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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与当代实践

2020-05-06李秀珍程得中

青年与社会 2020年7期
关键词:中国化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李秀珍 程得中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命题。这是近代以来御侮图存、发扬中国精神的大势所趋。知识分子继承五四精神,发起新启蒙和学术中国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点,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历史关头提出的文化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化,同时为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正确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始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

1938年10月,毛澤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完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有中国文化的形式和特点。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5年中共七大,刘少奇两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整理中国文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同时要和中国历文化结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继承历史遗产。“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使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就是要使得马列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得益于抗战时期御侮图存、发扬中国精神的历史大势,学术中国化和新启蒙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学术和理论的准备。

(一)展现中国作风和气派的社会思潮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败于列强,尤其是甲午战争的惨败促使士大夫阶层开始被迫开眼看世界,由中体西用到对西方制度、学术、文化的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的自信降至有史以来的谷底。五四更是打出“世界化”的旗帜,思想界开始盛行“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焦虑,大力倡导“同浴于世界文明之流”。抗战时期,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出现了近代以来空前的坚定和团结,文化自信也随着战争的持续而逐步恢复。“中国化”、“中国魂”、“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

(二)学术中国化思潮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大批进步学者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学理基础。史学领域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指导。政治经济学领域,李达、王学文、沈志远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艾思奇、胡绳、陈唯实等写出《大众哲学》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著作,使用中国特色、民族化的通俗语言,实现了语言形式的中国化。

(三)新启蒙运动的倡导

从20世纪初五四打倒孔家店,对一切传统文化以批判,转而探求外部世界的思想和学术,到30年代,知识界开始进行反思。早在1934年,张申府在主编《世界思潮》时,就重提“五四”精神,发出了新启蒙的呼吁。1936年秋,刘少奇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时,也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着眼,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有意识地着手新启蒙运动的酝酿。1936年9月10日,《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刊登了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正式把新启蒙运动提上日程。此后,陈伯达、张申府、何干之等中共文化人接连发文,回顾启蒙运动的历程,申述新启蒙运动的意义,并对如何发动这场新启蒙运动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然而,新启蒙运动的倡仪并未能在当时的知识界赢得广泛认同,但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学术通俗化的主张上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铺垫。

(1)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对于传统文化,五四是深恶痛绝,主张全部打倒的。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对五四精神有继承的一面,比如反对旧礼教、旧伦理道德,同时又主张不能推翻所有文化传统,要进行批判的继承。针对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张申府提出“救出孔夫子”的口号,认为只有孔子最能代表中国文化,“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评估、拔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继承的。”在继承的方法上,新启蒙者反对传统的中体西用或简单的混合,提出“有机的化合”,即首先对中西方文化都有深入学习和理解,然后根据时代趋势对两方都有所扬弃和取舍。

(2)学术通俗化

新启蒙发起者张宗植有文章专门讨论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张宗植认为,文化的向上是由提高和普及两方面完成的。他对大众化与通俗化做了区分,通俗化只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大众化却不单是形式问题,改造文化的“外形”也改造其内容的运动。新启蒙运动发展,绝不能局限于某一些方面,必须在普及与提高这两方面同时努力:其内容一定是大众的,同时是学术的;其进程一定是以科学的信念来推翻封建的迷信;其性质一定是以完整的、统一的哲学体系来代替散漫的混乱的思想。

三、文化自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和发展

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根本性命题,并赋予这个命题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含义。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与良性互动中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在这种良性互动中,绝不能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是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正确指导。

(一)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提到文化自信,传递出他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观。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的两年间,习近平又对此有过多次论述:“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和6月,习近平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其语境更为庄严,观点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传递出这既是文化理念又是指导思想。文化自信于是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

2018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庄严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文化自信是毛泽东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继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理论深化和发展。正如国外学者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既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论,其中蕴含了中国的智慧。中国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应归功于‘中国特色,这一成功迄今独一无二。”

(二)为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正确指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证明,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源于人民实践,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成为普罗大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力提高的作用更加突出。

(1)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2)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特色。当下应以史为鉴,在习近平新时代思想指引下,坚持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深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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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3.

基金项目:本课题为四川轻化工大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规划课题“三四十年代‘学术中国化讨论反思”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MCY—YB201703;文章为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基于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昆明水系滨河空间文化内涵提升对策”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YUFEYC005;文章为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基金项目“巴渝水工程文化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KRC201707;文章为重庆市教委十三五教育规划课题“抗战时期重庆水利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018-GX-458;文章为重庆水文化研究会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度开放课题“重庆水利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QSWH-201703。

作者简介:李秀珍(1987- ),女,硕士,四川广安人,研究方向:公共政策;程得中(1983- ),男,博士,山东临沂人,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与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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