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笔记史料中的音乐文献研究

2020-05-11李沫

音乐生活 2020年4期

李沫

笔记体文学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从《汉书·艺文志》中《师旷》《青史子》中的记载可知，那时就出现了这一文体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笔记”一词，在《与尚书令袁粲书》中，南朝丘巨源最早提到了笔记一词：“议者必立，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但笔记一词的用法正式出现，要到北宋时期，史官宋祁以《笔记》为名分三卷记述成书，为后来文人所效法。这以后，以笔记为名的著述不断出现，历代亦有佳作名篇传世。笔记体文献形式多样，有随笔、札记、谈录、杂识等，内容从朝廷典章、琐事轶闻到人情风土、器物典故，题材广泛。

一、历代笔记文学的发展与特点

目前我国可查的笔记体裁著作最早出现于魏晋时期，发展至清代达到繁荣，期间历代笔记小说不乏名篇佳作。经笔者勘察，魏晋时期的笔记史料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幽冥录》，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曹丕的《列异传》，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其中撰述往往记录了魏晋时代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与崇尚玄学的社会现实。笔记文学发展至唐代相对成熟，单从《新唐书·艺文志》来看，就有近六十部笔记著作。除此之外，还有《教坊记》《羯鼓录》《北里志》《冥报拾遗》等著作，总数统计有近百部之多。宋代笔记文学在“崇文抑武” 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沈括的《梦溪笔谈》、王灼的《碧鸡漫志》皆为笔记名作佳篇。吴处厚的《青箱杂记》、张齐贤的《洛阳搢伸旧闻记》、僧人文莹的《玉壶清话》，袁文的《翁牑闲评》等笔，不但内容丰富多样，且具有一定“资考证”的专属特点。宋代笔记的史料价值在我国史学界普遍得到承认，这是由于宋代的撰述者身份大多为朝廷官员，其所记录的内容也多数经过考证和推敲，因此保证了宋代笔记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元明时期的笔记，承袭了宋代笔记的发展轨迹。元代的名篇佳作有：陶宗仪《辍耕录》、王恽《玉堂嘉话》等。明代笔记有：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刘若愚的《酌中记号》，谢肇淛的《五杂俎》，于慎行的《谷山笔麈》，陈洪谟的《治世余闻》等。此类种种皆为史学界较为关注的文献。其内容中有记载政务、针砭时弊的;有抒情写景、畅园云游的;还有纪事论述、传记题跋的。明人的笔记常常体现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感慨，在撰述中切中时弊，抨击腐败。

二、清代笔记中音乐文献的史料研究

清代的笔记史料较之前代，种类更加繁多，且數量庞大。由于清代印刷业的相对成熟与完备，使得清代笔记的创作与传播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清代的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更是将笔记与小说一同收录，归为一目刊载。经整理统计相关史料，笔者发现，清代笔记中关于音乐文献的相关条目，皆是以撰述音乐内容为主旨，而其他部分的音乐文献则是在叙述他事的过程中，涉及或间接记载了当时的音乐活动与音乐轶事。虽然有些笔记中的记载，不免有些光怪陆离的描述，但却未跳出其时代社会文化的固有形态，因此仍具有较高的史学参考价值。笔记中以撰述音乐内容为主的条目有：《扬州画舫录》—《卷五新城北录》中有关昆腔戏曲的记录，以及《卷九/小秦淮录》中有关琴学的描述等;《池北偶谈》——《卷十三/谈艺三/啸》中人能仿啸声的记录，以及《卷二十/谈异一/工人善琴》中木工弹琴的轶事;《古夫于亭杂录》—《卷二/赵璧善弹五弦》中唐人赵璧善弹五弦的记录;《清稗类钞》——《音乐有拍子》中关于音乐节拍的描述;《广东新语》—《卷八/女语/刘三妹》中，关于歌者人物的记录等等;笔记中在叙述他事过程中提到的音乐见闻，相关轶事文集有：《乡言解颐》《庸闲斋笔》《竹叶亭杂记》《郎潜纪闻》《啸亭杂录》《蕉廊脞录》《乡言解颐》《履园丛话》《广阳杂记》《筠廊偶笔》《今世说》《虞初新志》《分甘馀话》《坚瓠集》《巢林笔谈》《在园杂志》《归田琐记》《浪迹丛谈》《茶余客话》《檐曝杂记》《柳狐》等等。

笔者将清代笔记中有关音乐的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分类，并将其体量庞大，记录零散的史料内容逐一鉴别，最终归纳为：戏曲类、人物类、声歌类、器乐类，以及宫廷音乐类与音乐文化交流类等几大类别。其中，戏曲类条目的文献中多是对清代戏曲或南宋戏曲（南戏）等音乐内容的记录与考证。如：关于南戏的记载考辨，以及清代戏曲演绎，场景、内容等相关轶事的记载与描述有：《浪迹丛谈》——《琵琶记》、《茶余客话》——《荆钗记》、《听雨丛谈》——《卷十一/科班》、《坚瓠集》——《头场题》，《檐曝杂记》——《卷一/大戏》等。

以人物类条目为撰述内容的多是对乐人纪事，如清代演奏家、音乐家名人轶事等相关内容的资料整理。具体名录如：《扬州画舫录》—《王大娘》、《坚瓠集》——《鬼观戏》、《分甘馀话》——《卷二/柳敬亭》、《郎潜纪闻》——《卷六/塞安四事》、《乡言解颐》——《卷三/人部/乐工》、《虞初新志》——《王翠翘传》等。

以声歌类记载为主旨的内容多是对清代有关歌曲、小唱或民间歌手等精湛技艺的描述与记录。具体名录如：《坚瓠集》—《官酒歌》、《虞初新志》—《书姜次生印章前》、《池北偶谈》—《卷十三/谈艺三/啸》、《巢林笔谈》—《卷四/笛音何鸣咽》、《广东新语》——《卷八/女语/刘三妹》、《广阳杂记》—《卷四》、《扬州画舫录》—《卷十一》，《竹叶亭杂记》——《卷一》等。

器乐类条目则是对清代乐器：萧、笛、笙、竽、管、琴、瑟，琵琶等演奏或琴曲、谱集、以及器乐作品轶事等相关内容的资料整理，相关方面的记载与论证也较多，具体名录如：《坚瓠集》—《周芝田》、《浪迹丛谈》—《卷二》、《池北偶谈》—《卷二十/谈异一/工人善琴》、《古夫于亭杂录》—《卷二/赵璧善弹五弦》、《听雨丛谈》—《卷十一/太平鼓》、《柳狐》——《卷三/乐器》、《履园丛话》中《丛话二/阅古/铜鼓》，以及《扬州画舫录》—《本卷》、《卷十一/虹桥录（下）》等。

关于宫廷音乐典籍制记录的条目，主要对清代宫廷音乐典籍、皇家礼仪、经史等内容做出补充与考证。这方面撰述如：《广东新语》——《文语/补乐经》、《庸闲斋笔》—《卷七/卤簿名物记》、《榆巢杂谈》《上卷/制定乐章》、《常朝乐章》等。

除此以外，还有少量关于我国音乐文化交流类的珍贵记录撰文，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播及舶来音乐的流变等内容做出了追本溯源的考证。譬如：《蕉廊脞录》——《卷八/日本有唐代歌舞》中记录了传播至日本的唐代歌舞，在与本土音乐文化融合之后所呈现的新形式与内容，而《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过洋乐》则记录了从日本传至中国东莞地区送丧音乐的由来与形制等。

综上可知，清代笔记中音乐文献的内容涉及广泛，数量庞大，而以上案例仅为其音乐文献中冰山一角。据统计，清代笔记种类应至少在300种以上，其中涉及音乐的文献记录则多达数十万字之众。除了对当时社会生活中音乐内容与活动的直接记载，还有对中外音乐交流与传播的史料的间接考证。为弥补正史的遗缺工作，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其突出的史料价值亦不容小觑。

三、清代笔记中音乐文献的现状研究

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对笔记史料的整理与考证工作。从民国初年至新中国成立以来，清代笔记经历了数次整理汇编，出版影印：民国初年出版了《清代笔记丛书》（共41种），这部著作为传播研究清代文化奠定了基础。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刊印了《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书中清代笔记史料达40余种。1962年，出版刊印了《笔记小说大观》，其中收录了笔记2000余种，其中清代笔记达700余部。1994年，周培光选编了《里带笔记小说集成》，其中清代笔记达50册，208种。同年由陆林主编的《清代笔记小说类编》问世，其中收录了清代笔记150部。2007年，由吴平主编的《清代学术笔记丛刊》中收录了240余种清代笔记，且大部分未曾刊印发表过。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代笔记小说大观》，其中收录清代笔记20种。笔记小说的研究学者们在历次出版刊印的同时不断总结前人史料研究，许多学者对清代笔记投入大量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张舜徽先生所著的《清人文集别录》《儒学记》《清人笔记条辨》等书籍。其中《清人笔记条辨》逐条辨析了选录的100余篇清人笔记，为研究清代笔记史料做出突出贡献;来夏新先生在《清人笔记随录》一书中收录了200余种笔记史料，细致考证笔记作者，精心甄别不同版本，使《清人笔记随录》独具特色。

近年来，史学界对清代史料中音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逐渐关注起来。其中围绕音乐活动的史学研究颇为丰富。在此基础上，笔记史料中音乐文献的研究亦身在其列，其史学价值、学术地位不容小觑。经笔者统计，此方面相关研究成果有：《清代文人笔记中浙江地区音乐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为例》（孙尧劼，音乐文化研究-硕士论文，2018-10-18），该文以地域为分界，把浙江地区的与声歌、戏曲、器乐相关的文人笔记进行了归纳和分析。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分类整理，呈现出清代浙江地区音乐的历史原貌与社会意义;《清人笔记中戏曲文献史料研究》（蒋宸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05-20），清代戏曲活动与观众群体互动关系谫论——“清人笔记中戏曲史料研究”之六（蒋宸、赵天骄《嘉兴学院学报》2019-03-13）二文皆是以清代笔记史料中戏曲音乐文献的研究为主旨，从不同侧面整理清人笔记中所载录的戏曲活动的史料，分别阐述了清代戏曲活动的环境背景、审美取向、观念冲撞、意趣引导等内容，从而较为深刻揭示了清代戏曲活动的发展轨迹。清代笔记中伶人雅风述略（蒋宸《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3-04-30）一文以清代笔记中有关伶人趋尚风雅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勾画清代伶人的交往活动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探究清代伶人的趋奉风雅背后成因，揭示了其从精神气质到艺术追求的变化是受清中后叶文化政策松弛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影响的结果。中国音乐研究的重要史料——清代笔记（徐元勇《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4）一文中，通过对笔记中各个人文社科领域相关的音乐史料整理，为了解清代社会文化音乐活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扬州画舫录》与清代扬州的音乐活动（王小平《艺术百家》2006）一文则是以清人李斗的笔记专著为研究主体，通过细致整理分类《扬州画舫录》中音乐文献的内容，深入探究扬州乃至江苏传统音乐的传承。

由此可知，清代笔记史料的研究整理在史学界早已展开，其研究成果在历次的刊印中不断调整、精进，而多版笔记汇编丛书的问世也为我们研究笔记文献史料，提供了更加详实的参考。虽然，近代史学界对清代笔记的研究整理成果并不少见，但将其与唐、宋笔记文献相比较，却多限于音乐体裁或地域音乐文化等局部文献史料的统计与研究，尚缺乏较为系统的发掘与整理工作。而笔记文献由于种类繁多，内容撰述较为自由、随意的特点则常常被史学界的主流纳入“野史”范畴而被忽略。经笔者勘察，虽然笔记中有关音乐文献的记录零散、繁杂，但细心发掘却不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与客观事实。而这些内容则确实为我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依据。例如《冷庐杂识》中许多笔记条目中多次提到了乐器“瑟”演奏场景的描述，为我国失传乐器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参考。通过笔记文章的撰述，可知这一失传乐器在清代依然保有活力，并广为流传。又如在《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的描述中，将清代 “广陵派”著名的古琴演奏家与琴谱，名琴收藏等轶事，记录的十分详实，为研究清代古琴文化流派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史学资料。再如《广东新語》——《卷九/事语/过洋乐》中，对东莞送丧音乐源自日本鼓吹乐的由来与形制记录的甚为详细，为研究日本音乐文化的传播与流变提供了重要的考证实录。由此可知，清代笔记文献史料的研究对我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研究依据。而对笔记史料的研究工作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与挖掘。

清朝绵延三百余年，为中国古代社会固有的汉儒文化主体思想注入了新的血液。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时代，其发展又与中国近代历史衔接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因此，通过对清代笔记文献的研究，或可探究其真实社会生活的全貌与本质。虽然笔记由于其撰述的不完整与叙述的琐碎等特点而遭到“正史”研究的忽视，但其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正如王安潮教授在《陈仓》序曲研究中对地域音乐文化的论述：“历史的、地域的音乐文化在现代发展中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它因历史虚无主义的随意表达而招致谴责;另一方面，它受制于地方音调原型丢失而使听者无形可抓，从而招致不满……”笔者认为，清代笔记史料的文化境遇似乎与前者具有相似的经历与问题。笔记中的记载有些的确寥寥数语，有些甚至加入作者主观的大胆想象与臆测，因此，作为史料的价值常常被忽视和排斥。但近年来，随着对笔记文学史料的关注越来越多，许多学者专家刻苦钻研，深入探究，最终揭示了清代笔记史料的重要价值与突出贡献，而相对于官修正史的记载，清代笔记的撰述者更加注重下层民情的人文关怀，其撰述的内容也更能折射出其所处时代的真实情境。因此，笔者认为，清代笔记史料的研究可为音乐史学领域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及依据，本文亦希望通过对清代笔记史料中音乐文献的初步尝试，为此后进一步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