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有着十分鲜亮的“西方”痕迹，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一“阴影”的副作用，在二十一世纪的“新青年”作家身上，依然明显，且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风格。

彭逸如的《恶心》、马琳超的《米诺鱼》和陈欣然的《琵琶鱼》这三篇小说，其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写作形式上的新尝试，那就是：用英文进行原创，然后经由创意写作班的成员翻译成中文。这种大学生的二语创作，的确是一次有趣的“创意”。

这种写作模式，不仅让我想起了那位靠英文写作而闻名的作家林语堂。其英文写作水平的一流，简直超乎想象。很多中国作家都懂外语，并从事翻译工作，但像林语堂这样，用英语写作出优秀长篇小说和文化著作的作家，似乎并不是很多，而更神奇的是，他小说的西方印记又是微乎其微的。这个问题似乎也值得我们思考。

读彭逸如的小说《恶心》，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萨特的同名小说《恶心》（也译作《厌恶》）。萨特小说笔下的人物，往往显得与时代、他人格格不入，但他们一般都有着清晰的意识，知道自己是谁，并且努力成为自己。其小说《恶心》，就是通过主人公洛根丁对周围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表明了作者的这一存在主义观点。彭逸如的小说《恶心》，有着明显的“存在”痕迹，它也写了一个类似的主人公琳，而琳对于周围生活的厌恶也几乎是不请自来的：

在琳的记忆中，没有一场婚礼是不让她心烦意乱的。所有婚礼都一个样，浮夸、刻板又尴尬。在酒店宴会厅里摆出的十六道大餐，循环播放的D大调卡农，还有那些素未谋面但仍要亲切问候的亲戚。比起婚礼，她甚至更愿意参加葬礼。至少人们在葬礼上会自觉不来打听你的个人生活。

生活是如此单调乏味，我们是如此平凡普通，一切都是那么地令人厌倦。这感觉想必不是琳一个人的，它似乎是一个时代语境下一群青年共同的精神表征。当然，与萨特的《恶心》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深度思考相比，彭逸如的《恶心》更多地沉浸在一种对虚妄的排斥和对无聊的生活的反感之中，而缺少对现实的否定和明晰的反抗意识。因此，到了小说的最后，主人公琳的“恶心感”消失了，她想象中的“恶心”场面也终究未能得以勇敢实现。而小说的力量感，也于瞬间松动了下来。

萨特的《恶心》的核心是“孤独”，是与周围世界的脱节，是孤立无援。从某种程度上说，主人公“恶心”的根源就来自于这种切身的“孤独”。身处于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中的新时代青年们，这种孤独的情绪，是会更加剧烈地存在着，还是会消失在科技快感的蒸腾中，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是否能从这个时代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中，体会到现实的荒诞和人生的荒谬，似乎也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马琳超的《米诺鱼》和陈欣然的《琵琶鱼》这两部小说，是对“恶”的呈现。马琳超的《米诺鱼》，为我们塑造了郝国庆这样一个精神扭曲的不完整的人，他在生活中呈现出来的思想的摇摆、内心的灰暗，是一个焦虑时代的自然变形，因此，有很強烈的代表性；陈欣然的《琵琶鱼》虽然在情节的设计上有着强烈的人造的粗糙，但也有一种安徒生童话式的哀凉和阴翳，让我们不得不对人性的爱和恨予以深刻的生命观照。

时间会改变许多东西，但许多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未改变，比如人类的困境、生命的虚无、人性的善恶等等。更加悖谬的是，在时代夹缝中产生的文学的精神切割，在恐惧过后产生的艺术的思想简化，从长远来看，往往导致的是一种既不能表达自我，也不能表现震惊的，空泛又苍白的抒情与叙事。由此，如果小说以及一切的文学创作的表现力越来越差，你就不会感到惊讶。尊重文学衰变的事实，和尊重艰深的现实一样重要。

我们反对精神的修剪，也抗议权力对现实的压缩，在触及人的生活和存在的艺术表现中，一切热烈的质疑和反抗的热情都值得去鼓励。如果说前面的几篇小说，展现了一种西方式的文学形式和思考模式，那么陈百仪的小说《他们经过的地方鲜花盛开》，则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中国化的情感表达路径，一种团圆式的、归属感强烈的美学轨迹。小说写了一对好朋友之间奇怪、奇妙又奇特的情感经历，题材上并没有大的新意，但是通过作者对这一情感的暧昧处理，以及对青春的别样礼赞，还是能够看出一代年轻人身上的生命热情和复杂情感。这种情感与前面几部小说展现出来的虚妄和虚无，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小说，情感表达往往是线性的，直白或隐晦，但往往没有终点，甚或直接进入深渊，而中国的小说，其情感的表现往往是螺旋式的，不管是大团圆，或者羽化升仙，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方向和归属。《他们经过的地方鲜花盛开》这篇小说，就是此种情感范式的一种文学表现。从根本上说，它是传统的。

“他们经过的地方鲜花盛开”，这是青春的宣言。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一切的不满、牢骚，都将在厌恶之中寻求归属的妥协。人生是荒诞的，但还要勇敢地活着。人与人之间，彼此相逢相迎，但也终究不能实现完全的沟通。隔膜是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不会不悲伤，不会不感到无法言语的厌恶。

仅凭这几篇小说，当然还不能观照当下青年写作者的精神全部，但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文字和情绪中，捕捉到不少有用的关于写作的信息，比如人生经验范畴的狭窄、生活中厌恶与归属的悖反，以及一种生命抉择的犹疑、妥协或者不彻底。这是快意但不快乐的一代人。伟大而广阔的现实，不仅仅包括黑暗、悲剧和人性之恶，它也应该包括快乐，一种无法描述、不能言传的快乐。这快乐是让人活下来的理由。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中指出，“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的写作，都是为了寻找那个完整的自己，一个忧伤、快乐又丰富的自己。

罗兰·巴特说，文学是语言的探险。不管是用英语写作，还是用汉语写作，作家要做的，就是用文字的真诚和精神的高贵，捍卫文学作为人类情感表现方式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

责任编辑：张元

韩松刚，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著有评论集《现实的表情》《谎言的默许》，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创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