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竹刻艺术历史悠久，远在上古时代，就有削竹为简，取竹之器之谓的记载。西周时期士大夫所持简板，则是用竹子制作而成，上边均刻有纹饰。东晋书法家王献之有名为“裘钟”的笔筒，它则是用斑竹制作而成，而南北朝时期更有古诗云“野炉燃树叶，山杯捧竹根”，记载的皆是竹制的工艺品。

关键词：竹刻;雕刻;发展

用刀来雕刻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于竹子之上的呢？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联。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化传承有序的国家。最大的因素是由于我们的汉字被一直留传了下来。汉字的保留和使用，又得益于我们一直以来都有铭刻和记录的习惯。考古学家很早就在风化的岩石上发现了地球先民们在上面留下的远古岩画，且世界各地都发现同类的遗迹。岩画上的图案生动地反映了先民们当时的生活场景，这些原始而又朴素的图案，既像我们现在的装饰画，又似乎告诉我们，原始时期象形文字的雏形。之后在龟壳上发现了先民们用于占卜的甲骨文，良渚文化中古陶器上用类似于硬器划得图案花纹，从此，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出现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和文化记录。接下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在青铜礼器、泰山石刻、石窟、墓志上均有呈现，如同几千年的历史故事刚发生在昨天。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用镂刻来记录历史的习惯，才有今天中国为“四大文明古国”中文化传承有序的国家。严格地说，正因为我们的文明没有断层，所以中国不能冠以“古国”两字。然而中华铭刻文化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我们谈到秦汉时代，不自觉会浮现在脑海的词语——秦砖汉瓦。从遗存下来的汉像石、汉像砖上栩栩如生的雕刻画面上，我们仿佛还能看到当时生活的场景。

唐宋在铭刻文化的基础上发明了雕版印刷，以及出现了活字印刷术。一方面文字在不断地演变，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再到隶书、行书、楷书，最后又形成了既快捷又富于变化的草书。另一方面铭刻的载体又得以丰富，这显示着华夏文明朴茂坚韧的生命力。众所周知，在宋代朝野，人们都崇尚文化艺术，文人士大夫是这个时代文化的引领者，文化艺术的打造还延续着一些秦汉社会传下来的模式，这一文化模式是由界限分明的两个阶层来发展完成的，起初有文化修养的统治者主创，然后再由底層被统治着的工匠制作完成。由于元代是异族暴政，大多数的文人受贱视文士的制度统治，他们地位暗落，原先读书入仕之梦破灭，为了生存只能向其它与文化有关的空间转移，所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人开始进入手工艺术。此外，明清时代印刷术到达一个巅峰状态，也推动手工艺术的发展。在民间出现了家喻户晓的木刻年画，书籍版刻也风靡一时，更便于文人的手工艺术发挥。至此文人逐渐成了铭刻的主力军。比如，元明时期出现了文人刻制软石，使金石篆刻区别于秦汉时期的工匠铸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文人在历朝历代都受到大众的尊重，他们的文化意识也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因而他们所推动的文化艺术思想，也引领了整个时代的发展，明清文房文化如同明清小说一样应运而生。

而竹刻艺术在明清也达到了繁荣昌盛期，在这段历史长河里，竹刻艺术发生了诸多变化。自明代中期以后，竹刻艺术在江南一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良工巧匠各显其能，竹刻手法日趋丰富，雕刻的技艺技法也愈加精妙，加上许多的文人墨客也加入了竹刻艺术的创作，使得明末的竹刻艺术逐渐的抛弃了之前的匠气，书卷气日益浓厚，呈现出“质拙浑朴”的宏大现象。到了清代，文人画更是风靡朝野，使竹刻艺术从较为简单的、以实物为主的工艺品上升到了比较细致、极具欣赏性的艺术品地位，呈现出了“繁缛多姿”的面貌，到了清代晚期，刻法趋近平浅，浮雕、透雕、圆雕及其他诸法皆受到冷落，竹刻艺术趋于单一。到了近代由于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竹刻艺术也处于低迷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竹刻艺人才逐渐增多，竹刻又显现出了繁荣复兴的状态。

社会稳定、国家日益增强给竹刻艺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对当代竹刻艺术家来说，竹刻艺术千年来积累的丰厚传统为现在的竹刻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推动竹刻艺术的发展在于不断创新与传承，更需要艺人发挥聪明才智，总结前人在竹片方寸之间的表现技法与内在韵味，更需要大胆尝试创新，从大自然中、生活中找灵感，将竹刻艺术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作者简介：张泰忠，一字太中，号竹道人，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特聘教授，苏州非遗竹刻艺术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