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勇恒，吴玉荣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结婚意味着非社会血亲关系的一对男女结为夫妻[1]。《礼记·昏义》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意味着“古代婚姻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婚姻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二姓之好，只要二姓的家长同意其子女的结合，经过一定的仪式，婚事便成立了。”[2]由此看来，在中国传统的礼制规定中婚姻乃人生大事，“传统婚姻观体现的是恩义、情义和道义的结合，是非常严肃的事情”[3]。这是因为婚姻被传统文化赋予的职责，一方面是繁衍后代，让家族血脉得以延伸；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婚盟”实现家族社会关系的扩展。“婚姻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在祖先和后世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是家族延续所不可缺少的环节，是成家立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文化中，婚姻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的大事，它和中国人以家族为核心的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中国人很清楚，结婚，就是为了延续家族，对祖先和后代负责。”[4]换言之，“婚姻的价值及其正当性，是从它延续人类后代的职能中派生而来的”[5]。正是传统文化对婚姻制度的功能赋予，让婚姻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积极建构作用，传统社会离婚率相对较低。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婚姻的稳定性遭到消解，离婚率在上升。根据民政部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267.8万对，比上年增加21万对，增长8.5%。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01万对，比上年增长11.5%；法院办理离婚66.8万对，比上年增长0.3%。2011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287.4万对，比上年增加19.6万对，增长7.3%。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20.7万对，比上年增长9.8%；法院办理离婚66.7万对，下降0.1%。2012年全国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10.4万对，比去年增长8%。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离婚242.3万对，增长9.8%；法院办理离婚68.1万对，增长2.1%。”[6]造成转型社会中的离婚率攀升的本质动力是什么？对此，有学者认为高离婚率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婚姻立法的发展对离婚率上升的影响；其二，婚姻观念、家庭职能的变化对离婚率上升的刺激；其三，市场经济契约观念渗透入婚姻家庭领域助推离婚率升高；其四，侵犯夫妻权利的现象增多引发离婚率上升”[6]。笔者以为，离婚率不断攀升是稳定婚姻秩序维系亟需的“价值对等”关系的边界条件不断遭到打破的缘故。但这一边界条件的丧失，又与社会流动性的加剧有关。而流传于凯里、雷山、麻江、丹寨等苗族地区的民间故事“娜耶悔婚”[7]798-804，为探讨婚姻关系维系中的价值对等，进而反思社会流动性加剧所衍生的婚姻乱象问题提供了“引子”。

一、“娜耶悔婚”的背景及天意安排下的美女嫁丑夫

在黔东南凯里、雷山、麻江、丹寨等苗族地区的民间故事传说中，有一户穷苦人家，夫妻俩年近五旬，才生得一个女儿，取名叫“娜耶”。娜耶生得眉清目秀，长大后成了百里挑一的美女。由于娜耶生在贫困人家，从小跟随父母历经了生活的艰辛，因而在择婚上极想找个富裕婆家，免得再受贫困之苦。可是，天不遂人愿，那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公子，不是人丑就是懒惰；而那些长得英俊又勤劳的青年，其家境却如同娜耶家一样穷得揭不开锅。这样的矛盾，使得娜耶在婚姻选择上左右为难：“两全其美”的姻缘迟迟没有出现。因而选来选去，年纪近三十(1)在苗族传统社会中，早婚是常态。因此，传统社会中苗族女子到20岁以上还未出嫁就会遭人非议，给自己及家人带来舆论压力。了还没婚配，娜耶心里暗暗着急。

在婚姻缔结上，从古至今，除了追求“门当户对”，还讲究有“缘”。“缘”其实就是一种偶然，一种巧合。碰巧的是，与娜耶同寨的一户人家有个叫“波”的后生，其家境比较宽裕，但可惜的是，波在年幼时不幸染上了天花，满脸都是麻子。因为满脸麻子，人们就叫他“波秀”(即麻子的波)。正因为“难看”，寨里寨外漂亮一点的姑娘都不愿嫁给他，娜耶就曾拒绝过他的求爱。而波秀对婚姻却有自己的坚持——非娜耶不娶。这样，波秀也是年近三十，还没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这让家里人暗暗着急。

“中国人视婚姻为神圣之事。其所以神圣，是因为他们笃信任何一对男女以婚姻形式结合，都是上天意志在冥冥中的操纵，即所谓‘天作之合’或‘命中注定’。”[8]所以，对婚姻赞美的表达中有“天赐良缘”的祝福语。诚然，有些婚姻的促成是天意安排，但有些则是特定生存危机背景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娜耶悔婚故事的发生也不例外。由于连年来的旱灾加虫灾，粮食颗粒无收，穷人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人们只好邀约集队上山挖蕨根来滤粉充饥。一天，娜耶挑着蕨根去井边清洗，她洗着洗着，想起生活艰辛，便情不自禁地唱道：

可恨这些坏年头，无雨天干草难生；

坏年头呀虫灾起，坝上稻禾任虫行；

吃尽坡上小米杆，桩桩未曾留一根；

秋收到时无颗粒，哪有米饭给妹吞。

即使波秀要讨我，妹我嫁他心也甘；

只求碗饭来吃饱，度过苦难鬼门关[7]799。

正当娜耶唱歌的时候路过的波秀恰巧听到了，他再次请媒人去娜耶家提亲。媒人说：“原先去说她都不肯，再去说怎么好意思嘛！”波秀胸有成竹地说：“不怕的，这次你去，保证她会答应。”媒人只好硬着头皮又去娜耶家，谁知一说，娜耶还真的答应了。显然，娜耶择婚标准的突然降低，是因为生存危机的出现所致。

二、斗歌：悔婚中的智慧较量

(一)温饱无忧中对丑夫生理缺陷的再发现

婚后，天公睁眼，风调雨顺，虫灾灭绝，五谷、蔬菜样样丰收。然而，物质生活不再艰难时娜耶有点悔婚了。一天，她和波秀上山“砍火劳”(2)即把某片山上的柴草砍倒，待干后放火一烧，然后撒上小米的种子，俗称“砍火劳”，也即“刀耕火种”。，由于太阳火辣，热得波秀抵挡不住，便脱下衣服纳凉。这一脱，他满身满手都现出了红彤彤的麻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更加醒目而丑陋。娜耶看到后很不是滋味，于是悔意顿生借口唱道：

别人麻子麻脸上，你连手杆全麻光；

脚腿背上红彤彤，像个熟透苦瓜样。

不是妹想的情郎，不是栽种的树秧；

妹我重新上坡去，咱们各自分道扬[7]800。

娜耶在温饱无忧后，发现波秀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丑，于是以歌的形式表达她的悔意，要求与波秀分手。在苗族婚姻习俗中，对歌可以获得爱情，在赛歌比智中女方若输了就要嫁给男方；同理，如果是男方“输歌”，也要遵守与女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一习俗在苗族传统社会中是众所周知的规则。波秀明白苗乡习俗，也明白自己“丑”的事实，因而也不反对娜耶的悔婚诉求，他只好回声唱道：

别人麻子麻脸上，我连手杆也麻光；

脚腿背上彤彤红，像个熟透苦瓜样。

你吃我饭七个月，来咱好好算个账；

七个月粮你还清，那时妹再转回乡[7]800。

这一回击，抓住了娜耶的弱点，娜耶没有还粮的能力。这样，娜耶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输歌了。娜耶没有办法，只好同波秀继续砍火劳。

(二)娜耶以歌“悔婚”却累战累败

砍着砍着，忽然，娜耶看见一条青竹膘(3)即为一种有毒的绿蛇。钻进石旮旯。她灵机一动，便唱道：

我一个娜耶姑娘，变做一条青竹膘，

钻进石缝旮旯里，波秀你就无法了。

你从哪里去找到，找到娜耶来世上，

还有啥夫妻可讲，婚配像人家那样[7]800？

波秀品评娜耶的歌后，巧妙地找到了回应的歌句，他随口接着唱道：

好你一个娜姑娘，变做一条青竹膘，

钻进石缝旮旯去，我去扛锄头来刨，

我去找钉耙来掏，刨遍那些石旮旯，

遇上绿色青竹膘，别人说是青竹膘，

我说是娜耶姑娘，看你去哪把身藏！

仍然是我好妻子，夫妻恩爱美名扬[7]801。

娜耶又答不上来，第二回合再次输歌，但她内心仍然不服。等到实在太累了，她同波秀坐下来休息，但她却伺机作歌为难波秀。娜耶在树荫下斜看着天，想着应如何应对。突然，她灵机一动，脱口唱道：

我一个娜耶姑娘，变做天上的太阳，

住在高高的天上，住在云雾的上方。

波秀就像黑了天，看你从哪里去找，

去到云端那上面，来把我这娜耶找。

眼看我俩离别了，谈啥夫妻乐滔滔[7]802-803。

在以歌言义、诉理的年代，如果你回应不了别人的歌，你就输歌，输歌就是输理，输理你就得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个年代的苗人个个善歌，人人是歌手。在这样的背景下，波秀早就把自己锻炼成了歌师，而且是功夫颇深的歌师。所以，他只想了一下就找到了回应娜耶的歌句，进而回唱道：

好你一个娜耶妹，变做天上的太阳，

住在高高的天上，住在云端的上方。

未知你可忘记不，上有天狗吃太阳，

下有野猫把鸡伤，把你娜耶吞肚肠。

人说天狗吃太阳，我说波秀把网张，

娜耶如鱼被捉到，看你去哪把身藏？

你仍是我的好妻子，一辈子的好同良[7]803。

(三)娜耶因斗歌失败而放弃悔婚

娜耶万万没想到，即使变成了天上的太阳，仍然会被波秀的足智多谋所击败。通过斗歌，她意识到自己的丈夫尽管长得丑，但智慧非同一般。娜耶从丈夫的丑貌之外找到了新的平衡，于是她不再悔婚，和波秀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从那以后，他俩凡事都互相商量，恩爱有加，相依为命。

三、价值对等：婚姻交换的逻辑基础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婚姻的本质是交换”[9]。因而从交换的视角审视，“任何时代，任何一种婚姻，无论是从生理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上看，都有某种交换存在，包括生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交换，交换原则在婚嫁择偶中是客观存在的。”[10]既然是交换，那么价值对等就是交换发生的必要条件。反之，价值失衡就是婚姻秩序难以维系的导因。然而，婚姻当事人双方所认可的缔结与维系婚姻的价值对等条件，其实是动态发展的。一旦其中一方的条件发生变化，原先的“对等”将可能变成不对等从而出现失衡。本故事中，主人公娜耶在生存保障实现后，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丈夫比自己想象中还丑，便开始反悔了。因为她觉得自己亏了，便试图通过斗歌的方式找到解除婚姻的合理依据。她选择斗歌比智的方式来为难对方，力图让对方输歌而输理，进而实现自己的悔婚目的。她三番五次地斗歌悔婚，都被波秀巧妙击败，让她输得口服心服。更为重要的是，悔婚斗歌让她发现了丈夫智慧非凡，意外中找到新的价值对等或新的平衡，最终悦纳这份近乎天意安排的婚姻选择。从本故事的情节与完美结局来看，婚姻的缔结具有如下特征：

(一)“美女”嫁“丑夫”，是基于价值对等的选择

“就我国古代婚姻家庭而言，‘门当户对’只有一个含义，就是主张男婚女嫁时两家的财富或地位相当。”[11]换言之，婚配双方彼此的家庭财富、社会地位及双方长相(颜值)不宜落差太大或过于悬殊。对男女双方而言，能找到一位在容貌、家庭与社会地位等维度与自己对等的意中人，无疑是一件幸事。但在残酷的现实中，许多婚姻的缔结并不是建立在容貌与家庭、社会地位相当或对等的基础上。每当有美女嫁丑夫的现象发生，人们便会有“鲜花”插“牛粪”的感叹。因为这样的婚姻隐含着表面上的“不对等”。但反过来看，鲜花与牛粪尽管有容貌上的不相当，但牛粪富有营养，能滋养鲜花。因而鲜花插牛粪式的婚姻择偶方式，也同样满足价值对等的交换条件。正如本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双方各有自己的劣势，但双方都用自己的优势去与对方交换，男方斗歌展现的智慧成功弥补了容貌的不足，达成了新的价值对等与平衡。

(二)婚姻秩序的维系，在于找到一种平衡

本悔婚故事之发生，首先在于女主人公娜耶看中波秀家的“富裕”，这种能让温饱无忧的富裕，在大灾大旱的年代里成为婚姻交换的重要筹码。因此，在那个干旱得颗粒无收的岁月里，娜耶委曲求全地嫁给了波秀。因为在当时，美女为了活命嫁给衣食无忧的人家当媳妇，无疑也是一种明智的理性选择。这一选择，即使在丈夫与自己的容貌存在悬殊的情况下也是满足彼时的价值对等条件的。但这一以求得幸免于饿死为动机的婚姻选择，在温饱解决后就面临新的失衡。因为容貌美丽的女方找不到新的平衡点，觉得自己吃亏了，于是想悔婚。现实生活中，许多在患难中缔结婚姻的男女，却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之后走向离婚，其根本原因就是双方在新的环境下难以找到新的平衡。因此，在社会快速发展与生存模式转型进而导致失衡环境随处可遇的今天，传统婚姻正遭到严峻挑战，离婚率也随着社会发展与生存模式转型的加剧而不断提高。

(三)社会开放与流动性的叠加，婚姻秩序的维系面临挑战

当前，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我国离婚率都呈不断增高的态势。这与当今社会的开放及流动性加剧有关。学界所界定的“社会流动性，通常是指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变动，可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12]而在本文中，社会流动性在含涉“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在不同层级之间的变动”的同时，还兼具社会中个体借助现代通信、互联网技术及交通条件不断升级而实现个人活动空间的扩展，以及由此而伴随的物质、能量与信息流动等特征。

关于离婚率不断提高的原因，徐安琪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首先是发展导致夫妻双方选择的自由度提高，进而为高离婚率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徐安琪指出，“以往离婚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城镇，而中国地域广阔，发展极不平衡，广大农民文化素质较差，不少人的婚姻价值观依然停留在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上，或期望借助婚姻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男女婚配尚不能以感情为基础，存在着大量低质量、高稳定的夫妇关系。然而随着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加上大众传播在农村的普及，农民的观念不断更新，尤其是青年农民在与外界日渐增多的交流中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才干，也有了新的选择机会，对不协调夫妇关系的忍耐和承受力降低，由此，可能会增加婚姻离散的潜在因素。”其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使职业流动频繁，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文化素养、工作岗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易发生较大的变化，学业、事业较成功的一方常因与配偶拉开了差距而感到难以调适，竞争激烈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也使夫妻间相处和沟通的时间相对减少，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志趣爱好等方面的异质性可能增加，两性独立性和个性的增强，也令一些夫妇尤其是青年夫妇在冲突后疏于妥协，缺乏异质整合的诚意和艺术，以至冲突升级并引发感情危机。”其三是，“个人行为的隐私化使不少当事人在夫妇冲突时不再求助于社会组织；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尽管可减少因亲属关系危及夫妇感情的争纷，但同时也使两性在婚姻冲突时缺少其他家庭成员适当的缓冲，以致动辄发出离婚通牒者增加；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一些关系失谐的中老年夫妇也不愿勉强维持婚姻而贻误自己漫长的人生，一旦社会舆论对离婚现象较宽容，他们中选择分手者也将增长”[13]。徐安琪的分析表明，正是由于社会转型发展加快，夫妻双方缔结婚姻时的价值平衡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而被打破的几率也在增加，社会流动性与离婚率的攀升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四、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导致婚姻稳定系数的取值易趋于“极化”(4)在本文中所指的“极化”，意指婚姻稳定系数S=H/W的取值趋近“0”或“无穷大”的情况。

(一)流动性加剧了婚姻选择自由度的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通信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原先相对封闭的村落如今已经不再封闭，人们的活动范围得到空前扩展。换言之，社会发展提升了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自由度。在这样的“边界条件”下，构筑在相对封闭生存环境中的婚姻稳定性遭到了消解，原先构筑的“村落婚姻圈”正被“跨省婚姻”“跨县(市)婚姻”所撕裂或替换。有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深入，年轻人与传统乡村社会的纽带日渐削弱，城市生活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强，他们的婚姻半径将更为拓展，婚姻自主性将进一步提高。”[14]这表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动性增加打破了婚姻稳定的原初条件。“婚姻在传统意义上是与生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生育是婚姻获得意义的先决条件。然而，随着生育控制技术的发展，婚姻与生育的关联度在大幅度降低，让妇女获得了生育之外的性解放，进而让妇女成为诉讼离婚的行动主体。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社会不断与西方全球化的接轨，中国农村的婚姻实态也不断受到西方民主和自由思潮的浸染。其中，尤其是发轫于西方现代医学的避孕技术如避孕药物、避孕套、宫内节育器以及绝育手术的本土化推广，促成了性爱和生育的分离，使得女性获得了性自主，从而使她们与男性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事实上，在现代避孕技术发展之前，性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怀孕，怀孕一词首先意味着疼痛和可能在分娩时面临的死亡，这导致女性对性充满了恐惧，此外还有道德伦理上的压力。但是，现代避孕技术的发展比如避孕套在青年群体的广泛使用以及随处可购，使得性与生育完成了分离。这样性也就回到了它的本身，变得灵活多样，从理论上说也可变得为所欲为，进而引致了性的解放，推动了男女两性亲密关系的变革。”[14]这种变革，本质上实现了女性在婚姻选择中自由度的提升。更何况，长期的“重男轻女”生育观念及“计划生育”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调，致使女性在婚姻中成了“稀缺”(5)也因为“稀缺”，加上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导致结婚彩礼在上涨。的资源对象。女性在婚姻秩序建构中的话语权提升，这让女性在获得权利的同时也为婚姻秩序的破坏提供了更多机会。

(二)婚姻秩序伴随着社会流动性场景中的价值多元化而趋于脆弱

为描述婚姻稳定性随着社会开放及流动性增加而产生的变化规律以及影响婚姻稳定的变量特征，特设置以下关系表达式：

以字母S(stability)作为婚姻的稳定系数，以H(husband)、W(wife)分别表示婚姻当事人双方的价值函数，则有下列表达式：

S=H/W………………………(1)

当夫妻双方能实现彼此认可的“价值对等”时，S的取值趋近1，这是“门当户对”式的婚姻秩序状态，也是理想状态；当双方因容貌(颜值)、健康、财富、社会地位、学历、年龄、兴趣爱好等层面出现较大落差而难以找到新的均衡点时，则S的取值偏离“1”。此时，婚姻秩序的原初稳定性面临挑战，婚姻面临解体的危机(见表1)。

表1 影响H与W价值对等的变量表

若夫妻双方在社会地位、学历、容貌(颜值)、健康、财富、年龄、兴趣爱好等方面均悬殊不太大，则稳定系统S的取值不会出现“极化”。“潘金莲与武大郎”式的婚姻，正是婚姻稳定系数趋于极化的经典案例。这表明，夫妻双方的价值悬殊只有处于双方可承受范围内时，婚姻关系才具有稳定性。然而，影响夫妻之间价值对等关系的变量十分复杂，并且各个变量之间的价值可以实现“错位对等”与优势互补。因此，婚姻稳定系数S的取值，最终取决于男女双方的“综合价值比”，而非各个变量之间的一一对应比。也就是说，当男方在容貌上与女方有较大差距时，则男方要在其他变量如财富上对女方形成优势，以抵消容貌上的落差，进而达到价值对等。正如本故事中的主人公波秀一样，他与娜耶有容貌上的价值落差，但凭借有保障温饱的物质条件而相对女方形成了一种优势。这样，丑夫也能娶美妻。同理，如果男女双方在年龄上存在较大的落差，也可从财富与社会地位的优势中找到新的平衡。“老夫少妻”(6)在当下的表现主要是指“隔代婚姻”，即双方在年龄上悬殊过大以致于形成代际关系，导致夫妇看上去似“爷孙关系”或“父女关系”。式的隔代婚姻组合，往往是老夫财力与权力处于优势地位的缘故。

五、结语

本文从社会流动性场景中的价值对等视角，以苗族民间故事“娜耶悔婚”为引子，结合相关学者对当下离婚率不断攀升的有关讨论，解析了与婚姻稳定性相关的变量问题。“价值对等”是本研究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含有婚姻习俗要求的“门当户对”之内涵，又兼有“价值观协同一致”的含义。在价值对等框架下，出于理论分析的直观便利考虑，本文将婚姻作为一个由夫(H)妻(W)比值构成的社会关系函数表达式。这样，只要考察表达式S=H/W的取值趋势，便可大致看出婚姻的走向。

透过本文的个案分析发现，任何一种婚姻关系的缔结背后都隐含某种“价值对等”，而婚姻秩序的维系，就在于找到一种价值对等以促成新的平衡。然而，当今社会开放与流动性的加剧在提升婚姻选择自由度的同时，却为婚姻当事双方提供了更多难以预期的可能与机会，从而导致维系稳定婚姻关系的边界条件随时可能丧失。这可能才是高离婚率现象发生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