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你讲过自己村庄的重要性，也说过“要以世界的目光去认识这个村庄”。那么，你怎么看那种琐碎、私人化、缺乏普遍价值关怀的文学？

阎连科：我以为文学是多样的，关于那些你说的琐碎、私人化、缺乏普遍价值的写作，大可不必去批评和争论。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应该是文学的经验，琐碎、私人化本来就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人类有这样的经验，就应该有这样的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新写实”不同样写琐碎嗎？重要是能把琐碎写成什么样。私人化其实应该是文学很重要的内容，如日本的“私小说”。文学应该让各种各样的写作和样式都存在，这才是文学发展的正途吧。

杜骏飞：记得你提到过奥威尔的《1984》，并认为它的思想价值一定属于世界的，并且是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读者都关注的。其实，奥威尔的伟大，还在于他对权力的深刻批评。你认为在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中，包括你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哪部小说接近于奥威尔这样的精神气质？

阎连科：依我看，中国没有什么小说接近《1984》，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概括力、抽象力和寓言能力。再者，不言而喻，中国没有产生这样小说的语言环境，如果说谁写，倒是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写作更像、更接近一些吧。

杜骏飞：我们都同意，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他或许不能好好写作。以你之见，鲁迅既然奉行现实主义，那么他是如何完成对现实的“认知书写”的？进一步说，以我们刚刚经历的“庚子大疫”为例，一个理想型的作家，到底会从哪些视角书写这一社会现实？

阎连科：这个我真的很难回答，每个作家的文学气质都不同，所理解的文学和写作方式也不同。每一种视角和写作方式，都能产生不同反响的好作品，但中国社会和读者会更认同鲁迅的书写方式吧——我是说鲁迅在今天可以一如往日那样写作的话。至于“庚子大疫”，我以为怎样写作，应该由湖北作家来完成，我们武汉、湖北以外的作家，从哪个角度说，都没有他们那样的体验和击之灵魂的震颤。我写过《丁庄梦》，是因为我是河南人，阿来写《云中记》，是因为阿来是四川人。而湖北有很多好作家，如方方、池莉、李修文和青年作家谢络绎，及青年诗人小引。还有获“茅奖”的作家刘醒龙和熊召政。他们，或者别的谁，我想有一天或写出超越“疫”情和一味苦难的好作品。

杜骏飞：希望如此。不过，我以为这年的疫情大概属于我们所有人，甚至属于全人类了，但愿在湖北之外的地方，也有了不起的写作。另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当代汉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现实处境？这一代中国作家，与自己所敬仰的世界文学导师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差距或区别？你似乎讲到过，“要超越汉语方块字的意义”，这是否意味着，你对汉语文学叙事有什么独特的文化期待？

阎连科：我不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棋盘中有多高的位置和多好的棋局在。中国文学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汲取了太多的东西，对二十世纪文学经验的汲取，我认为没有完成就停下脚步了。就文学来说，我认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世界文学的两座高峰，是不同的高峰，所以过度偏爱十九世纪的文学经验，是单一的、狭隘的。因为这一点，会让我们的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棋盘中运动时，不免有些拐脚儿。如果说有差距，就是我们对二十世纪文学认识的差距吧。

另外，我都忘了我在哪说过超越汉语方块字的写作意义的话，是在什么语境下说过这样的话。但无论如何，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从语言——从汉语的角度讲，我们没有哪部作品能给语言本身——我们的汉语带来一定变化的写作吧。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汪曾祺？相当程度上，是从语言开始的。是他语言上和沈从文的承继关系。大家对汪曾祺的推崇和喜爱，其实多少在说明着我们对更有创造的语言的焦虑。

杜骏飞： 再次谢谢你！尤其是那些关于中国文学的焦虑。

阎连科：谢谢！

（付峻莹整理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