。初步认识到了现实生活对作家文艺创作的重要性。1978年，《延河》编辑部记者文章《讨论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本刊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讨论问题之一就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陕西省当前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当前在深入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刊发了编辑部文章 《探讨诗歌创作问题——<延河>编辑部诗歌创作座谈会讨论综述》讨论了诗与生活之关系。指出诗人只有坚持深入生活才能使自己的词汇丰富而有表现力，诗人创作不能离开群众生活。这就表明了“倡导真实”的观念在《延河》编辑部深入人心，这一编辑理念的转变使得《延河》呈现给读者的不再是千篇一律地迎合政治的文章，抒写生活，表现真实的篇目日趋增多。

从刊发的外来作者评论文章来看，多篇评论文章谈及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1978年，《粗议几个文艺问题》谈到了艺术真实性的问题。李知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是文学艺术必备的起码条件，没有充分真实感的作品是没有生命的，不具有感染人、震撼人的力量。主题不能先于作者的生活而产生，深刻揭批的“四人帮”鼓吹的主题先行论。 1977年第十、十一期合刊选登了《土司机》。1978年费秉勋的评论文章《喜读<土司机>》，指出这一小说是文艺从“四人帮”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新收获。《土司机》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以生活为创作源泉，使读者真实地看到了农村的新生活和新斗争，强调了文学的真实性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柳青的文章《生活是创作的基础》是柳青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谈到了“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其中生活是最基本的“学校”，作家必须在实际生活中去研究各种人。

除了倡导文学之“真”，《延河》发表作品的形式也逐渐丰富起来，除了刊发多篇短篇小说之外，还出现了报告文学这一纪实性的文学体裁。1978年刊发的小说《工人》 塑造了一个敬业奉献有着大无畏精神的工人形象。小说《峰巅》 通过一位女测量队员的日记，刻画出一位对待自己的事业认真不苟，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的测绘战士的形象。报告文学《宝石花开——及陕西省女子排球队》通过描写她们在训练场、赛场上的情形，赞美了队员们艰苦奋斗的品質。

1979年，《延河》逐渐开始触及到表现真实的过程中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在“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专栏，刊发了胡采在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谈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生活是艺术的基础，歌颂、批判、暴露都是以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为基础的。《重读<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谈到了关于“写真实”的倡导，指出坚持“写真实”，就是坚持从整体上把握生活，揭示生活的矛盾斗争和真理，利用文艺揭批生活的阴暗面是实践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方面。 从1979年到1980年开设的4期“关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专栏中《对反映社会主义生活真实的一些看法》指出，只要是反映生活真实的，“歌颂”或“暴露”都是合理的，二者互不排斥。比如柳青的《创业史》深刻地描绘了50年代初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图景，解释了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则表现了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1980，王蒙《漫谈文学的对象与功能》中谈到了文学“干预生活”的问题，他主张以“面向生活”取代“干预生活”，强调了文学的审美价值的重要性，政治性与社会意义都位居其后。1980年9月，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贾平凹、陈忠实、胡采、路遥等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编辑部刊发题为《探索新生活 表现新农村》的综述，综述指出，作家要在认识和理解生活的基础上去表现生活，同时也要有艺术的追求。1981年，对贾平凹《上任》的评论文章《向生活的深处突进》，《上任》以正衬反，以实带虚的艺术构思，在平凡的生活场景中对社会弊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是一幅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情世态的风俗画。《把视野更多地投向人民》要求作家到人民群众中去，深入生活，才能谙熟生活的本质。这是对文学真实观念的进一步深化，使得文艺逐渐从完全的政治工具中挣脱出来，自由繁荣地发展。

倡导文学真实的观念开始在期刊中频繁出现，恢复本名一年多的《延河》开始了向自我回归的进程，这不仅显露了《延河》编辑部的新理念，也为当时的文艺领域指明了倡导真实的创作原则。

三、生生不息：发展轨迹与影响

文艺期刊连接着作者与读者并传播了重要的政治动态、文艺思想、文学评论。《延河》作为西北地区文艺期刊的标杆，自创刊之时到《陕西文艺》再到复刊，始终坚持着满足大众文艺需求的本心，同时也承担着她应有的政治担当。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是“乍暖还寒”的时节，政治、经济、文艺皆百废待兴。此时的《延河》高扬“主旋律”，紧跟党走，以高度自觉的政治姿态履行文学刊物的时代使命和担当，配合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各项工作，以迎合特定时期的政治大形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作为地方刊物的《延河》理所应当无法拥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形式内容的丰富多样。1977 年《延河》7月刊的卷首文章《致读者》里如是写到“今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将更加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政策”。在这一编辑理念的指引之下，1977年的6期《延河》，刊登的小说、散文、文艺评论乃至歌曲、木刻版画等都多为政治话语的传达，鲜少文学的踪迹，她仿佛是政治的缝隙里绽开的一朵花，以政治为养料。同样，这一时期的《人民文学》也刚刚复刊，刊登的作品多为政治讲话、政治文件、颂歌和意图作品，作者的主体也多是工农兵作者，主要表现的都是国家的政治生活。从国家刊物到地方刊物，基本都遵循着“迎合政治”的行动指南，这是历史赋予文艺刊物这一“政治媒介”的特殊使命，也是特定时期陕西的文艺紧贴最高指示的敏锐反应。

随着拨乱反正的进一步推进，当时的文艺界也迎来了破冰解冻的曙光，《延河》紧随其后开始了她的新征程。文革时期被“文艺黑线专政论”迫害的文艺界人士纷纷对这一谬论展开深入揭批，文艺界、政治界的一系列冤假错案也接二连三地得以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延河》便自觉挣脱极“左”文艺的路径，在新的实践上开始新的探索。“十七年”时期陕西文学正值“黄金时代”当时的《延河》闻名全国，几乎可与《人民文学》比肩齐声。“十七年”时期《延河》刊发的作品以革命现实主义居多，如茹志娟的《百合花》（1958年3月刊）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2年1月刊）;柳青的《创业史》（1957年4月刊）等，在当代文坛颇具影响力。1978年之后处在回春期《延河》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回到“十七年”，而是沿着过去革命现实主义的路子，倡导作家深刻、准确地反映生活，追求真实，延续“十七年”的风格并与时俱进有了新发展。此时，王蒙、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等人的作品都在《延河》上崭露头角，作品多倡导生活之真实，其目光多投诸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和日常的生活、社会的景象，小说人物也可见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塑造英雄人物的痕迹。但同时作家们对心灵创伤、社会弊病的深刻剖析，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探索，剔除从前那种将生活概念化、简单化的毛病。一些作品还开掘了人的内心世界，大胆而真切地追寻内心世界的真实。这些绝不仅仅是对“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继承，更是深化和发扬。

陕西是中国文学的重镇，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成就斐然。《延河》作为陕西省内最具权威的文学期刊，有着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延河》倡导深入生活写真实，1979年开始设置的“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这些小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以短篇为主，写乡土人情革命反思、政治运动，扎根于生活的土壤，文风质朴严正，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这是《延河》的风格特质，这一特征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陕西文学，作家们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展开创作，促进了陕西现实主义文学的大繁荣，但作家们视野相对狭小、艺术题材和形式单一，这也导致了陕西文学在倏忽万变的时代中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在跌宕的文学史进程中，《延河》的姿态是保守谨慎的，从迎合政治到追求真实，从未离开现实主义的领域，现代意味淡薄。故而在新时期，陕西文学的地位与“十七年文学”时期相比，略显逊色。但是，《延河》作为三秦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滋养了厚重的陕西文学、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此功不可没。岁月洪流奔涌，延河之水长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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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继凯.中国西部文学研究三十年[J].文学评论.2008 （04）.

[4] 张艳茜.《延河》照样流[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07）.

【作者简介】

刘践凡，女，湖南长沙人，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