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19653/j.cnki.dbcjdxxb.2020.05.010

〔引用格式〕  杨鹭.东北振兴背景下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5）：90-96，封三.

〔摘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宏观经济环境愈发复杂多变，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利条件不断累积，进一步加强东北亚各国合作、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振兴提出新的思路和要求，要有效整合资源，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在此背景下，辽宁应充分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顺应新一轮东北振兴发展机遇，尽快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区域金融中心设立的经验基础上，深入分析建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现实基础和挑战，研究设立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区域合作;双区域金融中心;东北振兴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0）05-0090-08

一、引  言

现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渐猖獗，经济一体化步伐受到巨大阻碍。变局中有压力有挑战，更有机遇。放眼各国经济发展，东北亚是全球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在东北亚经济圈中，中国近些年不断加速经济转型升级、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将宏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压力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力，各国可谓有目共睹。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致辞^[1]，他指出要深化东北亚各国合作，积极开展战略对接，重点提升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共同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2]，再次强调在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更加突出的背景下，亚洲国家更应加强对话交融，增进互利互信，推进五通建设，努力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东北亚发展历程中的领头羊地位日益凸显。

东北三省是中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核心区域，辽宁更是地处腹地，是东北唯一的沿海、沿江、沿边省份和出海大通道，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其一直以来在东北亚国际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3]一文中指出，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要有新的战略性举措，推动东北全方位振兴，要有效整合资源，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辽宁应抓住机遇，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通过不断提高东北亚区域合作水平，打通东北亚贸易通道;应高瞻远瞩，着力打造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以金融发展带动进出口贸易和全方位合作。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服务东北亚、辐射全国，必将为辽宁重振雄风安装新的发展引擎，助力辽宁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旧貌换新颜、腾飞振兴。

二、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背景与发展机遇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二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式致贺信^[4]指出，当前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有利条件不断累积：地区形势稳定向好，区域内各国有能力、有条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各领域、深层次合作。东北亚区域各国有望合作升级，充分利用区域内丰富的能源资源，世界领先的科技研发能力，取长补短、趁势而上。2020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病毒肆虐造成全球范围内股市跌盘、经济停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及时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使各国经济遭遇重创。受疫情影响，多国经济数据位于历史低位。美国商务部公开的信息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美国全社会完成的名义GDP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环比年化下降了4.8%，是2009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美国商业经济学协会（NABE）对45位经济学家的调查^[5]更是显示，美国已经处于衰退中，并将在今年上半年保持这种状态，预计美国第二季度GDP将以26.5%的速度急速下降。英国市场调查机构IHS Market发布的月度调查显示，欧元区3月商业活动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制造业PMI初值、服务业PMI初值均大幅下滑，创下1998年7月以来最低，经济活动的萎靡程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韩国经济研究院（KERI）发布研究报告认为，2020年韩国经济将下降2.3%，摩根斯坦利、瑞银集团（UBS）、渣打银行、惠誉评级公司纷纷预计2020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1%、-0.9%、-0.6%和-0.2%。日本经济也进一步恶化，日本银行公布《地区经济报告》（2020年4月）下调了对全国所有9个地区的经济形势评估。这是2009年雷曼危机导致经济恶化后，时隔11年日本央行再次对所有地区下调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蔓延至全国。在全球经济低迷之际，如何寻求国际合作、尽快走出低谷，将成为各国之间尤其是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共识。

第二，东北亚各国政治风向发生转变是大背景。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就大力宣扬单边主义，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非但没有寻求有效的国际合作，反而多次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和组织。在美国2017年打响的贸易战中，韩国、日本也在受贸易限制之列，美日韩铁三角关系发生动摇，搁置多年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有望重启。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交往日益密切，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和缓和，两国政府的政治互信不断增强。2015年以来，间断多年的“中日防长会谈”“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等重量级会议相继重启，“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首次举行。从恢复固有交流机制到建立新的交流机制，显示着中日关系在友好稳定的前提下不断趋于更加密切的交流合作。同样，中韩两国关系也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大方向;中俄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进展顺利;朝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朝鲜与各国双边关系缓和。在经历2020年这次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有理由相信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经济发展有望进一步融合共进。

第三，新一轮东北振兴政策指引是核心驱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对东北振兴提出新的要求定位，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将全面实施深化改革、创新转型和扩大开放合作等重大措施。这为推动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培育创新发展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发展产业金融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为创新产业金融发展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功能、形成区域金融中心核心竞争力创造了良好的机遇。2018年以来，辽宁着力探索创新动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东北亚中转枢纽及与东北亚各国经贸互补等优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探索共建“东北亚经济走廊”。这为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广大的市场空间。

第四，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政策是加速器。党中央及国务院多次强调，中国要继续加大开放力度，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水平。以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保障金融体系安全为总体目标，中国将全面提升金融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步伐，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降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行业门槛，更好发挥资金、资本价格信号，引导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目前，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提速，“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是新形势下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全新动力，为构建东北亚经济圈奠定坚实基础。建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需求迫在眉睫：一方面，适应中国高水平对外開放的需要，引领金融业深入开放，为辽宁加强地方金融创新，主动探索，先行先试，加快金融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另一方面，东北亚各国积极开展发展战略对接，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有利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是催化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功能将快速提升，中国金融业也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开放水平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2016年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加速国际化，截至2018年末，人民币已占有国际支付货币中2.1%的份额，位列全球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6]。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出现重大变化，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多边贸易繁荣发展的同时，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交易货币的需求将大幅提升，建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是顺势而为，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及城市之间在金融业务、跨国清算和金融监管中的相互协助，不断积累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经验。

三、区域金融中心设立的国内外启示

美国国际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erberg）等认为，金融中心从功能角度讲，具备跨时、跨区结算功能。杜飞和盖迪（Dufey 和 Giddy）认为，金融中心一定是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的大都市，是资金的集聚地和清算地，同时也对周围地区经济与金融具有一定的辐射功能，从而促进当地金融及相关产业的创新活力和蓬勃发展。区域金融中心隶属于金融中心的范畴，它的特征是限定在某一特定区域内部，具有发达的金融交易活动，对于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的城市。如今，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只有纽约和伦敦;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亚洲区域金融中心;相对一国范围而言，仅中国有将近31个城市已设立或计划设立区域金融中心。

（一）设立区域金融中心的理论基础

金融集聚理论。1974年，Kindleberger^[7]提出该理论，他认为任何事物形成都有因可循，金融功能、资源以及由此而生的金融收益的集聚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该理论对设立区域金融中心的贡献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将金融活动聚集在某一区域，将降低收集信息的支出，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二是地理距离的缩短，将促进金融活动供求双方的交流，提高资金匹配效率。设立区域金融中心，将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集聚，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搭建高速沟通、提高效率的平台，从而实现全机构收益的最大化。

区域经济学理论。1982年，Park^[8]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分析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后，在金融聚集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并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形成框架，强调了基于区域给经济效率带来的不同要优于其他不同因素。

金融地理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来，Krugman^[9]等经济学家们从地理学角度开始探索金融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学者们认为，地理层面不同可能引起经济金融层面的不同，从而对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本吸引能力产生作用，金融资源的交流会出现地域特征，最终形成区域金融中心。该理论对设立区域金融中心的贡献在于，一些兼具地理优势和经济基础积累的城市纷纷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

增长极理论。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Perroux^[10]认为，实际生活中，一个国家的发展规律通常不太可能均衡的全区域的发展，而是通过一部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规模效应，成长为典型的增长极，由增长极向其他部分渐次传导，带动整个经济环境的发展。

企业选址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Davis^[11]利用企业选址理论研究了金融中心的出现过程。他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要看市场主体的选择，金融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通常选址在商业环境良好、与客户联系紧密、金融创新积极、金融技能专业化程度高的金融企业产业集群，目标是使企业能够获得最大收益。因此，金融中心通常也是在企业做区位决策比较关注的地方出现。

路径依赖理论。1994年，该理论代表人物Thrift^[12]认为，金融中心能够吸引金融产业资源向其聚集，因为金融产业和资源倾向于向成熟的、经验丰富的地区传导，而信息流通渠道受阻、信息不对称等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路径的传导。

（二）设立区域金融中心的经验借鉴

新加坡迅速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关键在于政府全力支持。新加坡政府定位发展区域金融中心后，逐步放宽直至取消外汇管制、吸引金融机构总部落户、给予税收优惠及资金支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多措并举支持区域金融中心从无到有的建设。具体做法包括向外资银行大量发放许可证并推出数十种服务措施，吸引其入驻开业等。历经岁月的洗礼，新加坡的营商环境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其境内的公司所得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均为世界最低水平。在世界银行每年一度的《全球经商环境报告》中，新加坡连续数年蝉联榜首。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得到政府各部门通力合作，对金融机构总部引进、人才引进、税收、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制定全面完善的优惠政策，以期加大政策辐射力度和广度。

国际金融中心的设立离不开贸易金融和航运金融支持。回顾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例外均是同时期的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因此，辽宁金融行业要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国际航运业务，让辽宁真正成为东北亚区域连接日韩以及中国内陆的桥头堡，带动辽宁金融水平的整体提升。

差异化定位和开放程度是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关键指标。一方面，世界各地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不同，形成优势互补、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国内国际市场并重;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偏重服务离岸市场;香港是人民币全球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新加坡重点发展亚洲美元市场并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卢森堡定位于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另一方面，现存国际金融中心，除纽约外，伦敦、新加坡、香港、卢森堡等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总量国际排名虽无法达到足以匹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金融资源以及制度的开放程度奠定了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基。

（三）设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思考

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是货币国际化。任何国家要将自身建设成为区域金融中心首先都必须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依靠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东京也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了巨大冲击。从其发展的兴衰路径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日元国际化的态度起初是被动的，而后转为中立，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日本政府猛然发觉日元国际化的必要性。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从对外贸易中日元作为计价货币所占比例、国际金融交易中日元作为计值货币所占比例以及国际储备货币中日元作为计值货币所占比例等指标来看，日元并没有发挥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货币职能。可以说，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衰落反映了日本经济运行效率还有待提高。當货币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时，即便完善的金融市场硬件也无法形成区域金融中心。

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要注重网络构建。深圳毗邻香港，比内地其他区域金融中心更具有发展优势，前海金融区更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实验室。然而Meyer^[13]的研究表明，助推深圳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关键在于金融企业参与中国南方地区以及在内地经营的能力。从国际金融合作理论之中能够发现，跨境资金以及跨境金融机构的聚集程度能够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进程，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正向相关的推动作用。在区域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与周边金融中心形成网络，广泛参与周边地区的企业经营及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金融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通过综合性金融服务的方式，加快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融合进程。

四、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现实基础和挑战

（一）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及优势

辽宁一直以来对于金融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制定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规划，大力促进金融业整体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在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与指导下，辽宁以沈阳和大连为核心，逐渐形成区域双金融中心格局，金融机构日益聚集，金融市场日益活跃，金融辐射力和影响力不断加强。根据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第10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在国内权威城市金融中心中大连、沈阳分别位列竞争力评价指数的第14位、第20位，在东北地区分列第1位、第2位;金融市场规模排名，大连列全国第4位，仅次于上海、深圳和北京。从发展趋势上看，沈阳与大连已从第1期的相差19.8分，降低到第10期相差6.7分，差距在稳步缩小。

区位、市场优势突出。辽宁毗邻日本、俄罗斯、韩国、朝鲜等国，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中国向东、向北开放的前沿，东北唯一的沿海、沿江、沿边省份和出海大通道。近年来，辽宁省政府抓住扩大开放这个突破点，利用自身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一体两翼”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加快推进辽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同时向西建设中国-中东欧“17+1”经贸合作示范区，向东建设东北亚经贸合作先行区。目前东北亚地区经贸往来日益密切，金融市场正趋成熟，各国进行货币兑换、交易各类金融资产的市场潜力很大。辽宁建立金融交易中心，特色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辐射并带动东北亚各国，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交易大市场。

金融引导政策优势突出。辽宁是东北振兴的战略重地，具有较强的政策优势。2016年，国务院相继出台“沈大国家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等一批重要文件。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更为辽宁新一轮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提出建设金融岛的功能规划，设立一小镇（先进制造业基金小镇）、两中心（东北融资租赁业中心、东北亚金融交易中心）、三基地（综合金融总部基地、新兴金融业态基地、现代金融资讯基地）的发展思路为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合作等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金融市场体系基础良好。辽宁初步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融资租赁、消费金融等各业并举发展格局，机构数量位居东北地区前列。截至2018年底，全省金融及金融服务机构达到1 028家，其中法人及分行、分公司以上金融机构持牌金融机构181家，私募基金以及融资租赁等地方金融组织460家。金融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功能的良好发展态势。2018年，辽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9万亿元、4.5万亿元，同比增长8.8%和9.0%。全省保险费收入达1 188.2亿元;境内上市公司74家，年内累计实现境内融资414.9亿元，其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再融资235.5亿元。年末有证券公司3家，证券分公司51家，证券营业部348家;期货经纪公司2家，期货分公司25家，期货经纪公司营业部85家。

（二）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面临的挑战

虽然在辽宁设立面向东北亚的区域金融中心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自身金融业的发展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金融中心金融业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一是金融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力有待提升。辽宁金融机构中全国性、区域性总部机构较少，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不足，持牌法人金融机构种类不全，信托、汽车金融、互联网保险等金融牌照尚属空白;现存法人金融机构实力偏弱，区域金融交易市场影响力较小，对东北亚区域辐射服务能力有限;高端金融人才特别是金融领军人才较少，难以满足区域金融中心发展需求。二是金融市场有待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不完整，直接融资比重偏低，上市公司数量、融资规模偏少，发展深度不够;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备，仍以传统的银行、证券、保险业为主，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新型金融业态发展程度不够，体系不健全，机构实力不强。三是辽宁部分金融机构风险状况不容忽视。由于历史原因和近些年东北总体经济环境低迷，导致部分法人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核心资本充足率等核心财务数据不甚乐观，有可能制约外界对辽宁金融业发展信心。四是内外部不确定因素尚存。一方面，国际形势风云莫测，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尚未平息，日韩贸易战仍无定论，短期东北亚政治经济局势仍然不甚明了。另一方面，哈尔滨就曾提出要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金融服务中心，同时2019年8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刚刚获批，致力于打造对俄及东北亚全面合作的承载高地和联通国内、辐射欧亚的国家物流枢纽。争夺金融资源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对辽宁提升金融资源吸引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

2009年，《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确立了大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2013年，《沈阳经济区优化金融生态改革试验专项方案》从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了沈阳建设东北区域金融中心的主体地位。2015 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展产业金融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沈阳、大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有关规划和政策措施，夯实产业金融、航运金融错位发展格局。经过几年的发展，沈阳、大连齐头并进，基本形成辽宁双极金融核心，将沈阳、大连确立为东北亚双区域金融中心，两者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对于东北振兴和东北亚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潜力是设立双区域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从国内外区域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越大，投资增速越快，就会产生金融需求，从而吸引金融產业的集聚，地区金融产值快速增长，金融产业得到极速扩张。2018年，辽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GDP增速位居东北三省之首，其中大连、沈阳GDP分别为7 668亿元、6 292亿元，分别占全省的30.3%、24.9%，合计55.2%，实力和地位势均力敌，生产要素集聚作用明显。吸引投资方面，两市外商投资占据全省的80%以上。2018年1—11月，沈阳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1.4亿美元，约占全省总额的25%;大连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6.8亿美元，占全省总额的59%。

金融资源聚集和发展水平是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保证。沈阳、大连金融发展水平在东三省遥遥领先，金融业已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沈阳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和国家规划的东北地区唯一特大城市，拥有区位和潜力的优势，资金集聚洼地效应明显。2018年，沈阳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4 912亿元，存款余额为17 746亿元，保费收入为337.2亿元，证券交易额为2.8万亿元。大连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2 006亿元，存款余额为13 999亿元，保费收入为 335.3亿元，证券交易额为2.1万亿元。两市金融机构贷款、存款余额分别占辽宁的59.8%和52.7%，占东北三省的1/3;两市保费收入分别占辽宁的56.6%、东北三省的 24.8%。主要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领先东北三省，工商银行票据中心在东北最大，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是辐射东北的产权市场。2016年沈阳打通跨境融资通道（此前上海、深圳和苏州打通了跨境资金通道）。2017年、2018年实现境外贷款折合人民币分别为15亿元、30亿元，综合年化利率2.5%。

政策引领和基础设施是设立双金融中心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围绕沈阳、大连，东北振兴各项发展措施相继落地、各方面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一方面，沈阳、大连作为辽宁自贸试验区主要片区，充分发挥自贸区优势，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沈阳作为辽宁的行政中心城市，加大力度推动东北亚创新中心建设，同时发挥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加快跨境铁路通道的建设工作。大连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也在努力提升自身的口岸吞吐能力，推进其作为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增加中欧班列班次，提升货运量，促进辽满欧、辽蒙欧、辽海欧三大通道与沿线更多国家和城市连通，2018年，辽宁同中东欧国家贸易总额达到158.3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4.9%，进口增长30.5%。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沈阳率先搭建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应用服务平台，破除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信息壁垒，减少信息孤岛带来的信息不畅通问题，为中小微企业和金融机构量身打造智慧金融服务。

取长补短、错位发展是设立双区域金融中心的核心所在。双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难点是相邻区域城市金融中心建设存在重叠以及双城竞争下的金融监管问题，因而要综合考虑区域内金融中心建设的统一规划和区域间金融中心建设的协调，确立清晰的发展定位，突出不同金融中心的建设特色。沈阳应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区位优势、市场优势，立足东北、联结京津冀城市群、面向东北亚。通过广泛参与周边地区企业经营发展、提高与周边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形成联结国内外的金融网络，扩大金融中心辐射半径。大连应立足于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重点打造围绕航运金融独具特色的金融产品体系和金融服务体系。依托大连商品交易所，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定价优势和对资本与资源的集聚效应，实现其从农产品市场到综合性市场、区域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国内市场到面向东北亚国际市场的跨越，建设东北亚重要期货交易中心。

六、设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东北亚合作要加强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小多边合作、次区域合作，对有利于促进地区稳定、发展、共赢的多边合作均持开放态度，这不仅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共同建设开放型区域经济，为全球化提供更多內生动力。辽宁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适应全球金融格局变化和发展新趋势，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为契机，积极构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融入东北亚国际金融圈的金融开放体系，全面提升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建设东北亚地区金融开放高地。

第一，强化区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好的周边环境是进一步开展开放型区域经济建设的基础，对东北亚各国至关重要。东北亚区域能源资源丰富，各国经济发展各具优势，互补性强。辽宁应抓住发展机遇，进一步促进东北亚经贸往来，加快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和信息一体化建设，借助建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契机，打造开放新前沿。鼓励政策性并购基金开设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分支机构，吸引外资注入。引导区域内金融控股集团、上市公司和重点企业参股、控股东北亚国家金融机构。加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市场主体、企业集团、研究部门等机构的跨国交流合作，将沈阳、大连打造成为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开展国际金融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第二，有序推动金融中心建设，深化金融开放。全方位、分阶段推进沈阳、大连成为东北亚双区域金融中心。一是积极开展与周边省市及省域间尤其是东北三省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交流合作，进而带动金融领域的交流合作。二是将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建设与自贸区建设联动推进，借助自贸区建设和金融岛“一小镇、两中心、三基地”功能规划，进一步扩大两地的开放，提升沈阳、大连经济金融的辐射带动力，加速双区域金融中心的形成。三是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完善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完善城市功能区空间布局规划。四是大力发展新型金融产品，丰富金融产品体系。这其中应当主要包括保险类以及证券类等金融衍生产品。五是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对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的推动作用。抓住人民币在外贸结算领域功能逐渐强化的历史机遇，加强东北亚的国际地区合作，逐步夯实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完善人民币的国际货币价值。

第三，政府通力协作，做好各类保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成立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设立领导小组，加强政策制定、组织协调、指导推进等工作，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成立专家委员会，聘请国内外金融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咨询委员会成员。二是有针对性制定扶持金融业发展的专项政策措施，鼓励和吸引高层次金融人才到沈阳、大连发展;广泛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进东北亚区域金融中心设立。三是进一步争取和充分利用税收奖励政策。充分利用国家给予东北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在税费征收与减免上的鼓励性措施，提升地区对资金、人才和机构的吸引力。四是重视金融科技，建设智慧城市，推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前沿科技在金融领域应用范围持续扩大，为金融中心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五是完善市场服务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逐步建立与沈阳、大连金融改革与创新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政策支持体系和金融产业服务体系;不断优化金融法制环境，严格失信惩治措施，恢复信用体系和市场信心。

第四，防范金融风险，增强跨区域监管。建立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体系，通过中日韩、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等机制加强与沿线国家各监管当局间的沟通协调，提升在重大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和监管一致性。全面梳理区域金融风险点，加强对重要风险点的日常监控和风险处置，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与应急处理合作机制，搭建集资金监测、风险预警和风险处置等功能为一体的全网全程全覆盖的跨区域金融监管平台，通过对区域内各类金融风险的有效分析、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并排除风险隐患，确保区域金融安全稳健运行。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实时、精准预警，对存在高风险企业做到及时监测、快速处置。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创建去中心化管理模式，推动各政府政务平台、金融监管机构及第三方征信机构信用信息互联互通，打造跨区域信用信息综合枢纽，建立联合授信机制，有效预防过度授信和恶性透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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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stablishing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YANG Lu^1，2

（1.College of Fina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2.Monetary and Credit Statistics Division，Shenyang Branch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COVID-19 epidemic sweeping the world，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is becoming mo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and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continue to accumulate. Further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mong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and setting up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in Northeast Asia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which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In December 2019， President Xi Jinping put forward new ideas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to integrate resources effectively and create a new frontier for opening up. In this context， Liaoning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its unique location advantages， comply with the new round of 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establish the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as soon as possibl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challenges of establishing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in Northeast Asia， examines the path of setting up a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 and makes policy suggestions.Key words：Northeast Asia;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s;regional cooperation;dual regional financial center;Northeast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韩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